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40：ZTE，偉大還是平庸？_風聞

原來長時期與華為並稱的中興通訊（ZTE），最近六七年裏，已完全活在華為的陰影之下，淪為一個配角。

但在筆者看來，ZTE至今仍然是全球電信設備市場的一個重要玩家，在深莞惠地區創新網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歷過2018年這次劫難之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ZTE，也許會有新的作為。

當然，ZTE始終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偉大，還是平庸？過去20餘年裏，它似乎始終徘徊在二者之間。

一

ZTE的創業過程也是眾所周知的，雖然不像華為的那麼著名。

1984年8月，航天系統國有軍工企業691廠派出當時的技術科長侯為貴（陝西西安人，1960年代初畢業於江西大學——後改名為南昌大學，畢業後到航天系統西安一所中專學校教書，文革中該校改為691廠，因此轉型成為工廠技術員，直至技術科長，到深圳之前，曾被該廠派到美國學習，因此大開眼界）等人到深圳經濟特區尋找合作伙伴“外引內聯”求發展。經過洽談，691廠與香港運興電子貿易公司和航天系統長城工業深圳分公司（後併入深圳廣宇工業集團公司）達成共同投資建立合資企業的意向。1985年5月成立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侯為貴擔任公司經理。主要進行來料加工，生產電子錶、電子琴、電話機等。

1986年6月，公司決定自行研製小型交換機，1987年ZX-60程控空分交換機問世；1989年11月研製出國傢俱有自主產權的國產化第一台數字程控交換機——ZX500，獲得郵電部入網許可證。1991年底，改進型ZX500A找開國產程控交換機進入農話市場先河。1993年11月，ZXJ2000數字局用交換機獲得入網許可，1993年公司（指“中興新”）年度銷售收入突破1.7億元。至此，可以像華為那樣説，ZTE活下來了。

與華為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在創立初期就釐清了產權關係不同，ZTE的產權和所有制關係直到1993年才初步穩定下來。

1992年4-11月，公司股東之間對於經營問題陷入劇烈衝突。一部分技術骨幹和管理者在航天系統股東的支持下，採取技術和管理人員個人集資的方式，建立一個純民營企業：深圳市中興維先通訊設備有限公司（“中興維先”），並以之為主體投入2500門數字局面交換機的研發工作。

1993年3月，691廠、廣宇與前述民科企業“中興維先”共同投資組建深圳只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司（“中興新”），兩家國企持股51%。確定授權由“中興維先”承擔經營責任，此所謂“國有民營”體制確立。1996年，“中興新”營收達6億元。

1997年，“中興新”進行股改，7月設立深圳市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10月6日發行6500股新股票（總股本2.6億股），公司在深交所上市。2004年公司更名為“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準確地説，我們一般所説的ZTE應指這個公司，“中興新”是其大股東），進行換屆，董事長為侯為貴，總經理為殷一民。當年ZTE股票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成為中國“AtoH”第一股，超額認購250倍，募集資金35億港元，成為當年香港資本市場標誌性事件。

有人認為，奠定了ZTE在通信設備產業行業地位的，是CDMA和小靈通兩個產品。2000年，ZTE在CDMA技術方向的重點投入獲得回報，拿下了中國聯通的訂單，並陸續在國際市場上所斬獲。到2008年，ZTE在中國CDMA市場份額為34%。而小靈通在2003年為ZTE貢獻了70多億的銷售額。

2002年ZTE開始全面實施國際化戰略。其背景是，當時電信行業形勢極不穩定，其中小靈通不再火爆；傳統的交換與接入市場逐步萎縮、價格不斷下降；光通信和數據通信還不成氣候；手機業務有回升的跡象，但前景不明朗；GSM國內格局已定，短期也不能有突破；3G業務前景撲朔迷離。在此背景下，ZTE於2002年確立手機、國際化、3G三大戰略。

ZTE國際市場的開拓者是史立榮。他1984年20歲畢業於清華無線電系，1989年從上海交大獲得通信與電子工程碩士學位後即加盟ZTE，最初任工程師，後做到“中興新”副總經理和ZTE高級副總裁。1994年，由史立榮牽頭一個三人小組，進行海外市場調研；2002年史立榮開始主管ZTE的全球市場業務，2010年可能也正是由於其出色表現，他接替殷一民擔任ZTE總裁，直到應美國要求被重組。

事實上就在1996年ZTE就開始走出去。1996年ZTE提出“三大轉變”：從單一產品向多產品轉變，由農話向本地網拓展，由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拓展，運用在國內市場積累的技術和網絡建設經驗，積極探索和開拓國際市場。

1996年，ZTE獲得孟加拉國交換總承包項目，開始其國際化進程；1998年拿下金額為9700萬美元的巴基斯擔交換總承包項目，這是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在海外獲得的第一個通信“交鑰匙”項目。2006年，ZTE與埃塞俄比亞電信簽下價值15億美元的合同，這是ZTE第一次為一個國家建設一張通信網絡。2007年，ZTE海外收入佔比達到60%，首次超過國內收入。2010年，中興通訊海外市場實現營業收入380.66億元，佔整體營業收入的比重達54.18%。其中歐美地區收入同比增長50%，佔整體營業收入的比重提升至21%。2021年1-6月，海外收入佔ZTE總營收的32.25%。

ZTE顯然採取了先進入亞非拉落後地區，後進入歐美市場的策略。而且在歐美市場開拓中，終端的進展要快於運營商業務的拓展。2012年，ZTE終端產品開始與美國四大主流運營商合作。ZTE通過為主流運營商提供定製手機的方式，打入了美日歐等主流市場。2017年，ZTE智能手機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為10-15%之間，居第四位。

同樣是在2017年，中興通訊先後攜手意大利WindTre和OpenFiber共建歐洲第一個5G預商用網絡，並與法國Orange集團共同宣佈5G創新合作。此前，公司已經與Telefonica(西班牙電信)、比利時Telenet、日本軟銀、韓國KT等簽署5G戰略合作協議，在海外市場的開拓中表現活躍。

2017年，ZTE的海外市場收入佔比已達公司的43%，成為全球第四大電信設備商，業務遍及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在此期間，在電信設備這個行業領域，許多如雷貫耳的名字如富士通、北電、馬可尼、摩托羅拉、阿爾卡特、朗訊、貝爾等，或退出電信設備市場，或湮沒在歷史長河裏。

2021年，ZTE海外市場實現營業收入364.5億元，同比增長9.1%，佔總營業收入的31.8%。雖然不復佔比超過60%的最高點，但至少頑強地堅守着國際市場陣地。與華為在海外市場的全面收縮形成對比。

二

2017年，ZTE處於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但2018年，它卻突然面臨一個滅頂之災。

事情的來龍去脈大致如下：

2010年6月9日，聯合國安理會表決通過關於伊朗核問題的第1929號決議，決定對伊朗實行第四輪制裁。中國投了贊成票。

2012年3月，美國德克薩斯州法院最先給ZTE在美國的子公司發出傳召函，指ZTE涉嫌向伊朗出口管制物品，開始針對ZTE立案調查。

收到傳召函後，ZTE高層認為ZTE作為一家中國企業應該採取抵抗的態度，不需要配合美國政府的調查，同時也決定停止對伊朗出口業務。

2012年5月，ZTE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子公司的法律顧問Ashley Kyle Yablon向FBI舉報了ZTE，並且允許執法人員從他的工作電腦中複製相關檔案。Ashley Kyle Yablon表示，他因為拒絕參與掩蓋醜聞，被ZTE領導凍結業務活動，所以才向FBI舉報，並向法院起訴ZTE。

2012年7月14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ZTE向伊朗出售違禁的美國電腦技術，事後還試圖加以掩蓋，以防美國商務部對其違反貿易制裁的調查。

2013年11月，ZTE前任CEO不顧法律部門的反對意見，召開高層會議，並決定重啓對伊朗的轉運業務。包括：授權ZTE的伊朗總部去找尋願意與伊朗公司做生意的第三方，條件是要求第三方願意單獨直接與ZTE籤合同，然後將貨物轉運去伊朗，同時能給ZTE一個好價錢。

2014年，ZTE一高層領導在到達美國機場、接受海關第二次檢查時，美方從與該領導同行秘書的電腦中發現兩份機密文件：《進出口管制風險規避方案——以YL為例》《關於全面整頓和規範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後來這兩份文檔成為ZTE認罪和解中的重磅證據。

2014年8月26日至2016年1月8日，ZTE代表在多次會議上向美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以及聯邦執法機構人員保證：公司已在2012年3月停止與伊朗的業務，不再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法律。

2016年1月至3月，ZTE成立13人的“合同數據挖掘小組”，開始銷燬全部與伊朗之間在2012年3月之後的業務資料，並且小組之間的郵件每晚都要刪除，以免暴露。

2016年3月7日，美國商務部即將對違反伊朗制裁的公司實施出口限制後，ZTE在香港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暫停。

2016年3月8日，ZTE表示將與美國政府合作解決美國對ZTE零部件出口限制問題。

2016年4月5日，ZTE宣佈改組董事會，創始人侯為貴、總裁史立榮退位。趙先明代替史立榮擔任董事長兼董事會主席，這是與美國政府就違反伊朗貿易制裁達成的和解協議的一部分，ZTE股份於2016年4月7日恢復長達31天的停牌交易。

2016年6月28日，ZTE獲得了美國對其出口限制第二次延期暫緩，ZTE對管理層進行了整頓，以遵守協議解決制裁違規問題。

2016年11月15日，ZTE任命馬修·貝爾為首席出口合規官和法律顧問，也將同時擔任ZTE美國的首席合規官和法律顧問。

2016年11月18日，ZTE表示遵守制裁決算協議的同時，又獲得了美國對其出口限制的第三次延期暫緩。

2017年2月22日，ZTE14名董事會成員中9名為新任命成員。2017年2月24日，中興第五次獲得美國對其出口限制延期暫緩。

2017年3月8日，ZTE認罰，要向美國政府共支付11.92億美元，是美國出口限制史上最大金額的罰款，如果在協議簽署後7年內未違反協議內容，該筆罰款將被豁免支。除了罰金，中興通訊還進行了內控整改，解僱了公司CEO在內的三位公司高層。

2017年3月14日，ZTE任命殷一民為新董事長，接替趙先明。

2017年7月20日，ZTE第二次發函給美商務部稱，其於2016年11月30日發函告知啓動的公司內部調查和整頓結束，並提供一份39人受處罰員工的名單。

2018年2月2日，美商務部致函ZTE要求提供這39人現在的職務、職稱、職責範圍和薪酬、獎金。發現被列入懲罰名單的39人，有4人依照和解協議被開除，剩下的35人ZTE原承諾削減他們2016年30%－50%的獎金，但除一人外，其餘34人收到2016年的全額獎金。美商務部隨即通知ZTE，鑑於其再次欺騙美國政府、準備激活限制令。

於是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啓動了對中興(ZTE)為期7年的出口禁令，禁止中國公司使用美國產智能手機和電信設備的關鍵零部件和服務。

2018年4月18日，ZTE之H股、A股停牌，併發公告稱，中興通訊已獲悉禁令和全面評估影響，與各方積極溝通。

2018年4月18日，針對對ZTE的禁令，中國商務部做出回應，表示關注事態進展，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合法權益。

2018年4月20日，ZTE發佈關於美國商務部激活拒絕令的聲明，稱在相關調查尚未結束之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執意對公司施以最嚴厲的制裁，對ZTE極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ZTE公告稱，受拒絕令影響，本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

2018年6月7日，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與ZTE已經達成協議，只要後者再次繳納10億美元罰金，並改組董事會，即可解除相關禁令。

2018年6月19日，美國參議院以85-10的投票結果通過恢復ZTE銷售禁令法案。

2018年7月2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暫時、部分解除對ZTE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2018年7月12日，《美國之音》消息，美國商務部表示，美國已經與中國ZTE簽署協議，取消近三個月來禁止美國供應商與ZTE進行商業往來的禁令，ZTE將能夠恢復運營，禁令將在ZTE向美國支付4億保證金之後解除。

事件最終以ZTE繳納鉅額罰款並改組董事會、接受美方監管之後恢復運營而結束。到2022年3月22日，ZTE收到了美國德克薩斯北區聯邦地區法院判決，裁定不予撤銷中興通訊的緩刑期(即緩刑期將於原定的美國當地時間2022年3月22日屆滿)且不附加任何處罰，並確認監察官任期將於原定的美國當地時間2022年3月22日結束。這也意味着美國對於中興通訊的“7年觀察期”終於結束。

在此一事件打擊下，ZTE2018年總營收下降到855.1億元，2019年為907.4億元，兩年沒能站上千億的台階。直到2020年，其營收才重新站上千億，為1015億元，恢復到2016年（1012億元）的水平。

對於ZTE事件的意義，許多人解讀其實有誤。大部分人將之歸結到ZTE沒有自主知識產權，因此被美國卡了脖子。然而ZTE作為一個通信設備公司，本就應該專注於通信設備之製造，而不必做全部上游元器件，比如芯片。根據國際知名的專利統計公司IPlytics發佈的一份全球5G標準專利申明調查報告顯示，到2021年底，在世界5G必要標準專利申請中，華為以3134項穩居第一，而ZTE以2561項排位第三。芯片方面，ZTE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IC設計事業部，2003年正式設立中興微電子，2015-2017年連續三年，中興微電子在國內IC設計企業中排名第三。

説ZTE沒有自主研發能力、沒有掌握自主知識產權，是不公平的。

問題其實在於，走向全球市場的ZTE，在其公司的內部管理流程中，對合規性的重視是非常不足的。這才是導致ZTE吃此大虧的原因所在。

正如筆者在前面文章中所述及的，伴隨着華為走向全球市場的，有兩件關鍵工作，第一件，1998年8月，華為啓動了引入IBM企業諮詢服務的8個管理變革項目，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就是IPD（整合研發流程體系，1998年引入）和ISC（整合供應鏈流程管理體系，2000年引入）項目。整個IBM項目歷時近10年，華為投入將近20億元人民幣。另一件是，2005年華為通過英國電信的全面採購認證。拿到認證書的華為順利入圍了“21世紀網絡”供應商之列，並在幾輪篩查之後，成功入選成為“21世紀網絡”的供應商。為時兩年的英國電信認證，讓華為對自己的全流程進行了一次質的提升。在英國電信之後，華為又順利通過了沃達豐、法國電信等一流運營商的認證。

而ZTE的國際化進程中，並沒有做過這兩項工作。其海外市場的開拓，仍然是以亞非拉市場為主，在歐美日市場的開拓，是以訂製終端為主，通訊設備的開拓則以技術合作為主。但ZTE的內部管理，仍然是很明顯的中國特色的管理，且有着鮮明的國企特點。因此它擅長於在非法治國家做生意，而對合規性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

從應對美國製裁的過程就可以看出，ZTE先是採取對抗態度，這是對國際市場規則體系的明顯無知。對抗無效後，表面服從，卻又採取欺騙手段，以為能矇混過關，這與中國傳統價值觀的信義原則也是相沖突的。而美國司法部門獲得的各種重要證據，也顯示出ZTE內部管理的混亂和無知。直到最後被打痛之後，老老實實地服輸，賠款、重組董事會、接受監管。個人認為，這些交出的學費，是在補華為投入20億元輸入IBM流程再造、以及英國電信認證這兩門課，是付出10多億美元的培訓費，被迫由美國人給自己進行了合規性培訓。

如果ZTE度過此劫後，未來仍有國際市場的雄心壯志，則我認為，ZTE進行像華為那樣進行全面的流程再造，在管理和公司內部治理上脱胎換骨改造自己，是必需的。如此，2018年的學費才沒有白繳。

三

提起中國的通信設備產業，評論者最愛講“巨大中華”的故事。個人認為，到現在仍講“巨大中華”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噱頭，因為巨龍和大唐從來沒有崛起為國際電信設備巨頭，它們很早就湮沒在了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中，根本就沒有任何資格與華為與ZTE相提並論。

巨龍在經歷過04機的短暫輝煌（2000年中國市場份額最高達到14%）後，就已退出歷史舞台；大唐TD-SCDMA方案靠郵電部電信研究院拿來西門子的TDD技術，嫁接原有的無線數字用户環路（WiLLWirelessLocalLoop）技術而形成，在相關政策扶持下——為此拖慢了中國3G通信的升級換代，從2002年（當年以電信研究院團隊班底成立大唐電信公司）拖到2009年（逼迫中移動接盤支持TD-SCDMA的產業化）才發牌——才得以落地，但也只有短短4年的機會窗口（2014年4G技術已經成熟），最後的結果是中移動付出2000億人民幣的代價，且將自己的市場優勢地位拱手讓出（直到4G時代才緩過氣來）之後，大唐電信也並沒有成長為國際通信設備巨頭（2021年，大唐電信年度總營收為13.11億元人民幣，虧損5095萬元，且主要收入來源為安全芯片的生產銷售，而非電信設備），而且這種政策偏執還導致華為進入“冬天”，被迫走向國際市場。

真正能與華為相提並論的只有ZTE。雖然2021年，ZTE運營商業務的總營收為757.1億元人民幣（119億美元），與華為運營商業務2815億元（442億美元）的營收相比，僅為其1/4，但仍能躋身全球4大電信設備供應商之列。華為居第一，第二愛立信運營商業務收入為185億美元，第三諾基亞移動通信運營商業務收入為110億美元，另有固網和海底電纜業務收入87億美元。

對ZTE來説，跟上、不掉隊，就是勝利。要知道，從2G到3G的轉換，從3G到4G的轉換，從4G到5G的轉換，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有幾個全球響噹噹的電信設備公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這三次轉換，到目前為止，ZTE都沒有掉隊。尤其是在2018年這樣的沉重打擊之下，仍能站穩全球前四大電信設備商行列，殊為不易。

因為與華為同在深圳，作為同城兄弟，人們愛拿來作比較，可以理解。與華為相比，相形見拙，並不是ZTE的錯，只是因為華為太優秀了。

事實上進入21世紀之後，華為就逐漸與ZTE拉開了距離。

2000年，ZTE合同銷售額突破100億元，華為總營收220億人民幣。

2005年ZTE營收超200億元人民幣，華為總營收為453億元。

2008年，ZTE營收442.93億元，而華為營收1252億元，跨過千億門檻。

2011年，ZTE營收863億元，華為營收為2039億，其中消費者業務收入446億元。

2015年，ZTE營收首超千億，為1012億元，當年華為營收為3950億元，其中消費者業務收入1291億元。

2020年，中興營收1015億，華為達到其巔峯8914億，其中消費者業務收入4829億元。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從2000年到2011年，華為的總營收一直是ZTE的2-2.5倍，基本沒有超過3倍，這樣一種穩定的比例關係。但從2015年開始，華為迅速膨脹為ZTE的4-8倍。而這主要是由於華為終端業務的崛起，雖然2020年華為運營商業務也達到了ZTE的4倍。所以ZTE的終端業務沒有能夠做強做大，是其被華為拉開到4-8倍差距的第一位因素。

ZTE的終端業務為何沒有做起來？這不能歸因於華為太強大了。因為就在華為身邊，VIVO/OPPO都能夠崛起為手機產業一個全球性玩家，而小米也能夠在夾縫中崛起，從華為嘴邊搶到自己的一碗飯吃。深莞惠地區全球最強大的手機產業鏈基礎，足以支撐數家終端巨頭，蘋果與華為、三星皆能在此基礎上共存。ZTE、TCL、康佳、聯想等手機沒有能夠做起來，都只能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對ZTE來説，我們需要追究的是：1，與華為同處一城，究竟是ZTE的幸還是不幸？2，ZTE“與華為同行”的伴隨戰略，究竟是成功還是不成功？3，ZTE被華為拉開距離，其根本原因，是否就是“體制魔咒”？

華為、ZTE共存於深圳這個城市，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全球電信設備行業，這是僅見的案例。前四名的通信設備巨頭中，有兩個總部在同一座城市。因此深圳這座城市對全球電信設備製造業的影響力，非其它城市可比。以2021年為例，二者加起來560億美元的運營商業務收入，所形成的產業鏈，對地區的經濟成長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也奠定了這個城市全球經濟競爭力的基礎。

因此，我個人認為，華為、ZTE兩個優秀企業共處一城，絕對是幸運而非不幸。

雖然兩家公司激烈競爭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互相打擊、互相防範到了六親不認的地步，似乎不共戴天於整個產業之中。但事實上，不共戴天也要共戴一天，兩家公司共存於地區性產業集羣之中，而且也共同做大了這個產業集羣。兩個公司共享深莞惠地區創新網絡的諸多資源，甚至共用某些供應商，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切割的血脈聯繫。

而另一方面，作為可敬的競爭對手，雙方互為對方的磨刀石，或者説叫“砂輪”。在與對手的拚死競爭中，自己也得到了成長。也許在某一個時間節點之後，ZTE對華為的砂輪作用弱化了，或者説華為找到了更強大的磨刀石，而對ZTE來説，華為作為自己的磨刀石的價值一直都明確地存在着。

這就是ZTE的伴隨戰略。在初期，所謂伴隨戰略，就是，只要某一個招標合同，華為去，ZTE就一定也去，用同樣的低價競爭策略來死槓華為。後來這一策略延伸到了國際市場，甚至甲方也洞悉這種關係，在招標中一定要同時拉上華為、ZTE兩家，讓它們互相殺價，同時有效達到壓低採購價格的目的。

當然在雙方的市場戰略、產品戰略、技術戰略中，雙方既互相防着對方，事實上也互相偷師對方——只不過偷師的多少而已。所以我認為，有了對方的存在，自己有了更加強的競爭力，這一點是肯定的。華為能做到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商、ZTE能留在全球電信設備巨頭玩家的行列中，應都有對方的功勞。

前述雙方都受益於深圳地區創新網絡的這個結論中，包括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深圳地區很像硅谷的“工程師文化”。即，這個城市的產業中，很多主導者都是工科生，都具有工程師思維，都以解決問題、創造更好的產品論英雄，而不是以出身門第、學歷師承來論英雄。因而這個城市的科技企業，大都受益於所謂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就像它們上一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企業受益於“勞動力紅利”一樣：在1980-1990年代，深圳憑價格僅為日韓台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的勞動力優勢獲得輕工製造業的根本競爭力，2000年代之後，深圳憑價格僅為美國、歐洲、日本幾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工程師（研發人員）紅利，而獲得科技製造業的競爭力。

華為、ZTE、BYD、騰訊、富士康、TCL等等，都受益於深圳的工程師文化，同時也是這一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

但，我們要追問的是：同樣是工程師思維、以做2B業務為主的ZTE，在轉向2C業務時，顯然與華為相比很不成功。為什麼在華為的企業文化中，能容得下一個餘承東，而在ZTE的企業文化中，餘承東根本不可能產生出來？

即便是在同樣是工科生思維的2B業務中，為什麼華為可以蜕變為一個國際公司，而ZTE仍然是一箇中國公司？

很多人將之歸因於兩個公司掌門人的性格差異：任正非獨斷專行、大開大合、敢於冒險、大賭輸贏，而侯為貴則温和平穩，謹慎小心（絕不冒險），寬容待人。但這如何解釋，為什麼一個極端追求穩健經營的公司，卻可以在伊朗市場如此反理性而行，冒大險求小利？

畢竟在2012-2016年的伊朗業務中，侯為貴還在掌舵ZTE；即便是2016年侯為貴不再擔任董事長之後，相信他在幕後仍可以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所以2018年的事端也不能用“後侯為貴時代”來解釋。事實上，在2018年最為緊急時刻，侯為貴仍然老將出馬，去美國斡旋，並決定全面妥協，使ZTE獲得了一線生機。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將之歸因為所謂“體制魔咒”。這個“體制魔咒”包括兩部分：一者，華為是民營企業，而ZTE是國有授權民營的國有控股企業；二者，ZTE是公眾上市公司，華為不是。

華為在創業頭幾年就解決了所有制問題，還原為一個乾淨純粹的民營企業，並通過員工持股制度，使華為成為一個有巨大內向凝聚力的民營科技企業。而ZTE雖然在1993-1997年間通過建立“國有授權民營”的機制，在國有與民營之間，找到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平衡體制，並使之穩定運行了超過20年時間。但ZTE基因裏的“國有制”，總是在相當程度上起着作用，它和侯為貴的穩健謹慎性格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侯為貴在國有體制內，必須是這種性格才能脱穎而出，也必須是這種性格才能長期領導ZTE，因為其良好的人際關係，使得自己成為一個讓領導放心的人。當然也要加上，ZTE前面20年的市場成功，奠定了侯為貴的影響力基礎，而“中興新”的話語權，也是一種重要的保障。

這種“國有制基因”體現最為充分的地方，往往並不是國企的最高領導者，這一角色倘若遇上具有強烈企業家精神的人，往往能突破制度的桎梏，而獲得昇華。“國有制基因”體現最為充分的，是企業的中層管理者，他們最大限度地展現着國企裏的處事原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在此基礎上，搞關係比搞創新重要。而ZTE的高管階層，所謂由侯為貴帶出來的“五大少帥”，卻都是在早期、尤其是“中興新”時期，就已經脱穎而出的創新型人才。所以我認為，ZTE落後於華為，關鍵就落後在兩點：一，高層穩健保守；二，“中層”沒有創新突破的動力。

是否上市公司也會有影響。因為上市公司就必須遵守“投資商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投資者需要企業有穩定的業績，而不希望企業投資於風險過大的方向上。而華為未上市，而相當一部分骨幹員工的動力來自於股份分紅，他們希望公司能夠持續高成長。這種動力機制是不同的。

所以，“侯為貴（穩健保守型性格）+國企底色+上市公司性質”，這一關鍵因素組合，是導致ZTE與華為拉開距離的主要原因。

四

我相信，一直有一個問題擺在ZTE面前：偉大，還是平庸？

它很接近於偉大，無限接近。但似乎一直差那麼一點點。它是否甘於平庸？我相信，在前線衝殺的ZTE技術精英們，肯定不甘於平庸，但在民粹盛行的國人眼裏，與華為相比，它似乎有點平庸。

我不知道在2018年的董事會改組之後，侯老爺子是否已徹底淡出ZTE的決策層。如是，缺少了創業元老的平衡與對沖，則必然意味着ZTE的國企本色將會更加濃重。而這將會拖着它朝着平庸的方向下墜。

另一個攸關ZTE未來的，是它與華為面臨的共同大考：未來的中國，是繼續堅持全球化、還是堅持“內循環”戰略之中？倘若ZTE能夠繼續在全球市場鋭意進取，則它仍有機會衝上“偉大”；倘若整個行業都退縮到“內循環”體系之中，則它最大概率是接觸到“平庸”的大地表面。

經過2018年重創的ZTE，2020、2021年已經緩過氣來了，它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了。

當然，我覺得，在內循環與外循環晦明難分的混沌時期，ZTE首先要解決的，是個技術問題：如何選擇正確的產業方向，使自己從一個千億級的公司，上一個台階，成為一個兩千億級的公司？如果能跨出這一步，那對ZTE的士氣來説是一個巨大的刺激。

2021年深圳有17家總營收超千億的公司，其中超過2000億的公司有10家，超過5000億的企業則只有平安、華為、正威、恒大、騰訊等5家。

對ZTE來説，首先是如何跨過2000億營收這個坎。如果它最終能躍上5000億這個台階，那麼將沒有人能否認它已是一個偉大的公司。

2015年，其年度營收首次跨過千億門檻，達到1002億元，2016、2017連續兩年維持在千億之上，分別是1012億和1088億，但接下來兩年又跌回千億之下，2018年為855.1億，2019年為907.4億，直到2020年才又重新站上千億，為1015億元，2021年穩定在1145億元。

如果沒有2018年的打擊，ZTE的正常表現也就是一間營收千億級的公司。每年的增長一般不超過10%，短期內看不到其突破2000億的希望。這跟騰訊不同。騰訊也是在2015年跨過千億門檻，為1028.6億元，但之後6年其營收分別為1519.4億、2377.6億、3126.9億、3772.9億、4820.6億和5601.2億。也就是説，在突破千億後，騰訊每年的增長仍能達到20-40%，以至於每一兩年就突破一個千億量級。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未來產業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