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禁止AV，反對者卻是女性？_風聞

1998年，李宗盛和周華健、品冠合唱了《最近比較煩》，在自己的部分，李宗盛唱出了很多那一代男人共同的幻想：我夢見和飯島愛一起晚餐，夢中的餐廳，燈光太昏暗，我遍尋不着那藍色的小藥丸……

恐怕沒有人能否認，日本色情作品以及飯島愛這樣的AV女優，其影響力早已經超越日本本土，並在全世界收穫了大量觀眾和粉絲，形成了獨特的產業鏈，儼然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

所以不難想象，當**“日本即將禁止AV”**的“噩耗”在網上流傳時，會引起怎樣的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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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的源頭，是5月25日，日本立憲民主黨表示，在考慮單獨制定一項法律，禁止涉及性行為的成人影片。

立憲民主黨的眾議員堤要女士還在議院內閣委員會上表示：

電視和電影中的謀殺場景實際上並沒有殺人，但是允許拍攝性行為和買賣的色情產品是對個人尊嚴的損害，也允許性剝削。而我們立憲民主黨將考慮並推動進一步的措施。

這個提議太過爆炸，以至於“AV禁令”立即成為了當天日本網絡的熱門詞彙，引起了大量日本網民的強烈反對。

但是隻過了一天，立憲民主黨就發表了一則聲明，大概意思是，我們完全沒有要禁止AV的這個打算，你們不要亂講啊。

只不過，對於很多跟李宗盛一樣深受影響的觀眾來説，還不到鬆一口氣的時候。

關於“禁止AV”的討論，只是當天另一個重要話題的小插曲而已，5月25日這些人最主要的任務，是為了通過《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濟法案》。

在5月25日獲得眾議院內閣委員會一致通過後，《AV出演被害防止 · 救濟法案》（下稱《救濟法案》）從眾議院全體會議、參議院內閣委員會到參議院全體會議，一路綠燈，在6月22日正式頒佈，並從6月23日生效實施。

《救濟法案》規定：

**攝影期間，**演員可以拒絕違反自己意願的性行為，法案規定從簽約到拍攝所需時間為1個月，從拍攝結束到發佈所需時間為4個月。

在影片發佈起1年內，無論性別年齡，演員可以無條件解約，****（新法施行給予2年為限解約過渡期，2年後恢復成1年），讓業者停止販售或發行影片。

如果業者為了防止契約被取消而恐嚇演員，將被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萬日元以下罰款（法人為1億日元以下）。

日本之所以火燒火燎通過《救濟法案》，是因為4月1日，其《民法》修正案剛剛生效。

根據新《民法》的規定，日本的成人年齡從20歲下調到了18歲，是明治9年（1876年）之後的首次下調。

要是在其他國家，成人年齡下調也就下調了，時代在變化，法律規定畢竟也要與時俱進。問題是日本跟其他國家有一個最大的不同——AV產業特別發達。

以前要等到20歲才能做的事情，現在18歲就可以了，比如辦理信用卡、貸款買房、提起訴訟以及不經過父母同意結婚等。

這裏面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以前如果不滿20歲，父母可以在事後撤銷孩子簽訂的合約，但現在，18歲以上的人簽訂合約原則上自行承擔責任。

在日本，18歲通常還是上高中的年齡，也就是説，18歲的高中生可以不經過父母同意，自己跟廠商簽訂合同，合法地拍攝AV……

議員鹽村文夏表示：“4月1日就會開始有受害者，女高中生AV將會成為流行現象，不能容忍日本發生這麼丟人的事。” 

前AV女優胡桃香氣也站出來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你指望一個十八九歲的孩子，能夠通過冷靜判斷來予以拒絕，那就大錯特錯了。”

當年，她本來以為自己可以在唱片業出道，結果後來卻被告知“必須裸體”，最終在十幾個人的脅迫下，簽訂了AV合同，“當一個18歲或19歲的人被星探發掘，並以為能實現夢想時，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那是一道永遠不會消失的傷口”。

所以《救濟法案》的頒佈，主要是為了修補成人年齡下調產生的漏洞。

但你以為《救濟法案》會大受歡迎嗎？恰恰相反，它遭到了大量反對和抗議。

首先跳出來反對的就是行業內的女優，因為她們的片約開始大量減少，直接影響了收入水平。

女優們反對還好理解，但日本的女性團體也強烈反對《救濟法案》。

日本1957年頒佈了《賣春防止法》，規定任何性交易都是違法的，AV不屬於色情業，而是影視業，原則上演員是靠自己的演技而不是賣身賺錢的。很多流通的影片都是“出口轉內銷”，公司的註冊地根本不在日本，而是美國等海外國家。

但是在《救濟法案》裏，將AV定義為“性行為影像製品”，稱AV是“拍攝從事性行為者姿態的影像”，這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按照一些女性團體的看法，政府這是在鼓勵性交易合法化啊，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徹底禁止AV拍攝！

實際上，別以為日本政府不想禁止AV ，他們只是做不到而已。

1960年代，日本開始有電影製作公司拍攝情色電影，這些影片被稱為“粉色電影”，影片中的香豔場景通常採用借位等方式拍攝。

隨着錄像機和情人旅館的迅速普及，這些粉色電影也越來越受歡迎。有資料顯示，1974年日本新建的酒店和旅館為4600家，其中汽車旅館和情人旅館超過4000家。新開張的情人旅館為了吸引客人，通常都會提供粉色電影。

當然，對這些“有傷風化”的電影，日本政府並不是坐視不理。

1972年1月，池田警署接到羣眾舉報，稱“在轄區內的情人旅館裏發現下流錄像”。很快，日本映畫倫理管理委員會成立了專門負責錄像內容審查的“成人VIDEO倫理自主規制懇談會”，即後來的“日本VIDEO倫理協會”。

而真正意義上的AV出現，其實是件相當“晚近”的事，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

1981年推出的《星與虹之詩》成為了業界公認的首部作品，而1982年《洗衣店的阿健》賣出了13萬盒，徹底掀起了拍攝AV的熱潮。

1985年2月，日本警方下發行政意見：“凡未經倫理協會審查的錄像，均可能被認為是淫穢錄像而受到追究。”而經過審查的，自然就合法了。

就是在這一時期，西村徹等導演開始不斷挑戰倫理協會，掀起了一股“本番潮流”。所謂本番，就是不再使用道具或者借位等手段拍攝成人影片。

也幾乎在同期，日本進入了醉生夢死的“泡沫時代”。

在泡沫經濟時代，廣大的市場需求大大刺激了AV產業的發展，大大小小的影像出租店遍地開花，很多店裏專門設立了成人電影專區。

而隨着經濟泡沫的破滅，不僅AV行業沒有消失，反而催生了另一個更加難以管控的行業——援助交際。

90年代，日本政府部門調查顯示，東京高中女生中做過援交的比例為4.4%，初中女生為3.8%；另一份數據來自“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會”，初高中女學生的援交比例為5%。

2015年，聯合國特使莫德•德•布爾-布基契奧訪問日本時表示，有超過13%的日本女孩曾做過援交。只不過這個數字遭到了日本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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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來了，難道日本的女性對風俗業有什麼特殊癖好嗎？

當然不是，是因為她們根本沒得選。

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長遠一點就會發現，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日本女性總是無法擺脱被使用、被物化的命運。

1872年10月2日，日本政府突然頒佈了“娼妓解放令”，規定全國與妓院有長期、短期契約的妓女將獲得解放，與妓院之間的賣身契約失效,，各種債務一筆勾銷。

幾天後，司法省又頒佈第22號令：“ 妓女、藝妓喪失了人身自由, 尤如牛馬牲口一般。人斷無為牛馬之理。娟妓之所以失去人生自由，主要是因為債務。因此, 妓女從錢莊、銀號的借貸也應勾銷。”

這個解放令也被戲稱為“牛馬解放令”。

看起來日本政府似乎鐵了心取締娼妓，實際上只不過是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而已。

這就是在這個時期，大量日本女性出海謀生。在異國他鄉，這些女性想要活下去幾乎只有一個選擇——賣身。

在急需資本原始積累的明治時期，這批“南洋姐”通過犧牲自我青春與身體，從海外換取了大量資金，“南洋姐”帶來的外匯甚至成為日本第五大外匯來源。

入江寅次在《海外邦人發展史》中統計：1900 年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約百萬元，其中 63 萬為海外妓女的送金。

根據統計，日俄戰爭結束後，遼東半島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數達到1403 名，佔到當時該地區日本人總數的54.3%。

日本佔領當局加強管理，要求妓院申辦營業許可，**並實行軍人特惠價格，防止妓院損害軍人利益。**1905 年，日本軍在安東地區開設專為日本軍人服務的妓樓“醉雷亭”，提供低價格的性服務。

既能賺外匯，又能維護軍隊士氣，“南洋姐”對日本政府來説，性價比簡直太高了。

一戰結束後，隨着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與國際婦女保護組織抗議，日本政府1919年又宣佈要“廢娼”，並開始着手接回海外的“南洋姐”。但她們並未能獲得政府的任何補貼或援助，還受到鄉鄰們的唾棄與鄙夷，不少年邁妓女只能含恨自殺，大多數人在孤寂中度過餘生。

你以為這就完了？

在“南洋姐”消失20多年後，又一批女性被日本選中，為了“國家利益”被犧牲掉。

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一個傳言在日本國內如野火般蔓延：“敵人一旦登陸，就會逐個凌辱婦女。”很多城市裏的家庭都將家裏的女人送到鄉下避難。

面對即將到來的幾十萬盟軍，日本政府想出了一個絕無僅有的計劃。

1945年8月18日，日本內務省發送了一份秘密的無線電報給全國的警察管區，指示他們為佔領軍特設專用的“慰安設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來進行籌備。截至8月27日，東京共有1360名婦女被徵募，她們被稱為RAA，即“特殊慰安設施協會”。

只不過美軍建議日本政府不要直接插手此事，於是日本政府改為鼓勵相關從業者，讓他們拿着官方扶持通告，募集私人投資。

至於日本政府怎麼看待這筆投資，用後來成為首相的池田勇人的話來説：“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不算昂貴。”

儘管如此，願意合作的妓女數量，連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達不到。於是日本政府把目光投向了良家婦女，打出的廣告詞則是：“作新女性——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包吃住服裝，高收入，限18至25歲女性。”

當這些女性滿懷希望地應聘時，絕對想不到自己將要面對什麼。

8月28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師第四團，在日本橫濱登陸。與此同時，天皇皇宮前正在舉行RAA的落成儀式，並冠冕堂皇地聲明稱：“為維護民族的純潔性和百年後的未來，作阻擋狂瀾的防波堤，作戰後社會秩序的地下支柱。”

在儀式上，協會甚至還宣讀了文辭華麗的誓詞：

**……我等斷非向進駐軍獻媚。我等並未有損氣節或出賣靈魂。****我等只不過盡不可免之禮儀，並履行條約中之我方義務，為社會之安寧做出貢獻。**我等敢大聲直言，是為護持國體挺身而出……

無論如何包裝，這都是對女性的無恥欺騙與殘酷摧殘。

據推算，RAA女性每人每天招待美軍數量在15到60人之間。一位先前做打字員的19歲的姑娘，在工作的第一天就自殺了。

有些女性精神崩潰，有些人選擇逃亡。

對於日本政府的這種無恥行徑，《擁抱戰敗》的作者約翰·W·道爾是這麼評價的：徵募少數女性作為保衞日本良家婦女貞操的緩衝器，是對付西方野蠻人的一貫策略。

“一貫策略”四個字，對日本女性來説，充滿了無數難以言説的血與淚。

可笑的是，這些日本政府花大力氣組建的慰安場所，在1946年初就被美軍下令全部關閉了，表面上的理由是它們侵害了婦女的人權.

問題是侵犯人權與否，需要花幾個月時間才能想明白嗎？

真正的原因是，RAA導致美軍內部性病大規模流行。

隨後，五萬五千名慰安女帶着滿身傷痛，被趕到了大街上，沒有獲得政府的任何賠償。

這些被稱作“潘潘”的慰安女，跟幾十年的“南洋女”一樣，再次成為了日本政府用後即棄的一次性耗材。

1957年，日本頒佈了《賣春防止法》，又一次禁止了性交易。

儘管明面上的性交易被禁止，但日本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商業性產業，產業規模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的1%。

很多“潘潘”轉而進入了收費較高的“土耳其浴場”，這些隱蔽的私人浴場，成為了新的性交易場所。僅1959年，因違反《賣春防止法》規定，而被從“土耳其浴室”中逮捕的“潘潘”便高達 2 萬人。

NHK電台曾經為“潘潘”做過一期節目，節目的最後出現了一首名為《流星》的詠歎：

流星之下佔我身，今日宿何處也，此心紛亂。胸中可還有心在？我實不知，欲泣也無淚。這女子，無人知她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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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洋姐”、“潘潘”、粉色電影、AV一直到援交，日本政府五次三番“廢娼”之後，日本女性卻從來未曾擺脱色情與風俗業的糾纏。

現在日本政府又出台了《救濟法案》，能改變日本女性的處境嗎？

恐怕仍是不能。因為她們太缺錢了。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戰後很多成為“潘潘‘的日本女性，都是因為在失去父親、兄長以及丈夫的情況下，不得不獨自面對日本戰敗後的艱難生活，最終迫不得已選擇賣身，而戰後的貧困也讓一些父母尚在的女孩迫於生計加入"潘潘”。

60多年後，很多日本女性還要面臨相似的命運。

根據日本《週刊實話》的報道，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發生後，日本東北災區出現了眾多身穿高檔西裝、手持攝影機的可疑人員。這些人到處尋找容貌出眾的女性災民搭訕，詢問對方“想不想當模特兒”，然後開出高額酬勞。

爆料人本身是一家AV公司的經紀人，他所在公司的社長曾收到星探發來的災區美女照片，當爆料人向社長提出質疑時，社長回答説：“我才不介意別人怎麼説，這種時候還談什麼罪惡感，趕快讓這些美女出道才是正道。”

就算沒有大地震這樣戲劇性的背景，日本女性面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

首先，眾多年輕女性甚至是名牌大學畢業生，之所以選擇援交，是因為無力承擔高昂的助學貸款利息。

2004年以前，提供就學資金借貸服務的是日本育英會。但是，日本政府於04年對其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改組成了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新機構以財政投融資和民間資金為財源，將助學金制度作為金融事業發展，年利率上限為3%，助學金實際上成為以利息為收益的金融產業。

而日本大學生，有一半都是靠這些“獎學金”上的大學。

雖然日本政府在2017年設立了非償還性助學金，但是預算只有70億日元，平攤到每個大學生頭上，一個人只能拿到2400日元。

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卻已經從1996年的1.2萬日元，漲到了2019年的53.58萬。

很多女大學生在申請助學貸款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多大的一個負擔，等到找工作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已經欠下了600萬日元的貸款，需要還到40多歲才行。

而這個年齡段的女大學生，卻正好是從事風俗行業的“黃金時期”，很多人就是在這個時候稀裏糊塗走上了援交和AV女優的道路，甚至有人半年內拍了近40部影片：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因為揹負借款而非常不安，所以就成了成人影片女優。因為做了成人影片女優，我用掙到的錢還了300萬日元的借款。****這是唯一的救贖。**現在還有300萬左右需要還。原本要到47歲才能還完的借款，可以提前到32歲還完了。不管怎麼説，600萬日元是太大一筆錢了。

雪上加霜的是，就算在大學時經受住了誘惑，日本女性在找工作時會發現，她們很多時候只能找到非正式僱傭的工作。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日本女性的非正式僱用率是55.5%。

這些非正式僱用的人，在《新·日本的階級社會》中，被歸類到社會階層的最下層——“社會底層人羣”之中。

眾所周知，日本人不喜歡給別人添麻煩，這種思想在近些年逐漸演變成另一種説法——“自己責任”，即“不要把責任推給別人，這是你自己的責任”。

於是原本應該是社會問題的大規模貧困，成了女性自己不努力的後果。

當真的有女性向社會救助機構求助時，這些機構往往會採用一種被稱作**“水際作戦”**的策略來逃避責任。

這個詞本來是指在岸邊設立各種障礙和工事阻止、擊退敵人，或者在公共衞生領域防止病原體和害蟲的進入。但是在社會福利領域，“水際作戦”的含義很簡單，那就是故意找茬。

當有人提交申請時，這些機構會提出各種讓人難堪的私人問題，比如：“為什麼不努力工作？”“不能總是依靠父母，這是你自己的責任吧？”

這些折磨人的程序有時候甚至會持續6個小時，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讓那些終於鼓足勇氣申請救濟的人知難而退，重新自己面對貧困。

諷刺的是，很多風俗場所反而為女性提供了無微不至的配套服務，包括夜間託兒所等。

就像電視節目中説的：“性產業形成了一個非常密實的安全網，從工作、住宅到患病兒童的託管無所不及。公共部門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務嗎？答案是否定的。這可以説是社會保障的潰敗，事實是性產業接手了社會保障的功能，在支撐着她們。”

如果不改變整個日本的社會氛圍，以及從大學貸款到社會保障體系等一系列制度，單單憑藉一部《救濟法案》，根本不可能改變日本女性的處境。

這些熱火朝天的討論，更像是每一個人都在裝作關心女性命運而已。

尾聲

在李宗盛唱出那句歌詞10年之後的平安夜，36歲的飯島愛被發現陳屍家中，被發現時她已經死亡超過一個星期，屍體高度腐爛。

雖然警方調查後認為她死於肺炎，但很多人依然相信她是自殺。

8年前，她出版了一本半自傳體的小説，裏面講述了自己短短二十多年經歷的種種苦難：家庭暴力、離家出走、援交、被強暴、墮胎、被強迫在夜總會賣春……這本銷量超過百萬本的自傳有一個充滿矛盾的名字——《柏拉圖式性愛》。

而她之所以給自己取名“愛”，是想要“成為大家都喜愛的女孩子”。

參考資料：

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薩蘇：《尊嚴不是無代價的》****傅偉桅：《美國佔領時期日本“潘潘”研究》****中村淳彥：《東京貧困女子》**藤木TDC：《日本AV影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