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德州小學槍擊事件調查 - 警方反應“系統性失誤”_風聞

“這份報告揭示了社區長期以來一直知道的事情：警察未能及時阻止槍手，然後向公眾發佈了誤導性信息。”

文森特·薩拉查(中)是在羅布小學被殺的萊拉·薩拉查的祖父，他手上拿着德州眾議院調查委員會發布的槍擊事件調查報告。

針對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發生的致命校園槍擊案，執法部門的首次全面評估發現，未能迅速對抗槍手的責任不僅在於學區警察局長，還在於聚集在現場但沒有採取行動的數十名州和聯邦官員。  這份77頁的報告是由德克薩斯州眾議院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在週日發佈的，它代表了對羅柏小學警察不作為的廣泛控訴，稱“系統性失誤”導致安全保障不足，做出回應的警察陷入了混亂和錯誤信息的泥潭。

本可以更早採取行動

當天有近400名警察趕到學校。然而，報告發現，與槍手對峙的決定最終是由一小羣警官做出的，其中包括受過特殊訓練的邊境巡邏隊特工和鄰縣的一名副警長。報告得出結論稱，現場的其他人本可以更早採取行動。 

這些發現代表了對5月24日那場導致19名學生和兩名教師死亡的大屠殺之間77分鐘內發生的事情的最完整的描述。

但該報告發現，**即使警方的反應毫無瑕疵，也無法挽救大多數受害者的生命。**槍手使用年滿18歲後合法購買的AR-15型大威力步槍，在襲擊中開了大約142槍，在襲擊開始大約三分鐘後警察趕到之前，他可能已經開了大約100槍。

 報告指出，一些人死在了送往醫院的路上，並在最後的腳註中補充説，“如果沒有等待”救援，“有些受害者可能有機會生存”。 

“如果説我能告訴你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存在多起系統性失誤，”牽頭調查的州眾議員達斯汀·伯羅斯（Dustin Burrows）在週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説。

“學校走廊或校舍內部有幾名警官知道或應該知道那間教室裏有人死亡，他們應該做得更多，採取緊急行動。” 

伯羅斯補充説，將由各個機構來追究官員的責任。他説，該委員會的目標是為遇難者家屬和公眾提供信息。 

報告發現，警官們等待着，儘管至少有一名高級官員——烏瓦爾德警察局代理局長——瞭解到一名教師受傷但還活着，而且有一名孩子在教室裏撥打911求助。該委員會發現，在得知這些報警情況的警官中，沒有人主張“轉向積極與槍手對峙，或者採取更緊急的行動來進入教室”****。

報告公佈後，烏瓦爾德市市長唐·麥克勞克林（Don McLaughlin）表示，槍擊事件中的代理局長馬里亞諾·帕爾加斯（Mariano Pargas）已被行政停職，該市已開始自己的內部調查。該市公佈了記錄烏瓦爾德警察在現場行動的隨身攝像機鏡頭。 

執法部門面對槍擊案毫無頭緒

 報告中列舉的事實還表明，無論是現有的槍支法律，還是國會針對槍擊案通過的擴大背景調查，都無法阻止槍手薩爾瓦多·拉莫斯（Salvador Ramos）獲得他所使用的武器。  這名槍手沒有任何記錄在案的不良紀錄足以令他無法購買武器。共和黨控制的德州立法機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考慮通過任何限制槍支的立法來回應烏瓦爾德槍擊事件，在公開聽證會上，它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警察的反應和學校的安全問題上。 

儘管委員會的敍述增添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新細節，但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公眾對羅柏小學發生的事情的理解，《紐約時報》和其他新聞機構在隨後的幾周裏拼湊出了這些細節。 

相反，它加深了人們的一種認識，那就是執法部門面對槍擊案似乎毫無頭緒。 

報告發現，**警方聚集在槍手藏身的教室的南北兩側，但他們彼此之間沒有聯繫。**儘管學區警察局長皮特·阿雷東多（Pete Arredondo）和其他人想到了要去找教室的萬能鑰匙，但沒有人打電話給有一把萬能鑰匙的校長。他們也測試了一種專門撬開門的工具是否有用，但認為撬門對警察們來説太危險，因此而被放棄。 

當時正在休假的烏瓦爾德警察局局長打電話給代理局長帕爾加斯，讓他建立一個指揮所。帕爾加斯在街對面一家殯儀館的辦公室裏設立了指揮所，但之後不久就離開了。“結果是，這並未導致建立一個有效的指揮所，”報告發現。 

報告發現，在送到現場的四個防彈盾牌中，“只有美國法警提供的最後一個盾牌是步槍級別的。”它在中午12點21分送達，此時距離槍手開槍已經過去了近50分鐘。  

描述混亂，錯誤信息傳播

這些調查結果澄清並鞏固了官方對該校事件的描述，此前官方對該校事件的描述經常發生變化。該報告發現，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召開了一場最初的新聞發佈會，會上出現了錯誤的信息，原因之一是，一名本應負責向州長彙報現場情況的烏瓦爾德警察“在等候的時候實際上暈倒了”。報告稱，後來改為由州警察局的一名地區主管向州長做簡報，但他提供的信息是二手的。  報告還發現，就連一些參與者也不清楚所披露的事實。 

例如，第一批到達學校警員之一是一名持有AR-15式步槍的烏瓦爾德警員，他在槍聲響起時趕到，看到一個身穿黑衣的人。這名警察以為此人就是槍手，於是躲了起來，後來他告訴其他負責響應的警察和調查人員，他沒有試圖向此人開槍，因為附近有孩子。 

但報告發現，這個人並不是槍手，而是一名學校教練，他正在把孩子們帶到安全的地方。  報告稱，到達校舍外面的警察中傳播了錯誤信息，“可能阻止了其中一些人發揮更果斷的作用”****。 

 案發時在現場外圍的執法人員。

領導者的責任

與州警察局局長史蒂文·麥克勞（Steven McCraw）相比，委員會對這些失敗的性質得出了一個更為寬泛的結論。麥克勞在公開聲明中直接將責任歸咎於阿雷東多。 

報告發現，“糟糕的決策”不僅限於阿雷東多，還包括麥克勞自己所在的公共安全部的數十名裝備精良的警官，以及美國邊境巡邏隊的數十名警員。兩家機構的發言人均未回應置評請求。  報告稱，儘管接受該委員會問話的許多警員表示，他們認為阿雷東多是這起事件的指揮官，但也有人表示，他們不知道負責人是誰，這造成了一個混亂的領導真空，較大的州和聯邦機構本可以採取行動填補這個真空，但卻沒有這麼做。 

“儘管出現了明顯的混亂氣氛，但其他應對機構的高級官員並沒有找到烏瓦爾德市學區警察局長阿雷東多， 也沒有找到任何其他被認為在發號施令的人，沒有人指出此刻缺乏指揮所和具體的協助，”報告指出。 

然而，儘管細節變得更加清晰，但人們對這起致命事件的整體認知仍然沒有改變：槍手在沒有與任何警察對峙的情況下，通過三扇沒有上鎖的外門中的一扇進入學校，然後直接走進教室，開始開槍射擊。

 報告稱，學校向該校的工作人員發出了封鎖警報，但在封鎖期間，工作人員可能沒有采取緊急行動，因為附近經常出現警車追逐和故意碰撞涉嫌載有非法移民的車輛的警報，這些被稱為“緊急救援”。報告稱，一名警官在走廊上沒有看到任何受傷的學生，所以他認為這可能也是“緊急救援”情況。

校長曼迪·古鐵雷茲（Mandy Gutierrez）告訴委員會，由於Wi-Fi信號不好，她很難發送封鎖警報，也沒有嘗試通過學校對講機撥打電話。報告稱，她告訴學校看更檢查門是否已上鎖，並鎖上了她自己辦公室的門。 

不過，正如報告中公佈的一段監控視頻所顯示的那樣，包括阿雷東多在內的當地警察幾分鐘後趕到，但在一間教室門口遭遇槍擊後，他們退回了走廊。儘管有更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帶着防彈盾牌來到教室，但他們在一個多小時內沒有試圖再次進入教室。

 麥克勞在隨後的幾天裏説，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他説這個決定是阿雷東多做出的，他説他是事件指揮官。

 阿雷東多告訴委員會，他認為自己在大屠殺中沒有擔任指揮官這個角色，他認為會有其他人來承擔這個職責。但委員會發現，根據學區自己對校園槍擊事件的應對計劃，他本應是事件指揮官，該計劃要求學區警察局長“成為控制所有執法行動和抵達現場的第一反應人員的人”。 

阿雷東多在接受該委員會問話時表示，如果他知道教室裏還有活着的受害者，他可能會更早採取行動衝入教室。

“我們可能會更團結一點，説，‘好吧，有人在裏面，’”他告訴委員會。 

報告稱，學區警察局長“定期嘗試”用英語和西班牙語與槍手溝通，包括在教室裏開了四槍後立即聯繫。  “拉莫斯先生嗎？你能聽到我們嗎，拉莫斯先生？請回復，”時報看到的文字記錄顯示，可以聽到阿雷東多這樣説。 

烏瓦爾德的代理警察局長帕爾加斯告訴委員會，由於通訊中斷，他從未與阿雷東多有過聯繫。

報告發現，當被稱為BORTAC的邊境巡邏隊特種特工和其他人進入教室時，“校舍內的戰術指揮權實際上已經被BORTAC接管了”。 

現場監控視頻截圖。

家屬：“他們應該承認，然後辭職”

 準備這份報告的三人委員會包括兩名州眾議院議員——共和黨籍議員伯羅斯和民主黨籍議員喬·穆迪——以及前州最高法院法官伊娃·古茲曼。古茲曼最近在共和黨初選中競選總檢察長，但沒有成功。 

槍擊案倖存者、教師阿努爾福·雷耶斯（Arnulfo Reyes）説，週日，在報告公開發布之前，委員會召開了一次會議，21名遇難者的40多名親屬詢問了委員會的工作，以及更明確的事件時間表。 

其中一名受害者傑基·卡扎雷斯（Jackie Cazares）的叔叔耶蘇·裏佐（Jesus Rizo）説，他最震驚的是，在學生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竟然沒有領導。  “它突出了應對不力，領導不力，”裏佐説。 

倫納德·桑多瓦爾（Leonard Sandoval）的孫子澤維爾·洛佩斯（Xavier Lopez）在羅柏小學被槍擊後，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桑多瓦爾説，這份報告揭示了社區長期以來一直知道的事情：警察未能及時阻止槍手，然後向公眾發佈了誤導性信息。 

他後來得知，澤維爾背部中了一槍，當警察最終闖入教室時，他還活着。桑多瓦爾説，他在醫院被宣佈死亡。 

“我們都會犯錯。我們都是人。但他們應該承認，然後辭職，”桑多瓦爾説。“説謊才是最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