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夫曼和他的團隊_風聞

作者：王昌義 1936年出生於江蘇揚州；1960年在外交學院畢業後，進入外交部，先後在西亞非洲司、新聞司和駐外使館工作，歷任科員、副處長、處長；1982年任新聞司副司長；1983年至1989年先後任中國駐吉布提和駐敍利亞大使，1989年至1993年任西亞北非司司長，1993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1995年至2000年任中國駐以色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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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聽説以色列有個曾經在中國居住過的猶太人組織，很活躍。它的全名是“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又稱“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我們通常就稱它“以中友協”。

1996年初，我剛到以色列不久，就去拜訪以中友協主席考夫曼。協會辦公地點在特拉維夫市內一座居民樓內。考夫曼和其他幾位協會負責人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身材不高，體格健壯，步伐輕快，思維敏捷，完全不像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他説，他們將中國朋友稱作“老鄉”，中國是他們的第二故鄉。他介紹了協會的情況，歡迎我經常參加他們的活動。

考夫曼

（《光明日報》圖）

考夫曼是從哈爾濱移居到以色列的。他的父母是俄羅斯人，在瑞士大學學醫後，迫於沙俄的排猶浪潮，1912年移居到哈爾濱，從事猶太復國主義活動，並在當地猶太人的醫院行醫。他的父親曾任哈爾濱猶太社團的主席、俄語週刊《猶太生活》主編。考夫曼年輕時協助父親工作，擔任猶太社團和週刊的秘書，1949年赴以色列定居。

以色列建國初期，在中國居住的猶太人陸續離開，前往以色列和美國等其他國家。移民到以色列的約有8000人。這些人曾在中國的不同城市生活，回到以色列以後，對中國的“故鄉情”使他們聚集在一起。1951年，考夫曼和其他一些人建立了“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成員達到5000人。1951年，考夫曼當選協會主席。1992年中以建交前，協會為增進兩國人民的瞭解和友誼，為促進兩國建交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兩國建交後，在考夫曼的建議下，協會多了一個頭銜——以色列-中國友好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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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經常強調，協會的宗旨就是“在現代社會中繼續牢記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促進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的友誼”。

有一次，我參觀協會所屬的文化中心。考夫曼指點着掛在牆上的世界地圖，介紹了猶太人同中國交往的近代歷史。

1854年前後，猶太人開始通過絲綢之路去中國；第二批是在1894年；1904年至1906年去了第三批；第四批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前後共約5萬人。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去中國的猶太人，大多來自中東國家，特別是伊拉克。從俄國遠東地區到中國東北的猶太人，大多來自東歐和俄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有2萬多人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從歐洲乘船到了上海。

猶太人比較集中居住的城市就是上海、哈爾濱和天津。還有少數人散居在瀋陽、大連、青島、廣州和海拉爾等地。

新中國成立後，猶太人開始離開中國，最後一批是1962年離開的。現在，香港還有大約2000人的猶太社團。

考夫曼在最後作了總結：猶太人在中國居住期間，同當地居民友好相處。中國允許他們自由出入境，允許他們過猶太人的生活，不歧視他們。他還激動地補充，猶太人在其他國家受過排斥，流過血，但在中國沒有。在中國唯一流血的情況是，在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期間，有10餘名猶太人被日本佔領軍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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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友協為了實現自己的宗旨，每年都要舉辦不少活動，如畫展、圖片展、報告會等；每兩個月出版英文版《以中友協之聲》和《公報》，還不定期出版英、俄和希伯來文的刊物，開設網站，報道協會的活動，介紹以中雙邊關係，登載原居中國猶太人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以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發展情況。

以中友協除了同中國對外友協交往外，還同一些研究機構和猶太人居住過的城市進行交流，聯合舉辦猶太曆史文化研討會等活動。

作者（左二）出席考夫曼（左一）的光明節聚會

（《中東散記》圖）

以中友協最重要的一場活動，就是每年的“光明節”聚會一次，授予部分學生助學金。“光明節”是以色列的喜慶節日。以中友協利用這個機會，在特拉維夫的工人俱樂部大廳安排這項活動。出席聚會的有400多人，大都是來自以色列許多城市的原居中國猶太人及其家庭成員。有時還有臨時從其他國家來的猶太人。他們中間有十幾歲的學生，也有八十歲左右的耄耋老人。

作者（中）向中國留學生髮獎（右一是考夫曼）

（《中東散記》圖）

我曾幾次應邀出席這個聚會，每次，都由考夫曼和我先後講話，回顧中以友誼，表示傳承發揚。然後宣佈獲獎名單，由一些嘉賓發獎。領獎者當中，有10餘名中國留學生和100餘名以色列大學生。以色列學生大多是原居中國猶太人的後代。這項活動是從1956年開始的，初期助學金名額很少，後來逐漸增多。迄今，共有2500人領取了共計60多萬美元。這些錢都來自一些猶太基金組織或個人捐贈。每個學生領取的錢雖然不多，但是很有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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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出席以中友協的活動，都感到安排得很有條理。按“官式”禮賓標準去衡量，也挑不出什麼毛病。尤其可貴的是，以中友協領導班子只有10餘人，都是退休多年的老人，除了僱有兩個領取工資的工作人員外，都是志願者。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很艱苦，特別是沒有固定的財政來源。絕大部分協會成員都已退休，本身生活就不富裕，政府和社會團體不給他們資助，只靠來自國外猶太人的一些零星捐贈。

我還感到他們的工作很有效率。我離開以色列回國後，還會定期收到以中友協寄給我的刊物。有一次，一位《天津日報》的朋友向我瞭解以前天津猶太人的情況，我就推薦她去找考夫曼。考夫曼得悉後，立即在網站公佈此事，使以色列和美國的原居中國猶太人同我的朋友建立了網上通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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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友協有很多積極分子。他們不顧年邁，經常參加協會和我們使館舉行的活動，每次都不遲到、不早退。有些會員還根據自己的特長，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維繫和發展以中友誼。

莎妮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我最早認識莎妮是在一次協會為她舉辦的個人畫展上。考夫曼請我去主持畫展開幕式，我欣然答應。

我剛進會場，考夫曼就帶着莎妮向我介紹：“這是你的又一個老鄉。她在上海生活了10年，擅長中國的絲綢畫。”我學着上海腔問她：“儂（你）會講上海話？”她沒有回答，卻興奮地問我：“儂（你）是上海寧（人）？”我頓時體味到，一種少小離家的人在異國他鄉碰到老鄉時的激動之情。我本不想掃她的興，但還是説了句：“阿拉（我）弗（不）是上海寧（人）。”接着又補充：“阿拉是杜（大）老鄉，杜（大）老鄉！”

莎妮出生在德國柏林。父親是德國人，但母親是猶太人。在納粹瘋狂的年代，他們同樣在德國待不下去，全家被迫於1939年逃往上海，住在虹口區的猶太難民區。受生活所困，15歲的莎妮不得不外出找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她遇到一位中國藝術家，他教她用絲綢作畫。1949年，莎妮移居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後，莎妮繼續絲綢畫工作，一直用中國的毛筆、絲綢和自制的顏料作畫。她引以為豪的是，以色列從事絲綢畫的已不止她一人，但她的畫風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其他人沒有她那樣在中國的特殊經歷，沒有她那樣的特殊靈感。

作者（右一）接受莎妮（左四）贈送的畫

（《中東散記》圖）

在那次個人畫展結束時，莎妮送給我一幅畫。畫面遠處是朦朧的水天一色，近處花草簇簇，中間一束紫花在晨風中綻放。我對畫缺乏欣賞能力，但我感覺得出，它是作者心靈深處的祈禱，祈禱自己的藝術青春長在；它更是作者心靈深處的祝福，祝福以中友誼萬古長青。我高興地將它帶回使館，掛在辦公室的牆壁上。

中以建交以後，莎妮多次到過上海，尋找年輕時的足跡。2001年，她同丈夫到上海時，很驚訝上海變化之大，幾乎完全變了樣。不過，她還是找到了從前常去的電影院和其他一些場所。在2005年“重返上海——前猶太難民故鄉遊”活動中，她再次回到上海，很幸運地找到當年虹口區的老鄰居，同他們親切話舊。

莎妮曾在歐洲和美國等地舉辦過30多次個人畫展，但就是沒有在中國舉辦過。她有一個埋藏心底多年的夙願：到中國舉辦個人畫展。她渴望有一天，重返激起生活勇氣的故土，重返開始藝術生命的故土，展現自己幾十年的藝術創作成就。2007年3月，她終於如願以償，滿懷對中國的愛，對藝術的愛，在北京舉辦了個人畫展，為她的藝術人生增添了華彩的一筆。

只可惜，那時我不在北京，錯過了一次敍舊和欣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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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常説，他們的工作是為了“不忘歷史，教育後人”。如何讓以中傳統友誼世代相傳，讓年輕一代瞭解長輩們在中國度過的歲月，是以中友協一項經常的、意義深遠的工作。為此，協會採取不少措施，包括接納第二代、第三代年輕人作為會員，定期組織年輕人蔘加報告會，聽取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介紹，組織曾在中國居住過的猶太人後裔去中國掃墓祭祖，安排年輕人去中國參觀訪問。

有時在我們的活動中，考夫曼還請來一些猶太人家庭，不僅有兒輩，還有孫輩。他對我説，教育後人應從孩子抓起，讓他們從小就受到以中友好的薰陶。以中友誼能在年輕人中間傳承，就是他最大的快樂。

我相信他的話，我知道猶太人是不忘歷史的。我對他説：“讓我們共同努力，使傳統友誼不斷譜寫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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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中東散記》

作者 | 王昌義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