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為他們託底？|| 大視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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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看起來固若金湯的山體，很難經受住暴雨的持續沖刷。

社會也是如此。當山洪不斷侵蝕，也會傷痕累累。特別是在護坡措施不完善、截排水設施不牢固的情況下。

從徐州到唐山，從河南村鎮銀行強賦紅碼到全國上百個樓盤業主強制斷供，都能看到傷痕，有形的，無形的，財富的，精神的。

不久前被網絡熱議的“滬漂”打工者阿芬的遭遇，也是一道傷痕，幸好已被修復。

阿芬3月從河南到上海，想謀一份工，因為疫情，沒有工作的她進了救助站，感染了新冠，在方艙治療後痊癒。上海恢復正常後，她開始求職，因不符合很多企業“歷史無陽”的要求，屢屢受挫，不得不住進虹橋地下通道的一個廁所。因為這裏不用交房租，廁所還有免費的紙。

這篇上海自媒體人的報道迅速引起有關方面反應，提出各部門、各單位都應按法律法規相關要求，一視同仁地對待新冠陽性康復者，不得歧視。社會各界不能給他們貼標籤，不能讓他們生活在不該有的陰影下。

第二天，阿芬在多方幫助下找到了一份順豐快遞分揀員的工作，開始試工。

這周我離開上海到外地調研，但經常想到阿芬。持續數月的疫情，這樣的命運並非個別。

我想到《中國新聞週刊》公眾號登過的一篇關於疫情中的盲人的文章。主人公之一也是河南人，也是女性，2001年就到上海，在普陀區一家盲人按摩店當按摩師，並在這裏遇到後來的丈夫，也是一位盲人按摩師。疫情前，兩人工作日在店裏吃飯，週末去附近超市買些熟食或速凍食品，回家用微波爐加熱，也用買菜APP，“聽”文字買菜。疫情一來，問題來了，當她朗讀完所觸區域的信息，再點擊購買，至少要3秒鐘，根本搶不到菜。

後來菜有了，因為是全生食材，47歲的她第一次用明火做飯，一開始不熟練，左手食指被鍋壁燙出了泡。

這些命運讓人無言，而對我的震撼更來自於比較。

就在阿芬報道發表的前一天，一位發展商問我房價的問題，並向我介紹了最近“五星級紅包樓”的“茶水費”行情。“茶水費”我是知道的，但“紅包樓”還是第一次聽説，現在一手二手價格倒掛越厲害的樓盤，星級越高。據説“紅包樓”一平方米的“茶水費”在2～5萬元，最貴的已逼近10萬。

還聽説，有老闆在企業裏蒐集“房票”，要是搖號中了，願意給出“房票”的人以百萬元計的“代持費”，説這也是一種“共同富裕”。

當“紅包樓”和阿芬居住的廁所同框，當我們在疫情中團購到的新西蘭雪糕、麪包和盲人炒菜的場景同框，我久久無法平靜。

我想到的問題是，誰來為他們託底？

阿芬的問題首先是一個勞動就業歧視問題。歧視對象往往是弱勢羣體，即越該幫的人，往往越受歧視。

對阿芬們如何託底？我因調研別的題目，來不及就此採訪，就委託老同學、廣州市天河區人大二級巡視員林志雲代為了解情況。他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曾擔任過區民政局局長，對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互助等保障問題非常熟悉，此次也專門和相關部門進行了溝通，他們提出瞭如下建議：

**1、**政府和各部門必須旗幟鮮明按照我國的勞動法、就業促進法、傳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明確規定，保障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除經醫學鑑定，傳染病病原攜帶者在治癒前或者排除傳染嫌疑前，不得從事易使傳染病擴散的工作外，用人單位不得以是傳染病病原攜帶者為由拒絕錄用。對此要廣泛宣傳。

**2、**在做好宣傳的同時，政府部門要嚴格檢查和執法。對於刁難歧視弱勢羣體勞動權利的行為，可以追究其責任。

**3、**政府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調查研究，出台有針對性的社會兜底保障措施，補民生的短板。

**4、**康復陽性感染者復陽的機會有多大，相關數據和機率要認真科學地研判並公開，以解除民眾和企業的顧慮。

**5、**對積極幫助解決弱勢羣體就業的企業，政府應予表彰和獎勵。比如現在對幫助殘疾人就業的企業，在所得税上就有優惠。

**6、**對企業的顧慮和焦慮，也要及時響應。企業擔心招收了康復陽性感染者，萬一復陽，整個企業都被封閉、隔離、停業。所以疫情拖得越久，防控越要科學和精準。最近將密接隔離管控從“14+7”調整為“7+3”，密接的密接的隔離管控從“7天集中隔離”調整為“7天居家隔離”，壓力就少了一些。對企業方面的訴求也要響應，幫助其減少包袱。

為弱勢羣體託底，政府義不容辭，與此同時，企業和社會也應積極參與。

不久前我參加上海新滬商聯合會組織的座談。有企業家講到，企業在浦東運營着三家養老院，疫情嚴重時僅一家就有80個陽性感染者，還有3個重症，當時也沒有菜，連老年人用的尿不濕也用完了。最後是新滬商聯合會的成員紛紛出力，有的人大代表向政府反映，有的和醫院對接、接走重症，有的幫助辦理通行證，有的從自己的農場運來蔬菜，一家浙江企業還從浙江運來了一車尿不濕。

被助企業家感動地説：“要是沒有大家幫助，這次可能就挺不過去了。”

上海是安徽人外出務工首選之地。在1000多萬上海“非滬籍常住人口”中，安徽人超過240萬。驢媽媽旅遊網創始人洪清華是上海市安徽商會會長，他在座談會上説，疫情最嚴峻的日子靜默在家，為各種事心急，無力感很強，但總覺得應該做點事情，不能天天在家等待。

“當時看到很多老人、養老院、工地、安徽老鄉缺乏生活物資，市委市政府也呼籲商會要發揮作用，於是我們立即向上海市相關部門申請通行證，帶着276個徽商企業的董事長成立了‘徽駱駝物資急助平台’，每天接到1萬多個電話，接不過來送不過來，也有被感染的風險，但心裏是充實的，有的送貨志願者累了就在小區門口躺一會繼續送，連續堅持了30多天。”

長三角現代服務業聯盟辦公室副主任胡雪蓮是安徽滁州人，她和一些徽商多方聯繫，歷經波折，通過蕪湖市鳩江區白茆鎮四季鮮果蔬協會，組織協會企業、家庭農場收割蔬菜、打包裝車，於4月10日將10噸蔬菜包運抵上海，並由古美街道將蔬菜包發放給小區居民、獨居老人和困難家庭。

“雖然只能緩一部分人一時之急，但每做一點，心裏就會踏實一點。”

阿芬的問題，也是一個外來打工者在大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疫情壓力和經濟壓力波及很多人，外來人口往往首當其衝。

我還想到2017年11月，北京市大興區“聚福緣”公寓發生的嚴重火災事故，造成19人死亡，17人是來自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的外來務工人員。起火地點在地下一層冷庫，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內的電氣線路故障發生火災，遇難者均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很多城市都有這種儲存、生產、居住“三合一”的場所，城市離不開農民工提供的服務，但常常忽略他們生活環境裏的安全隱患。他們好像是“過客”，老了，幹不動了，自然回到農村，甚至平時也可能作為低端人員被“趕走”。城市似乎從不曾真正想過，如何讓他們在城市紮根？

當然政府有政府的難處。外來人口流入多，服務和管理壓力就大，因為我們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如公安、教育、醫院等等，都是按户籍人口定編定人。外來人口多，服務人員就必須擴編超編，但還是會有不少限制，捉襟見肘。長期人手緊缺，就容易管理粗放。

而站在外來務工者立場，他們在城市奮鬥服務，有的交了多年社保，也在國家的職業目錄中，如茶藝師、健康管理師、信息通信網絡終端維修員、保安員、智能樓宇管理員、中央空調系統運行操作員、廣播電視天線工、西式麪點師等等。但內心裏，他們總有一種不被城市接納的疏離感。

這並不公平，雖然要徹底校正，還需要很長時間。

上一代沒有户口，下一代讀書就有問題，到了讀書年齡，不少孩子就要回老家，有些就成了“留守兒童”。

給我講“紅包樓”“茶水費”的發展商説，他最近碰到一個老鄉的孩子，國外留學回來，立即落户，其所就讀的大學曾進入世界高校前500名，這樣的高校加在一起共800多所。只要有它們的畢業證就很容易落户。而在他的公司裏為城市造過很多房子的農民工卻沒有落户的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説，我們的基本情況是，超過8.4億人住在城市，還有5.6億人住在農村，城鄉之間一直有2億人在飄（2019年數據）。他認為，傳統的“只要把農民在鄉村穩住了，社會就沒有問題”“城市出了一點問題，就把人往鄉村趕”的思路，並不符合規律，也不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思維，這樣的城市化實質是“回村城市化”，也就是讓農民工承擔低成本城市化的代價，但最終還是讓他們回到農村。

“農民只是一個在城市作為農民身份的工人，城市的相關公共服務、市民的基本權利，跟他沒有太大關係。”

事實上，這不僅不公平，也不可能長期維持。因為跟着“農二代”父母有過城市生活經驗的“農三代”，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已基本城市化。就算初中教育回本鎮，高中教育回本縣，其內心是歸屬於城市的，最終還是會和鄉村“割斷”。

怎麼破解“回村城市化”，真正實現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

劉守英等學者提出，在代際上，從70後開始，要把一些不回村、已經在城市的農民工市民化，真正在其就業地市民化，進入城市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城市居民同權，和其享有的經濟機會重合。“城市留下的這些人不是閒人，不是懶人，也不是失業人口、救濟人口，而是工作人口。他們在創造財富，不是負擔。”

而鄉村振興的邏輯，包括重塑村莊體面、發展鄉村產業（如尋找主導產業，提高單位土地回報）、重構人地村的關係等等。“有了產業變化，出村的人會有部分回來，想搞農業的企業家會進來，喜歡鄉村生活方式、對鄉村有想法的人也會來。這在客觀上要求將鄉村支離破碎的土地從規劃層面重劃，努力進行宅基地改革，讓村落適度集聚，讓土地更好集中。現在土地之所以不集中，也是因為原來進城的人的地權和經營權沒有分離。只有把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解決、地權轉變後，才可能真正解決經營權的保障問題。經營權問題解決後，其他的權利拓展、權利行使、抵押這些金融手段才可能實現。專業化的具有企業家性質的經營者才能進來，帶動農業要素組合、經營方式的真正改變。”

和劉守英教授類似，我的基本觀點也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在於讓城鄉之間產生價值循環，形成閉環。也就是讓城市的資本、技術、知識、市場等資源和農村的產品、產業、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循環起來，在農村、農地、農業、農人等方面有更高的價值產出。這裏的提升空間是非常巨大的。

上週我在四川成都新津參加希望集團成立40週年活動，拜訪了希望集團創始人之一的劉永言（四兄弟的大哥），這位現年77歲的老人是一位科技發明家，希望集團的第一頁就是他們帶着知識和技術在農村養鵪鶉開始的。我問他：怎麼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邁向共同富裕？

他説：“隨着科技發展，農業和工業的界限會模糊一些。過去那種‘農業離不開土地’的觀念也會淡化。無土栽培就是工業化。”他正在研究無土栽培。日本這方面很發達，但成本高。他的目標是用低成本實現無土栽培。

要打通城鄉之間的障礙和阻隔，城市要包容農民工，鄉村也要向城市開放，如此才能達成融合。

劉守英説：“回鄉村找鄉愁，是因為它是詩和遠方。但詩和遠方的前提是，我是一個已經被城市接納的人，而不是一個歸屬是在鄉村的人。對最終要回去的農民來講，鄉村就是他的宿命，他還找什麼鄉愁？這種‘回村城市化’的結果是，鄉村變成一個‘愁’的地方，而不是回來找鄉愁的地方。”

相反，當更多農民變成城市市民，才會有鄉愁感。而那時的農村，也更容易實現土地、村落形態的調整，提升單位面積的產出，完成價值的創新和提升。

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是，由於長期不注重紮實推動農民工的市民化，現在不少農民工已經開始選擇“能落不願落”。“願落不能落”則主要體現在沿海發達城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程鬱等人建議，應該分層次制定農民工落户政策，以“願落盡落”“應落盡落”為原則推進重點人羣落户。對縣域內農民工，應着力提升縣城的吸引力，提高他們在鄉村和縣城的就業質量和生活品質。對跨省農民工，應着力提高大城市的開放性，提升公共服務容納能力和社會保障的承受能力，通過“人地錢”掛鈎等激勵政策合理分擔落户成本。對縣外省內農民工，應推進省內統籌，實現對省內農民工的統一服務管理。

鄉村問題非常複雜，確實急不得，但對城市農民工的權利保障和市民化，現在更是慢不得。

我在《拒絕陷阱》中説，中國從低收入狀態邁向高收入狀態，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有活幹（創造就業）、活幹好（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幹好活（邁向高附加值的創新經濟）。在《苦日子，新路子》中我提出，每個市場主體都要做好更長期、更有韌性地過苦日子的準備。

阿芬的命運，以及近期一些無差別惡性傷害事件的發生，啓發我們，在整個經濟、就業、疫情壓力難消的背景下，需要高度關注為弱勢羣體託底的問題。社會風險抵禦能力的構建，需要從政府到企業和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未雨綢繆。

而從農民工城市化和城鄉融合、邁向共同富裕的角度看，我們可能需要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有新的認知和探索。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缺乏人道主義的現代化不可能是真正的現代化。

在對共同富裕的定義中，過去更強調財務價值。從現在起，應該更多地納入人的尊嚴和公平正義等價值，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加以具體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