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後，嘉湖“第二次握手”_風聞

· 這是第4597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3k+ ·

· 土哥涅夫 | 文·

對於生活在錢塘江北岸的浙江人來説，杭嘉湖、杭嘉湖，似乎是個脱口而出的並列稱呼。因為它既是一塊完整的地理單元，也是區別於江對面“上八府”的文化存在。

其中，杭州作為省會，是天然的帶頭大哥。而嘉湖兩地，早在15年前杭州都市圈剛啓動時，便已作為重要的核心成員參與進來。杭海、杭德等城際軌交的陸續建成或規劃，浙大海寧國際校區、浙工大莫干山校區、浙傳桐鄉校區等高校的佈局，更是説明了這種水乳交融的連接。

然而，最近公佈的浙江省第十五次黨代會報告，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上述固有格局。在這場註定將影響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浙江區域版圖的大洗牌裏，嘉興湖州被單拎出來，形成新的城市組團，並被賦予了“共建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的使命。

杭嘉湖要分道揚鑣了嗎？其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又意味着什麼？難道一切的一切，都只能用那句老話才解釋得清：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國人喜歡説“自古以來如何如何”，要是照此標準，那麼杭嘉湖“自古以來”還真不是一夥的。直到今天，除了海寧以外的嘉興地區，基本都是親滬勝於親杭的。

這是因為，上海地區（古稱華亭縣、松江府）是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年）從嘉興分出去的。而嘉興在後唐同光二年（924年）吳越國王錢鏐設立開元府前，則長期隸屬於蘇州。

所以，滬蘇嘉才是真正的一家。

至今，蘇滬嘉小片仍是吳語最重要的方言單元。尤其是滬嘉兩地。別看近世上海話深受蘇州、寧波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海話中“我”的兩種叫法，“阿拉”來自寧波話，“我伲”來自蘇州話，但就整體相似度來説，嘉興城裏話跟上海城裏話最為接近，甚至超過上海一些郊區方言（如崇明）。

因此，過去，一些嘉興人跑杭州辦事，常常被誤認為是從上海來的。

至於湖州，其作為州郡的歷史，更是遠久過杭州。當吳興郡（湖州）已經與吳郡（蘇州）、會稽郡（紹興）三足鼎立，並稱為“三吳”之時，地處三郡交界處的杭州，還只是個藏在靈隱山中的小縣（錢塘縣）。雖然隸屬於蘇州，其實是片三不管的狹長地帶，經濟水平遠不及同樣屬於蘇州的嘉興、華亭等望縣。

正是因為不重要，錢鏐的老大董昌在佔領浙東後，才會移鎮越州，而將杭州讓給錢鏐。

真正使杭嘉湖形成共同體意識的，是明太祖洪武皇帝。要不是這老兄在江淮之間任性地畫了個圈，把江南大量州府劃為直隸，從而打破了唐宋以來兩浙地區以錢塘江為界，東西各八府的格局，形成了後來“上八府、下三府”的不對稱新局面，杭嘉湖或許也不會那麼抱團。等到了清朝，隨着杭嘉湖道的設立，三地終於真正意義上成了一家人。

進入民國後，杭嘉湖又同屬於錢塘道，直至1927年道制被廢，杭州作為省會，成立省轄的杭州市。到1949年新政權成立時，浙江總共只有杭甬温三個省轄市，這也奠定了他們仨的地位。而嘉興湖州兩地則被合併為嘉興地區，地委先在嘉興，後遷湖州，直到1983年分家，兩者同處一地領導下，時間長達34年。

難怪至今，兩地“邊界”上仍有不少糾纏不清。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烏鎮。今天的烏鎮，歷史上以市河為界，分為烏青二鎮。河西的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河東的青鎮，則屬嘉興府桐鄉縣，直到1950年才合二為一。也因為此，對於像茅盾等文化名人，在當時究竟應該算嘉興人，還是湖州人，兩地網民多年來一直拌嘴不斷。

好在中華智慧博大精深，一句“打是情、罵是愛”便將齟齬化解於無形。況且分家近40年後，如今浙江的區域經濟格局，早已不允許嘉湖內鬥。隨着温台、金義等的相繼崛起，嘉湖再不抱團，真的快沒一席之地了。

83年分家時，嘉興得海，湖州得山。不過總體來看，這兩個地方的市民性裏，既沒有海洋族羣的闖勁，也缺乏山區人民的堅韌。

得益於杭嘉湖平原的豐饒地利，在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浸淫了千百年的嘉湖人，早已養成了安耽白坦的性格，習慣了小富即安的生活，對於在市場大潮中縱橫搏殺的興趣不大。

以至於那麼多年過去了，嘉湖地區真正能報的上名字的大公司和企業家屈指可數、寥落晨星，反倒是上八府那些“地無三尺平”的窮地方，一個個靠着“雞毛換糖”、手工作坊實現了逆襲。

這種“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城市競爭狀況，最直觀地反映在年復一年的經濟報表上。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嘉興GDP13.29億，在浙江省內僅次於杭州、寧波，甚至還領先温州；而湖州8.88億的GDP，也相當於金華的九成。

但隨着上八府鄉鎮企業、民營經濟的蓬勃崛起，到了1990年，嘉興GDP開始被紹興超過，1991年又被温台趕上，1995年更是落到金華後頭。最低谷時，嘉興GDP排名屈居全省第七。雖然在世紀之交反超了金華，但是與第五名台州的纏鬥，卻持續了整整20年，直到2019年才分出勝負。

而比嘉興更慘的，要數湖州。由於既不在滬杭甬、滬寧這兩條幹線通道上，又被太湖隔開了蘇錫常，湖州過去堪稱長三角的交通死角。受到區位的拖累，很長一段時間內，湖州的發展始終不盡如人意。省內排名“萬年老八”不説，GDP總量一度只有金華的60%都不到。

所以當1994年湖州日報刊出《為了太湖不再傾斜》一文，立馬引發全市上下的大討論。而關於“湖州與同處太湖流域的蘇錫常，發展差距為何越拉越大”的反思，更是持續至今。期間，湖州也不是沒做過各種嘗試與努力，比如2013年時就曾想將長興撤縣設區，在太湖南岸一線打造統一的城區框架，可惜最終功敗垂成。

而與此同時，周邊城市卻一個個相繼崛起，這也使得近些年湖州的地位愈發尷尬、落寞。GDP在江浙滬排名靠後不説，甚至都被蕪湖、滁州等安徽城市趕上或反超了。

如此局面，對於湖州來説，光靠內部整合、自己單打獨鬥，要想在強手如雲的長三角殺出一條血路，已經很難了。求助外援甚至抱大腿，可能是唯一的辦法。只是，在大多數人的預想中，這條大腿要麼是上海，要麼是杭州，萬萬沒料到，最後牽手的竟然是嘉興。

嘉湖的這次聯手，目標是“共建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而這正是兩地的拿手好戲。

長期以來，嘉興湖州在網上被戲稱為“種田嘉”“養魚湖”，搞得好像兩個落後大農村似的，但其實，這裏恰恰是全國城鄉發展差距最小的地區。特別是嘉興，其農民收入曾連續多年排名全國第一。2021年，嘉興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6：1，遠低於全國平均的2.5：1。

除了農村發達，嘉興城市發展這幾年同樣風生水起，否則也沒有底氣喊出“打造長三角城市羣重要中心城市”的口號。而這一切，都得拜長三角一體化所賜。

作為中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羣，如果從1982年12月全國人大提出“編制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規劃”算起，長三角城際合作到今天已經走過整整40年了。但直到2019年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才真正開始加速。而地處江浙滬交匯處的嘉興，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迎來了城運的風口。

當時距離我離開西塘，僅僅過去半年。在此之前，我在那裏幹了三年多的文旅。因為覺得跟烏鎮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公司開發的內部房也沒買，就拍屁股走人了。結果前腳剛走，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便橫空出世，西塘連同周邊姚莊、黎裏、金澤等鄉鎮，被劃為一體化示範區的先行啓動區。而我們開發的那片區域，定位也變成世界級科創綠谷，瞬間鳥槍換炮，房價也跟着翻番。

不只是西塘，也不只是西塘所在的嘉善縣，整個嘉興都因為一體化而彷彿打了雞血，再加上去年“第一個百年”的契機，嘉興的城市建設迎來了一次蜕變。高架建起來了，南湖湖濱亮起來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崛起了以子城、天主教堂為核心的大片遺址廣場……曾經的“縣城嘉”，終於有了點大城市的模樣。

如果説城建蜕變為嘉興長了面子，那麼產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則夯實了其裏子。自從2019年GDP超過台州後，嘉興勢頭不減，迅速逼近紹興。“十四五”規劃甚至喊出“2025年破萬億”，要知道，温州的目標也只是破萬億。

而比GDP數據更亮眼的，是嘉興近年來的人口情況。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嘉興人口達到540萬，超過了紹興、常州等競爭對手。十年增加了89萬，排名全省第四，大幅領先温台等人口體量更大的城市。特別是一體化戰略出台後的這幾年，嘉興每年的人口增量都僅次於杭甬，不僅領先省內其他城市，甚至能力壓南京、蘇州等大城市一頭。

雖然現在談論嘉興能否趕超温州，上位“浙江第三城”還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隨着通蘇嘉甬、滬乍杭等高鐵十字網絡的建成，嘉興作為浙江新一極的地位將逐漸凸顯。

與此同時，一旁的湖州也藉着長三角一體化的東風，拿下了直通上海的滬蘇湖鐵路。加之商合杭、杭寧高鐵的相繼建成，曾經的交通死角，正在變成浙北通向安徽、江蘇乃至中部地區的又一個樞紐節點。

或許正是看到了這種變化，所以浙江方面才會將嘉湖單拎出來，形成新的城市組團。事實上，早在去年浙江謀劃毗鄰地區先行一體化時，便已有此苗頭。

作為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的分拆步驟，當時浙江確定了杭嘉、杭紹、甬紹、甬舟、嘉湖等五大重點區域一體化合作先行區。其他幾個都是圍繞杭甬兩大核心城市展開的，唯獨嘉湖一體化先行區合作雙方均為普通地級市。而這一次，嘉湖組團甚至被排在了金麗衢前面。要知道金義都市區可是浙江四大都市區之一，這就更能説明問題了。

當然，考慮到除了嘉湖，杭嘉、杭湖（主要是餘杭與德清）之間也在推進一體化，所以説，杭嘉湖分道揚鑣是不準確的。它們只是兩兩組團，這樣，彼此的融合反而更加緊密，浙江的經濟重心，也將隨之進一步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