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實行一年後，孩子們真正減負了嗎？_風聞

雙減政策出台已經一年了，這一年裏，孩子們真的減負了嗎？

貌似不是這樣的。甚至反倒是家長們花的錢更多了。

看到公眾號“每日人物”裏一些孩子媽媽們以及很多網友説的故事。

雙減後，政策要求學科類培訓不得佔用休息日，機構們紛紛把上課時間從週六日挪到了週中。一時間，全民“夜校”的時代開始了。學而思、新東方等各大機構周邊路段的擁堵景象也換了時間。

在學校上一天課，放學後上培訓班，回家後還要寫作業，最苦的還是孩子。因為第二天週末能緩衝，週五晚上也就成為最搶手的“黃金時段”。一名家長説，培訓機構App換班功能一上線，家長們搶紅了眼，她最終還是沒搶到，只能報名週三班。

家長們不僅有超高的“時間管理能力”，還要想辦法攛掇起小班課和名師一對一。

雙減之後，補課班隱藏到地下，“如果沒有信得過的熟人搭線，一律沒戲”。

宋美玉和老公都是內向的人，認識的人不多，突然就沒了門路，託關係打聽了好幾回，仍然一無所獲。211大學畢業的夫妻倆只能自己出馬，中午15分鐘間隙給孩子補英語聽力，晚上寫完作業，再讓老公補數學。

家長們有着共同的體會，到了此時，錢已經是次要的，只要能插班拼課，多少錢都不吝嗇。深圳家長鄒悦有個上初二的兒子，成績一直很好。暑假前，她想聯繫補課老師，沒想到不管收費是980元還是380元，老師們一律把假期課排得滿滿當當，原先一起補課的6個孩子，家長們兩兩一組，早就組團完畢，21天學費就要上萬元，不接受加人。

關鍵時刻，還是同班的一個學生家長接納她入夥。他們聯繫到學校裏一個剛剛退休的老教師，做的就是培優，只收尖子生。鄒悦感嘆：“能分享詳細的課外班或老師信息，那就算是過命的交情了。”

老師在自己老伴工作的大學裏找了間空教室，囑咐他們，別結伴來，不能穿校服，有人問起就説是家長在這裏上班。在學校裏，不能討論補課提到的題，也不能把講義帶去。後來，補課地點換到老師家裏，5個人坐在餐桌上，拉個大白板講課。

上小課後，花銷自然更多。鄒悦算了一下，5個人的數學課就算大課了，一節課250元，一對一的物理課700元，上個三四門，一個月就要上萬元。

一位家長也分享過自己的賬本，只能拼小課後，一週一個孩子的補習班要4000元，一個月就是小兩萬元。

都説女人和小孩的羊毛好薅，但最好薅的羊毛，一定是家長，尤其是雙減後的媽媽，“只要你説有用，能提供好思路和方法，媽媽都願意去試一試”。

雙減後，學科班卷在隱秘的角落，興趣班正大光明地席捲而來。孩子上小學後，廣州家長蔣怡的課外班花銷每年20萬元，大頭全在興趣班。即使雙減後，減至16萬元，也多是減在語數外上。

她和老公都是“小鎮做題家”，上學時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學習上，沒培養出什麼拿得出手的興趣愛好，“既找不到好老師，學費家裏也負擔不起”。現在，他們做了家長，素質教育也流行起來，他們想為孩子找一門能夠終身獲益的特長。

從女兒一歲多開始，能報的班，他們都報了。游泳體操芭蕾舞，擊劍輪滑空手道，鋼琴滑板創意畫，他們打算“遍地撒網，重點捕撈”。

更多的家長則把興趣特長當成“升學新路”，甚至有了一條鄙視鏈，越冷門、越燒錢，越站在金字塔尖。

大家都説，運動類中，足球、籃球、跆拳道已經不時興了，受追捧的變成了棒球、馬術、擊劍和高爾夫。棋類中，會下圍棋的代表聰明，下國際象棋的更像是高人一等。家長圈子裏早就流行過一句話，愛馬仕包、香奈兒包，都貴不過孩子的書包。杭州家長楊慧深有同感，8歲兒子的書包裏放的是幾千元的馬術行頭，每週末去馬場上課，45分鐘就要400元，後續的馬術考級、參加比賽更是一兩萬的花銷。

在北京，一節滑雪課，1小時300元，再加上滑雪板、滑雪服、頭盔等裝備，租一天也要200元，一個寒假至少花費1萬元。

體育加入中考之後，體育培訓班更是成了薅羊毛的香餑餑。金欣給兒子報了一個名叫“少兒體適能”的補習班，前期把各個器械摸個遍，培養孩子的體育興趣，後期直接對標小學期末考和中考項目，比如跳繩、籃球、足球和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

現在，金欣把這門課排得更多了，“平均每週要上兩次”。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一位家長曾因為小學期末考試加入跳繩項目，給孩子報了一個2000多元的跳繩班，結果班還沒上，孩子就學會了，只能找到補習班，無奈表示能不能把錢退了。還有的補習班教練，用電動車拴着孩子練跑步，只為達到800米跑在3分30秒之內的標準。

雙減以來，體育、藝術類培訓機構新增3.3萬餘家，較前一年同期增長99%。每一個新培訓班，都直指家長們的錢包。

如今，很多家長的覺悟都上升到這個高度：要教好孩子，先要教好自己。

補習班不能旁聽，媽媽們就聚集在空閒的教室、走廊過道里，以及樓下的休息區裏。孩子上大課，媽媽們上自習。她們在做練習冊、聽網課、記筆記。金欣也是其中一員，她買了考教資的網課和習題，不考證，只為了學習“如何更好地給孩子講題”。

金欣的兒子生日月份小，比班級裏大一點的孩子小了8個月，刷題時，她常常給兒子刷8個月之前學習的知識點，買了市面上十多本不同的練習冊，把不會的相同題型彙總一起做，哪怕是過年回老家也不放過。

80、90後的家長們，是比拼成績的一代，現在做了家長，他們仍然在比——看誰能把孩子教得更好。金欣常常覺得自己會把責任攬得很大，“我更怕的是，是不是自己沒做到最好，把孩子耽誤了”。

金欣的擔憂主要來自於中考分流。在廈門，“只有45%的孩子能有高中上，剩下的就要被分流到職高”的傳説，如同緊箍咒一樣紮在頭上，令他們頭皮發麻。

面對這一考驗，大多數家長都難以輕鬆。鄒悦同樣也是如此，身處深圳的她，知道想上個好高中有多難。“想要考上深圳四大，不走體藝和指標生，最起碼要擊敗98.9%的考生。”

為了教好自己，媽媽們不僅考教資、考幼師，還能再過英語關，重學化學和物理。有一天，金欣的小兒子從幼兒園放學回家，告訴她，園長説有一門課，教的是如何輔導孩子，問她要不要去聽聽。金欣一聽了然，這門“家長課”瞄準的是現在很火的“家庭教育師”，一般培訓班的費用是四五千元。

她聽過試聽課，跟一些講座和心理學的書上講得差不多，只不過“把書上寫的做成視頻了，配上動畫和案例”。

為家長定製的課程還有很多。比如，高途開設家庭教育板塊，關注親子關係和專注力。一個智慧父母研習班，每次課時長為2小時，61課節售價為3880元。新東方也推出會員制度，充值399元一年會員後，可以聽專家講座、直播和付費課程，其中有主題是“大咖助力志願填報&孩子厭學難題”。

長春家長阿芳也相信“親媽先行”的道理。大兒子剛上初一，她剛打贏小升初的勝仗，卻不敢有絲毫懈怠，立馬備戰3年後的中考。她買了245本初中教輔書，準備在兒子之前，把所有書都翻上一遍。書的側面被她貼滿了索引便利貼，標記好知識點，兒子想翻的時候，一下子就能找到。她稱自己“就是個親媽版‘搜索引擎’”。

上小學二年級的小兒子，她也抓得緊，光是資料就從二年級囤到了初中。囤個“資料庫”並不簡單，她養成了一閒下來就逛書店教輔區的習慣，花在習題冊上的錢“少説也有兩三千元了”。

她還跟其他媽媽學習，入手打印機，自制單詞小吊卡、生字表、拼音聽寫表和學習計劃表。每天放學回家路上，她把晚上要用的資料用手機上傳好，到家直接就能用。買A4紙雖然花不了多少錢，但用得多了也是一筆花費。阿芳時不時把公司用過的單面紙帶回家，利用另一面打印。

阿芳很多次告訴兒子，多跟班級裏學習好的孩子一起玩，跟人家學學，但兒子根本不聽。為了獲得更多新消息，她只能自己出馬，跟成績好的學生家長搞好關係，組小班課的時候就能“帶她一起”。

光靠學費不好薅錢，許多補課機構挖空心思想出了新招數。

有一天，金欣看到兒子吉他班的家長羣有新消息，打開一看，是要家長們眾籌投資，一起開個吉他店，需要200多萬元，攤下來一股3萬元。

金欣一下就想明白了，前段時間，聲樂和美術班有了全市藝術類培訓的指導價格，一節課從200元變成了60元，培訓班不賺錢了，才想出這樣一個招。雖然眾籌的錢跟這些年的補課費相比不算多，但金欣還是不敢貿然投資。事實上，着急讓孩子上課的家長佔大多數，願意投資的佔了七八成，錢很快就湊齊了。

這並不稀奇，很多興趣班都變身成為研學基地，不僅靠家長們眾籌投資，還要他們找地點、託關係、搭人脈，組織孩子們去參觀遊覽。金欣明白，這是“借雞生蛋”，“家長想要孩子有班可上，就會出錢出力，想盡辦法（把研學基地）維持下去”。

這看上去不理性，實際上卻包裹着家長們的心思。他們深諳升學的門道：有時能考高分還不夠，還要有研學任務、藝術特長、交流項目和義工等種種額外標準。為了給孩子鋪更多的路，他們既要能上手求門路，又要花錢買服務。

貼近生活和大自然，也是花錢購買的服務之一。蔣怡給女兒報了一門“博物户外課”，也是為了趕研學的熱潮。她花錢陪女兒徒步、划龍舟、舞獅，還學過製作弓箭和風箏，觀察昆蟲和植物，以及使用創可貼和碘酒。

儘管蔣怡明白這些都是“花拳繡腿”，也學不到什麼，甚至“更多是做給家長看的”，但她還是願意投入這些，讓孩子有機會出去看看，而不是坐在家中。

一些不想刻意雞娃的家長，為了讓孩子學得更輕鬆、愉悦，也要額外花錢買單。

俗話説的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雙減政策沒有讓這些孩子真正地減到負，反倒是讓家長更焦慮了，畢竟升學率那個明晃晃的數字是真真切切擺在家長眼前的。

政策倡導舉報教育機構和補課班，但這似乎並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因為通常這些舉報也是家長們的比拼環節。而一批的教育機構和補課班關門的同時，將會又有新的一批在崛起，是家長們大量的需求在造就這個補習班市場，甚至在擴大。

如果只是看到市面上的補課班數量減少以及學校的課業負擔減輕，這又何嘗不是一種自欺欺人？

如何打消家長們對孩子補習的需求，真正減緩升學的壓力，應該才是孩子們能真正減負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