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下的“國際學校”漸成往事，家長們還執着送孩子去國際學校嗎？_風聞

202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稱“兩辦”）就已印發《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名稱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全國”“世界”“國際”“全球”等字樣；不得包含公辦學校名稱及簡稱；嚴禁引進境外課程及教材開展教學。

這意味着，面向中國籍學生的民辦“國際學校”被納入義務教育體系，並面臨着一系列合規調整。

近一年來，在上海、廣州、深圳等十餘座城市，有超過100所民辦學校更名，其中，近半數學校的原名稱涉及“國際”“雙語”“中英文”等字眼。

此外，《意見》還要求，原則上不得審批設立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受新政策影響，此前未獲得辦學許可的國際化學校只能宣佈停招、停辦或分流學生。

那麼在這種政策大背景下，國際學校選擇做出了哪些改變呢？

褪去“國際”標籤

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資格的普通高中學校名單》顯示，北京市朝陽區青苗國際雙語學校更名為北京市朝陽區青苗學校。另據北京市海淀區民政局4月12日做出的行政許可，北京市海淀國際學校更名為北京市海淀外國語騰飛學校。

從更名方式來看，很多學校選擇了褪去“國際”標籤，區域特徵則繼續保留。

中國對民辦學校名稱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國家工商總局和教育部發布的《關於營利性民辦學校名稱登記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民辦學校名稱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全國’‘國際’‘世界’‘全球’等字樣”——從名稱規範上來説，該通知與兩辦2021年5月印發的《意見》類似，只不過，前者針對的是營利性民辦學校，後者則指向民辦義務教育學校。

地方的要求更加細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發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導則（2020年版）》提出，學校（含普通中小學、幼兒園和非學歷高等教育機構）名稱不得冠以外國國家名稱、國際組織名稱字樣；不得冠以“雙語”“英美”等與實際不符或容易產生誤導作用字樣。登記使用的外文名稱應當與中文名稱含義一致。

除了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也受到約束。

具體來説，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只能使用一個名稱，其外文譯名應當與中文名稱相符；應當反映不同國別普通教育的性質、層次和類別；名稱前應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稱；“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必須作為學校名稱後綴使用。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雖然通常被視為“國際學校”——學校官網也多如此宣傳，但是按照規定，這一類學校不在中國學制系統內，其實施的教育活動也不屬於中國國民教育序列的學歷教育。

隨着“國際”標籤的逐漸褪去，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多所學校開始突出“多元高中”“國際化學校”“以漢語為中心”等宣傳用語，這也體現出政策及相關法律法規對這一行業領域的管理趨於嚴格化、規範化。

“國際學校”往事

改變是一點點發生的。在北京市新英才學校（下稱“北京新英才”）執行校長劉煒的口中，上世紀90年代末與本世紀初之交，北京以順義區的温榆河為中心，逐漸形成了一片別墅區，外資企業紛紛入駐，宜居的環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很多使館工作人員和外企員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這一羣體本身就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自然對子女教育有更多個性化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民辦國際學校應運而生，並與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二分天下。

“我們趕上了民辦國際學校蓬勃發展的時期，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背後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頻繁，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劉煒感慨，隨着中國富裕家庭不斷增多，出國留學的需求激增。

數據支撐了劉煒的觀點。新東方發佈的《2019中國留學白皮書》援引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萬人。該報告還稱，對比2015年-2019年數據，低齡留學浪潮漸興，就讀於私立學校國際班、國際學校的羣體持續上升。此外，2019年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佔比達到43%，成為留學羣體的主力。

然而，隨着國際學校越來越多，在滿足留學需求、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同時，也出現了高收費、掐尖招生、課程設置混亂等問題。多年前，就有教育專家和政協委員質疑，公立高中國際班擠佔了公共資源，加劇了教育不公平。

“非營利”之後

在民辦國際學校的舉辦者中，無論哪種類型，辦學的前提都是先拿到牌照，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國外教育機構名稱，業內俗稱“貼牌”。張海解釋：“運營方先拿到使用品牌的授權，然後再與地產商談合作。比如説，你（地產商）給我出場地建學校，我（運營方）給你推薦地產項目。一般情況下，都是運營方和品牌方打包一個價格，品牌使用費和利潤分成具體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淺了。在沿海發達城市，這已經是很成熟的商業運作模式了。”

與地產商互為捆綁辦學的“公參民”學校類似，一些民辦國際學校與公立中學、高校的合作也多為名義上的。“辦學初期，主要是借用公立學校的牌子把體系建起來，等成熟之後，雙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獨立出去。”張海透露，改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實現的，後面可能還牽涉到股權調整、工商變更、利益分配方式及教學體系的變化——這也就不難解釋，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分民辦學校兼具國際（雙語）學校和“公參民”學校的雙重特徵。

“在義務教育階段，各國都是以公辦教育為主。但是20年前，我們的公辦教育發展還不完善，放在當時的背景來看，鼓勵‘公參民’學校和社會力量辦學，允許‘合理回報’也是可行的。但辦學校的初衷應該是辦教育，而不是辦公司，這一點當時好像並沒有想透。”

“未來的整體思路是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符合這一方向才能留下來。”馬學雷認為，賺快錢、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如果一些民辦學校還是像過去一樣，簡單地貼標籤，吃人口紅利、政策紅利和城市紅利，今後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

“雙軌制”趨勢

如何不踩政策紅線，同時又辦出特色，這是每一所國際化學校都在思考的問題。

按照馬學雷對相關政策的理解，國內高中可以將國際課程本土化，但僅限於經過批准的中外合作辦學或者融合、探索、研究型課程項目。在他看來，國際化學校要想合規發展，使用國家規定課程與教材是必然之舉。

目前，具備“雙軌制”辦學經驗的學校還不算多。根據“新學説”近期的一項不完全統計，全國有50所民辦學校採用了“雙軌制”，絕大多數學校將分流的時間定為高中階段。北京市新府學外國語學校（下稱“新府學”）高中部校長劉燕海判斷，國際化學校正面臨着轉型，今後，“雙軌制”可能成為趨勢。

新府學是一所十二年一貫制雙語學校，招收中外籍學生，採用小班制的教學形式。據該校官網介紹，高中部包括美國國際高中班、加拿大國際高中班、英澳國際高中班等七種項目。不過，隨着《民促法實施條例》的實施，從2021年9月開始，該校開始推出“雙軌”課程，首期招生面向高一新生。

“只要學生參加國內的高中會考，就已經具備申請國外大學的水平和資格，如果繼續參加高考，申請國外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劉燕海曾在一所美國大學國際課程項目擔任中國區校長十年。他注意到，申請國外大學的中國學生當中，很多都參加過高考，回國後的這些年，他發現在一些公立中學，尤其是發達地區，申請國外大學的學生中有相當比例參加過高考。

上海外國語大學西外外國語學校（下稱“西外”）校長林敏覺得，“真正的雙語人，要做到既認同中國文化，同時又要有世界眼光、胸襟和格局。”他是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首屆大學生，畢業後又去國外讀碩士、博士，然後留在國外大學工作，一待就是20年。

經歷多年摸索，西外對高中課程進行了創新。林敏介紹，考慮到學生在八九年級就要開始規劃將來的發展方向，學校進行了理科大類（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的融合，並開設理科大類課程融合班，在這背後，是教師根據國內課程知識點和AP、A-Level（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英國高中課程）等國際考試知識點進行的重新編排，如此一來，學生既有底氣參加高考，也不耽誤申請國外大學。

對於走“雙軌制”路線的學生，新府學除了在中國高中課程的基礎上進行外語教學，將語言標化及應用課程、雙語學科課程兩部分作為補充，還開設了綜合素質課程。

除了國際學校在政策下的轉變，很多人似乎對於國際學校還抱有一種偏見的標籤——好像國際學校的學生比普通學校的學生要輕鬆很多？好像國際學校的學生比不上普通學校的學生？好像讀國際學校的都是些無所事事的富家子弟？

有親自就讀於國際學校的學生對於這種偏見發出了反駁。

我本人也有不少就讀國際學校的同學，這種人裏分三種。

一種是在國內教育裏被淘汰，只能選擇就讀國際學校出國求個文憑的人；一種是從很早開始就決定要出國求學的人；還有一種是從小在一線城市長大但沒有當地户口，無法參加當地高考，選擇出國留學的人。

對於後兩種，基本都考上了在世界排名上還不錯的大學。

而對於第一種，取得了怎樣的成績應該也不難想象吧。

國際學校更名的背後，是民辦教育從“野蠻生長”到規範發展的轉變。

但是對於我們學生本人來説，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只要你想學，不管接受的哪種教育，都能有個好的出路。

只是可能考慮到目前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疫情的影響，是否依舊要選擇國際學校這條道路，會是每個家庭都需要慎重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