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慈子孝取其中_風聞

玄武門之變是史書扯淡樣板，李淵和李世民，父慈子孝。有一天老頭子想不開了，也不對，想開了，退位讓賢。千古佳話。歷史書奔着佳話而去。

李世民比李淵更適合幹皇帝這份工作，和李世民差不多的可以找上一批，比李世民幹得更好的，一個都沒有。這個“賢”，大致是可以確認的。歷史書的犄角旮旯裏，留下一筆，不管是李世民充分展現其“賢能”，還是李淵想去看個熱鬧，就有一個熱鬧，箭如雨下。這般景緻，頗有看頭。李淵父子，其樂融融，一千多年以後的當下，不知道多少人伸着脖子來看這個“大型犯罪現場”。不是，“熱鬧”，看個熱鬧。李淵父子父慈子孝，倘若李建成沒有成為反賊，兄友弟恭。不用管什麼孤證立不立，同時給出兩個並不兼容的“事實”，表達“懷疑”，這就夠了。

現在隨便一個人，跪倒，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誰敢站在這個神經病的面前？肯定有人有這個膽子，那叫第二個神經病。一對神經病。寫歷史書的，乾脆去扯淡，就有一個“扯淡模式”，同行一看就明白了。誰都要去寫個歷史書，誰不知道誰哇，搞個模式出來，大家省事。在這種“沒有事實”的特定場合，必須去給一個結論，難啊。誰也不能睜着眼睛説瞎話，編個故事都要能編圓了，更別説歷史書了。兩個神經病的“父慈子孝”，所有人都看到了。沒有“事實”，一點兒也不妨礙結論的“相對正確”，這叫歷史真實。史書優劣，無非意義。

想當反賊，才會想着父慈子孝。李唐一朝，當了太子就忙着當反賊，不當反賊就成了真反賊，反正是個反賊。搞死個小蝦米還需要找個由頭，搞死個“大人物”，比如太子，真比捏死個螞蟻更容易。父慈子孝，成就了一個帝國，崩潰了一個帝國。真是由不得孔子忿忿不平，“始作俑者”。每天忙着抓反賊，天底下就沒有不反賊的。

人文就是方法論，有一種方法論的錯誤，叫做研究錯誤。史學家儘想着什麼歷史的經驗，歷史的經驗就是沒有經驗。誰管別人怎麼將事情搞的一團糟的，是個人都有這個本事，沒有最糟只有更糟。只有回到非常不靠譜的相對主義之中，研究成功，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歷史由成功所構成，否則，人類還在拿着石頭打架。相對主義的成功，大多是“偶然”。需要非常多的“虛構”，才能將一個“成功”以可以理解方式的予以解釋，這是錯的，很不學術。相對主義的視角之下，成功是偶然，失敗是必然。

研究成功必然“虛構”，研究失敗不可以虛構。確認一場“成功的犯罪”，讓犯罪分子成為“失敗者”的關進大牢，全是真憑實據。警察負責研究“成功”，法庭決定“失敗”，一件事，也是兩碼事。沒有向壁虛構的“腦補”，真沒法去抓“狡猾”的犯罪分子，涉及虛構，事情就複雜了。如果一件事情，成功就是失敗，越成功就是越失敗，就叫犯罪場景。將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別人的失敗之上，也是犯罪模式。而在敵對環境中，誰都需要警察的成功。

成功沒有證據，失敗必須基於事實的產生證據。人文關注成功，不關注失敗。

選擇父慈子孝路徑，有一個久遠的歷史。“舜囚堯”在後世稀鬆平常，讓人發怒的罪狀居然是“不與父相見”，鄭重其事的記錄下來。這個扯淡模式，《春秋》照抄，鄭伯克了段，《左轉》解釋。莊公母子失和，不見面了，後來有人想個法子，“母子如初”。驚得當下看熱鬧的一身冷汗，《左傳》開篇“初，鄭武公娶於申”。母子和好是一件大好事，必須表彰，尤其是以孝立國的儒家。“如初”萬萬不可，那不是又如鬥雞一樣的看不過眼了。母子一定是和好如初的，誰知道冒出一個“天生對頭”。《舊唐書》的“父慈子孝”，取自國史，國史沿襲傳統的照抄《左傳》模式。國史肯定沒毛病，去寫《舊唐書》的壞透了，找個犄角旮旯的加上一筆。父慈子孝與母子如初一碼事。

鑑於沒找到旁證，李淵父子的父慈子孝，大抵是可信的。最低程度是，沒事幹的見了面，拍着桌子的破口大罵。社交場合，互相賣個面子，翻着白眼的給個面子去。事情總有個限度，父子關係固然好不了，也不算最糟。當然，這沒證據，全憑“想象”，大致是這種樣子的“父子關係區間”。不管當年多麼的英雄好漢，退休了，全叫糟老頭子，先知天命，再去耳順，後來連個脾氣都沒有了。

有良心的人，誰會去説別人沒良心。父慈子孝與母子如初，如是觀。

史學家既不是歷史的警察，也不是歷史的法官，總要有所取捨。仁孝總是沒錯的，即便“瑕疵”大了點。史學家依據《道德經》“和光同塵”大法，“挫其鋭，解其紛”的去寫史書。要有方法論，否則相對主義不成立。

口述歷史的固有缺陷，敍事。凡敍事，必虛構。看着《左傳》，誰都以為是偽史，事情怎麼知道這麼清楚的？史學家的腦袋瓜子，從來不是那麼好使，出這個疑問很正常。不存在不包含“虛構”的敍事，忽略掉某個細節，“虛構”已經產生。同時，故事也有其“技術性”要求，可以理解的方式，讓人理解。敍事，總要能讓人聽得明白。説人話，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説人話，那是太容易了。比如，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成功，這樣敍事：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仙全都這個腔調，服就一個字。

口述歷史和一切的故事一樣，某種精度以後，細節不論。雞毛蒜皮的地方擁有最多的“有趣”，“意外”需要精確説明，此外皆無關緊要。《左傳》精準的給出歷史真實，經過抽象、虛構、事實、理解、寫作等諸多要素的反覆迭代，與肉眼所見的“真實”，完全不是一回事。口述歷史的效用是給出“理解框架”，大致是這麼回事。文獻不足徵，一點兒也沒影響孔子對三代的理解。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搗糨糊，出類拔萃，叫做拆爛污。兩者界限，外在標準衡量。

人文永遠在追求“真理”啥啥啥，基於現實的表述，討論“虛構”。善的反面不是惡，是非善。惡是人類獨有的，善不是。善沒有解釋，任何解釋皆錯。對普通人來説，沒有引發“不快”，歸屬善的範疇，誰都可以做到向善，即便善沒有被定義。看到花朵，就很開心，誰知道呢。善包含非理性，惡是理性的產物。將非理性作為工具操縱，惡可以偽裝成善。下一個層次就是倫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沒人願意走在路上，被懷疑偷了東西，就被打死了。再下一層擁有強制能力的所在，即法庭，彰顯正義。踩到狗屎，誰都不會開心，狗屎不是“惡”，沒留神踩到也不是“惡”，這個世界就這個樣子。需要理性，去明辨是非，要求別人明辨是非，就是“惡”。權力即惡，必須假定權力即惡，除非權力可以自我證明在“向善”。沒有人可以“行善”，定義善就是“惡”。不作惡，就是作惡。

三代聖賢，垂拱而治，所有人都向善，天底下就沒事了。《湯誓》：“餘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事情一碼歸一碼，向個善，也不能沒完沒了的。禮，履也。禮是外在，乾的事情都是履，要有個核心驅動。即語義複雜、莫衷一是的“中”。

當我們無法選擇，一籌莫展，茫然四顧，舉步維艱。向善，即中。解除對稱性，也是一種“中”，即和光同塵。《湯誓》錯，出現對稱性了，一定不是善。要麼善，要麼非善，無意義，狗屎那樣，不過是一堆狗屎。唯一的求善，就是向善，不是善就不存在“向”。“求”善都是錯的，求不得。對稱性無所不在，製造對稱性，對於“善”來説，過於危險了。不知道什麼是善，只是可以接近，出現對稱性就接近不了。善是意義，惡是價值。個人可以任意確定一個“善”，要求自己，即內部性。擴展為外部性，依據意義。價值即惡，價值觀即惡之花。任何的價值觀都需要證明自己不是惡，只是一堆狗屎而已的容許存在。法庭拒絕任何的價值觀，正義是一個意義，價值觀不是，通過正義實現價值，而不是通過價值觀實現惡。正義必然包含價值，實現正義即保障了價值的實現，正義不是價值觀。

意義包含虛構，沒有虛構就沒有了意義。善不通過強制實現，惡即強制。選擇強制就是選擇惡。基於現實，即就事論事，所討論之問題，與善惡無關，只是“對錯”而已。雖然法庭的主要功能是彰顯正義，懲罰罪惡，但是乾的最多事情就是雞毛蒜皮的分個“對錯”而已，需要分個對錯的事情，通常就是個雞毛蒜皮的“那麼大”的事。人文只是在善的外部性，基於虛構的意義層面，確立基準。人文現實無涉，操作層面的轉換是另外的事情，不能自行確立標準，再去實現。即，人不能自立為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向善。此外，皆不可確定。以所欲，施於人，叫做土匪，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旗號，佔個山頭當反賊了。或者奉着上帝的旨意，無惡不作去。善的不可定義就在於此，拒絕自立為神。

中，就是中國的中。以善，為國。善是最大的“中”。國本，中。這個國本，上下五千年，三代垂範，西周封建，一路延續下來的國之根本。雖然經常搞爛了，但是到現在一樣頂用。不取中，必爛。比爛沒有未來。

國家只有行為，取中，即向善。實現向善，很難，對稱性不是那麼容易消除的。沒飯吃了，需要吃飯，“人-糧食”的對稱性，很難解決。人人都能填飽肚皮，就不存在“人-糧食”的對稱性。填飽肚皮也是向善，倘若壞蛋不吃飯，那還差不多，中就這麼取的，人人都能吃飽飯。

自古以來，有兩種斷頭飯。拉出去砍了，吃一頓飽飯的上路。拿出全部身家，找個“慈善家”換一頓飽飯。撐破腸胃，死了。含笑九泉，就是這樣含笑的。有飯吃，總是好的。“慈善”，還“家”，好大的一朵惡之花。慈善歸國家，慈善的一切行為，都由國家決定。不去確定基準，是國家的功能喪失。價值觀歸屬國家，從來不歸屬個人。個人基於善惡判斷，產生行為，從來沒有善多少錢一斤的買賣。

即便李淵和李世民三天兩頭的鬥雞眼，也比進了大牢，掉了腦袋強多了。兩個人還能見面就不容易，莊公一定心有慼慼然。“舜囚堯”因此變得無關緊要了，“不與父相見”讓史學家火冒三丈。不能將壞事幹盡了，留點兒看的過去的事情吧。李世民就很識趣，父慈子孝了。只要向善，終究是對的。也就對上這麼一點點了。

可以取其中，就取。但是不包括沒必要説的事情，比如誰關心犯罪分子如何蹲了大牢的，幹了壞事，進了大牢，很正常。將“正常”，當成“不正常”，這個對稱性，就叫犯罪對稱。惡的對稱是非惡，非惡有着太多的“壞”，誰不是見到壞蛋繞道走的，湊上去能是好人嘛。

向善，拒絕惡，中的尺度。沒本事知道什麼是“惡”，也可以拒絕。不管是惡與非惡，通通拒絕。除惡務盡，就是這樣除的。善是對自己的要求，非善才有可能去要求別人。惡一定要求別人。畢竟這個世界上有着太多無關善惡的事情，一堆狗屎、數學，就和善惡無關，拿着狗屎與數學乾點什麼事情，才有可能出現善惡。

善是意義，惡是價值，全是虛構，概念遊戲。現實不基於虛構運轉，文科生就這樣“自古以來”的掛上了路燈，人文無用，一旦“有用”，即錯。人文只是通過意義去影響現實，從來不會去“干涉”現實。人通過意義去理解善，僅此而已。

運用“渠道”這個詞彙的人，絕對不會和運用“管道”之徒，同流合污。運用“頭部”這個詞彙，必須敬而遠之，與“人”勾搭上了，意欲何為？“選擇”即思路，“舜囚堯”已經完備。畫蛇添足的“不與父相見”，説明是“惡性事件”，想當成是一堆狗屎，也不可能了。狗屎糊臉，是可忍孰不可忍。跌個狗啃屎，才叫“意外”。“不與父相見”，説明了主觀惡意。“母子如初”是歷史的進步，在主觀惡意之中，依然存在着向善。父慈子孝再進一步，向善。其實三代聖賢，垂拱而治的“垂範”，不過是殺個人頭滾滾，沒法子殺到“自己人”的頭上，人殺光了，“治”都不用“治”了。誰去管父慈子孝是“裝着”向善，還是確實向善的，心底有“善”，這就夠了，真不能要求的太高了。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找出意義，否則，史書不用寫了，誰去管幾百年前出了啥破事的。

垂拱而治無法得出國家必然存在結論，現實走不通，理論也是走不通的，到了現在都是走不通。“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一個結果上的整體性，必須讓敵人無條件的贊成。只要敵人不贊成，就不是和光同塵。人都要吃飯，一個月不吃飯，再胖的胖子也餓死了。糧食吃光了，又不能變出一堆糧食來。找到狗屎容易，找出糧食，沒得找，老老實實種地去，種完再等幾個月。消除對稱性很難，這不是理由，總有可以消除的對稱性。

製造對稱性，就是一個惡。對稱性基於事實，從未基於想象。基於想象的製造對稱性，確定無疑的秉持惡意，做到主觀惡意，並實施惡意，意圖完成一個惡。出現惡的結果，只是時間問題。比爛就是作惡。無意義，只是時間問題，早晚成惡。踏上向惡之路，就叫惡，不能拒絕惡，就是惡。拒絕一定屬於個人。

人文基於虛構，因此是贖罪。權力也是贖罪，一切涉及強制性的行為，均為贖罪。這不是搗糨糊、拆爛污的理由，而是做得更好的理由。同樣，贖罪也是一個基於虛構的想象，現實無涉，不可以轉為集體一致性的行為，僅僅屬於個人而已。

解其紛，解得事情越來越多，瞎搞一定搞出更多的事端。其後的“和其光，同其塵”，想都不用想了。解其紛的前提是挫其鋭，想着去解決事情，視而不見，沒的“挫”。沒挫的是偽問題，誰都解決不了偽問題，子虛烏有不存在，上帝都要哭了，再也沒法“無所不能”。

上帝先是死了，死去活來的又哭了，好一首魔鬼的詩篇。文盲時代的必然，文是人文的文。上帝不用死，更不用哭，不管有沒有上帝，扔一邊去。誰去管上帝要死要活的，能“扔”一邊去，就是個本事。這也是取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