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左翼當下的精神分裂, 着實耐人尋味｜文化縱橫_風聞

阿齊茲·拉納（Aziz Rana）

康奈爾大學

✪ 汪怡雯(譯)

北京大學法學院、法意讀書編譯組

**【導讀】**美國在外交事務中秉持的國家安全觀念與體制日益彰顯其缺陷，這使得冷戰後以美國霸權為主要特徵的國際秩序趨於動搖。有沒有一種替代性路徑，能夠將人們引向實現全球共同利益的新國際秩序？這種外交策略的變革，又與美國國內政治有何關聯？

本文《帝國中心的左翼國際主義》對這些問題展開探討。作者阿齊茲·拉納（Aziz Rana）認為，全球國際秩序正進入一個“空位期”，這意味着歷史機遇，一個產生新的替代秩序。變局之下，美國左翼力量面臨一個基本困境：國際主義底盤所剩無幾，而且缺乏團結網絡。同時，他們又不願放棄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主導地位。這就導致他們身上出現了兩種適得其反的精神傾向：一方面，有意把美國的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分開兩説；另一方面，迴避由全球左翼組織與國家基礎設施衰落所帶來的困難。這些傾向讓美國左翼在面對烏克蘭危機時，難以作出連貫的、有條理的反應。作者認為，面向未來，左翼國際主義者應將反帝國主義與反威權主義相結合，為國際力量格局的根本性變革，提出替代方案。

**本文原載《異見》（Dissent）2022年夏季刊，原題為《帝國中心的左翼國際主義》（Lef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Heart of Empire），由法意讀書編譯組供稿，**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2年第31期  總第80期

帝國中心的左翼國際主義

全球秩序似乎已進入政治理論家喬治·舒爾曼（George Shulman）所説的“空位期”（interregnum）。二戰後圍繞美國國際領導地位建立的框架正在瓦解，但未來會發生什麼，尚不明晰。正如舒爾曼去年所述——同葛蘭西遙相呼應——“舊神正在消亡，新神尚未誕生”。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瓦解產生於美國決策的失敗：無論是在中東發動的非必要破壞性戰爭，還是促進金融不穩定與貧富極度分化的新自由主義做法，抑或是因內部政治失靈而導致的美國防疫策略失效。

空位期提供了歷史機遇，其中潛藏着真正的、或好或壞的替代方案。在美國，由於民主社會主義者被系統性地排除於政治權力（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之外，人們可能會認為，既有國際秩序的瓦解，可以為他們帶來真正的政治機會。畢竟，長期被排除在權力之外，意味着美國兩黨國家安全機構的任何戰略失誤，都不能歸咎於美國左翼。

然而在過去一年中，美國政治卻不是這樣發展的。相反，從美國撤軍阿富汗，到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行動，事態的發展，使得左翼的外交政策主張處於守勢。理解其中緣由，並化解左翼外交政策中的張力，至關重要。當前，我們的可能未來，明顯是反烏托邦的：要麼在老舊且破碎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中衰敗，要麼陷入新的、由相互競爭的資本主義威權統治的多極秩序。倘若缺乏強大且連貫的左翼替代方案，就很難找到一條優於這些選項的全球路徑。

縱觀大多數政治派別，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者基本都認為，美國構建的安全體制，本質上是良善的。那種認為美國政府是個仁慈的歷史驅動者、且有潛力建立和平穩定的國際社會的理念，被他們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本質特徵——對於美國自由主義者也是如此。他們****認為，無論美國社會內部有何缺陷，無論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階級不平等如何突出，美國製度根本上還是公正的，並且是圍繞自由及自治原則組織而成的。因此，美國自由主義為國際主義提供了一個清晰的願景：兩黨政策制定者追求的安全利益與世界利益是一致的。

所有這些，都為美國以推定的政治例外主義在國際舞台上採取行動，提供了辯護。對於這種例外主義——即里根主義關於美國獨一無二的偉大特質的文化論點——如今多數自由主義者都會報以猶豫態度。**儘管如此，他們大體都會同意，在一個民族國家彼此平等，且沒有主體真正有能力執行現有安排的世界之中，充當全球安全最終後盾的責任往往落在美國身上。**因此，按照這種邏輯，美國時而遵循又時而違背既有的法律約束，是能被接受的，只要這樣做有助於確保體系的正常運行與生存。美國的自由國際主義者也承認美國有時會犯錯，甚至會犯下災難性的錯誤，例如越南戰爭和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但是這些插曲，在他們眼裏，只不過是合法、道德的安全防範工程中的愚蠢特例。

**作為回應，許多民主社會主義者對美國的主導地位，以及以國家安全體制為目標的信念提出批評。這些左翼活動者質疑那些關於戰後秩序的浪漫敍事。他們指出，美國對於其他國家民族自決的侵犯，是冷戰時代的首要現實。**在此時期內，美國直接參與或共謀了世界大片土地上的令人震驚的大規模暴力活動，包括無數政變、政治暗殺和小規模干預。美國的權力並未創造出穩定繁榮的自由民主社會，而往往促進了經濟剝削和非自由的威權主義（例如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希臘、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尼西亞和南非，這裏只舉了部分附庸國的例子）。

1989年後，美國的單極性進一步強化了此種趨勢。曾經驅使美國領導人珍視（儘管是部分意義上珍視）國際機構的那種壓力，隨着蘇聯威脅的消失而降低了。其結果是，美國政府系統性地撤出多邊全球秩序。美國政治例外主義的邏輯——即這個國家擁有合法權利去挑選何時受到全球性安排的拘束——脱離了一切重要的外部限制。

從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到《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美國精英們可能口頭上對多邊機構説三道四，甚至還主持了全球治理新條約的起草，但他們卻選擇不加入自己談判達成的機構。美國的此種“叛逃”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十分明顯，美國對於選擇性的臨時聯盟以及對於單方的、先發制人的武力使用的偏好，愈發深遠地塑造這片區域。其結果是，在當今的全球環境中，戰後規則作為限制國家過度行為的框架似乎已不再具有意義。此外，美國在這些事態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國內部政治機構的崩潰（以國會大廈暴亂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混亂響應為代表），使人對美國政策制定者在重新確立國際地位方面作出的新近努力產生懷疑。

為了與反“美國世紀”的敍事保持一致，左翼人士也經常挑戰這樣一個經典觀點，即戰後的國家安全機構，滿足了國內外最受壓迫者的利益。以20世紀美國的經濟擴張史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了實際的國內經濟增長，使美國從諸多全球參與者之一，轉變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量。隨着歐洲列強的大幅衰落，美國成為霸主，美元也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國以發展援助作為“胡蘿蔔”，以軍事幹預和暴力政變作為“大棒”，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了其他國家，並在此過程中為美國商品打開市場。

因此，白人工會工人和中產階級美國公民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在20世紀50年代的確達到一個高峯。但從長期來看，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外交政策的決策，不是由勞動人民及他們的利益驅動的，而是由安全專家和企業精英驅動的。這些政策建立在促進商業市場的目標以及持續性軍事幹預的基礎之上，而無論是通過昂貴和災難性的戰爭，還是通過擴大公司權利並損害全球勞工地位，這些手段都侵入了美國國內領域。

疊加在一起，這些政策最終推動了保守性緊縮與私有化的循環，而這種循環在冷戰後進一步加劇。到20世紀末，美國精英在海外（從東歐到拉丁美洲）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緊縮政策也成為了國內政治的基礎，並摧毀了工人階級尚存的一切成就。國家與商業的捆綁以及安全機構的極大擴張，最終加劇了各種不平等。**對於許多民主社會主義左翼人士而言，這種全面批評，彰顯了他們自己對國際主義的看法。正是因為美國的安全機構推進了維持公司權力以及階級等級、種族等級的目標，其方案與被壓迫羣體的基本利益並不一致。**因此，美國的工人階級和少數羣體應當制定一項獨立的外交政策，強調同海外工人或歷史上被殖民羣體的團結。這種替代性的國際主義與自由國際主義不同，其將美國安全機構視為全球共同利益的障礙，有待根本變革。

**美國左翼需要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國際轉型問題：如何從現狀出發，抵達一個轉變後的全球秩序？**當前秩序包含多個破壞性的行為者。其中許多行為者產生於美國外交政策選擇的背景之下，即使它們的這種影響並非被刻意謀求的。這是一些左翼人士在討論普京在俄羅斯的統治時一直強調的觀點。美國推行私有化，以及國家機構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匱乏，再加上北約擴張等政策，不僅為企業-軍事架構注入資金，還為經濟寡頭和好戰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支持——這正是普京接管俄羅斯的成熟條件。然而，這些歷史分析還是沒有回答“現在應當做些什麼”這一問題。

國家安全機構（包括自由派的機構在內）對此給出一個直截了當的答案：美國的安全體制，應藉助其慣用工具，來施加干預，應使用激進制裁和軍事化對抗的組合，來實現目標。對於美國主導地位的捍衞者來説，每一次國外爆發的不穩定性因素，都是美國政治例外主義之必要性的新證明。這種對美國獨特責任的信念，意味着每一次出現新的威脅，歷史都會重新開始。而美國首先會做的，並不是系統性地反思處處失敗的原因，而是重新啓動安全機構。

左翼對美國現有國家安全體制的批判，部分解釋了一種廣泛經驗，即左翼在政治上的守勢。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左翼人士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一種新興的、更加解放性的秩序，其標誌是遍佈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組織。諸如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這樣的組織享有代表羣眾的權威，並推動了具有變革意義的經濟和安全議程。牙買加的邁克爾·曼利（Michael Manley）、坦桑尼亞的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等領導人煞費苦心地試圖圍繞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等倡議召集全球多數羣體。正如阿多姆·格塔喬（Adom Getachew）的研究所示，這些努力旨在用一種致力於克服全球經濟中的剝削和依賴的多極地區主義，去取代冷戰競爭。

**然而，此種國際主義制度的基礎設施在當今已所剩無幾。在其內部，解放力量在權力爭奪後，往往坍縮為威權主義或財閥統治。的確，就像自由主義者必須拒絕對冷戰歷史的浪漫化呈現一樣，左翼人士也應當避免自己特有的懷舊。**在其外部，美國政治精英及其戰略盟友系統性地破壞了這些運動和不結盟政治形態的穩定性。左翼國際機構並非只是逐漸衰弱；它們是遭到了武力對抗，並被擊敗。

**對於當今左翼國際主義者而言，缺乏全球制度的基礎設施以及團結的網絡，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在同美國安全體制的特權爭辯之時，或是在尋求表達一種替代性願景之時，美國左翼人士面臨着基本的困境。**世界各地，解放運動被集權國家所取代，這意味着左翼分子幾乎沒有這樣一種代表機構，能夠為動員起來的羣眾發聲，能夠在制定跨國議程、制定適當的國際危機應對措施時與之密切合作。這意味着，左翼分子沒有任何與美國政府相類似的明確的政治代理人，來充當驅動轉變的引擎。

**這些制度限制，助長了左翼圈內的兩種嚴重適得其反的傾向。其一，是承認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之間的截然二分，這種二分，自冷戰初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政治的重要特徵。**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勞工領袖們基本上接受了一種政治妥協，即在保留自己來之不易的新政勝利的同時，將外交政策的主導權留給國家。這種分割，創造了一種普遍存在的傳統智慧，即國內事務（尤其是經濟事務）是由美國國民處理的，而外交政策則是安全精英們的事務——除非是政府要向地面派遣大量軍隊。儘管外交政策選擇深遠地影響了包括經濟問題在內的國內鬥爭格局，但這種分割仍然存續。

對民主黨左翼的一些人來説，關於美國的一種基本的矛盾心理，促使他們願意退回到長期存在的分割中去。在談論國內政治時，他們聚焦於新政和民權時代的平等主義和社會福利主義項目，由此欣然接受美國國家體制。想要為社會民主主義爭取選民支持的左翼人士，經常援引一種筆者稱為“信條主義”的説法，或者説是對美國方案固有的包容性承諾的信念。然而，這種國內的左翼信條主義在批判國家安全體制時，面臨一個政治難題，因為美國在海外的行動幾乎總是建立在對抗威權者（無論是塔利班還是普京）的道德術語框架之上，而這恰恰代表了國內信條的價值觀。

如果左翼信條主義者在國內接受國家主義方案的正當性，又有什麼理由反對國家安全精英在國外以同樣的方式表達它呢？既然他們在國內樂意將美國國家體制作為一種道德力量，那麼當所面對的國際人物往往非常明確地阻撓根本信條的價值觀時，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國家體制的實力呢？在冷戰時期，主流左翼的一種普遍回應，就是退出這場辯論，退回到被認為是國內事務的領域。

**第二種明顯的傾向，是迴避由全球左翼組織和國家基礎設施的衰落帶來的困難。**多數左翼國際主義流派在深層次上接受這樣一種原則，即多極秩序比單極秩序更為可取。從以前的第三世界主義者對於促進聯邦和地方主義的多邊機構（如NIEO）的呼籲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隨着戰後框架的瓦解，出現了一些多極化的萌芽位點，但是其中最強大的是資本主義威權工程。這些工程與左翼的解放願景是根本對立的，無論是對於第三世界主義者、還是對於更早期的國際工人階級運動而言。

**但是，在對美國實際且持續的帝國暴力提出異議、並在概念上擁抱多極化之時，有些左翼分子已經參與到了令人不安的政治寬容之中。**正如格雷格·阿菲諾傑諾夫（Greg Afinogenov）最近在《社會主義論壇》（Socialist Forum）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在拒絕美國的單極化的同時，這些左翼人士對新興全球秩序的潛在破壞性輕描淡寫。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種路徑可能無法同時對帝國主義和威權主義提出一貫清晰的反對。它批判美國帝國主義，但卻為地方威權主義製造合理性，或者忽視了那些並非源自美國及其盟友圈的帝國主義實踐。

這兩種傾向對左翼國際主義者構成真正的困境。正是因為有這些潛在的陷阱，美國左翼對於發展出一種普遍而有效地將反帝國主義和反威權主義倫理相互聯合的國際主義視野和政治觀點，義不容辭。

**首先，這需要對當下發生的危機事件作出連貫、有條理的反應，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危機在削減國家安全體制看似不可避免的開支方面，所發揮的作用。**美國外交政策辯論的術語將每一場新的緊急情況都描述為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選擇，在其中左翼處於明顯劣勢。此種態勢被這樣的事實進一步強化，即美國官員與埃馬紐埃爾·馬克龍、鮑里斯·約翰遜等同盟國家的行為者一同商討制定議程。全球左翼聲音缺乏政治力量，且僅擁有有限的跨國機構，因而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彼此隔絕的。**沒有任何機制能夠用於發展什麼共同的替代性提議，因此毫不奇怪，**美國的左翼話語聽上去是分裂的、不和諧的。所有這一切促成了這樣一種環境：“採取行動”意味着支持安全體制的路徑，而質疑此種路徑就等同於“無所作為”。

**出於這一原因，美國左翼不可避免地必然採取一種艱難的平衡做法：真實可信地解釋安全體制可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處理手頭問題，與此同時強調美國的地緣戰略優先事項是如何易於對民主促進或平民保護造成破壞。**這一點在中東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那裏，戰略目標——無論是支持還是推翻政府，無論是將地區力量平衡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盟友傾斜以追求針對ISIS等行為者的反恐目標，還是確保以色列的利益——與所聲稱的人道主義價值觀之間，僅具有一種最多不過是偶然的聯繫。

最近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便是一例，證明了此種平衡做法所涉及的挑戰。俄羅斯的行為是一種野蠻的帝國主義行為，違反了民族自決這一基本原則。參與決鬥的烏克蘭人是在進行一場合法的武裝抵抗戰爭。美國支持他們的抵抗，但這種支持卻是通過有缺陷的政策框架來實現的，這一政策框架回到了20世紀中期對盟友和敵人二分看待的觀念之下。

這一策略的基礎，是推進在歐洲的軍事主導地位（當前歐洲大陸上的軍隊數量是過去20年以來最多），並在整個地區逐步加強軍備。伴隨着一項旨在放寬武器供應的“租借”法案——這一名稱使人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注：1941年，美國出台《租借法案》，用以援助抵制德軍的國家）——國會剛通過了一項新的涉及鉅額資金的軍事援助方案（在先前的140億美元的基礎上再增加400億美元，這甚至超過了拜登要求的數額）。據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報道，這些資金的總和幾乎相當於整個國務院的預算和烏克蘭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正如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所指出的，這一切都意味着我們“資助的完全是一場全面戰爭”，此種擔憂被泄露的（後來又被否認的）情報進一步強化，即美國正在提供專門針對於殺害俄羅斯將軍的情報。

此類政策還與激進的制裁措施齊頭並進，實際上是為了將俄羅斯同大部分全球經濟相阻隔——儘管學術證據指出，制裁在迫使平民付出沉重代價的同時，幾乎無益於使戰爭終結。與此同時，美國正在支持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申請，且眾所周知地，對第三方試圖談判達成外交解決方案的努力一直態度冷淡。

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反帝國主義鬥爭，但這是經由現有的一套國家安全範式和制度實踐過濾而來的。美國的行動被背景地緣政治假設深度影響——在當前討論的語境之下，這種假設便是要在一個相對外圍的戰場上削弱全球對立者（至少對於美國人而言是如此）。問題在於，這種框架性的驅動力——特別是當它們與維持全球主導地位密切相關時——往往會反覆創造出一連串在危機出現之時便自動就位的通用政策。作為一個整體看來，這些政策時常朝着一個逐步升級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可能與人道主義保護和和平解決爭端的目標背道而馳。這些政策往往弱化對維持衝突所需成本的關注，只要衝突有助於削弱俄羅斯相對於美國及其盟友的實力。

既有的美國政策具有棘輪效應的危險傾向，這並不意味着，左翼應當在俄羅斯帝國主義背景下主張不予干預。但它的確要求人們作出針對性的分析，以將合併起來會導向破壞性後果的一系列常規安全政策仔細拆分。此種分析抵制那種“或是接受，或是反對”的立場，後者將左翼的任何對官員們聲稱能夠在海外促進自由的政策組合拒絕簽署的行為，都習慣性地定義為左翼的阻撓。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動，這要求左翼支持烏克蘭民族自決，並支持以防止非法政權顛覆為目的的真正防禦性的軍事援助。美國的霸權地位及其過往的失敗干預行動，都強烈指向對美國軍事介入的反對，特別是倘若以“不造成傷害”這一視角作為評價政策選擇的基本原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左翼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反對美國的任何形式的軍事支持。例如，筆者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波斯尼亞遭受入侵的情況下，美國未能向其提供類似援助，便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失誤。這為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埋下了伏筆。後來，也正是因為未能提供防禦性支持，美國和北約才在科索沃進行了非法轟炸——此事是幾十年來美國持續性背離國際規則的預示。

**關鍵之處在於，任何防禦性援助都必須用於緩解而不是加劇敵對與暴力。這意味着要在實際的自衞需求與地緣戰略衝突的藉口之間仔細分辨——並拒絕為轉向後者提供資金。這還需要拒絕使用廣泛的制裁措施，並代之以針對性的措施，僅針對於俄羅斯的同謀者。**若達到了需要執行更廣泛的經濟制裁政策的程度，這些政策應當藉助於多邊努力，以將那些任何寡頭（不僅僅是俄羅斯人）有利可圖的避税天堂封閉。最重要的是，防禦性軍事援助必須同時伴隨着對於促進和平的外交談判的有力承諾。援助——通過看似無限的資助——不應當作為一種使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泥潭的途徑。此種目的雖然可能對美國在“新冷戰”中的目標有所助益，但是也會加劇當地的人道主義災難。

此外，左翼的分析也應當深切關注於歐洲大陸的進一步軍事化。此種軍事化與任何真正的和平秩序背道而馳，後者以共同裁軍與聯合決策為標誌。那種讓歐洲在未來更加受到美國主導、且由大量強悍的軍備來構建的想法，帶有極度反烏托邦的可能性，儘管歐洲去軍事化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渺茫。

俄羅斯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行為者，但在軍事和經濟上，其明顯被美國在歐洲的盟友勝過，這在俄羅斯於烏克蘭的挫敗之中進一步突顯。與此同時，威權民粹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興起。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美國、或許還有法國以及其他許多歐洲國家，都由極右翼統治。在此種背景之下大幅擴張軍費開支，會促進好戰的、排外的各方敵對勢力之間的惡意對抗。而且，這似乎還建立在一種隱含的例外主義基礎之上，即認為美國和歐洲核心盟友並不會經受民主倒退的影響，儘管過去10年它們確實發生了民主倒退。

**此外，美國的左翼國際主義者不應止步於質疑美國的地緣戰略，以及提供一條某種程度上重新規劃的政策路徑。左翼國際主義的核心是對全球性團結的重視，這需要在思考衝突時拓寬關注視野，這也會取代傳統的安全敍事。**就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而言，這意味着敦促實現公民的人道主義保護——通過重建援助，通過給數百萬流離失所者提供人道主義支持，通過給面臨飢餓的烏克蘭人提供食物。

**最後一點提示我們，左翼可以積極追求政策目標，並擴展有意義的國際社會的邊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UN World Food Program）報告稱：“烏克蘭和俄羅斯佔全球小麥出口的30%，玉米出口的20%，以及葵花供應的76%。”除了廣泛的能源危機，這場戰爭也大幅加劇了世界飢餓問題。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表示，當前有17億人“嚴重遭受”糧食、能源和金融危機，其中非洲和中東都有人正處於極度飢餓的邊緣。

晚間新聞極少呈現這些影響，而是密切關注於俄烏戰爭對於歐洲和歐洲人的影響。戰爭報道，以及美國及其盟友的反應，當然會利用種族主義情緒來評判誰值得、誰不值得道德關懷。竭力爭取將大規模、持續性的國際努力予以重新分配，用以緩解戰爭帶來的飢餓和極端能源衝擊——那些輕易投入到軍備上的資金表明，這在財政上是可行的——能夠強調受到威脅的羣體絕不僅僅是歐洲人。這樣做還將否定那種認為世界分裂為相互競爭的帝國的二分幻想，即認為外交政策的目標是支持盟友、削弱敵人。

然而，當具體的危機最終平息，美國左翼將面臨一個更宏大的制度困境：他們缺乏強大的有組織的跨國權力機構，也缺乏促成全球革命性改變的實際行動代理人。這一切都讓他們更加重視這一問題，即在外交政策領域，解放性的、而非威權式的多極化是如何產生。

美國民主社會主義政治的復興已經在國內的運動組織——無論是黑人生命運動、日出運動、基層全球正義聯盟還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與海外的組織之間建立了初步聯繫。伯尼·桑德斯本人也參與了與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人的對話，討論建立國際進步政黨（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意味着什麼。但是，要構想出革命性的、或者説“非改良主義”的革新，從而通過促進全球左翼機構的力量來改變現有的國際權力關係，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非改良主義的革新這一想法已經愈發成為國內左翼政治想象的核心，特別是在關於監獄和警察廢除主義的討論之中，如阿姆納-阿克巴（Amna Akbar）所述。但是到目前為止，它還不是思考全球背景的常用框架，更不用説在這種框架之下開展國際主義制度建設了。此種革新需要什麼？一個關鍵的壓力點是鞏固全球勞工的地位。近年來，左翼在選舉中最大的成功事例，或許是加布裏埃爾·博裏奇（Gabriel Boric）在智利贏得總統大選，並推動以工人階級要求為基礎的新智利憲法。這些勝利是2019年反抗緊縮政策的結果，包括教師、礦工、碼頭工人和運輸工會在內的勞動者集中參與了那場反抗。這一切並不令人意外；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左翼取得成就的歷史都與勞工運動的活力緊密相關。這凸顯出提升工人及其組織的議價能力對於左翼跨國力量的重要性。

**與這些目標相關的革新，包括對公司的跨國產權施加實際限制。**這些革新要求實現國內的充分就業和有保障的就業計劃，與此同時通過執行環境和勞動標準、讓企業對其供應鏈上發生的事情負責、對違反法律的企業提起訴訟，以終結商事活動在海外的免罰。這些政策本身是好的，而且它們也會扭轉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在瓦解左翼政治的制度基礎設施及全球團結方面發揮的作用。

與此相關的是，將跨境行為去刑事化——並大幅擴張移民在美國的法律和政治權利——應被視為左翼外交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正是因為移民是美國工人階級如此重要的組成部分，增強其在美國社會中的力量，不僅為國內階級政治提供支持，而且還建立起與跨國勞工組織的更深厚和廣泛的聯繫。

然而最重要的是，只有美國左翼國際主義目標具有產生大規模民主壓力的力量，且能夠被美國地方選民理解為實現社會變革之關鍵，其才能夠有效地反擊國家安全體制。實地的有組織運動必須認識到，國際主義與其核心物質需求相關。日常政治經驗之中對於國外和國內的舊有劃分，必須予以否定。

安全預算是作出此種努力的最佳領域，因此任何國際主義雄心壯志的核心應是大幅削減現有的安全機構。爭奪預算對於改造國家基礎設施以及獲取實現社會民主目標的資源（如普及醫療、教育、住房和就業）都是必要的。此外，預算這一政治問題也説明了為什麼勞動人民應當關心美國政府所維持的大規模、破壞性地緣政治聯盟。安全支出相當於一筆給企業的巨大饋贈（在阿富汗私營企業身上被浪費的、對於維持當地軍隊或具有內部信譽的政府幾乎毫無作用的數十億美元，象徵了這種饋贈的完全失敗）。其促進與世界的軍事化關係，並通過武器銷售和財政援助，為特定地區盟友的極端暴力提供資金。

保障勞工權利、跨境去刑事化、縮減安全預算，這些只是在美國建立有意義的左翼國際主義的幾種可能途徑。它們是更宏大的美國左翼議程的一部分，該議程可能包括眾多措施，如氣候正義，美國區域聯盟關係的改變（例如在中東的區域聯盟關係），對制裁制度的基本改動，以及以解決世界經濟中的結構性等級制度為目的的真正全球性投資。此處列舉的也並非詳盡的清單。

而筆者之所以將重點放在前文述及的三項革新上，是因為它們與建立跨國力量具有直接聯繫。全球勞工保護與跨境去刑事化能夠增強左翼工人階級選民的談判地位和集體制度。當這些羣體在其特定的政治鬥爭背景下享有更大的權力時，便會產生漣漪效應，強化更廣泛的跨國左翼力量。至於安全預算，當美國國內工人階級選民看到自身物質利益與外交政策變化之間的關聯時，便會助長圍繞國際事務的羣眾運動能量，以及與海外工人的共同目標感和更廣泛的全球團結。

正如左翼的其他議程一樣，這些目標也面臨着極其嚴峻的艱苦戰鬥。這些目標的部分意義還在於改變美國人對外交政策的看法。**左翼人士需要對國外事態做出具體的反應，但是迄今的太多集體想象都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之上：外交政策主要就是美國去撲滅憑空冒出來的大火。**與質疑此種觀念框架的道德純真性同等關鍵的，是認識到國際關係結構構成了國內政治鬥爭的環境。美國社會當前的可行選擇與過去確立的國際框架緊密相關，例如國內的新自由主義壁壘本質上即是同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歐洲對於不結盟和第三世界主義的全球共享理念的否定相聯繫的。一項旨在改變此種總體結構的政治議程，對於任何國內的自由項目都至關重要。

**歸根結底，美國的任何左翼國際主義都面臨這樣一種挑戰，即國家霸權角色對美國生活的象徵性重要意義。**近一百年來，美國人已經習慣了一種被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稱為“帝國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全球事業。政治文化理所當然地認為，即使安全體制有所缺陷，它仍然完美符合自由國際主義對其的設想：世界變革的正當代理人。

美國人可能樂於接受對特定戰爭的批判，甚至是對反恐戰爭的整體性批評。然而，質疑安全體制在國際秩序中地位的本質合法性，則是另一回事。國家安全精英之所以能夠不斷地重新使人相信美國主導地位的必要性，並忽略美國的過去行為與當前困境之間的聯繫，部分原因便在於這種背景文化經驗。對許多美國人而言，美國的概念本身就與這樣一個事實緊密相連：在人們一直以來的記憶之中，這個國家都擁有能力和權利去重塑世界。

任何忠誠的左翼外交政策都需要堅定地放棄美國主導地位的象徵與實際力量，即那種認為美國在所有全球事務中都應當處於中心地位的理念。

這一切表明，左翼外交政策包括要為實質性分散力量而創造條件。在當前的全球體系中，少數富有的行為者壟斷了全球公共領域的話語，我們又應當如何挑戰之？

在美國大聲提出這樣的主張，會同民族自我認知與集體自豪感的深層潮流相牴觸。後者相當於現代帝國的核心，維持反帝國主義倫理的具有內在的張力。此種張力解釋了為什麼過去許多最重要的左翼國際主義形態——包括從漫長的反殖民鬥爭歷史中一路走來的那些——都主要出現在邊緣和大都市中心之外。歷史上很少有帝國會心甘情願地放棄那種與唯我獨尊的權威相伴隨的力量。在美國身上，這一事實可能也不會被超越。

儘管如此，努力改變美國的自我認識並推動具體的政策變化，仍然至關重要。從疫情流行，到正在顯露的生態災難，世界陷入了一系列深刻的考驗，這需要對國家的健康和福利義務進行深刻的反思。無論是美國還是其敵人當前所推行的框架，都拒絕承認開展任何反思的必要性。所有這一切意味着構建替代性的外交政策絕不只是一種左翼願景。不作出真正的變革，就不存在保障世界共同未來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