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道破中國減持美債創12年新低的真實原因 | 文化縱橫_風聞

✪ 李黎明

東北師範大學美國研究所

**【導讀】**最近美元霸權連受挑戰：中國與澳大利亞鐵礦石實行人民幣結算；印度宣佈使用盧比結算體系；東盟探討統一QR制度系統繞過美元；俄羅斯與伊朗、土耳其、吉爾吉斯斯坦、尼日利亞等國宣佈將在雙邊交易中放棄美元結算。更為釜底抽薪的是，俄羅斯宣佈與伊朗合作推進油氣開發，並計劃明年建立國家石油基準，與西方爭奪石油定價權。一系列事變表明，美元霸權體系正面臨分裂危機？

本文從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出發，揭示美元霸權體系形成與演變的過程：二戰之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排除蘇聯，最終建立區域性的美元霸權體系和美歐安全體系；20 世紀 60—70 年代，美歐同盟框架下安全體系與貨幣體系相對分離，但經過複雜的政治博弈，美元霸權實現迭代更新；冷戰結束後，美元霸權體系向全球擴張，北約則在軍事層面予以護持；俄烏衝突爆發後，面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美國及其盟友對俄採取全方位的貨幣金融制裁和封鎖，目的是將俄羅斯驅逐出全球化的美元體系。作者認為，俄羅斯雖然藉助“天然氣盧布”暫時穩定匯率，但要建立一個基於能源、黃金為基礎的商品本位貨幣體系，則與已進至信用本位階段的世界貨幣體系背道而馳。目前唯一能夠制衡美元的是歐元，但受俄烏衝突衝擊，歐元基礎信用受損，正經歷一個長期的貶值過程。

作者指出，從馬歇爾計劃到對俄金融制裁，美元貨幣霸權的形態不同，貨幣霸權的機理未變，貨幣的“政治化”甚至“戰略武器化”的趨勢愈加明顯。如果美元霸權隨意性的傾向不斷加深，將有更多的國家產生“去美元化”的訴求與行動，轉而尋求次一級的區域性貨幣合作或數字貨幣，降低美元霸權體系出現打壓行為與體系動盪的風險。歷史上，英鎊金本位制衰落的標誌，即相對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被分割為大大小小林立的貨幣區。而美元霸權體系內部一旦發生區域層級的分裂，如歐元區、人民幣區的強化與獨立性增強，乃是美元霸權危機的最大預兆。

**本文原載《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原題為《大國政治的貨幣維度——冷戰金融起源、美元霸權及對俄金融制裁 》，**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大國政治的貨幣維度——

冷戰金融起源、美元霸權及對俄金融制裁

2022年初爆發的俄烏衝突已演變為重大的地緣政治經濟危機，戰場不止在物理的領土空間，也蔓延於金融、貿易、能源、技術以及人員往來等多層空間。衝突爆發之後，美國聯合西方對俄羅斯發動的金融制裁，被描述為“核武器級別”的撒手鐧。可見，貨幣金融在大國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中心化，成為構成與理解大國政治博弈不可或缺的維度。俄烏衝突及對俄金融制裁更加表明，在全球化時代，貨幣金融已經成為大國政治博弈的主要武器，它不僅涉及財富的積累，更關係到國家以及國際經濟體系的安全。

美國聯合西方制裁俄羅斯所依憑的美元霸權體系，始於冷戰秩序生成的背景之下。1947年後，美蘇關係破裂，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排除了蘇聯，開始單方面主導歐洲貨幣與安全共同體同步創建，並最終建立了區域性的美元霸權體系和美歐安全體系，將貨幣因素成功嵌入大國政治博弈之中。

20世紀60—70年代，美蘇關係緩和，美國國際收支赤字不斷增長，美蘇之間的陣營對壘鬆弛，美歐之間的經濟利益分歧上升，由此出現了美歐同盟框架下的安全體系與貨幣體系的相對分離，貨幣金融問題成為美歐同盟內部的矛盾焦點，構成了這一時期美歐之間大國政治博弈的主要線索。

**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西方國際經濟體系全球擴張，美歐同盟為基礎的美元霸權體系的安全性、政治性以及區域性特徵隱藏於“全球化”大旗之下。然而，當下美國與歐盟對俄羅斯的“超級”金融制裁，在某種程度上凸顯和復現了美歐為主體的安全共同體和美元霸權體系的互動與纏繞。**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當下，基於對蘇聯以及俄羅斯為“共同(安全)威脅”的認知，美歐之間數度彌合了分歧，但是也大大壓縮了歐洲的戰略自主空間，對全球範圍內的大國政治產生了一系列連鎖衝擊。

本文聚焦於大國政治博弈中的貨幣維度，分析貨幣與安全兩種因素的互動與纏繞，展現貨幣在大國政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揭示現當代國際秩序中大國政治所內含的“貨幣權力”邏輯。

▍冷戰起源中的貨幣與安全因素

在二戰戰後秩序向冷戰秩序的轉型中，貨幣金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沈志華等認為，在二戰尚未結束之前，美蘇對戰後勢力範圍已經做出了令雙方相對滿意的劃分，而經濟合作關係遲遲未能建立是冷戰爆發的重要根源。放寬歷史視野，從貨幣金融與安全兩種因素的互動來看，就會發現美蘇間經濟合作的破裂、西歐經濟形勢的惡化和西歐安全形勢之間的互動，共同推動了冷戰秩序的生成。**冷戰秩序的本質不僅是兩種地緣政治秩序的對抗，更是兩種基於不同貨幣金融邏輯的經濟體系的分離，即兩個“平行市場”。**而於美歐關係而言，貨幣金融合作與安全合作共同構成了美歐同盟關係的“一體兩面”。

(一)美蘇經濟合作破裂的貨幣因素

二戰後，蘇聯拒絕加入美國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使美蘇貨幣金融合作難以維繫，作為美國對蘇經濟援助關鍵條件的貨幣金融合作破產之後，美蘇在戰爭期間開展的多項經濟合作議題也難以繼續，這無疑進一步加速了美蘇合作關係的逆轉。

二戰期間，美國大多數決策者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認識，紊亂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以及由此引發的世界貿易體系崩潰，是法西斯上台、二戰爆發等一系列災難的根源。基於這一慘痛的教訓，他們認為戰後世界經濟秩序重建、恢復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首要問題是，建立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穩定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支持國際貿易體系在自由開放的原則下開展。羅斯福政府時期主導美國經濟政策的人士還認為，這一體系應該是全球性的，如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哈里·懷特(Harry White)指出，戰後國際經濟體系必須將蘇聯納入其中，方能保證其有效性。美國設想的美蘇經濟合作的主要內容和條件是，蘇聯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支持美國主導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重建。

美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面在佈雷頓森林會議期間對美蘇合作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另一方面在戰後一直以蘇聯所急需的貸款為條件，要求其正式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如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中強調：“如果蘇聯不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當然很難向蘇聯提供重建貸款。”但是，在1945年底《佈雷頓森林協定》正式簽訂前，蘇聯還是拒絕加入。

雖然有學者認為很大程度上是蘇聯領導層的誤判導致其未能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但是究其經濟根源，國家間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對參與國制度和理念層面的相容性要求嚴苛。美蘇雙方殊異的經濟思想、經濟制度以及經濟形勢，是兩個國家無法在蘇聯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等貨幣金融問題上達成有效合作的結構性原因。俄羅斯經濟史學家瓦西里·波波夫(Василий Попов)就認為**，從國內體制角度而言，蘇聯根本無法履行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義務，“履行這些條件，對蘇聯來講，就意味着要對建立在統一計劃和人為(強力)價格基礎上的蘇聯經濟，做出朝向市場經濟法律的重大調整”。**

(二)“美元荒”、共同威脅與馬歇爾計劃

蘇聯拒絕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後，美國調整了其原本設想的全球性國際經濟與安全合作框架，新的框架以美歐合作為重中之重。但是，此時西歐正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困難以及蘇聯勢力範圍擴張所帶來的恐慌，美國和歐洲對蘇聯“共同威脅”的認知，推動了美歐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

**由於美國低估了二戰後歐洲經濟金融危機的嚴重性與複雜性，其主導設計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機制無法提供戰後歐洲為滿足基本消費和生產恢復所需的美元外匯，導致戰後極度的“美元荒”成為西歐經濟恢復和佈雷頓森林體系運行的一大阻礙。**二戰後，歐洲一片瘡痍，經濟恢復所需的原材料以及消費品必須大量從美國採購。1946年，歐洲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多達44億美元，但歐洲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只有9億美元，形成了35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和42億美元的總赤字。1947年年初，這些赤字受美國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歐洲的美元儲備嚴重告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委員會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稱，美元短缺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為應對“美元荒”,維護國內政局穩定，西歐各國政府不得不採取貨幣不可兑換和限制性貿易政策，以求維持本國消費，抑制通貨膨脹。以英國為例，1938年至1947年間，英國貨幣供給增加了3倍，但是由於人為的價格管制，名義GDP只上漲了2倍。戰爭期間海外英聯邦領地積攢了大量的英鎊餘額，至戰爭結束時這一數字高達35億英鎊，相當於英國1/3的國民生產總值，但是英國的外匯和黃金儲備僅剩5億英鎊。可見，英國國內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國際上，其外匯儲備又難以支付從美元區的商品進口和清償海外債務。一國賺取外匯需要實行低利率政策，擴大生產與出口，但抑制通貨膨脹又要求維持高利率和價格管制政策。因此，“美元荒”不僅加重了西歐的經濟困難，還極可能導致西歐迴歸為分割、封閉的貨幣與貿易體系。這顯然與美國設想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背道而馳。

嚴重的經濟困難令西歐民眾對原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產生了質疑，他們期待社會改革，並日益將希望寄託於社會主義，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大有上台執政之勢。如果法國、意大利或者其他國家出現社會主義政權，那麼它們可能不只要與蘇聯簽訂雙邊經濟協議，還有可能為蘇聯提供航空過境權、通信設施或者基地特權。同時，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為了節省國際開支，將收縮海外軍事力量，原本屬於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就會留下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無論蘇聯是否利用，對於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與安全體系重建而言，這都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因此，客觀上經濟困難和“美元荒”為蘇聯勢力範圍的擴張提供了有利條件。美國意識到必須儘快復興歐洲經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蘇聯向西歐乃至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維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安全。**正如1947年杜魯門在國會演講中所強調的：“歐洲的復興對於維持作為美國生活方式根源的文明至關重要……如果歐洲不能復興，那麼歐洲國家的人民就可能落入極權主義之手。”

為應對上述不利局面，美國籌劃出台了馬歇爾計劃。1947年5月初，副國務卿艾奇遜在克利夫蘭發表了演講。緊接着，6月5日，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了演講。兩場演講道出了馬歇爾計劃的動機和實質：通過向西歐提供貸款，緩解“美元荒”,維持美歐貿易往來的正常開展；終極上，重建西歐自由貿易體系，促進西歐一體化，抵禦蘇聯擴張。馬歇爾計劃的出台，標誌着戰後美國對外經濟和安全戰略的重大調整初步完成，羅斯福“一個世界”的理想圖景被杜魯門“兩個世界”的現實戰略所替代，安全因素對經濟戰略選擇與制定的影響日深。美國正在形成一種認知，經濟發展服務於安全目標。“基於歐洲經濟統一的概念”,美國對外經濟援助的重點、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區域，“已應該有意識地僅侷限於在蘇聯控制之外的西歐”。美國決定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目標中必須排除蘇聯，為了避免揹負分裂歐洲的惡名，象徵性地邀請蘇聯參與協商，但是其預料到受援國條件的門檻會促使蘇聯“自我排除”出馬歇爾計劃。

果不其然，在巴黎會議上莫洛托夫提出了關於馬歇爾計劃的不同看法，認為馬歇爾計劃將會侵犯受援國的主權(比如對國內資源進行調查和公開),以及德國賠償問題將會受到影響。英國代表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和法國代表喬治·皮杜爾(Georges Bidault)在美國駐法大使傑弗遜·卡弗裏(Jefferson Caffery)的督促下，沒有正面回應蘇聯提出的問題與建議，而是表示如果蘇聯不合作，它們不會推遲對美國做出聯合回應的時間。在收到來自莫斯科的指示後，莫洛托夫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拒絕了妥協。

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加強了與西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與安全體系。蘇聯則授意東歐一道退出馬歇爾計劃，組成與資本主義陣營相對峙的社會主義陣營。馬歇爾計劃不僅排除了蘇聯，還聯合西歐建立了區域性的美元霸權體系，將貨幣因素嵌入大國政治博弈與美歐安全同盟關係之中。

(三)馬歇爾計劃與美元體系在西歐的實現

戰後，西歐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嚴重的貿易赤字和財政困難，金融體系幾近崩潰，本幣無法與外幣(主要是美元)實現自由兑換。例如，1947年7月15日，英國恢復了英鎊可自由兑換美元，但是在歐洲美元短缺的大背景下，一個月後英國就耗盡了美元儲備，英鎊可自由兑換再度被迫中斷。因此，**馬歇爾計劃實現佈雷頓森林體系規則下各國貨幣可自由兑換，第一步便是優先恢復西歐各國內部財政金融體系的穩定。**作為馬歇爾計劃的主要設計部門，美國國務院也認為對歐洲的援助要有四大必要條件，其中較為靠前的便是：受援國必須採取內部財政、金融管制措施來穩定貨幣、維持正常匯率，以及恢復對本國貨幣的信心。具體而言，專門負責監督馬歇爾計劃執行設立的美國經濟合作署，藉助對等基金制度嚴格控制援助資金的使用，將資金中的較大部分用於各國政府償還政府債務、平衡財政收支、支持金融穩定，以及恢復貨幣信用。

對等基金的巧妙之處在於，美國並非直接將援助資金交予受援國，而是將援助款項通過財政預算的方式劃撥給經濟合作署，由經濟合作署根據受援國需要採購物資，並由其設在各受援國的代表處負責轉運物資，最後包括採購、運輸等的總花費記入專門設立的援助特別賬户。受援國進口上述物資後，便會在對等基金賬户中存入與美元總花費等額的本國貨幣資金。而受援國對於對等基金賬户中資金的使用，必須徵得美國方面的同意。

憑藉對等基金制度，美國的美元援助又對應了一筆受援國的本幣資金，由此將美國所能控制的對外援助資金價值翻了一倍。這種制度安排，一方面有助於促進受援國的生產恢復，美國的援助首先主要用於受援國消費，而對等基金的資金則主要作為投資資本用於促進恢復生產；另一方面受援國在不增加貨幣供應的情況下，同一筆資金先用於消費，後又用於投資，既有效擴大了投資規模，又可以減少貨幣供應，控制通貨膨脹水平。數據顯示，對等基金資金除用於促進受援國生產恢復之外，主要被用於推動各國的貨幣金融穩定。特別典型的是，作為西歐金融體系中心國家的英國，從對等基金中只提取了220萬美元用於生產恢復，而用於穩定貨幣金融體系的資金高達17.06億美元。

**在穩定受援國內部的財政金融體系的基礎上，馬歇爾計劃的終極目標是在西歐建立以美元為核心的多邊貿易結算體系。**雖然馬歇爾計劃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歐進口支付的“美元荒”問題，但是大多數國家的貨幣不可自由兑換，其內部的貿易結算問題仍十分嚴峻。如果西歐各國間長期無法實現貨幣可自由兑換與貿易有效結算，實現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各國貨幣錨定美元，進行自由貿易的承諾也只是空頭支票。在美國的牽頭與指導下，1948年6月，西歐建立了戰後第一個多邊支付安排——歐洲內部支付和補償計劃(Intra-European Payments and Compensations Scheme,以下簡稱支付補償計劃)。該計劃被美國經濟合作署駐倫敦代表托馬斯·芬雷特(Thomas K.Finletter)稱之為“小馬歇爾計劃”。

該計劃利用各國存入對等基金的資金結算，但缺陷也很明顯，赤字國向順差國的融資依賴於對等基金不靈活的提款權和預先限定的餘額。在各國硬通貨儲備普遍稀缺的情況下，赤字國害怕被要求完全清算，順差國則害怕無法獲得清償。各國對於這種實質是雙邊支付組合的多邊支付安排普遍牴觸，不願積累過多債務或債權，故預計的貿易流動和實際的貿易流動之間存在顯著差距。1949年6月，支付補償計劃又進行了一次修訂，並續簽一年。雖然加入了各國均可使用的等量提款權配額，但依然無法有效解決因赤字產生的債務債權清算問題。美國著名國際金融專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估計，在1947—1948年和1948—1950年6月，“在全面的多邊補償支付安排下，僅有4%的債權得到了清算”。

1950年6月後，歐洲支付聯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以下簡稱支付聯盟)取代了支付補償計劃成為歐洲新的過渡性多邊支付安排。支付聯盟將成員國的貿易淨額整合在一起，赤字或餘額的清算要求不再在國家間進行，而是由聯盟負責。聯盟賦予每個國家相當於1949年支付聯盟所有國家總貿易額15%的配額，任何國家只要其赤字(針對整個聯盟)不超過其配額的20%,赤字國不需支付任何款項，可完全由聯盟提供的信貸融資，只需要將赤字記錄於支付聯盟的總賬簿。而當赤字超出配額的20%後，需支付20%的硬通貨(黃金或美元),並隨之累進，如果赤字超出配額40%、60%、80%時，需對應支付相同比率的硬通貨。而對於支付聯盟中擁有盈餘的國家，當其盈餘超出配額的20%後，無論超出多少均可以50%的硬通貨比率結算其盈餘的超配額部分。因聯盟需要初始資金支付赤字國和順差國間需要硬通貨支付的差額，美國便從馬歇爾計劃中出資3.5億美元充當聯盟基金。各國加入支付聯盟的要求主要包括，成員國間實施平等的貿易政策，相應降低貿易壁壘等。這種支付安排與貿易自由化並舉的舉措，兼顧了赤字國和順差國的利益。

儘管這種安排暫時對包括美國在內的聯盟外國家存在一定的貿易歧視，但是美國認為西歐儘快實現貿易自由化與貨幣可自由兑換，比暫時的貿易歧視對其美元乃至經濟霸權更為有利。隨着20世紀50年代的到來，歐洲經濟快速增長，支付聯盟成員國均積累了一定量的儲備。1958年，作為過渡性支付安排的歐洲支付聯盟的歷史使命完成，代之以歐洲貨幣協定(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協定規定成員國貿易淨額以美元作為結算貨幣，本幣自由兑換。至此，美國終於實現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在西歐的真正運行。

二戰後，美國試圖在全球範圍建成美元霸權體系的願望未能實現，但在冷戰秩序形成的過程中，美國在經濟發達的西歐乃至資本主義陣營內確立了區域性的美元霸權。在此體系下，不僅美國的商品可以通過開放性的多邊貿易體系順利進入西歐市場，美元資本也可以自由投資百廢待興的西歐。更重要的是，**西歐貿易以美元結算，意味着其發達的經濟無形中做了美元的對價物，進而成為美元霸權最重要的海外支柱。時至今日，西歐仍是美元最大且最重要的海外市場，對於美元霸權體系的穩定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通常而言，美元體系的建立是西歐實現戰後和解、經濟復甦的關鍵一步，但不可忽視的是，在馬歇爾計劃實施、美元體系在歐洲落地的過程中，美歐之間的安全合作與之同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馬歇爾計劃共同構成了美國主導的西方冷戰陣營的支柱。貨幣金融合作與安全合作相互纏繞，這是認識冷戰秩序起源以及歐洲一體化合作歷史與邏輯不可忽視的視角。

▍佈雷頓森林體系危機與美歐的大國博弈

因美歐貨幣合作與美蘇冷戰的相互嵌套，馬歇爾計劃將貨幣因素引入大國政治和美歐安全同盟的場域內。至20世紀60—70年代，冷戰緩和、美國與西歐經濟關係失衡，佈雷頓森林體系進入危機時刻。在此背景下，美歐間以貨幣與安全相互纏繞的同盟關係出現鬆弛，競爭和博弈相應升級。博弈的結果是，在美歐同盟關係發生了調整和重構的同時，美元與黃金脱鈎，美元霸權進入2.0版本。

(一)美歐貨幣與安全博弈的背景

20世紀50年代初，佈雷頓森林體系得以建立的兩大前提是，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協助西歐的經濟與金融體系趨於穩定；通過北約這一軍事同盟體系，美國給予了西歐抵禦蘇聯威脅的承諾和制度性框架。但是，這兩大前提也消耗了美國大量的經濟和戰略資源，其表現就是持續的美元外流。

佈雷頓森林體系在美國和西歐(及美國其他盟友)之間只穩定運行了短暫的一段時間。在冷戰的背景之下，西歐普遍的“美元荒”以及對美國安全承諾的迫切需求，美元外流在政治和經濟上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安全成本。因此，限定佈雷頓森林體系範圍與規則的不完全是市場的需求與跨國商業關係，更深層的因素還是美歐大國利益和西方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安全戰略。換言之，佈雷頓森林體系是貨幣金融與安全體系的同步建構，這一結構面臨着雙重不穩定：一是美歐之間的貨幣金融失衡，二是美歐對蘇聯作為“共同威脅”的認識變化。

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西歐以及日本的經濟復甦，導致美國商品的海外競爭力日益下降，二戰後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逐漸被打破。1958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1960年美元發行總量開始超出美國黃金儲備價值。美元外流和美元過剩逐漸取代戰後初期的美元短缺，成為佈雷頓森林體系面臨的重大問題。進入20世紀60年代，冷戰局勢、西歐安全形勢，以及美歐同盟關係又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美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及其所導致的美元危機與這些變化再度交織在一起。美國決策層內部開始形成一種認識：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主要來源是保護西歐乃至日本免受蘇聯勢力擴張影響的安全戰略開支，所以必須收縮對外(主要是對西歐)安全戰略規劃以支撐美元的價值。**基於這一認識，自1958年美國出現鉅額國際收支赤字後，與西歐就纏繞在一起的貨幣政策與安全戰略，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博弈，直至1971年尼克松宣佈關閉黃金兑換窗口暫時告一段落。

(二)美歐貨幣與安全博弈的過程

自1958年美國決策層就形成了一定共識，對外援助和海外駐軍是導致美國國際收支出現鉅額赤字和佈雷頓森林體系陷入危機的一大原因。如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就認為，美國派出部隊予以保護的歐洲國家，正是現階段擁有最大國際收支盈餘和從美國黃金儲備中提取比例最大的國家。但是，當時複雜的地緣政治和軍事環境，卻令美國決策者無法簡單地選擇將海外駐軍撤回國內。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最為重大的海外利益，就是保護西歐及其龐大的經濟資源免被蘇聯染指。因此，從西歐撤軍的舉動會極大地損害西歐的安全感，甚至美歐之間的聯盟。然而，如果黃金持續流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美歐之間的貨幣合作同樣會瓦解，特別是1960年後美國黃金外流的壓力與日俱增。正由於此，美國開始深陷於貨幣和戰略選擇的張力之中。在艾森豪威爾執政的最後歲月，為了維護美元地位，他曾寄託於聯邦德國(以下簡稱西德)支付駐軍成本，但是被阿登納政府“無情”地拒絕。同時，1960年秋天發生的柏林危機，也使美國政府內部持繼續保持甚至強化在歐洲的常規軍事力量的聲音逐漸佔據上風。國際收支赤字和戰略支出之間的矛盾無法得到解決，只能留給肯尼迪政府。

肯尼迪上台後，關於節省海外開支還是保留海外軍事力量之間的爭論，依然沒有停歇。肯尼迪對國際收支赤字與海外軍事力量關係的認識和艾森豪威爾一致。美國繼續以防衞安全問題向西歐施壓。在柏林危機下，美國國務院迫使西德首先開始配合緩解黃金外流壓力，維護美元地位。1961年，美國財政部又推動與英國、西德、法國、意大利等國設立“黃金總庫”,穩定倫敦黃金市場上的黃金官價。1962年，美、英、德、法、意、日等十國達成《借款總安排協定》,決定由“十國集團”共同出資60億美元，用以協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穩定國際貨幣市場，維護佈雷頓森林體系運轉。然而，國際合作未能實際改善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問題。因此，在肯尼迪政府內部逐漸出現了一種方案，即需要從根本上改革佈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內在缺陷。

**美國改革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也非完全自主。美國能利用安全問題敲打西歐接受其貨幣政策，西歐則也可以利用手中的美元儲備擠兑黃金，限制與影響美國對歐安全戰略的設計和實施。**整體而言，美國在二戰後至20世紀60年代的對歐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是，阻止並且在必要情況下擊退蘇聯對西歐發動的攻擊，並且把西德牢牢地綁在西方聯盟的體系之中。但是，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頻繁在國際收支赤字背景下威脅撤軍，美蘇核均勢下美國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可信性有所降低，以及美國給予英國軍事援助上的特殊照顧，這些因素致使法德為首的西歐大陸國家對美國這一時期的對歐安全戰略日益不滿。

為了制衡美國，戴高樂在1963年1月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聲明，以及法德頒佈《法德條約》,這些行為引起了美國對於法國聯合西德削弱美元地位的憂慮，並極有可能演變為一場動搖美歐同盟基礎的全面危機。美國國內關於撤回部署在歐洲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及佈雷頓森林體系改革的爭論更加激烈，但是長期沒有定論。1963年，美國通過威脅撤軍向西德施壓，迫使其同意履行一項補償協議，美國繼續維持在西德六個師的駐軍，美歐同盟暫時趨於穩定。整體而言，在肯尼迪1963年遇刺前，美國國內各部門討論了所有緩解國際收支赤字並維護美元地位的可能性措施——改革佈雷頓森林體系、撤回在歐洲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及實施限制性的國內經濟政策。雖然這些措施在國內各部門間引起了巨大的爭論，但美國最終沒有單獨採取其中任一策略，而是儘可能地在安全戰略與貨幣政策之間建立聯繫。這一聯繫的主要表現為，以安全戰略調整作為壓力促使西歐接受其維護美元價值的貨幣政策。

林登·約翰遜上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改革被提上日程。具體而言，美國試圖創設一種集體儲備單位，以及要求歐洲盈餘國為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融資。為人所熟知的是，1965年初，戴高樂仍在激烈抨擊美元，斥責佈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個“被濫用、危險的體系”,並主張世界應該重新回到以純粹金本位為基礎的體系。法國的態度再次給美歐同盟帶來了危機，也加快了美國進行國際貨幣改革的速度。但是，對於約翰遜而言，挑戰不止來自法國，1965—1966年間，英國連續發生了三次英鎊危機。英國在歐陸、東南亞以及中東的安全承諾是美國軍事同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英鎊又是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重要的區域貨幣。所以，美國必須挽救英鎊。但直到英鎊宣佈大幅度貶值，英鎊危機才稍有緩和，而這彷彿就是未來美元危機的預兆。

從1966年開始，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又在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和越南戰爭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下，有着走向失控的風險。更為致命的是，1966年9月，因美國的強硬立場，與唯一可靠的盟友(西德)的外匯補償協議發生破裂。而通貨膨脹又使得美國上下要求從歐洲撤軍的聲音增強。這種聲音疊加美蘇關係緩和的背景，使得西歐對於美歐安全同盟關係可能的變化產生深深的憂慮。以上因素綜合導致原本在統一安全與貨幣框架下的美歐同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雖然後來通過美德英三方談判，美國令西德再度相信無論美蘇關係如何，歐洲安全仍是其不可動搖的核心利益，美歐同盟關係得以緩和，但是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始終沒有得到有效改善。而且，長達十年的美歐貨幣與安全博弈，令美國意識到以美歐安全體系崩潰為代價，換取國際收支平衡既不現實，也不可取。

1968年年初，約翰遜政府宣佈了一系列其長期抗拒的限制性經濟措施，如控制資本和阻止資本外流等。美國此時認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經成為其一項沉重的負擔，其國內呼籲改革甚至終結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所以，1968年3月，美國聯合歐洲國家實行黃金價格雙軌制，官方間的黃金兑換被暫時凍結。這意味着，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機制——美元對黃金的自由可兑換性宣告破產，佈雷頓森林體系開始進入名存實亡的階段。

(三)美歐貨幣博弈與美元體系的迭代

經歷了長達十年的美歐貨幣與安全博弈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1.0版終結，美元體系“驚險一躍”,而成為美國新的戰略工具。在黃金雙軌制協調過程中，歐洲國家出乎意料地配合和暫停黃金兑換所帶來的心理優勢，使得美國猛然意識到歐洲經濟和安全對於美元體系和美國軍事保護的依賴將長期持續，這給美國採取單邊行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創造了條件，且其可以將國際貨幣體系調整的成本與義務更多地轉嫁給盈餘國。此後，按照《沃爾克報告》的思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突然宣佈關閉“黃金窗口”,世界正式進入美元的信用本位制時代。20世紀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並沒有結束，此後經由1971年的《史密森協定》、1976年的《牙買加協定》乃至20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定》,美國與其主要盟國一同修訂與完善了以信用本位制為核心的後美元霸權體系，並且逐漸形成了維持美元體系運轉的三大機制：商品美元的還流機制、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以及美國對外債務的本幣計價機制。憑藉這三大機制，美元長期超發卻沒有出現相應貶值，依然牢固地把持着世界最主要貿易計價結算貨幣、投資貨幣以及儲備貨幣的地位。

從20世紀60—70年代美歐貨幣與安全博弈的過程來看，美歐間的軍事安全體系是信用本位制美元霸權體系的重要基礎與保障。由於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1989年蘇聯解體，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美元霸權體系向全球擴展。在此過程中，美元霸權體系結構中內嵌的美歐安全聯盟與政治認同的特徵，被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雖然相比美元霸權體系的早已“全球化”,北約這一美歐安全共同體的擴張相對有限，但**在蘇聯解體後北約非但沒有解散，反而與歐盟經濟空間同步擴張。這種貨幣體系與安全體系的“非均衡”擴張，是當下美國能夠聯合西歐對其認為的存在“共同威脅”的國家實施金融制裁的一大根源。**也正因為對美國軍事安全保護的依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元霸權日益給世界帶來不確定性風險之時，西歐卻無法憑藉歐元地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等現實問題。

人類會遺忘歷史，歷史卻從不曾遠離人類，它總會以不同的形式迴歸。當下俄烏衝突所引發的美國聯合西方的對俄金融制裁，便充分復現了二戰後美歐同盟體系中貨幣與安全因素的互動與纏繞，以及美元霸權初始階段高度的政治性與區域性特徵，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在某種程度上便是一種歷史的迴歸。

▍對俄金融制裁的性質與影響

在世界百年變局之下，安全和發展是人類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在2022年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其中呼籲“摒棄冷戰思維……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而當下，美歐能夠快速採取“超級”金融制裁的重要動力，正是冷戰以來傳統安全觀下對俄羅斯“共同威脅”的認知。基於此，這種制裁的性質與馬歇爾計劃的目標有着異曲同工之處，就是將其認為對美歐安全造成嚴重“共同威脅”的俄羅斯驅逐出全球化的美元體系，使其無法利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進行貿易結算與融資。而美歐依憑的金融制裁武器，也正是冷戰爆發、馬歇爾計劃實施以來美國不斷積累、鍛造和升級的貨幣武器——美元霸權。

(一)將俄羅斯“驅逐”出美元霸權體系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西方對俄金融制裁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凍結其金融資產、切斷其個人與企業的國際交易渠道、將其排除在全球金融體系之外阻止其獲取美元等外匯資產，以及禁止其開展主權債務融資等。其中，七國集團的兩項制裁措施——將一部分選定的俄羅斯銀行排除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和限制俄羅斯央行動用其外匯儲備，被認為對俄羅斯所可能造成的衝擊最為巨大。

美國時間2022年2月26日，美國與歐盟、加拿大等國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將部分被選定的俄羅斯銀行從SWIFT中清除出去。SWIFT作為國際金融信息數據交換的標準電文系統，大量的銀行機構被剔除出該系統，意味着俄羅斯不能再在全球範圍內以目前高效的方式接收和傳遞國際金融信息，所有資金及金融活動只能在有限範圍內，以相對低效的方式進行。俄羅斯雖然試圖以自建的具有相似功能的俄羅斯銀行金融信息系統(SPFS)替代SWIFT的作用，但不同於SWIFT可以提供美元等全球主要貨幣的信息報送，SPFS只能提供以盧布為主的業務。截止到2021年10月，SPFS只有400多個使用者，主要包括俄國內的銀行與法律實體，外國實體數量很少，僅涉及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等少數國家和地區。因此，SPFS的範圍與效率遠不及已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多家金融機構的SWIFT。而在SPFS之外，俄羅斯的國際交易只能採用現金或易貨交易的方式，程序煩瑣，交易成本極高。

西方限制俄羅斯央行動用外匯儲備的目的是，釜底抽薪式地阻礙其在外匯市場盧布幣值下跌的情況下，動用儲備對市場進行穩定干預，進而經由幣值動盪、進口成本上漲，以及國內通脹提升這一路徑，衝擊俄羅斯經濟體系。**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危機後，就已開始了外匯儲備的“去美元化”進程，即大幅降低美元外匯儲備，提升黃金和其他幣種資產的比重。**但是，在聯合制裁的背景下，俄羅斯仍有60%以上的外匯儲備無法使用。雖然俄羅斯所能依賴的關鍵儲備還有黃金，但自1971年8月美國宣佈關閉黃金窗口後，黃金已不再直接具有貨幣的交易與結算功能。俄羅斯的黃金儲備想要發揮穩定外匯市場、進行貿易結算以及支付國際債務的功能，仍需藉助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出售黃金，換取外匯，改善和增強支付能力。然而，2022年3月下旬，美國與七國集團及歐洲盟友共同宣佈了禁止俄羅斯黃金交易的決定。

(二)對俄羅斯經濟的衝擊

近期，盧布匯率的回升，反映了金融制裁對俄羅斯經濟造成的短期衝擊已經被基本消化。在2022年2月底金融制裁宣佈之初，盧布開始快速貶值，特別是美國聯合西方將俄羅斯剔除出SWIFT和凍結其外匯儲備後，盧布從1美元兑83盧布暴跌至1美元兑120盧布。但是，盧布匯率下跌的趨勢從3月中旬開始逆轉，至4月初盧布匯率已回升至衝突前水平，而進入5月後，盧布匯率甚至創出1美元兑56盧布的2022年新高。這主要得益於俄羅斯政府為應對金融制裁的負面影響所採取的兩大應對舉措：第一，俄羅斯央行出台了大量資本管制政策，民間外匯交易量與持有量鋭減，強力支撐官方匯率。例如，俄羅斯當局強制本國出口商將外匯收入的80%轉換成盧布，同時也禁止民眾用現金購買美元和歐元，對網上購買外匯徵收12%的手續費，並規定9月9日之前個人銀行賬户提領外幣上限為1萬美元。第二，宣佈“盧布結算令”,建立石油與天然氣的盧布結算機制，意在將能源作為盧布的價值基礎。**儘管美國聯合(甚至是逼迫)歐洲決意將俄羅斯清除出世界經濟金融體系，但俄羅斯在國際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使得歐洲對於俄羅斯能源的需求短期內不會消失。俄羅斯當局宣佈用盧布結算能源，能夠達到穩定盧布匯率的直接目的，但很難根本上創建一種獨立於美元體系之外的盧布體系。**整體而言，俄羅斯的應對舉措以市場化操作之外的行政命令為主，雖然暫時穩住了官方匯率，但是長期能否持續，未可預料。

美歐對俄金融制裁在某種程度上是冷戰邏輯的重現，而當下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貨幣金融實力對比更是雲泥之別。著名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曾指出，推動美蘇冷戰爆發和兩國維持和平的一大因素，是美蘇在經濟上沒有以任何重要的方式相互依賴。**在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實現美元體系運行的同時，蘇聯曾經針鋒相對地主導了經互會國家內部的貨幣金融一體化。**作為經互會唯一的國際貨幣，轉賬盧布只是一個記賬單位，只能用來計算經互會各國的進出口額，將各國在雙邊基礎上發生的貿易收支相互劃撥沖銷，結算出各國的盈虧數。但是，這種盈虧無法獲得清償，因為轉賬盧布不能兑換成任何外匯和黃金，也不能流通，只是被記錄在經互會下屬的國際金融機構——國際經濟合作銀行的賬面上。因此，轉賬盧布作為經互會國家間的國際貨幣的範圍與功能相對受限，導致經互會內部的貿易效率低下。換言之，冷戰期間，盧布並沒有成為與美元實力旗鼓相當的貨幣，而美元體系不僅成為歐洲經濟貿易體系的貨幣信用基礎，也是西方安全同盟的紐帶。冷戰結束之後，美元體系“全球化”,唯一能夠制衡美元的是歐元，但在俄羅斯這一“共同威脅”之下，歐元不得不冒着信用基礎受損的風險，與美元共同圍堵盧布。

當下，俄羅斯不僅不具備蘇聯時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而且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之後部分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從進口貿易品的結構來看，2020年俄總進口中近50%都是機械和設備類產品。作為俄羅斯支柱產業的石油工業，更是嚴重依賴從西方國家進口的油氣開採設備。所以，作為俄羅斯關鍵性戰略武器的能源，已經嵌入國際能源市場之中，而當俄羅斯無法獲取西方先進的石油開採設備後，石油工業的開採效率必然下降，生產成本相應上升，俄羅斯石油的國際競爭地位乃至其國家經濟發展就會不可避免地受損。另一方面，雖然俄羅斯藉助天然氣的盧布結算機制，暫時穩定了盧布匯率，但是要建立一個基於能源、黃金為基礎的商品本位貨幣體系，無異於與世界貨幣體系發展的潮流與趨勢背道而馳。人類貨幣史已至信用本位階段，國家間的互信程度、信用網絡的範圍，以及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廣度，才是一國貨幣價值與國際地位的根本來源。

(三)美元霸權體系的未來

**美歐聯合凍結俄羅斯央行儲備的行動向世界表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可以讓位於地緣政治、國家利益乃至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令世界確信美元霸權地位是美國可以肆意使用的一種經濟武器。**由此，對俄金融制裁引發了國際社會關於美元地位未來走向的擔憂與探討。中國著名經濟學家餘永定指出，美國凍結俄羅斯央行外匯儲備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美國的國際信譽，動搖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的信用基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在接受採訪時也警告稱，對俄金融制裁，可能會長期損害美元的主導地位，導致國際貨幣體系變得更加碎片化。但是，她又補充強調，在中期，美元的主導地位不太可能受到挑戰。因為支撐這種主導地位的，是美國大量實力雄厚且高度可信的金融機構、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場，以及美元可自由兑換的事實。美元的“武器化”雖然在短期內會損害美元的國際信譽，但從長期來看，美元霸權地位的基礎依然比較穩固，這是因為美元信用的根本來源——由國家實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場深度與廣度，綜合形成的美國國家信用並沒有在俄烏衝突下展現出衰落的跡象。

同時，冷戰起源、馬歇爾計劃協助佈雷頓森林體系在西歐地區落地實施，以及20世紀60—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危機與大國博弈的歷史經驗表明，美元霸權地位與西方的安全共同體相互纏繞，對美歐認定的“共同威脅”的制衡，實則是美元霸權地位形成的起點。而貨幣因素被引入美歐的同盟結構，進而將西歐綁定為美元霸權的核心支柱之一。雖然“共同威脅”曾因蘇聯解體有所淡化，但貨幣網絡產生的強大黏性維繫了美歐的政治與軍事同盟，在冷戰結束後，美歐同盟主導的貨幣與安全體系出現“非均衡”擴張。

既然在俄烏衝突之下美歐合作的金融制裁是冷戰以來基於“共同威脅”的傳統應激反應，那麼，對俄金融制裁是否衝擊了美元霸權所依賴的美歐同盟框架?從貿易成本和進口商品替代的角度，制裁會對西歐造成一定的陣痛，但是為維護安全，美歐在對俄金融制裁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共識。在對俄金融制裁的議題上，美歐形成了共振，進而擴展到日澳等國，可以説行使美元霸權對俄製裁，獲得了西方社會的集體背書。對俄金融制裁，無疑還進一步強化了美元“武器化”的色彩，彰顯了其作為美國踐行安全戰略的貨幣武器的性質與殺傷力，即美元霸權體系的准入與運行更加強調西方價值理念下的政治認同，提升作為美元體系內成員的標準和門檻，對美國不認可或者視為威脅的國家動輒打壓，“囂張的特權”更加肆意妄為。

如果美元霸權隨意性的傾向不斷加深，就將會有更多的國家產生“去美元化”的訴求與行動，轉而尋求次一級的區域性貨幣合作或數字貨幣，降低美元霸權體系出現打壓行為與體系動盪時的風險。歷史上，英鎊金本位制衰落的標誌，即是相對統一的國際貨幣體系被分割為大大小小林立的貨幣區。而美元霸權體系內部一旦發生區域層級的分裂，如歐元區、人民幣區的強化與獨立性增強，乃是美元霸權危機的最大預兆。

事實上，在此次俄烏衝突中受到較大沖擊的，是作為美元最大挑戰者的歐元。首先，俄烏衝突凸顯了歐洲地緣安全方面的脆弱性，打擊了國際市場對其的信心，導致外資逃離歐元資產。其次，對俄金融制裁直接衝擊了大量歐盟國家內部的企業、金融機構的資產與業務，增加了歐元區經濟與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再者，俄羅斯的“盧布結算令”又反映出歐元在能源結算機制層面欠缺自主性。俄烏衝突爆發後，歐元不僅沒有充分發揮避險資產功能，反而經歷了一個較為長期的貶值過程，更創下過2022年年內對美元匯率超8%的最大跌幅。當然，如20世紀60—70年代美歐在貨幣領域進行的博弈一樣，在俄烏危機之後，美歐之間圍繞貨幣與安全議題或許會進入新的競爭週期。

▍結語

二戰後，貨幣逐漸成為構成現代國際體系的重要維度，在大國政治競爭與博弈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比如，當確信蘇聯無法加入佈雷頓森林體系後，美國便通過馬歇爾計劃排除蘇聯，加強對西歐的經濟援助，實現佈雷頓森林體系以美歐安全共同體為核心的區域性運行。因而，馬歇爾計劃的意義不止於美蘇經濟體系對立的導火索，它還是美元霸權體系形成的起點，並將貨幣因素引入冷戰秩序和美歐同盟框架之中，奠定了美歐政治、安全同盟的貨幣基礎。

貨幣霸權的更迭和重構，也是當代國際秩序演化的核心邏輯和動力。20世紀60—70年代，雖然佈雷頓森林體系屢現危機，但在美歐就貨幣與安全主題相互纏繞的大國博弈中，美元霸權實現了迭代更新。這一系列過程折射出貨幣在大國政治博弈，尤其是當代國際秩序演化中扮演的角色：推動冷戰秩序的裂變與西方陣營的整合。而冷戰結束之後，北約儘管沒有實現與美元霸權體系的均衡擴張，但其也沒有解體，依然在軍事層面護持着美元霸權的地位。所以，雖然經歷了70餘年的歷史變遷，但是通過馬歇爾計劃所形成、基於美歐安全共同體的美元霸權體系的安全結構與邏輯依然完整。

隨着冷戰結束，美元霸權體系從區域性貨幣霸權體系演變為全球性貨幣霸權體系。俄烏衝突爆發之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對俄羅斯採取了全方位的貨幣金融的制裁和封鎖，目的是將俄羅斯驅逐出全球貨幣金融體系。而美元霸權體系源自美國對歐洲安全體系的整合與重構，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對俄羅斯的制裁重現了貨幣與安全共振的權力邏輯。從馬歇爾計劃到對俄金融制裁，美元貨幣霸權的形態不同，貨幣霸權的機理未變，貨幣的“政治化”甚至“戰略武器化”的趨勢愈加明顯。但是，缺少制衡的權力也會被不可避免地濫用，顯示出貨幣權力的強制性、掠奪性的特徵。如果這種濫用的傾向不能收斂，則可能最終導致貨幣霸權體系內在結構與邏輯的失衡，從而走向分裂。

**本文原載《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原題為《大國政治的貨幣維度——冷戰金融起源、美元霸權及對俄金融制裁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