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寺供戰犯牌位，一次文化暴恐襲擊_風聞

文 | 劉夢龍

南京玄奘寺供戰犯牌位這件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擊穿了道德底線。本質上説，這是一次文化上的恐怖襲擊，而絕不是一般性質的尋釁滋事，不應該模糊這個性質，只有懲前毖後，一查到底，才能給全社會一個交代。

 這件事發展到現在，還在進一步調查中。如今始作俑者還沒有找到，各種猜想很多，都沒有得到證實，我們不妨之後再討論，先來談談問題背後的一些管理問題。

事情爆發的第一時間，當地已經處理了寺院和民宗的負責人，這沒什麼好説的。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尤其從一號通告來看，二月份發現問題，當時報告已經整改，到七月份事件引爆，中間幾個月發生了嗎？何況，這件事很可能是2018起始的，已經持續數年，當時既不能發現，發現後又不能妥善處置，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廟宇道觀之類的宗教場所，如今普遍存在這類祈福項目，也確實是收費項目。既然記吃就要記打，廟宇的僧人絕不可能無責。更不用説，現在的和尚是想當就當的嗎？一樣是有編制的，受過專業的高等教育，本質就是一種特殊職業。而這次事件，就等於在他們的工作中，因種種失誤，被有心人鑽空子，最終爆發了一次極為嚴重的惡性事故，不嚴肅處理是説不過去的。

倒是當地的民宗部門可能會覺得自己冤枉。當代基層的現狀，民宗部門普遍是一個弱勢部門。很多地方就是大貓小貓三兩隻，本應該是一個管理部門，實際上連服務部門都很勉強，往往就是個上傳下達，牽線搭橋的部門。

作為名義上的被管理對象，知名宗教人士動不動就是省市的各類代表。有影響力的宗教賢達手上動輒以億萬計算的資金善款，豐富的人脈關係，可以説是當地的搖錢樹，聚寶盆。這種情況下，民宗部門沒能力管，也管不動，連服務都要小心翼翼。

用最少的編制做最多的事情，一切為了地方發展讓路，甚至是不顧後果的拔苗助長，殺雞取卵，**這種公司化乃至經理人化的傾向，是我們在地方治理中長期存在並在多年來不斷加劇的。**這種傾向加上意識形態上的混亂放鬆，自然會發生無數匪夷所思的事情，包括打着統戰大旗，向各路牛鬼蛇神示好。至於民宗部門這類本該負責監管，實際上連服務都勉強的部門，在當代基層生態中比比皆是，也往往是事故之源。

但話説回來，哪個地方的民宗部門不是和這些賢達交朋友，從而為統戰服務，乃至為個人得好處，要不佔一個閒，要不佔一個利，又絕不是無辜的。何況，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尤其是中間幾個月，既然早已被發現，要麼有關部門無能到一點風聲都不知道，要麼就是一起在捂蓋子，直到刀架到脖子上才被迫處理。

苟一苟，壓一壓，是很多官僚處理問題的本能。這和生產中存在嚴重的安全生產隱患，長期不能發現和整改，最終發生大爆炸有什麼區別？當地有關部門，自然罪責難逃。

當代這種宗教的泛濫，乃至失管，真實反映了我們當代社會思想狀態的混亂與危機。

總的説，中國的傳統宗教，尤其是佛道，經過千年來的打壓磨合，已經洗去稜角，是非常適應世俗生活的，和中國的傳統社會生活高度融合。宗教場所哪怕到今天也在中國社會中發揮很複雜的作用，舉凡文化教育，慈善救助都有所涉及，甚至依舊是不少地方傳統生活中的潛在政治中心。一場廟會誰來辦，一柱頭香誰能點，比一場鄉村幹部選舉還能決定鄉村生活的秩序。

就像這次鬧出天大簍子的祈福牌位，無論正殿的長生牌也好，地藏殿的冥福牌也好，類似還有佛前供油，點香，都是寺院幾百年來的老生意。至今，像我所在的鄉野，供一塊長生牌，默認的標準還是一年一擔穀子，以此為標準折算現金。

很多人覺得宗教這樣的東西就是精神鴉片，有害無益。但另一個層面上，這些寺廟道觀自古以來又在發揮精神慰藉的作用。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是格外辛勞的，直到今天，作為一個資源緊張，受到壓迫的上升期國家，苦難與迷茫確實無處不在。我們社會的生活壓力不大嗎？小縣城裏又幾個心理醫生？大城市又有幾個人會去尋找現代心理學的干預？甚至説很多人覺得心理問題是不存在的，是吃飽閒出來的。

絕大部分中國人，哪怕不信神鬼，實際上也還在用這類傳統的方式尋求起碼的心裏寄託。這不能一概打成封建迷信，而是帶有一種強烈的歷史與民族文化慣性。所以，這類的祈福業務依然有巨大的市場需求，但社會的發展又出現了全新的挑戰。問題既然暴露，有關部門勢必要提高警惕，廣查普篩，拿出辦法來，不要再出事情。但如果只是基於管理能力低下的一刀切，一關了之，最終也不過是從管得到的地方轉到管不到的地方，從地上轉到地下罷了。

這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巨大困境。救亡圖存的壓力依舊在，大家必須奮力前進，爭取起碼的生存，但這也只是解決了底線問題。但革命的意識形態退潮，新的意識形態建設難以達成共識。現實生活的苦難一刻不停，我們的社會突飛猛進，又諸多不盡人意，人的思想遠遠跟不上猛烈的變化，滋生出精神上的無限苦悶。我們在現代化的建設上還遠遠不夠，只能靠前現代的傳統先頂上，難免不適應。生命總要尋找出路，陣地你不佔領，自然有人去佔領。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一次的事件就是動到了祀上，是絕對的觸底，是大事。關於祀這件事，中國人的重視自古以來，而新中國的祀，更無法繞開毛澤東的貢獻。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並不以一個無神論者的態度輕忽。相反，他通過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一直到最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從儀式到理論，解決了革命者生與死的問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這種對犧牲的敬畏，又成為激勵中國前進的重要動力，自然也是一根高壓線。

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目前為止猜測很多。比如一開始就有很多人本能覺得，是媚日仇華的國內某些敗類在搞文化羞辱，多年來他們搞了不少類似事情。又有人提出可能是寺廟內部的鬥爭，不擇手段。甚至後來發現還有一塊牌位，供奉的是南京大屠殺時期，保護過難民的美國傳教士。很多人覺得這是掩人耳目，但這種善惡一元論，好人壞人死了都一回事，又很有日本佛教某些極端宗派的影子，也很難説是不是受其影響的極端教徒所為。

無論哪種，説到底，沒必要和犯罪分子共情，本質都是觸碰了社會的底線。實際上，祀這件事的重要性，是最近一些年來，隨着國力增強，國家自信力的恢復，才逐步恢復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對英烈的尊重，對過往遇難同胞的尊重，只是我們社會生活中並不受重視，甚至是可以妥協的部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温飽或者説物質的進步上，而極大忽視了精神的構建。對很多人來説，一切向前看，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切向錢看，並把中國革命乃至祖先的精神遺產也當做了一種籌碼。

這種情形如何造成，我們不多談。但一個客觀情況，確實是我們的社會面臨思想上的混亂與危機，包括外部的破壞和內部的滲透，廣泛的無所適從。而對這種混亂所會造成的破壞，我們又確實不夠重視。直到今天，這種混亂最終以民族羞辱式的惡性爆發，使人猝不及防。

説到底，在很多人心目中，祀的神聖性遠還沒有建立，並不認為是不可觸及的底線。在不少人看來，包括辱華，包括對英烈的戲謔，包括對民族苦難的嘲諷，都還是可以交易妥協的存在，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實際上，很多人並不能完全分清這一點，英烈不是菩薩，也不是單純的祖先。現代社會的祀不能簡單等同於古代的祀，尤其是大家熟悉的那種對神鬼之祀，**它的本質更近於是社稷之祀。它固然也承擔着心理建設的作用，但它不是用來交易的，而是用來塑造人，進而塑造社會的，它勢必要帶有極大的強制性與極強的排斥性。**有光就有暗，有英雄就有敵人，如果模糊了這種衝突對立，那麼立場和神聖性就無從談起，最終會帶來社會的無所適從與思想混亂。

從這個角度説，才更要確保意識形態的底線不容觸及，也是我們真正實現社會向現代化過渡的關鍵之一，而不可能老躺在祖先的遺澤裏，不思進取又覺得不合適。

恐怕，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看來，老百姓的情緒，愛國心依然是不重要的，最好像片場觀眾一樣，只在需要時鼓掌，做個背景板就好。與這種對人民的漠視相比，卻把外國人看的太重。對外國辱華言論不能發應太大，要是激怒外國人，影響做生意怎麼辦？如果能引來日資的話，給幾個老鬼子立塊慰靈碑也未必是大事。

 

在南京玄奘寺事件曝出後，學者戴錦華前些年一則對日本學者拒不承認南京大屠殺，歐美學者漠視南京大屠殺的批評的視頻被廣泛傳播，相關視頻讀者們自行搜索。同時，針對戴錦華這則視頻中的言論，網絡上一些人開始進行惡毒攻擊

這種意識形態對立的模糊，底線思維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使在英烈法實施後，也依然廣泛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中。折射過來，就是這次事件中，幾個責任人表現的反應滯後，甚至始作俑者可能也未必覺得這是一件足以叫他粉身碎骨的塌天大事。正因為這種底線思維和意識形態警惕性的缺失普遍存在，我們才強調要嚴查嚴懲，要給予足夠的震懾，非如此不能懲前毖後。

更進一步説，今天這種對祀的不敏感，和我們長期對外國的美化是有關。如大家所知，我國長期處於第三世界的位置，而第三世界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難，一直得不到發達國家的正視，這又使他們的壓迫顯得心安理得。基於種種原因，我們過去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對這類惡意的進行了大量屏蔽，描繪了一個失實美化的外國。

這種美化，還有對近代革命歷史的刻意模糊，無不動搖了犧牲的意義。對於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到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革命奮鬥史，是不容抹黑扭曲的共同歷史認知，而就如我們之前所説，在意識形態建設暫時滯後的情況下，圍繞着這各種共同歷史認知團結在一起，依然是當前歷史階段，我們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該把真實的外部世界與客觀歷史展現出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大家才能更好明白彼此的底線在哪裏，而不必再為尊者諱。

説到底，對歷史和英烈祭祀的本質是對歷史與人民的最起碼認同。對它的背叛與羞辱，就是背叛歷史與人民。對過去苦難的尊重，對英雄的敬畏，一切對歷史的態度，都是對未來的態度。它最終反應的是國家因何而來，向何而去，又到底屬於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