愛國主義教育會不會起到反作用？_風聞

作為中國台灣省人，我認為愛國主義教育，要建立在偉大理想、偉大信仰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盡善盡美的，這並不唯物，而是唯心主義。

不能過度的，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深度綁定，這是存在問題的，會產生自洽性的問題。民族是我們中國人的根基，卻不是歷史的終點。對於歷朝歷代的興衰，共產黨人早就做出了定論，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歷史上卻只有王侯將相你方唱罷我登場，掩蓋了背後的真實。長城、阿房宮、隋唐大運河、北京故宮等歷史上輝煌的建築，背後是人民的血汗。過度的宣揚民族主義，使之等同於愛國主義，很難解釋一個年輕人關心的問題，我修了這麼輝煌的建築，可是這個建築有一磚一瓦屬於我嘛？我們是一個民族，為什麼我們有如此不平等？僅僅把愛國主義立在民族主義上，在經濟發展不均衡過程中，會讓民族主義逐漸消解掉，步入後民族主義階段，讓愛國主義敍事難以為繼。當然這並不代表民族主義是無用的，而是民族主義在面臨外部挑戰和侵略的時候，才是廣泛適用的，就如同歷史上的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一樣，無論你是什麼階層，都會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一般來説，是指以維護本民族利益和尊嚴為出發點的思想與行為。

歷史長河中，愛國主義是自發的，源於基本的利益觀和良知，是溶化在人們的血液中無法根本清除的。由於幾乎每個人都具有這種潛能，古今中外、歷朝歷代統治者都敏感察覺到這股強勁力量，意識到不能降服之就可能被之降服。長期以來，愛國主義，通常以樸素的民族主義形式都被統治者所小心駕馭，統治者千方百計地將自己演繹成民族的核心價值符號。大一統思想中的華夷之辨和正統之爭是中國古代的樸素民族觀的一大特點。

早在夏商時代，我國古代的樸素民族觀就已產生。夏朝就有分治雛形，到了商代有了內服與外服制度：內服是商人本族的區域，即商王直接統治的王畿地區；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屬國，即由邦伯管轄的地區。 商王通過兩種不同的管理制度來處理本族和誠服的外族的事務。由此，商王控制着實際權力，與各附屬國形成了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一直到最後以個封建王朝，雖然嘴上滿漢一家親，但是清朝存在事實上的滿漢隔絕，更不用説歷史上綿延不絕的華夷之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明確提出的華夷觀，孕育並構建了之後中國兩千多年民族觀的基本內容，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

歷史上，樸素民族觀的核心，“華夷之辨”為的是貫徹“華夷大防”。華夷之辨強調的是保衞先進的華夏文化以求發展，反對的是屈從於夷狄習俗而倒退苟安，重點所在是“以夏變夷”，並以此確保以華夏文明教化夷狄文化，中國一統於華夏民族，傳承華夏文明。這也是“華夷之辨”能夠成為歷朝歷代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的原因所在。為了防止以夷“亂華”和夏“變於夷”，就必須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存在“華夷大防”，而大一統必須依託於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這就成為歷朝歷代君主把控國家意識的核心。董仲舒系統提出的，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等學説，被漢武帝接納之後，為歷朝歷代所延用的關鍵所在。本質上，是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讓統治者演變為民族的核心價值符號。這就是歷史上的基於樸素民族觀的愛國主義。

而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統一，是從本國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的。它對個人同國家和民族的關係起調節作用。愛國主義是共產主義道德重要規範之一。它要求人們把對祖國的熱愛變成自己的行動，努力為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反對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民族優越感；同國際主義相聯繫，既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又是一個堅定的國際主義者；要求熱愛社會主義制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愛國主義要立足為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偉大信仰，民族主義只是愛國主義的核心部分，並不能完全等同於愛國主義，這樣才能避免走向誤區。可能會出現對國家未來充滿希望，對自身的前途充滿迷茫的情況。知史明理，偉大理想才能塑造偉大信念。

社會主義的藍圖毫無疑問是實現共產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共產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在西方語境下，很大程度上社會主義是北歐式的社會。當然我並不認為北歐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完全可以以建設比北歐更好的社會發展模式為目標。要以發展眼光看問題，共產主義本身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為建設美好明天而奮鬥。之前我看法國黃馬甲運動，很多同胞還是戲謔“懶漢，還不是你們不努力”，現在已經很多人在為革命老區叫好。時與勢，都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只要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中國遲早要成為未來的趨勢。中國的愛國主義秉持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統一，從本國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遲早扭轉現在的國際局勢，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從殖民主義發家的西方根本就沒有資格談民主自由，他們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對殖民地壓迫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