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書,拿什麼升官發財_風聞
来者建强-仁者见智2022-07-23 11:00
一提起猶太人,我們馬上就會想到“商人”。猶太人很聰明,擅於經商發財,這幾乎是人類有史以來的一大共識。那麼,猶太人何以做到如此的呢?追根溯源,離不開讀書。這個答案令人難以置信嗎?
從遠古開始,猶太人要為兒童入學舉行一種隆重的儀式,我將它稱之為“嘗甜頭儀式”。那天,孩子們穿上新衣第一次進教室,老師發給每人一塊乾淨的石板,過去沒有紙張或者因為造價高昂,石板、陶泥板就是最早可循環利用的教材。石板上有用蜜糖寫成的希伯來字母和簡單的《聖經》文句,孩子們一字一句地誦讀,然後可以一字一句地把它們吃掉。接着,老師還會再分給他們蜜糕、蘋果和核桃作為獎賞。人生第一課就在幼小的心靈中釀造了美好而難忘的印象——書本和知識是甜的。長大後,猶太人因讀書多、見識廣,走四方,幹營商,屢獲成功。
相比於猶太人,正統的中國人似乎更愛當官。太平年代想當官,當然離不開讀書。

(我的小書桌)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有馬多如簇,書中自有顏如玉”(《勵學篇》),宋真宗趙恆(968年—1022年)一手炮製的這首千古名諺讓天下所有讀書人大開眼界,作為大宋王朝的第三任帝王,趙恆親自撰寫《勵學篇》以史無前例的高調號召“讀書吧”,把聖賢書讀好,還怕沒帽子、房子、車子、玉子嘛。天下讀書人為之鼓舞,為之瘋狂,大文豪蘇軾(1037年—1101年)驚訝地發出感嘆:“不讀書,拿什麼開玩笑?”然而,讀書“玩笑”開得用力過猛,不免就會死讀書,讀死書,以致文化一流、經濟一流的大宋“體弱多病”也是一流。
中外有關讀書的傳奇各有各有的精彩華章,道不同,不相為謀。而不讀書的故事卻驚人相似,不是沒有時間讀,就是讀了腦殼會暈。
(一)
21世紀以來,我國的中產階級飛速膨脹,富人多了,卻“貴”不起來,一搞防疫,上下一片嘈雜,有此明鑑。也就是説,富人們還沒有成為一個有氣質、有知識的羣體,更談不上現代文明意識。這和我們的大環境有關,整個社會處於一個功利主義的大時期,人們都想着如何掙快錢(炒樓)、快致富(詐騙)。讀書更多的是為了在職場容易混,把產品更快推銷出去,更多地賺錢,甚至是為了學會“厚黑”。社會尊重的不是知識和讀書人,而是演藝圈裏能掙大錢的腕兒,看人只看開什麼車,住多大的房子。每年公佈的富豪榜上,大部分是房地產開發商,沒有一個是搞文化的,做學問的。這是舉國的悲哀。
前些年,新流行了一個概念叫“現代文盲”。所謂“現代文盲”,一般是些有點成就、自我得瑟、在小圈子裏有點名聲的人,他們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思想變得非常懶惰,不願更新知識結構,不願學習新技術和新事物,明明已經被時代拋在後面,卻還在那裏自築圍牆,自我欣賞。
“現代文盲”越多,社會風氣越是浮躁、頹喪。而有人振振有詞地辯解道,現在是信息社會了,資訊非常多,還需要通過傳統的閲讀方式去獲得知識嗎?
現代信息社會不是中國獨有的。不讀書的差距通常很隱蔽,不作比較很難為人知曉。幾年前,我看到這樣一組統計數字,中國民眾一年的讀書量是0.7本,而周邊小國韓國卻是7本,日本則更多,多達40本;大洋彼岸的美國,小學生平均課外閲讀量是每人每年三萬字,而中國小學生的平均課外閲讀量每人每年不足五千字;聯合國在世界500強企業家的讀書調查中,日本企業家每人一年讀50本書,中國企業家讀多少呢?每人每年0.5本!
想當年,大宋開國宰相趙普向太祖趙匡胤彙報個人思想狀況時稱,自己讀了半部《論語》可以治理天下。這純屬是打了一個謙虛的比方。今天,我們習慣認為的一本能頂人家100本的自負聰明有沒有改變呢?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一方面,信息社會的資訊確實多,而且多到“爆炸”的程度、氾濫的境地,然而,大量混沌的糟粕也趁便混雜其中,讓人無所適從。在某種意義上,資訊爆炸時,知識反而顯得更加貧乏了。

另一方面,雖説讀書方式可以有很多種,眼睛看易疲勞,可以用耳朵聽,但上網瀏覽只能叫“淺閲讀”。現在,很多年輕人的閲讀主要是通過網絡完成的,這是一個潛在的大問題,它直接影響思考問題的方式和深度。
我的內人可稱得上是新時代擁有高級學歷的知識女性,她也懶得“啃”書本,凡要了解什麼資訊或哪方面專業知識,習慣上網搜取。然而,網絡的信息載量遠未達到有求必應的程度,未來也很難達到,所以我經常勸她要向書本求知。
我反覆申明,只有經過整理的、系統化處理的資訊才能稱為知識。而好的圖書恰恰具有這種特點,所以,讀書應該成為求知的首選和人生好習慣。
(二)
終身學習應該成為人生的好習慣。終身學習有賴於人的“自覺”,自覺原本是一個佛家用語,凡事要自己覺悟、自我督促,才能快速成長,若老是要人家來鼓勵、讓人家來開示,進步是很慢的。
也許,人的聰明是可以遺傳的,但是,知識與智慧是絕對不會遺傳的,就像閲讀是一件別人代替不了的事,更是網絡信息所無法承載的部分。
文明傳承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讀書,而讀書人則必定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哪怕他們一時未得到與其作用相稱的地位和待遇。
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晚清時期的曾國藩集團。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是書生,他們統領的湘軍幹部中,書生的比例佔到近六成。三名臣都是四十多歲才出山掌權帶兵,之前卻從未打過仗,但是,他們一旦站上相應的高度,立刻大放異彩,在指揮才能和帶兵手段上,都遠超同時代的職業軍人,在朝廷無人可用的危難關頭,力挽狂瀾,穩定局勢。
曾國藩的天資應該説只是中人之資,身體不好,待人拙誠,做事有畏首畏尾的毛病;在理學造詣上,梁啓超説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建樹;在軍事指揮上,他缺乏在第一線指揮的才能,一生中指揮的戰鬥都以失敗告終,但曾國藩卻以“立德、立言、立功”而譽滿天下。這是為什麼呢?他的秘籍就是書,他認為一切學問“論其原皆聖道所存”,必須向故紙堆中討藥方,通過“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湘軍的建軍與作戰,都是從歷史戰例中學習經驗。比如湘軍的編制和領導體系就是從戚繼光那裏學來的。湘軍的核心理念:忠義血性,來自書生對軍隊職能的深層次理解。曾國藩還在選拔人才、創建軍隊政治工作方面多有建樹。
曾國藩把他的家族發達八字訣的第一個字定位於“書”。其祖父留下的“傳家寶”是:“豬蔬魚書,早掃考寶”,曾國藩把它改為:“書蔬魚豬,早掃考寶”。

把“書”字擺在第一位,説明曾國藩認為它是繁榮一家一族最關鍵的因子。曾氏家規中男子必做到“看書讀寫”四字。曾國藩不希望兒子做大官,唯願做讀書明理之君子。他曾説:“富貴功名半由人力半由天。但學習作聖賢,完全由自己做主,與天命無干。”
確實,君子求學讀書,目的是“正己”,再有能力則可以去“正人”,這就是“政者,正也”的意思,是中國文化中“政治”的意思。如果自己能做到“正心”、“誠意”了,那麼,人生的目標也就不會是追求“金屋美女”了。因為“修身”修好了,那麼,就能做到:得到金屋美女不會像范進中舉,失去金屋美女也不會像祥林嫂喪子。
孔子説:“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因此,君子還要“知命”,也就是説,君子還能知道:有意追求並不一定就能得到,只要覺得想做、能做、該做,那就不要管過去和將來如何了。只要我們每一步最終走得正確而且高興,那麼,我們的一生就永遠正確高興,即使一時走錯,也不會後悔。
(三)
世間的財富再多,總有用盡的一天,甚至有被偷、被搶、被毀的危險,唯有讀書求取智慧,是別人偷不走的。而飽讀詩書,則是人生最有智慧的投資。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雖然身處斗室讀書,一切卻都在運籌帷幄之中,而能決勝於千里之外。
不過,人讀書要會用書,不能讀死書、死讀書,知識的最佳歸宿是用來為全社會服務。
閲讀什麼類型的書才要緊呢?我看,書的類型不是第一重要的,人生在不同的成長階層,喜歡的書是會不同的,所以無論在哪個人生階層,重要的是在閲讀中是否產生思考了,是否能收穫到什麼。
俗話説,營巧的人輕視學問,淺薄的人驚服學問,聰明的人卻能夠利用學問。所以,一個人在為學做人與處世上,必須充實學問,有了學問才會有遠見,有遠見才能進而力行。
星雲大師(1927年—)雖是佛門中人,他的一段幾十年讀書感悟頗能啓發眾生。他説,年輕時,他注重讀儒家的經典,而到了中年,主要讀佛書,就是《華嚴經》、《法華經》、《維摩經》等。在讀這些經書時竟讀出了管理學的奧妙,比如《觀音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讀了以後,就發現它其實講的是怎麼樣管理人的學問。
有位企業家朋友深受啓悟,逃離知名大學的MBA課堂,把目光轉向《阿彌陀經》,他讀了佛學才發現,經營做大事業的妙法真諦在於“先要救苦救難,先要幫助人解決問題,要對人信賴,要對人照顧。要想人為我們做事,就要先真心待人”。
當下,讀經是一股個性化十足的勁流,對於普通人來説,讀什麼書,無需跟風從眾,一定要選擇適合自己的書。

(寒舍1樓至3樓的部分書籍)
一位哲學家説,一個人如果每天閲讀15分鐘,每週平均可讀半本書,一個月可讀兩本書,一年可讀20多本書,一生至少可讀1000冊以上的書,不愁不能成為一個博學多聞的人。
一位知名的作家説,“20世紀充滿常識,而21世紀是一個無常識可言,而且會突然發生變化的時代。如果被舊世界的常識所束縛,就無法瞬間抓住並正確理解新世界是新的事實,更不可能預見到新的事業。要想學習沒有常識的世界中新的常識,即21世紀的規則,首先必須有意識地讓自己習慣於對銘刻於心的一個個常識提出質疑。”
我們就從今天開始,用書櫃代替酒櫃,用書桌代替牌桌,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做個高附加值的現代人,用知識和智慧助社會早日回覆“開放”。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將塑造一個“更有競爭力的國家”。
這大概就是做到“為中華再崛起而讀書”,升官、發財,何愁木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