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死在自己建立的民主制上_風聞

雅典被公認為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人們不知道或不願意提及的是，正是民主制導致了雅典的滅亡。

這話還得從雅典民主制產生的時候説起。公元前510年，斯巴達以武力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統治，僭主希庇亞斯被放逐。策劃這一行動的克利斯提尼號召在雅典建立一種新的政體，以防止僭主制捲土重來。

克利斯提尼設計的民主制度的主要內容是：

一、五百人議事會，由新劃分的十個部落各選出50人組成，它的職能是為公民大會準備議案。

二、公民大會則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行政命令、政策法規皆由公民大會批准產生，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均可參加公民大會，並在會上發言。

三、組建5000人的人民法庭、投票決定案子的判決；

四、執政官和十位將軍由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實行陶片放逐法。

不過，這時的雅典同時保留了貴族政體的機構——貴族議事會。貴族議事會主要由卸任的行政官員組成，他們在戰神山上集會，因此被稱之為戰神山議事會。議事會有權否決公民大會的決議，擁有最高司法審判權，並對每年的行政官員的任免和首席執政官的選舉施加重要影響。也就是説，這個時候的雅典政體，還不是完全的民主制，而是共和制。話雖如此，克里斯提尼設計的這套民主體制也暴露出諸多弊端。

陶片放逐法成為排除異己的手段。由克利斯提尼創立的陶片放逐法，實質上是一種政治流放的方式。只要有6000人在陶片上寫下同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就要被放逐。要知道，當時雅典的公民人數在40000到50000之間，也就是説，放逐一位政治家，無需公民中的多數贊同就可以，這使得驅逐反對派領袖變成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後來發展到只要和反對派沾邊，就會遭此懲罰。伯里克利的父親贊蒂波斯就曾經受到這種待遇，理由是與錯誤的政治派別聯姻，而所謂錯誤的政治派別，不過是一些顯貴的家族，他們被一些人認為會覬覦雅典的政治權力。這種排斥異己的方式，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變成了實際上的一黨專制。從而使“民意”更加容易出現一邊倒的傾向，決策也更加偏激。事情發展到後來，陶片放逐法越來越像一場鬧劇，有些人心懷惡意，到處發掘別人的隱私，或藉機敲詐勒索，或發泄妒忌怨恨，並樂此不疲。

多數人決策使新思想的出現受到重重阻力。由教士奧斐特斯提出的法律，“對一切不相信現存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見解者，立即治罪。”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阿那薩哥拉曾經提出，太陽是一團燃燒的物質，月亮之所以發光是由於反射了太陽的光芒，並提出月蝕的正確理論，但由於他的理論觸犯了當時雅典流行的宗教觀念，被以瀆神罪投入監獄。哲學家普羅塔哥拉因為提出對神的質疑，被指控為無神論者，驅逐出境。雅典青年作家戴阿哥拉斯因“誹謗天神”而被判處死刑。在這樣一種氛圍下，雅典民眾的思想和信仰的範圍受到了極大地限制。

訴訟氾濫和告密成風。民主制下的富裕公民，境遇會十分尷尬。他的收入經常要繳納很高的税賦，還要為建造三層槳戰船慷慨解囊。同時，當朋友出現週轉問題時，他必須為之提供基金，並支付高額的保證金。除此之外，他需要時時堤防各種告密者。民主時期，訴訟活動多如牛毛。一些惡棍專門從事此業以進行報復或勒索。普通民眾也由於閒散過度而激發出告發他人的瘋狂熱情。在那些辯護詞中經常使用的一句話就是：“現在，完全清白無辜的人會受到陰謀家的迫害，其危險性並不亞於那些犯下邪惡罪行的人。”普魯塔克的戲劇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場景，他筆下的尼希阿斯是一個富有的人，但他的一生都處於被陷害的感受當中。離羣索居的生活也不能使他擺脱人們的糾纏；請託者不斷進入他的家門，迫使他不得不對那些可能會對他加害的人施以饋贈。德摩斯提尼是一個具有雄辯才能的政客，在經歷了雅典政壇的風風雨雨之後，過上了流亡的生活，他對前來拜訪他的年輕人説：如果一開始他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演説家的講壇和民主制度的公民大會；另外一條是直接死掉。他要是能夠預見到政治生活中的邪惡、焦慮、充滿嫉妒的控告、誹謗和相互傾軋的話，他寧願直接選擇死亡。所以，他勸年輕人遠離政治生活。

雅典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到頂峯時，恰恰不是直接民主制充分運行的時候，而是由伯里克利這樣的傑出領導人説一不二的時期。雅典從公元前460年開始執行的是事實上的帝國政策，伯里克利擁有了君主般的權力。他為了實施強有力的統治，剝奪了戰神山議事會的政治權力。行政官員和議事會成員不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普通公民抽籤決定，重大決策通過公民大會以多數表決的方式產生，決議一旦做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修改，公民大會成為事實上的最高權力機構。這種做法雖然有利於伯利克里通過人格魅力控制公民大會，並迅速做出決議，可是帶來了政治結構的失衡。這在接下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暴露無遺。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面對六萬全副武裝的伯羅奔尼撒人和皮奧夏人的進擊，伯里克利主張採取堅壁清野、閉關拒戰的策略，這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在他看來，兵力懸殊時冒險應戰是不理智的行為，也正好中了敵人的圈套。可是大多數人對此不予理解，他們高聲反對這種策略並對他的守勢作風表示憤怒，政敵們則對伯里克利不斷加以威脅和責難，很多人寫出歌謠和諷刺的詩文，誹謗的詞句在全城流傳，譴責他用懦夫的態度來行使將領的職權。伯里克利對此一概置之不理，他不再召開公民大會，怕人們會逼他做出違背自己判斷的行動。為了不給敵方實行反間計的機會，他捐出了自己在城外的所有財產，用以抗擊敵軍的入侵。就在這時，一場瘟疫襲擊了雅典，大量人員死亡，雅典人把這一切歸罪於伯里克利，認為是他的堅壁清野的政策導致了瘟疫的發生。無論伯里克利怎樣的安慰和説服都無濟於事。最後，市民投票做出裁定，罷黜他的職位並課以大筆罰金。

煽動民眾推翻伯里克利的克里昂接手執政官，而他能力實在有限，在台下的時候整天攻擊伯里克利膽小無能，現在自己上台了，門都不敢出。面對毫無改善的局面，公民大會忍無可忍，強迫克里昂出城決戰，克里昂無可奈何，硬着頭皮拼死一搏，最終自己戰死，雅典軍隊也全軍覆沒。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後期，雅典又分為主戰和主和兩大派，尼基阿斯主和，亞希比德主戰。尼基阿斯到處捐神廟造神像，號召民眾放棄戰爭。亞希比德花大價錢贊助馬車參加希臘奧運會，為雅典贏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從而鼓舞士氣，號召民眾與斯巴達死磕到底。最終，公民大會做出了一個荒謬的決策：亞希比德是對的，我們應該和斯巴達死磕到底。而尼基阿斯造了那麼多神像，肯定受神靈庇佑，也應該一同出征。

當亞西比德和尼基阿斯率領雅典幾乎全部的海軍和陸軍向西西里進發的時候，議事會又做出了另一個愚蠢的決定，召回亞西比德，就赫爾墨斯神像被破壞一事接受審判。這是亞西比德的政敵玩的一個陰謀，即一定要等到亞西比德出征後再將他召回（赫爾墨斯神像被毀事件是在出徵前發生的），這樣就可以減少他的影響力，並在審判中置他於死地。臨陣換帥是自古兵家之大忌，可是我們可愛的雅典平民決策者們在繼續上演着他們的無知。市民大會下令採取行動，所有受到指控的人只要有一點涉及本案，就收押在監獄裏，根本不聽他們的辯白。等到亞西比德的親朋好友全部落網之後，整個城邦憤怒氣氛高漲，市民大會認為只有從嚴處置才不會節外生枝。亞西比德接到回城的命令後自知凶多吉少。索性直接投奔斯巴達，併為斯巴達提供製勝雅典的方略。按理説，這個仗是不能再打了，遠征西西里的方案都是亞西比德制定的，這傢伙又熟知雅典的一切，包括雅典致命的弱點，結果十分滑稽，主和派的尼基阿斯在帥兵打仗，主戰派的亞西比得卻當了帶路黨。這仗要是能打贏才是真見了鬼了。最後的結果是，經過兩年征戰，雅典的海軍和陸軍全軍覆沒。

在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雅典海軍在被斯巴達海軍重挫之後，重組了一支救援艦隊，經歷重重艱險，終於打了一個勝仗，但在撤退的時候遇上八級大風，沒能來得及救助落水的船員，回到雅典後，遭到雅典公民的一致譴責，結果500人議事會一致投票決定，判處參戰的八位將軍死刑，其中兩位將軍事先察覺危險，跑到國外，逃過一劫，剩下的六位將軍無一倖免，全都賠上了性命。戰爭還處在膠着狀態，雅典人就自毀長城，實在不是什麼明智之舉。在這個表決中，500人議事會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這人就是蘇格拉底。而蘇格拉底本人也在推翻三十僭主後重建的民主政體中，由500人議事會以多數票表決判處了死刑。

就這樣，民主制的雅典被寡頭制的斯巴達打得暈頭轉向，大敗虧輸，從此一蹶不振。即使後來又苟延殘喘了一些時日，但在馬其頓的重裝方陣面前，雅典民主制再一次發揮作死的功能，當雅典的僱傭兵軍團包圍了馬其頓軍隊時，雅典議事會害怕獲勝的僱傭兵會因此做大，不好控制，命令僱傭軍團按兵不動，這給了馬其頓軍隊喘息之機，等到援軍到達，得以反敗為勝。

這一次，雅典再也沒有鹹魚翻身的機會，終於死在民主制度伴隨的愚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