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談交通》下架，譚sir：我侵權了我自己？_風聞

2005年首播，2018年停播，但至今仍活躍在互聯網平台的新聞節目《譚談交通》，可能要在2022年跟觀眾告別了。

事情要從7月10日説起。當晚，譚喬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佈了一則視頻。視頻中，譚喬先是出現在一個攝影棚中，接受同為B站UP主的大漠叔叔的“演技指導”，繼而面向鏡頭，開始將自己視頻被投訴的事情娓娓道來。

譚喬表示，自己是收到了網友的提醒，才發現自己在B站的眾多視頻被投訴下架，投訴的主體是成都遊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同時，許多其他B站UP主依據《譚談交通》視頻素材創作的視頻，也受到了相同的待遇。為此，譚喬甚至有可能要付出千萬賠償。

毒眸在瀏覽譚喬B站主頁後發現，譚喬的B站主頁目前僅有79條視頻，而在此之前有三百餘條。其中，譚喬曾上傳至B站的《譚談交通》原視頻，則被全部下架，無法查看。

事件發酵後，成都廣電公佈了一張授權書，授權書表明，成都廣電將相關權利授予了成都遊術並委託其進行維權。授權書籤訂的時間為2021年9月。而據企查查數據顯示，成都遊術在此期間對外發起了近百次訴訟，被告包含愛優騰B快等視頻平台，而案件大多均與“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有關。

目前來看，譚喬事件仍然存在眾多的疑點，不少法律界人士都認為，《譚談交通》的版權歸屬仍存在爭議，難以明確界定。同時，譚喬事件也適用於2020年新頒佈的《著作權法》，在譚喬和相關單位對簿公堂之前，關於法條的解釋和認定，仍沒有來自官方機構的確認。

不過，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觀眾見不到《譚談交通》了。

如何定義《譚談交通》？

對於缺少一定知識基礎的吃瓜羣眾來説，譚喬事件最聳人聽聞的説法莫過於“我侵權了我自己”。實際上，拋開譚sir事件本身來説，不少文娛作品的著作權，都不歸屬於最為大眾熟知的名字，而一般都為作品的製作方所有。

要落在譚sir的事件上，就會複雜很多。關於《譚談交通》著作權的歸屬，首先要判定《譚談交通》節目的屬性，但《譚談交通》目前無法被簡單認定為某一種作品。目前，譚喬和成都廣電傾向於闡述節目有利於己方的屬性。因此在法律上，《譚談交通》的著作權歸屬，仍存在很多疑點。

這些疑點，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譚談交通》的歷史問題。

《譚談交通》首播於2005年，當時新交通法剛剛頒佈沒多久，成都電視台和交管局便準備聯合開設一檔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電視節目，用以提高觀眾的交通安全意識，這很大程度上表明，《譚談交通》在開始就具有相當的公益性質，節目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交通安全法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彼時在交管局做交警，同時有着相當的市井背景，擅長出境的交警譚喬被選做了主持人。節目製作人結合譚喬的名字，將節目命名為《譚談交通》。從最開始，節目就擁有強烈的譚喬本人的印記。

作為被從交管局借調去電視台的主持人譚喬，從那時候開始就變成了兩邊都不待見的邊緣人，對電視台來説，譚喬是外人，而對於交管局的同事，譚喬早已不在單位工作，跟他們相隔甚遠。

這些問題本來只是困擾着譚喬個人的心境，模糊的身份讓他無法與同事友好相處，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多年以後，這些權屬不清的歷史遺留問題，反而讓譚喬遭遇了重大危機。

據譚喬本人在視頻中所説，當年拍攝《譚談交通》時，他並沒有簽署相關合同及協議，這讓版權的歸屬進一步陷入模糊地帶。目前，雖然譚喬主張自己作為視頻的唯一原創作者，但成都廣電作為製作方，同樣也有相應的法理依據認定自己才是著作權的享有者。

在此基礎上，成都廣電將相關權利授予給了成都遊術，而據上游新聞報道，成都廣電內部人士表示，長期以來成都廣播電視台對於《譚談交通》的權利沒有進行任何主張，“但這並不代表着電視台方面對於著作權的放棄，譚喬個人通過侵權的行為長期以來獲取了大量的利益，這是公認的，並不代表着任何個人可以隨便侵權。”

對於地方電視台來説，地方節目的公益性和商業價值往往模糊而統一的。除了普法作用之外，《譚談交通》的火爆多少也給地方台當年的廣告招商帶來了一些優勢。

當來到新媒體時代，《譚談交通》早已停播，不能給地方台帶來任何增量價值。地方電視台又在短視頻平台的衝擊下日漸式微，《譚談交通》此時對地方台的意義，就更在商業性而非公益性上了。

至於被授權的成都遊術，是一傢什麼公司呢？

據企查查數據顯示，成都遊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註冊於2018年3月16日，註冊資本50萬元人民幣，持股人為張宇航和邱健，這倆人分別持股58%和42%，同時，這兩位股東的關聯企業僅有此一家。企查查還顯示，該公司的實際參保人數為0人。

毒眸嘗試通過企查查顯示的聯繫方式去聯繫該公司，但多次撥打電話後並未得到回應，目前該公司也未與譚喬本人溝通，後續也沒有公開更多信息。

就在昨天，譚喬在微博中po出了三張圖片，還帶上了遭遇套娃式維權的微博tag。圖片顯示，此前曾向譚喬索賠的成都遊術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將從成都廣電手中拿到的《譚談交通》相關權利二次授予了成都妹子文化傳媒公司。該公司則如法炮製，將相關權利再度授予給北京析言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

回到成都後，譚喬也實地走訪了兩家位於成都的公司。譚喬本人實地探訪該地之後則發現，成都遊術的登記地址並沒有所謂的成都遊術，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名為“悠悠副食”的服裝店。而另一家成都妹子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登記地址，則是一家咖啡店。

有意思的是，上述三家公司在企查查均顯示為參保人數0人。

皆為利來

儘管在各類新聞報道中，法律界人士的看法眾説紛紜，但一個基本的共識是，這是2021年《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之後一個非常典型的爭議案件。

之所以具有“典型性”，是因為和過往的大多數影視作品版權糾紛相比，《譚談交通》這個案例在很多方面處於“模糊地帶”。

其一在於，在往常影視領域更常見的版權糾紛案例中，“視聽作品”的認定並不困難。而《譚談交通》究竟應該被認定為《著作權法》中的“視聽作品”還是“口述作品”，目前存在爭議。

“視聽作品”的概念是《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之後的新提法，修訂前的對應概念為“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製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在舊概念裏，對原創性有較高要求，比如規定應當有劇本、劇本有劇情、人物關係，有音樂、歌曲，表演等。

而《譚談交通》的節目形式為譚喬走到街上找羣眾對話，本身不存在劇本和表演的成分，因此或許有被認定為“口述作品”的可能。兩種不同的認定方式，也將極有可能影響到譚喬本人是否享有或部分享有該節目的著作權。

其二在於，過往的影視作品版權糾紛中，涉嫌侵權方往往是第三方。而此次作為視頻上傳者的譚喬，本人就是《譚談交通》的核心創作者之一，在著作權沒有事先約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主張存在部分著作權存在爭議。

除這兩點之外，另一大爭議來源於，譚喬認為自己上傳的是“公益普法”性質的節目，幫助其進行傳播本身亦是普法的一個環節，而譚喬本人也稱已將視頻激勵所得拿去做公益，主觀和客觀上都未有利用其直接進行盈利的情形。

但據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米新磊律師介紹，一般來説只要將作品上傳至B站等商業性質的視頻平台，其行為就已經很難説是一個純粹的公益行為了，“尤其是如果已經成了一個大V，在B站就肯定會有流量收益，不論這個收益是否用作公益用途，都很難被當然認定為合理使用的情形。”

在我國《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合理使用”情況有12種，和文娛行業關聯最多的僅1種，即“為了評論説明解釋某一個問題，在自己的作品裏適當引用已發表的作品”。

實際上，自去年以來，影視作品版權方與各類視頻平台中的創作者，一直處於劍拔弩張的關係中。2021年4月9日和4月23日，行業內73家影視單位就曾先後兩次發佈了針對各大網絡平台影視侵權行為的聯合倡議書。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發佈的倡議書裏，對具體侵權行為的描述做了調整，將“剪輯、切條、搬運、傳播”等行為改為“切條、搬運、速看和合輯”。

這流露出一條信息：目前的影視行業中的版權方，主要針對的侵權行為是進行簡單加工的“搬運者”，這一類視頻會對直接損傷到版權平台和版權內容的收益，性質已經近似於“盜版”。而具有更多獨創性在其中的“二創”類內容，則處於“時而歡迎、時而打擊”的模糊地帶。

相關從業者則告訴毒眸，平台往往都是處於投訴方和用户的中間地帶，一般情況下，只要有主體拿出明確的版權證明發起侵權投訴，平台都會做處理。但被處理的視頻也不一定就是被下架，如果相關創作作品能拿出有效的證明反證，視頻也有可能被恢復。

毒眸曾在過往的文章（《剪刀手，困在版權裏》）中提到，在影劇綜的宣傳期，二創作品能給影視內容帶來更高的熱度，收益大於損害；而當影劇綜完播之後，往往有可能開始對版權進行收繳，向平台投訴以下架相關視頻。

《譚談交通》儘管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影視內容，但其邏輯也與之類似。比如，同為電視台欄目的《1818黃金眼》，由節目官方入駐B站並上傳節目視頻，目前已擁有56.6萬粉絲。節目還曾與B站展開內容合作，製作了《bilibili@黃金眼》的新節目。

​與《譚談交通》不同的是，《1818黃金眼》目前仍處於在播狀態，因此與視頻平台的合作可以起到前述的“宣傳”效果。而《譚談交通》作為一檔已然停播的節目，本身無法從各類二創或搬運視頻中獲益，於是版權維權自然成了這一階段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趨利避害”無可厚非，但獲利的空間仍有待商榷。目前，基於成都廣電的最新回應，暫不存在“對個人的索賠數千萬”一事。在律師看來，索賠數額一方面基於被告侵權所得，另一方面基於原告被侵權後所遭受的損失。

如果兩方面都沒有相關證明證實的話，法院會基於法定賠償額進行自由裁量，最高為500萬。因此，即便譚喬此後真的與版權方對簿公堂，其面臨的賠償數額也不會誇張到“數千萬”的量級。

在現有案例中，即便初始追訴金額看似誇張，最終往往也並未成真。比如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遊戲主播PDD直播唱歌侵權一事，據PDD直播所述，《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歌曲版權方因其未經許可在直播間哼唱此曲而索賠十萬。

PDD表示，“確實你唱一首歌，本來就是在直播這種環境下就是要去徵得別人的同意的，只是我們以往的固定思維覺得不需要。所以錯其實是我犯的錯，只是覺得這個起訴、這個懲罰是不是有一點重了。”後續，PDD也在微博更新進展，已與版權方達成和解，索賠金額並未成行。

要讓維護版權的行動不再充滿隨意性和未知性，需要形成一套更標準化和高效化的行業協同機制。在這方面，音樂行業走在了影視行業的前面。

類似PDD這樣的侵權事件實則在直播行業中是常態，而為了有效解決這一類問題，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與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於2021年11月聯合啓動了版權費標準的協商工作。

在考慮我國直播行業的營收情況、不同直播類型對音樂錄音製品的依賴程度、使用者的承受能力之後，提出了以下版權費標準（草案）與使用者代表協商：泛娛樂直播（不含K歌）100元/直播間/年；泛娛樂直播（含K歌）300元/直播間/年；電商直播間10000元/直播間/年。

可惜的是，半年以來，中國音集協已與直播平台代表進行了三次費率協商，但平台方既未接受權利人提出的方案，也不提出其他方案，進展遲滯。因此，中國音集協在推動協商的同時，開始尋求通過新《著作權法》規定的訴訟和仲裁途徑解決費率問題。

在視頻平台領域，比起“申訴一個下架一個”的“打地鼠”模式，國外也有更值得借鑑的方式可供參考。比如Youtube就採用收益轉移政策，在發現平台內視頻有版權問題後，會給出公開提示，網友和創作者均可見。但平台不會選擇直接下架視頻，而是將此視頻的帶來的收益，全部直接打到版權方的賬户上。這既保證了版權收益不會旁落，也避免了二創創作者的創作熱情消弭。

總得來説，《譚談交通》是社會公眾層面的又一次警示，不論糾紛最終結果如何，所有內容產業從業者和內容行業，都必須要適應一個版權保護更加嚴謹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