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淺析印度國族認同構建悖論（上）_風聞

自打2020年發生加勒萬河谷衝突以來，已經記不清有多少網友跑來跟我叫囂——“中印之間必有一戰！”

這句話中的“必有一戰”，有時候是“將來必定會打一仗”，有時候是“現在就必須打一仗”——總之很多人都覺得，中印之間這場仗是必須要打的，不打的話咱們就永無寧日，永遠沒法兒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只有把印度打疼了打怕了，才會老老實實消停。

這種想法我原來也有過，我原來身在印度的時候能夠切身感受到印度對中國人的許多針對性行為，看着印度政府上躥下跳時不時搞點小動作惡心我們一下讓人氣不打一處來，特別是他們還老愛吹牛皮，更讓人覺得欠揍，有時候真的挺希望人民解放軍翻過喜馬拉雅好好教訓他們一頓。但是當我對印度這個國家存在的邏輯有了深入的認識之後就改變了想法，先直接説結論吧——**由於國族認同構建的悖論，**印度是可以從內部瓦解的，然而從內部瓦解印度的一個前提是要避免用外力去打擊它。

【一】

同類之間自相殘殺的戰爭無疑是愚蠢的，它給人類帶來的苦難實在太過深重；可也正是由於人類的愚蠢本質無法改變，戰爭作為解決糾紛的重要手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教員的那句名言——“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戰爭是對和平的踐踏，有時候卻也是和平的保障。假如全世界都是道德高尚主張“非暴力”的理想主義者，或許真的可以避免戰爭，一切糾紛都能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可惜我們大多數人與生活在叢林中的祖先並沒有太本質的區別，腦子一發熱就好像獸羣中爭奪交配權的雄性，沒有辦法指望他們坐下來靠談判解決問題——人類骨子裏對力量和強權的崇拜，註定了有許多問題只能用戰爭來解決。

自從有了人類歷史以來，戰爭就從未間斷過，直到二戰之後才終於變得剋制了。二戰後國際法和國際人權法案的存在導致戰爭的成本變得極高，在現有國際法框架下已不可能通過武力變更國界並得到全球承認；同時核威懾的存在也使得大國之間不敢貿然發動戰爭。其實我們普通人應該感到慶幸，如果不是因為戰爭的高成本，我們現在有可能正忙着同美印日澳聯軍開戰……

對戰爭的投鼠忌器讓我們得享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繁榮，但這並不代表人類就不再需要戰爭了。原來大國之間的角力，越來越多地以冷戰、貿易戰、代理人戰爭等形式展開。中印目前其實正處於某種程度上的“貿易戰”之中，我們之所以感知不到，是因為這場貿易戰完全不對等——中國出口到印度的商品只佔全部出口的1%，可這點貿易量卻佔到印度進口總額的16%。出於貿易保護主義的心態，印度對中國商品、中資進入設置了諸多障礙，並且將邊境糾紛與經貿合作相綁定，甚至試圖通過在經貿領域對中國施壓來影響邊境問題的解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難怪會讓人覺得，需要通過軍事手段對印度進行敲打。

在我們官方的敍事裏面，總説中印之間自古以來就是友好鄰邦，這裏面恐怕有些對歷史的斷章取義。首先，在清代將西藏收入版圖之前，中原政權跟印度次大陸並不相鄰；其次，古代也從來沒有過“印度”這個國家，“印度”只能作為一個地理概念；第三，哪怕只看近幾百年的歷史，印度次大陸上的廓爾喀王國、錫克帝國以及英屬印度都入侵過我國的西藏，從不掩飾其野心。所以事實上，中印自古以來在地緣政治上就具有天然的競爭關係，並且都是印度次大陸的國家侵犯我們，我們從來沒有侵犯過印度次大陸——假如我們刻意迴避這個問題，就無法正確看待中印關係，也無法讓國際社會明白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中一直都是受害者。

卡若拉冰川上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士兵

中印邊界問題，既複雜也不復雜。説複雜吧，中國在邊界劃定的問題上一向非常積極和務實，建國後與南亞其他鄰國都劃定了邊界，這些邊界在劃定的時候都需要解決各種歷史遺留問題，為什麼唯獨跟印度劃定不了呢？説不復雜吧，中印邊界又確實涉及到大片爭議領土、引發過多次邊境糾紛，間接牽涉到西藏問題，甚至還引發過一場邊境戰爭。

把中印邊界問題搞複雜的正是印度，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可以讀一下我之前寫的《一文搞懂中印邊界問題的前世今生》。當年尼赫魯的一意孤行，單方面堅持不切實際且損人不利己的要求，使得印度在中印邊界問題的談判上騎虎難下。1980年代中印雙方重啓談判以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阻力也都來自於印度。除了印度以及被印度直接控制的不丹之外，中國與所有的陸地鄰國都劃定了邊界；而印度卻跟相鄰的中國、巴基斯坦、尼泊爾都存在陸地邊界爭議——從這點能顯而易見地看出來，問題究竟出在哪一方。

這是因為印度人的難搞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

邊界談判這件事兒，本質上跟做生意討價還價差不多。凡是跟印度人做過生意打過交道，都一定體會過他們不肯吃虧愛佔便宜的性格。印度人在討價還價上有着世所罕見的種族天賦——不要臉外加“拖字訣”，死纏爛打一直拖到你答應他的條件為止。在中印邊界問題的談判上，印度人秉持着兩大“指導思想”——首先，已經到嘴裏的絕不吐出來！比方説印度已經實際控制了東線的爭議領土（即藏南地區），於是他們就主張先把東線的邊界劃定，至於西線可以“以後慢慢談”——這種伎倆當然忽悠不了我們，我們的主張是“一攬子解決”，東線西線要劃就一起劃定。其次，曾經嘴巴碰到過的，就一定要搶過來！比方説加勒萬河谷衝突後的中印邊境談判，印方堅決要求將邊境現狀恢復到2020年4月——因為那是對他們最有利的狀態；之所以會有這種爭議，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印在談判中從未就邊境所謂“實控線”達成過共識——中國主張1959年印度開始蠶食邊境領土之前的實控線，印度主張1962年中印戰爭之前的實控線。哪怕戰爭中已經輸了個狗血淋頭，印度人也敢恬不知恥地要求將實控線恢復到對他們最有利的戰前狀態。

這就好像一個死腦筋的人炒股，他只認這支股票在歷史到達過的最高價，低於這個價就堅決不賣。假如實在無法到達自己的這個“心理價位”，那就先拖着，印度人充分發揚了“愚公移山”式的拖拉精神，爺爺不行拖到兒子，兒子不行拖到孫子，世世代代無窮已……

印度的“拖延戰略”看起來很離譜，卻是針對我們的務實態度實施的。中國在邊界談判的過程中，為了避免大動干戈，大體上是以尊重領土現狀為主，歷史依據為輔——我們的“尊重領土現狀”讓印度覺得可以大做文章，因為“現狀”是可以改變的嘛！於是尼赫魯那時候才會採取“前進政策”對邊境進行蠶食，本着“損人不利己”的精神，在邊境幹着偷雞摸狗的勾當。印度人也不管這些佔來的土地究竟有沒有用（阿克賽欽是中國連接西藏和南疆的戰略要地，但對印度來説其實完全是一塊無用的死地），即便花費與收益完全不對等的代價，也是能多佔一寸是一寸；他們大概覺得非法強佔的土地就跟搶回家的壓寨夫人一樣，時間長了就能把生米煮成熟飯，把“非法”變成“現狀”。

當年 “前進政策”最終以中國發起的自衞反擊而全面失敗，那次之後印度確實消停了一陣子；而如今中印邊境其實正在進行新一輪的“前進政策”較量——不同於以往軍事實力較量，現在雙方是試圖通過基建實力來重新定義邊境的“現狀”，把路橋修到那些過去到不了的地方。這些基建雖然僅限於在自己的“實控線”內，可是由於雙方對“實控線”的主張不同，因此實際上有許多重疊區域——新一輪的較量正是發生在這些重疊區域內。

一説基建，我們中國人肯定就要笑了，中國的基建實力在全球範圍內是獨孤求敗般的存在，還沒等印度回過神，路就已經鋪過去了，這也正是加勒萬河谷衝突的起因。據我所知，中國在邊境基建的優勢、以及綜合國力的大幅超越，都實實在在增加了談判的籌碼。相比1980年代，我們現在有了更多的籌碼、更硬的底氣，自然會在談判中提出更多的要求。

新一輪較量中的挫敗，讓印度偷雞不成蝕把米，他們當然很不甘心，最近兩年加緊了邊境基建的追趕。把邊境問題拖了幾十年卻一點便宜沒佔到，説出去多沒面子；股票在高位的時候沒出手，現在跌下來了就更不能賣了！他們寧可把虧掉的“股票”捂在手裏——這代人佔不到便宜，那就等下一代，下一代不行再等下下一代，他們相信只要時間耗得足夠長，終有一天能等來“翻盤”的機會。

在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下，印度不免陷入投機主義的窠臼，幻想着有朝一日中國像蘇聯那樣動盪、分裂、崩潰，然後就能坐享其成。咱們中國人聽着這種“守株待兔”般的想法可能會覺得好像天方夜譚，然而“中國崩潰論”在海外相當有市場，很多假設都建立在“看衰”中國之上，與此同時那些境外敵對勢力也從未放棄過分裂西藏、新疆、台灣的企圖。

印度為這種不肯割肉止損的心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因為這支“股票”的持有成本非常高，每年都要投入數以億計的經費到邊境這個無底洞裏，純燒錢無產出。這兩年有些印度人突然回過神來——中國是不是想通過邊境地區的基建軍備競賽拖垮印度啊？

除了不肯吃虧外，印度的國家制度也是中印劃定邊界的重要障礙。一方面劃定邊界涉及到修憲，想要修憲必須在議會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要讓那些驕傲的印度議員接受中國目前提出的條件幾乎不可能；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印度的輿論已經鎖死在了“寸土不讓”，而作為一個普選制民主國家，執政黨如果不在邊界問題上展示出強硬的態度，可能就會被直接趕下台，他們在公眾壓力下也沒有辦法做出真正利國利民的務實選擇。

所以換一個角度看，印度政府從尼赫魯那會兒起就已經騎虎難下，即便他們良心發現想要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也無能為力。中印邊境糾紛如同一個解不開的死結，進一步加劇了中印的互不信任，導致了中印之間的“雙輸”局面，在壓榨印度軍費的同時，也迫使中國長期在西南邊境被動地保持着防禦姿態，不得不時刻提防着蠶食、破壞等行為。

因此，絕大多數中國吃瓜羣眾就會覺得，戰爭是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棍棒底下出孝子，只要把印度痛打一頓，打得他們完全沒有還手之力，印度人就會像當年舔英國人那樣俯首稱臣，將爭議領土拱手送上——這種可能性不能説完全沒有，但要人家“俯首稱臣”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那就是中國已經取得了“王位”，成為了整個地球毫無爭議的霸主，沒有其他國家膽敢蹚渾水挑戰中國；否則的話，即便我們能夠力挫印度，用武力佔領爭議領土，也只會搞出一個反華聯盟來，在背後源源不斷給印度輸血，讓中印兩國都陷入戰爭的泥潭；除此之外，最好的結果不外乎1962年中印戰爭的重演——速戰速決重創印度後全身而退，雖然邊境上消停了一陣子，但兩國也斷絕了政治經貿往來，同時並未能徹底解決邊境問題。

我始終認為，解決問題的代價不應該比問題本身更糟糕。中印邊境問題像現在這樣懸而未決，其副作用終歸是有限的——第一，會隔三差五被印度人在邊境的小動作惡心一下；第二，無法順暢開發開放邊境貿易，並且需要在邊境地帶耗費基建和軍事資源；第三，邊境問題會經常性地被印度政府用作政治籌碼來影響中印關係……其實除了第一點之外，後兩個都不能算是太大的副作用——邊貿的損失、資源的投入對印度來講同樣存在，對印度的影響甚至比我們更大；而在中印關係中，與其説邊界問題影響中印關係，倒不如説是中印關係影響邊境問題——中印關係向好的時候，邊境問題就會被雪藏擱置；反之，邊境問題則會被拿來火上澆油。

相比中印邊界懸而未決的那點影響，戰爭的成本那簡直大得沒邊，不設上限。

首先，中印在軍事實力上確實有着肉眼可見的差距，但差距可能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大。不是我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很多人一説起中印軍事實力差距，説的都是1962年中印戰爭，但那場戰爭有其特殊性，當時尼赫魯對中國設了下限，認為中國絕不會反擊，沒有全力設防；我們以有心算無心，花了一年時間在東線儲備戰略物資，配合喜馬拉雅南麓高山深谷的地形，才產生了奇襲的效果。經歷瞭如此嚴重的挫敗之後，印度方面痛定思痛，一直以來都針對中國的“入侵”備戰，發誓要一雪前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印度民眾對中印戰爭的呼聲一直都很高，寶萊塢那些“抗中神劇”讓印度人民毫不懷疑，英勇無畏的印度戰士一定能把中國人民解放軍打得落花流水……正因為有着這樣飄柔的自信，在中印邊境對峙期間的民意調查中，才會有多達72%的印度民眾都支持對中國開戰。他們敢如此張狂，自然有他們的底氣——中印邊境對峙期間，印度在邊境投入的兵力一般都是我們的3倍，想要再像從前那樣搞奇襲已經不可能了。雖然現代戰爭人海戰術大概率不管用，但要如何在四五千米的高海拔地區進行現代戰爭我們也沒有經驗可循，所以假如中國真的跟印度在喜馬拉雅和喀喇崑崙山脈打起來，能不能像我們想象中那樣摧枯拉朽，是很難説的。

其次，開戰的目的是什麼？開戰能否達到我們的戰略目標？要怎麼樣才能把印度打到割地賠款？中印戰爭的規模非常難掌握，將戰爭侷限在中印爭議領土，才勉強算是“出師有名”，説起來我們是“在自己的領土上趕走侵略者”；可就算我們解放了藏南和阿克賽欽，甚至聯合巴基斯坦解放了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克什米爾和拉達克的大部分地區是印巴爭議領土，中印爭議領土僅限於阿克賽欽和巴里加斯地區，所以巴基斯坦可以去打拉達克，但我們出師無名），**下一步要怎麼辦呢？是退還是守？還是進攻印度本土？**像藏南那樣與平原接壤的領土我們難道能守得住？印度難道會乖乖籤協議割地賠款？簽訂“城下之盟”這種喪權辱國的事情，在古代史中不少，但在現有的國際法框架下幾乎已是不可能——不打疼印度很可能沒效果，可要是真的打疼了，難道就不怕把他逼急了嗎？大家別忘了，印度是一個擁核國家，具有3000到5000公里半徑的核武器投送能力。中印兩個擁核國家開戰，這本身就是一種異常瘋狂的想法——規模不夠大，多半白忙活一場，除了徒增仇恨之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規模夠大了，可能同歸於盡。

受“抗中神劇”影響，印度人以為中印如果開戰會是這樣的……

人家印度是很認真地考慮過跟中國的全面戰爭，甚至考慮過受到核打擊之後的二次反擊能力

再次，世界上不是隻有中印兩個國家。就算中國人民解放軍一路勢不可擋兵臨城下新德里，就算印度沒膽量用核武器還擊，其他國家難道會袖手旁觀嗎？很多吃瓜羣眾“熱切期盼”的中印戰爭，絕不可能僅僅是地區摩擦衝突，而會是一場影響全球的風暴；這場改變整個世界勢力平衡的戰爭，必然會遭遇來自全球的阻力，這種阻力會是經濟上的制裁，會是外交上的孤立，會是軍事上的打擊……總之他們絕不允許中國在亞洲一家獨大。

最後，與印度開戰表面看起來是“教訓印度”，但從長遠和本質上來看，反而會對印度產生積極的作用——幫助印度構建國族認同。

這一點，正是我強烈反對與印度開戰的最關鍵原因。

【二】

在我看來，印度這個國家並不應該存在，自古以來也確實從來都不存在“印度”這樣一個國家，所謂“印度”只是一個英國殖民者為了便於管理和掠奪強行糅合起來的地理概念。

可是現在的印人黨政府，卻出於狹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試圖在南亞次大陸構建統一的國族認同，試圖讓各種不同文不同種不同傳統習俗的民族説同一種語言、信同一種宗教，這無疑會對南亞的多元文化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破壞，導致南亞各民族各宗教之間的摩擦和仇恨。鑑於此，為了中印之間的睦鄰友好長治久安，同時也為了更好地保留南亞各民族各宗教燦爛輝煌的歷史文化，我認為印度次大陸應該恢復到歷史上本來的面貌，讓南亞各族人民建立一個由許多獨立的民族國家構成的“大南亞共榮圈”，這才是最符合當今世界主流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的。

1814年南亞地圖，這才是南亞應該有的模樣

關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前世今生，請參閲《是什麼讓莫迪成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簡史》；關於印度對國族認同構建的嘗試，請參閲《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印度的改革究竟行不行？》；關於南亞各民族反抗文化入侵的故事，請參閲《南亞地緣政治和身份認同漫談》。

想要解決中印邊境問題，戰爭無疑是成本最高最不可行的一個選項。而且事實上印度根本不需要我們去打，這個國家存在從內部瓦解的可能性——如果按照現有的趨勢發展，從長遠來看印度具有分裂的必然性。

首先，我一直認為世界上能夠基於共同的身份認同自然形成的，只有單一民族國家或者單一宗教國家，多民族多宗教國家的存在並不是一種自然狀態。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如果要長久地維持統一的狀態，一般來講只有兩種辦法——第一，聯邦制，不同邦國拼在一起湊合過，大家求同存異，遵守共同的聯邦憲法，邦國讓渡一部分主權給聯邦政府，通過相互妥協來維持統一；第二，單一制，但這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構建並維繫國族認同——所謂“國族”（State-nation），是把國家和民族的概念一體化，國家即民族，民族即國家。單一制的多民族多宗教國家通過國族認同的強力紐帶，把各族人民糅合到一起。

聯邦制説白了就是古代諸侯國的現代升級版，聯邦中央政府好比是“周天子”，下頭的諸侯聽話的時候天子的權力就大，反之天子被架空也不是不可能，諸侯太強甚至可能造反鬧獨立，“全國一盤棋”基本上就別想了。像印度這種亟需改革和發展的國家，聯邦制就顯得特別拉胯，由於權力分散導致幹啥啥不行，阻力重重。因此印度政府就特別想要構建起全印度的國族認同——國族認同越強，中央政府就能夠集中更多的權利。

世界上大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國家裏頭，成功構建起國族認同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曾經基於共同信仰、文化、經濟生活而形成的“美利堅民族”，但現在這種國族認同似乎已經隨着美國內部的撕裂而遇到了危機；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中華民族”。

“中華”這一概念雖然可以追溯到古代華夏民族的炎黃起源，但 “中華民族”的提法是在晚清由梁啓超發明出來的，目的正是為了將中國境內漢滿蒙回藏等民族一體化。

話説晚清時期，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面對列強的威脅，中國一度出現了“亡國亡種”的危機感。當時有部分人將這種情形歸咎於清朝的“異族統治”，把一股子窩囊氣都撒在滿清統治者身上，因而產生了“漢民族主義”，催生出一批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派，力圖推翻滿清的統治；與此同時，較為保守的維新派則意識到激進的“漢民族主義”很可能導致國家分裂，開始宣揚“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論。這個理論很快得到了中國上下包括革命派在內所有人的共識——畢竟都已經到民族存亡的關頭了，再搞這種華夷之爭的內訌只會加速亡國，當然應該先把各族團結起來對付西方列強。於是“中華民族”的觀念和“五族共和”的政策，成為了我們後來立國理論的基礎。

如果從現代西方人類學、民族學的角度衡量，“中華民族”其實並不符合“民族”的定義。作為一種國族認同，“中華民族”事實上是從文化角度來定義的，界定了一個“文化共同體”。晚清學者楊度曾説：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打破了人類學和民族學的藩籬，創造出了一個極富彈性的“文化疆域”。

國族認同的構建不僅需要共同的文化，還需要共同的記憶。產生共同的記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靠許多代人的時間自然產生——時間的本質是遺忘，將把舊的記憶遺忘掉，讓新的記憶紮根生長，經過幾代人之後，認同就形成了。我們經常説的“民族融合”正是這樣一個過程，這種融合本質上以記憶和文化的消失為代價。那些歷史上曾經入侵中原的外來民族雖然都“融合”成為了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但他們弱勢文化和民族記憶除了少部分殘留了下來，大部分都消失了。就好像滿清儘管統治了中原三百年，最後卻連自己的滿語都説不利索——也正是因為三百年的時間足以讓許多事情被遺忘，才讓新的國族認同有機會得以構建。

除了自然的遺忘外，另一種方法是整個國家一起經歷一場關乎存亡的巨大危機。一方面，應對危機時，人們會在短時間內建立起極為強烈的新的共同記憶，覆寫掉原有的記憶；另一方面，當危機降臨時，人們發現只有抱團才能生存下去，也會主動地構建起內部的認同。法國原本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經歷了法國大革命之後，這些不同民族形成了共同的國族認同；美利堅民族的共同文化根基雖然是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盎格魯薩克遜羣體，但其國族認同也是經由獨立戰爭的洗禮後產生的。

因此國族認同這個東西，大抵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俄烏戰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本來烏克蘭內部反俄親俄一半一半，戰事爆發後烏克蘭人民就都自動自覺地轉變成了反俄派，形成了強烈的國族認同。大家可以留心觀察一下，那些內部特別團結的民族，大都多災多難——比如被迫害了兩千多年的猶太民族，三天兩頭地震海嘯的大和民族，這些民族如果不團結一心的話，可能根本無法生存下來——越被揍越抗揍，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印度沒怎麼被揍過，除了1962年那次，從來沒體會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他們當然體會不到，因為自古以來根本就不存在“印度”這個民族，所謂“印度”是由許多個説不同語言的民族組成的——如果連共同的語言都沒有，又怎麼會有共同的記憶呢？

真正屬於印度人的共同記憶非常短暫，基本上始於英殖民後期——比如反抗英國殖民、印巴分治、印巴戰爭、中印戰爭等歷史。再往前的歷史，説白了都是“國別史”，比方説莫卧兒王朝統治的歷史，就跟南部的泰米爾人（Tamils）、馬拉雅利人（Malayalis，主要定居於喀拉拉邦的民族）關係不大，至於馬拉塔帝國、朱羅王朝、毗舍耶那伽羅王朝、帕拉王朝、笈多王朝等也都只涉及次大陸的局部，最接近大一統的孔雀王朝既短暫又遙遠，乃是近乎於神話傳説般的存在……

在短短一百多年的共同記憶中，被英國殖民的記憶，對印度人來説就好像發生在家奴與主子之間，屬於家事；印巴分治以及印巴戰爭的記憶，本質上兄弟鬩牆分贓不勻以致反目成仇，還是屬於家事，無關存亡；只有關於1962年中印戰爭的記憶，才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所有印度人共同應對外敵的經歷。那次戰爭讓印度洞悉了自身的弱點，促進了軍事改革，同時也意外地喚醒了印度人的國族意識，讓許多印度人頭一回產生了家國觀念，愛國主義情緒空前高漲，摒棄種姓、民族的藩籬團結在了一起，為陣亡將士樹立了許多紀念碑。

因此，儘管我們總覺得印巴是一對死敵，但老實説巴基斯坦對印度真的不構成威脅；在印度的歷史敍事中，中國才是唯一一個“侵略”過自己的國家，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適合作為印度用來構建國族認同的“假想敵”。

印度政客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這兩年構建國族認同和宣傳“中國威脅論”都是同步進行的。只要加油添醋渲染中國在經濟和軍事等方面對印度的威脅，就能夠迅速團結起印度人民，讓他們願意讓渡出更多的權利，幾乎屢試不爽……

那麼印度的挑釁行為難道不怕激怒中國嗎？——既怕，也不怕。

當年印度的“前進政策”雖然失敗了，但其“指導思想”從未改變——政治投機主義。拿邊界問題乃至中印關係來冒險，一來絕對有利於國族認同構建，二來只要不像尼赫魯那樣玩砸，也有利於執政黨地位的鞏固。應該説，在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之前，印度政府這一手投機牌打得相當不錯，吃準了中國不願在邊境惹事的心態，步步緊逼不斷試探中國的底線。

印度政府之所以能夠進行政治投機，是因為我們在中印邊境的部署確實有些進退兩難——一方面，我們不能過於激進，讓邊境衝突影響和平發展的大環境；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過於退讓，將實控線的領土拱手相讓。除了中印邊境問題之外，我們在中印關係的處理上也是同樣的邏輯——印度既是地緣政治上的對手，又是經貿領域的夥伴。一方面，我們不能對印度過於強硬，以免影響中印之間的政治經貿關係，也為了避免印度更進一步倒向美國主導的反華集團；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對印度過於軟弱，以免印度蹬鼻子上臉。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我們自己這種曖昧的做法縱容了印度的政治冒險和投機行為——因此才會有很多人認為，與其受印度的氣，不如痛痛快快豁出去幹他孃的！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假如我們真的逞一時之意氣幹他孃的，那才是幫了印度的大忙！一場讓印度見識中國實力的戰爭，或許能讓印度在一段時間內不敢在邊境輕舉妄動，然而一來不可能逼迫印度簽訂“城下之盟”達成我們的戰略目的，二來會把印度一舉推向不顧後果全面反華的境地，三來加速印度內部國族認同的建立，全面緩和印度內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使印度人民在生存壓力下變得空前團結。

小不忍則亂大謀——除非有把握一舉殺死對手，否則就不要輕舉妄動；因為殺不死對手的，都會讓他變得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