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都提出要給中美關係加裝“護欄”，我估計是受幾方面因素的影響_風聞

7月9日的中美外長對話，國際輿論很是關注，用同傳翻譯、交流了5個小時左右，可以説這次談的內容比較豐富。而且會後雙方都給出了比較積極的評價，布林肯在後來的記者會上還透露一個信息，説是雙方正推進兩國元首再進行視頻對話。有記者問外交部這一情況時，外交部給了一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按理説，元首會談應該會有實質性的成果，否則只是形式上談一談，意義相對不大。估計元首對話還沒有確定，仍在籌辦中。

從大背景來看，一個月內中美高層舉行了5次會晤，即一個月內3次線下面對面、2次視頻對話，且這兩次線上會晤還是美方主動提出、中方“應約”。這説明美方現在比較急於控制中美關係，有着急跟中國談的需求——中方對中美關係的重視是常量，美方對這一關係的重視是變量，當它有政治或戰略需要，就會“扁”一下中國；當它有政治或戰略需要，就會“扁”一下中國；當它需要穩定，就會主動來對話。

這5次高層對話，中方的態度都是非常強硬的，借對話機會非常清晰地擺明我們的立場。這跟以前不太一樣，説明當下中美之間的力量在發生變化。美國現在咋呼得挺厲害，實際上比較虛弱；而中國雖也面臨很多困難，但總體態勢還是挺好的。

另外，這也可以看出我們的戰略還是有所變化的，不願意再像以前那樣忍氣吞聲，最後卻只會讓它們變本加厲。王毅外長這次直接清晰地提了四個既然、列出四份清單，我相信美方還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的，所以布林肯回應了“六個不”，即“美方不尋求對華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挑戰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尋求圍堵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尋求改變台海現狀”，這是對拜登之前“四不一無意”表態的細化。

雖然美國對華政策變化性很大、虛偽性很強，但是考慮到中美關係對兩國民眾福祉、對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性，我們仍必須和他們打交道。我們一方面要通過發展自己提升實力，讓對方不得不接受我們的決心，另一方面仍要通過這類對話闡述立場、講明道理，一是爭取國際社會中的中間力量，再就是讓他們被動一些，面對中方訴求，不得不給出回應。他們答應把中方的訴求記在小本本上，從長期戰略博弈視角來看，中方提要求的行為屬於為自己爭取戰略主動。

這幾次會談，美方都提出要給中美關係加裝“護欄”的目標，我估計是受幾方面因素的影響。

首先是現在世界局勢很亂，烏東危機還在延續，這牽住了美國的很大精力；與此同時，美國的很多盟國內部政局不穩，如英國約翰遜下台、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此外還有斯里蘭卡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發生政治變動，美國作為世界“一把手”，對第三世界的亂局也是要負有一定的責任的。

其次，美國國內還有一個很具體的問題，那就是通脹壓力在不斷上升，這對拜登政府的執政帶來很大的壓力。美國5月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已達8.6%，這是自1981年1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至於6月份的數據，看報道，美國白宮已開始打“預防針”，預計6月通脹率將處於“高位”，市場普遍預期會升至8.8%，結果最新公佈的數據是9.1%。各項物價全面上漲，尤其是食品價格飆升超過10%，這對美國低收入階層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壓力；對中等收入羣體而言，影響因素最大的可能是油氣的價格。6月份有一則新聞報道，加州一油站驚現每加侖9.6美元的標價，按1美元約兑6.7元人民幣的匯率算，一公升汽油價格高達17塊人民幣左右。現在美國每加侖汽油的價格回落到5美元上下，但也仍處於高位。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特點之一是一般配兩輛車，大部分夫婦開車上班，而不是搭乘相對不發達的公共交通。我看到美國有一個數據，從住處到工作單位的平均通勤距離是36.6英里（約58.9公里），按現在的油價，兩輛車每天分別開120公里左右，雖然美國人有錢，但這生活成本也太高了，受不了。

除了經濟壓力，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也挺嚴重的，比如圍繞墮胎權和持槍權爭論不休。國內黨爭厲害，通脹壓力影響外交，經濟不好又使得支持率跌至30%，再創新低，這些問題讓拜登焦頭爛額，所以他第一不希望中美關係此時出大事，第二可能也希望中國能在通脹問題上幫美國一把，也為此一方面多次強調中美關係要設立“護欄”，另一方面在內部探討是否降低對中國商品的關税。

這就是我理解的美方為什麼這麼主動的原因。

關於“護欄”的內涵，我的理解可能還分等級，我估計最低等級就是不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在這之上可能是儘量不發生其他衝突，比如不出現新一輪的貿易戰或公開的外交對抗。

今年，美國除了在新疆問題上對我們有新的指責，他們今年在台灣問題上小動作也很多，比如最近一個名叫斯科特（Rick Scott）的美國聯邦參議員就率團訪台了；近日，也有5家中企因所謂的“支持俄軍事和國防工業基地建設”而被美國政府列入制裁清單。

坦率地講，現在在美國內部，反華已成了政治正確。所以他們在戰略上對我們懷有敵意，要根據需要整我們，但又怕為此付出代價，因此給我們提要求，讓我們不許反抗。換言之，他們設想的“護欄”的核心標準是以美國利益為中心，具體內涵就是“我乾的事兒，你不能反抗”。

關於關税問題，那些工會肯定是反對減税的，這一社會基礎還是很強大的；然後是和中國在產業上有競爭的商家。比如我們中國在新能源領域有優勢，美國乃至加拿大、歐洲的新能源公司肯定是天天反對減税的，因為搞不贏中國，而美國的市場又大，所以就不斷找人遊説美國政府，希望儘可能地阻止中國的新能源產品進入美國市場。此外，還有一些不斷圍繞人權、宗教等話題做文章的社會活動集團。

政黨政治層面，共和黨方面的很多人出於政黨政治考慮，也會阻撓拜登——只要是你拜登想做的，都是錯的。即使在拜登政府內部，也有反對減税的聲音。希望穩定中美關係、減少關税的代表是耶倫，而你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貿易代表戴琪，他們現在的態度還是很強硬的。

從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現在的政治權威基礎還不穩，協調能力還不夠。也因此，雖然我們對於對話積極呼應，但也不要對此抱有幻想，美國的內部政治狀況使得它們的承諾越來越沒有意義，言行容易不一。

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説美國對華認知出現了問題。我想，説到底還是因為美國的霸權主義心態，唯我獨尊，不接受中國崛起。

原本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一超獨霸的地位是很穩定的，但因為自己瞎搞，所以出了一堆問題，比如經濟虛擬化、貧富分化、政黨政治惡化、種族矛盾加劇、對外關係陷入很多衝突等等。這些其實都跟中國沒什麼關係，但它把責任推給了中國。這麼多問題的出現使得它的地位有點下降、自信心有點受挫，在這情況下看到中國崛起，就愈發不能接受了。好比家裏出了事，脾氣暴躁，到單位訓人。

第二個影響因素就是種族主義。美國一直把中國當有色人種來看待。即使在白種人內部，它都要分等級，比如內心瞧不起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人是“長了白皮膚的蒙古人”，對我們這純粹的黃種人自然是更看不起了。我看到美國有一個學者説過，中國其實沒做錯什麼，只不過中國的存在就是原罪。也就是説，在他們眼裏，一個黃種人國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幹得還不錯，但本身就是“錯誤的存在”。

另外，可能還要加上宗教的原因。美國是一神教國家，覺得自己是上帝的寵兒，對於幾乎不信神的中國，認為“上帝都不認識你，你怎麼能混得好？這不科學”。從這次取消墮胎權事件來看，他們的宗教保守思維確實有加強的趨勢。

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軍事方面的衝突和挑戰，是世俗的；像人種和宗教這玩意兒，意識是根深蒂固的，處理起來更麻煩。

至於説，美國對華充滿敵意，是否與這些新生代的美國學者有關？我覺得美國新生代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其實漢語水平都挺好的，也都有在中國生活過的經歷，目前這羣人裏真正反華的不多；對於美國的對華認知，他們確實要付一定的責任，不過責任相對有限。

在中國成了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以後，基本上所有的戰略家都進來了。這些戰略家大部分都不瞭解中國，但他們看到了一個事實——老一批戰略家如已經99歲的基辛格、快80歲的米爾斯海默，他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時主要面臨的是蘇聯威脅，他們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考慮怎麼對付“蘇聯集團”；而現在位於各個關鍵崗位的70後、80後，當他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時，面臨的外部競爭對手就不再是俄羅斯了，而是中國。

這批年輕的戰略家，意識形態色彩比老一代強多了。比如基辛格，近來在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引來爭議。他屬於傳統現實主義派，認為西方一定要拉住俄羅斯，所以現在烏克蘭你犧牲一點領土，趕緊投降算了。結果這説法被罵慘了。而現在整個新一代戰略家，他們在冷戰美國勝利的光環下成長起來，因此對那套意識形態堅信不疑。

而且現在美國國內意識形態鬥爭相當激烈，左派搞身份政治，右派搞傳統的保守政治，可以説美國是個“意識形態帝國”。

概言之，中國問題專家被邊緣化、加入的新生代戰略家是外行但對“中國威脅”認知很重，以及美國國內強大的意識形態思潮，這些也是導致美國現在對中國的認知出現問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