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西方紅色國度裏的青年是如何玩搖滾的？_風聞

其實我是來推薦歌曲的。

説起紅色搖滾，有人可能馬上就聯想到張楚翻唱的搖滾版《社會主義好》。

但今天要説的，並非是將紅色歌曲賦予搖滾樂外衣的東西，而是那些在曾經的紅色國度裏滋生出的搖滾音樂。

冠上“曾經”，是因為那些精神文明建設異常發達的國度，後來都沒了紅色。

換個方式説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究竟會產生怎樣的搖滾樂？就好比有人問，難道你們就不想了解一下朝鮮當下的年輕人狀態和搖滾音樂模樣嗎？

我們倒是想了解，不過在整個地球村裏，它一直都是關上門不和任何人來往的態度，所以也沒法知道它家年輕人和搖滾樂究竟是什麼情況。

所以我們只有繞個彎，掛上倒檔穿越到六十年前，打開地圖往左，因為在那時，地球村有三分之一還是紅色的，不像現在只剩下了中朝古老越；

也因為在那時，搖滾樂剛剛到了自己最鼎盛的時候——這種資本主義社會年輕人的腐朽精神產物，同樣直接或間接地“毒害”了社會主義國度的年輕人。

有人可能馬上想到了捷克斯諾伐克的“宇宙塑膠人”樂隊和他們那首經典的《百分之百》（他們什麼都怕，那我們為什麼要怕他們？），以及這個樂隊被當局逮捕後，一連串社會蝴蝶效應讓捷克斯洛伐克變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

但今天我們主要聊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紅色國度——前南斯拉夫和前東德。

曾經的歐洲東南位置，有一個叫做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除了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兩個自治省，南斯拉夫包含了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黑山、波黑和北馬其頓六個國家。雖然是一個終身制總統的一黨專政社會主義聯邦國家，開門擁抱了西方世界的南斯拉夫在現代音樂文化上，和歐美國家的現代音樂時間線幾乎是同步發展的。

1960年的南斯拉夫首都城市-貝爾格萊德

1940年代，克羅地亞流行歌手羅比克（Robić）的唱片已經銷往歐美地區；到1950年代，貓王、  查克·貝瑞（Chuck Berry）等音樂家的音樂讓年輕人紛紛拿上電吉他開始組建樂隊，促使了南斯拉夫第一批搖滾樂隊的誕生，比較有名的代表是貝爾格萊德（現在塞爾維亞首都）的吉他手邁爾·納隆（Mile Najlon）和他的 Septet M 樂隊。

這時候大家玩的都還是比較美式 Rockabilly 的東西，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 Rock Music。

改變來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時候。英國流行巨星Cliff Richard和他的伴奏樂隊The Shadows（陰影樂隊，披頭士出現之前的頂流樂隊），直接刺激了南斯拉夫的樂隊數量急劇增加： 克羅地亞出現了 **Uragani 、Crveni Koralji 、**Bijele Strijele（南斯拉夫第一個發行專輯的搖滾樂隊）；首都城市貝爾格萊德最為集中，Siluete、Zlatni Dečaci、Crni Biseri、Samonikli、Džentlmeni等樂隊也開始嶄露頭角，此時的南斯拉夫都有自己的搖滾音樂節了。

Bijele Strijele樂隊 / 圖源：CMC TV

説實話，這些樂隊名字大多都是斯拉夫語，雖然讀起來十分拗口，但音樂卻很自然。只是，後來真正的 Rock Music 來了：披頭士、滾石、 The Animals、The Who 們掀起的英倫旋風，不僅入侵了美國，也入侵了南斯拉夫，讓大家聽音樂的口味也變了，導致這一票樂隊因為“英倫入侵”要麼就換了風格轉了型，要麼就散了夥。

搖滾樂能在南斯拉夫百花齊放，也許和當時的領導人鐵托在文化上手腕不那麼鐵的緣故有關，雖然也有明確的審查制度，但很多大罵社會現狀、表達厭世情緒的歌詞歌曲被當局認為是可以允許存在的温和批評——要知道，當時大多數的搖滾樂隊，都簽約了國有唱片公司（社會主義國家怎能允許私人開唱片公司），由國家統一發唱片。

當然，國有企業辦事如果有效率才是奇了個怪，樂隊們通常可能簽約了一兩年，都沒能看到自己的唱片發行出來。

不過，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同樣都是歐洲，這可比同一時期的中歐地區好太多了。

南斯拉夫的搖滾樂在1970年代已經有了各種分支：硬搖滾、布魯斯搖滾、前衞搖滾、爵士搖滾、實驗搖滾、藝術搖滾、華麗搖滾、交響搖滾、New Wave、Cold Wave、合成器搖滾等。比較有代表性的樂隊包括：Time（前衞爵士）、Leb i Sol（馬其頓民謠搖滾）、Yu Grupa（巴爾幹民謠搖滾）、Galija（前衞搖滾）、Bijelo Dugme（啥風格都有點）等——這些都大受老百姓喜愛，後來甚至還出現了體育館搖滾這種開創性音樂（專門為想去大型現場蹦迪的老百姓創作的歌曲）。

超級前衞的 Bijelo Dugme 樂隊 / 圖源：Spirit of Metal

這些樂隊直接影響了整個地區後來的流行音樂和流行文化，也算是通過搖滾樂開啓了巴爾幹半島的思想解放。

雖然創作和表達環境相對自由，空間也比較寬廣，但直接觸碰政治題材依然是不可以的，除非你想掉腦袋。為了躲避和順利通過文化審查的年輕人們，只好用怪異的手法和怪異的態度來做音樂，結果大家卻稀裏糊塗打開了前衞與迷幻的大門。

這也是南斯拉夫當時搖滾樂隊數量多，但大多數都幹前衞與迷幻的原因所在，而上述提到的樂隊音樂也足夠優秀，就音色的“酸”味兒，比現在好多自詡“酸”的隊高出不止兩層樓。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音樂絕不是複製粘貼，也不是拿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旋律填上社會主義的歌詞，習慣了歐美世界搖滾樂味道的樂迷，南斯拉夫的搖滾樂絕對可以打開你感官的另一扇大門。

但有的小夥子在聽完雷蒙斯和性手槍後，卻想硬碰硬。

於是而在另一個領域，表達態度更加激進的朋克樂隊，1970年代的在南斯拉夫大批誕生，其中比較有名的是1975年在克羅地亞顯露江湖的 Paraf 樂隊——只是，國家對搞朋克還是有要求的：你可以説你青春期的叛逆，可以説你的個人主義，可以説你無聊透頂，但是有些東西，你不可以説。

南斯拉夫第一個朋克樂隊 Paraf / 圖源：Last.fm

在散文集《記住烏托邦：社會主義南斯拉夫的日常生活文化》中，南斯拉夫的社會狀態被描述成“壓抑的容忍”。不管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有的人在違規的邊緣試探，有的人則在邊緣等待違規的人到來。

文化來自民生，民能聊生是因為整體經濟還過得去。這一切，更重要的還是源於那時候南斯拉夫整體經濟實力還不錯。

事情的轉折從1980年開始，鐵托的去世、經濟的下滑、失業率的攀升、物價的飆漲，讓這個曾經的經濟文化強國忽然嚴肅了起來。

鐵托去世後，老大哥來接替了這一切，同時也帶來了老大哥在家中的一貫作風。於是，幾乎是一夜之間，玩樂隊和穿着奇裝異服的年輕人被逮捕，街頭塗鴉和像之前的自由表達不再被允許，南斯拉夫的搖滾樂，就這麼在1981年給耽住了。

再後來，南斯拉夫的六個國家開始了告別社會主義的獨立戰爭，再然後，這個社會主義聯邦國家就徹底不存在了。新的樂隊也在出現，但勢頭不再有之前那麼勇。但這個國家從1940到1980這一段有清晰的歷史和深刻的記憶，沒有斷層的文化幸運的分散保留在了那六個國家中繼續延續着。

上文提到前南斯拉夫的搖滾樂狀況比同樣是歐洲其他地區要好很多，對比對象是位於中歐的東德。就在英倫旋風滿世界刮的時候， 東德領導人——當時已70歲的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卻感到了不安。

很多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在1990年代之前，這個世界上有兩個德國——1961年，一道牆將德國分成了東西兩半。在同一片天空下，當西德年輕人已經組建了 **Kraftwerk、Neu!**這樣的隊伍時，東德年輕人還在對着馬恩列斯敬禮表忠心。只是，白天唱着紅色讚歌的東德青年，晚上都在偷偷聽着隔壁的電台音樂節目，和交易毒品似的私下傳遞搖滾樂唱片。

把同一片天空分成兩個不同世界的柏林牆 / 圖源：Thierry Noir

年輕人喜歡聽搖滾樂，讓東德領導人很擔心，因為他們覺得這裏面的有很重大的關聯——熱愛西方音樂會導致熱愛西方政治制度，並且會腐蝕青年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於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明確表示：搖滾樂是美帝國主義的產物，是國家的敵人。

實際上，對音樂的多疑，一半有必要一半沒必要。沒必要是搖滾樂不僅沒和當局政權站在一起，反而經常大罵政府；有必要是，搖滾樂歌唱的自由與反抗，已經實實在在的刺激了美國英國的社會變革，並且還正在全球範圍裏刺激着社會變革，這在嚴密控制人們表達與思想自由的東德，是絕對不能允許出現的可能會導致不穩定的因素。

於是他們開始創造自己版本的青年流行文化，來有意引導年輕人的喜好。比如由國家統一設計和組織的集體舞蹈，比如通過官媒報刊醜化搖滾青年。不僅如此，東德當時還實施了社會主義音樂配給制：嚴格規定了公共場合一年能播多少首西方音樂。

然而，傳播學有一條真理是：如果你想讓一個東西受到大眾的關注，那就禁掉它！所以，當統治者越想禁止搖滾樂，反而促進更多的東德青年們喜歡上了搖滾樂。於是，苦惱的東德當局重拳出擊，雷霆出擊派出了斯塔西（Stasi，前東德秘密警察機構，全稱國家安全部），用盡一切辦法來禁止人們聽搖滾樂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音樂。

比如逮捕聽西方流行音樂的年輕人，比如逮捕那些不按規定着裝的年輕人。

《斯塔西秘密檔案》：監視拍照那些偷聽西方流行音樂的年輕人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69年，西德RIAS電台DJ隨口説了句：要是我們在柏林牆這邊搞一場滾石樂隊的演唱會，讓東德兄弟們也能聽到，那該多棒啊！

結果這個殘忍的玩笑被以訛傳訛，有鼻子有眼的説滾石樂隊會在10月7號在柏林牆邊開演唱會，而且演出地點是牆邊一棟19層樓高的樓頂，這棟樓比柏林牆高出80米，滾石樂隊的搖滾聲音會直接飄過柏林牆！

很多東德年輕人信以為真，以為自己真的可以聽到搖滾演唱會了，於是在那一天結伴前往柏林牆。只是，他們沒等來滾石樂隊，卻等來了斯塔西的大批秘密警察的鎮壓。 東德年輕人一邊抗爭一邊唱着“圍牆必倒塌”（Die Mauer Muss Weg），最後多人被逮捕，有人甚至被判刑兩年。

這一年同樣還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有“德國搖滾之父”之稱的**烏多•林登貝格（Udo Lindenberg）**組建了他的第一個樂隊 Free Orbit，直接影響了柏林牆另一邊的東德青年；另一個是，前衞搖滾樂隊 Puhdys 成立，並且成為了東德第一批獲得 “Auftrittserlaubnis”（表演許可證）的樂隊。

1969年的Puhdys / 圖源：WDR

表演許可證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東西： 在Olaf Leitner的《民主德國的搖滾樂：一篇墓誌銘》書中提到，當時所有公開演出的音樂人，不管是職業還是業餘的，必須要有表演許可證，而獲得許可證的方式是——為國家文化官員委員會進行一場讓領導們滿意的成功表演。

不過，拿到演出許可證還需要付出各種代價，首先是玩樂隊的經費。 在我們的理解中，玩搖滾都是自己花錢，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是。東德樂隊的經費由國家提供，通過自由德國青年團（Freie Deutsche Jugend, 類比中國共青團）這個國家認可的官方青年組織提供文化基金。

於是：錄製唱片需要多少費用，需要做好預算申請和過審；專輯歌曲數量、歌曲名字、歌詞，需要過審；計劃在哪裏演出、演出場次多少，需要過審；最後，如果想發唱片，需要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認可，然後統一交由國有唱片公司發行。

時間來到1970年，搖滾樂已成為了東德年輕人的流行文化，壓不住勢的當局索性就借勢將搖滾樂進行實用化，最顯著的兩個政策就是：一，可以搞搖滾樂，但是歌詞必須使用德語；二，放寬公共場合音樂播放比例，調整到6:4（6成是歌頌社會主義的紅歌，4成是其他歌曲）。

口子稍微鬆了一點，搖滾樂勉強有了能夠存活的空間。於是東德陸陸續續出現了10來個樂隊，其中的代表有玩藝術搖滾的 City 樂隊和深受年輕人喜歡的 Klaus Renft Combo 樂隊等等——他們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烏多•林登貝格（Udo Lindenberg）的作品影響。

1973年，為了對抗西方世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體育），以老大哥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搞了一個“世界青年聯歡節”（文藝），此前已經在匈牙利、保加利亞、古巴、朝鮮等國辦過，73年這屆是第十屆，在東德舉辦。

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人如其名（東德全稱為民主德國），當局對思想和文化的管控稍微鬆了一點， 這種“松”讓青年人產生了錯覺，以為真的會變得民主起來。在這種氛圍下，年輕人有的穿上了嬉皮士服裝，有的染了頭髮，有的則豎起了朋克頭。Klaus Renft Combo 樂隊也率先站出來，歌詞開始更加大膽和直白。

然而，讓他們沒想到的是，世界青年聯歡節辦完後，政府又收緊了政策，然後一個一個秋後算賬：首先，先把跳得最高的 Klaus Renft Combo 樂隊封殺了，另一個也跳得高的歌手 Wolf Biermann 直接被開除了國籍；然後，染頭髮的，梳雞冠頭的，挨個在檔案上記過，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就業和社會發展。

秘密警察斯塔西們也沒閒着，因為要抓的人太多，於是他們首先發動舉報運動，鼓勵民眾檢舉揭發身邊玩搖滾組樂隊的年輕人，然後集中力量逐一擊破各地的搖滾演出，其中被搞得最慘的當屬那會兒剛剛興起的朋克音樂聚會。斯塔西同時也以“演出許可證”為由，逮捕了不知多少“無證玩樂隊”的年輕人，要麼把他們拉去強制服兵役，要麼就是拉到邊遠地區隔離起來。

柏林斯塔西博物館展品：被逮捕的朋克青年

在《斯塔西秘密檔案》中，時任斯塔西官員的尤爾根·佈雷斯基（Jurgen Breski）説：他們想要人們遵守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想盡辦法打擊那些不屬於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東西。忽然之間，東德的樂隊就只有樂隊名字，沒有樂手了。

但是用這樣鐵腕的方式進行打壓，人們就不聽搖滾了？結果東德當局在1970年末進行調查，竟然發現84%的年輕人每人每天有2-4小時都在用各種渠道和方式聽搖滾樂，他們已經把這件事作為了自己一天中最主要的娛樂活動。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對現狀的挫折感與日俱增，潤掉的人也在逐年增加。

到了80年代，

西德的烏多•林登貝格（Udo Lindenberg）已經從和朋友玩樂隊跳脱到了自己玩，為了表示對東德鐵腕打壓的不滿，也為了想用音樂反映東德年輕人的狀態，於是他寫了一首叫做《開往潘科的特別列車》（Special Train to Pankow），歌詞是這樣的：

喂，埃裏希，你真的是個陰着臉的淘氣？

你為什麼不讓我唱工農大眾的生活？

親愛的，我知道你也散漫得徹底，

我知道內心深處你也是個搖滾明星。

你也喜歡偷偷穿上你的皮夾克，

把自己鎖在廁所裏，聽西方電台。

烏多•林登貝格（Udo Lindenberg）/ 圖源：DW

埃裏希是當時東德執政黨的總書記，習慣了自我審查的人一下就看出了這歌其中的端倪，揪出林登貝格讓他解釋，他説：我在歌裏説總書記穿上皮夾克，這是無產階級的光榮服飾，是普通人的象徵。

年輕人們非常喜歡這首歌，也知道他真正在説什麼。只是敏感的當局可不管他的解釋，直接把林登貝格進行了在東德的全面封殺下架處理。

“潘科”是當時的一個區，很多政府官員都住在這個區域，因此老百姓也把政府官員叫做“潘科”。受到這首歌的影響，1982年，一個叫做**“潘科”****（Pankow）**的樂隊成立了。

這個樂隊很有意思，一方面擁有着演出許可證和國家批准的搞樂隊經費，一方面又極度不配合當局要求的正能量，而是在歌裏大量描述社會現狀的苦悶和壓抑，以及東德青年的艱難生活和對當局不滿等等負能量內容。

Pankow / 圖源：MOZ

結果可想而知，幾年後終於有人按捺不住，將他們封殺掉了。

你看現在一些被封殺的音樂人，要麼從此銷聲匿跡，要麼就是發佈“深深地認識到了自己錯誤”的檢討書——當然，更多人還是選擇直接不去踩雷，就説説自己心裏的情愛小九九，説説歌舞昇平的宏大敍事就好了，反正都是為了搞音樂而搞音樂，既然不敢有什麼真實的表達，那還是安全第一為上策。

但潘科樂隊沒這麼做，成員們選擇了集體寫辯白信給總書記埃裏希，雖然沒有得到回覆，也沒有終結自己被封殺的命運，但這種給總書記寫信申辯的舉動，已經體現出了搖滾人的抗爭精神和勇氣。

不過，也有“動不得”的樂隊，比如1983年成立的朋克樂隊 Feeling B。動不得的原因是，主唱 Aljoscha Rompe 的爹是東德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他自己又是拿着瑞士護照生活在東德的人，於是 Feeling B 不管怎麼搞，他們都是當時罕見的“擁有政治安全”的樂隊。

Feeling B 樂隊的成員裏，鍵盤手叫做 Christian Lorenz，吉他手叫做 Paul Landers。

Feeling B 樂隊，你能認出 Christian 和 Paul 嗎？

説他倆是因為，後來 Feeling B 樂隊解散，這倆哥們和另外三個無比厭世的東德失意年輕人一起，組建了一個叫做 Rammstein的樂隊——就是後來人盡皆知的德國戰車。

早年組隊不久的戰車樂隊 / 圖源：Thoght

Olaf Leitner的《民主德國的搖滾樂：一篇墓誌銘》還講到一個事，就是1969年柏林牆邊沒有實現的搖滾演唱會，在1987年真的實現了。

那年6月6日到6月8日，西德在柏林牆邊不遠處的國會大廈前辦了一場叫做“為柏林而唱”的演唱會，演出主要陣容包含了大衞•鮑伊（David Bowie）、 Genesis 樂隊和 Eurythmics 樂隊。

這場維持了三天搖滾演唱會，有四分之一的喇叭是朝向了牆另一邊的東柏林，挑釁意味十足。西邊來了八萬多名觀眾，東邊也來了上千名搖滾愛好者，擠在牆邊聆聽這場只能聽見不能看見的演唱會。

在柏林牆邊的大衞·鮑伊 / 圖源：B.Z.Berlin

忙碌的東德警察再次出動，提着棍棒驅趕、毆打、逮捕在牆邊聽歌的年輕人，但這次年輕人更加整齊高喊：必須拆了柏林牆！更加不巧的是，這個混亂的場面，上了西德的電視台和廣播播報。

一向看重秩序和穩定的東德當局這下慌了，民心都快不在了，再這樣做只會起到更加猛烈的反效果。於是， 自由德國青年團提議：與其讓西柏林搞這種幺蛾子，不如我們自己也辦演出，邀請西方音樂人來滿足東德年輕人。同年9月，他們先是找來了鮑勃·迪倫，搞了一場民謠演出，結果大多數年輕人不是特別買賬。

1988年3月7日，東德找來了英國當時的流行樂隊 Depeche Mode 搞了個小型室內演出；然後6月1日又找來英國歌手 Joe Cocker 搞了個演唱會。

圖源：80s80s

結果兩個禮拜後，西德又搞了一次“為柏林而唱”的演唱會，還是頭一年的地方，還是把四分之一的喇叭對準東德方向，只是這次的主要陣容更猛：Pink Floyd 和 Michael Jackson。

圖源：Alamy

東德年輕人又一窩蜂跑到柏林牆邊擠着聽對面的演唱會。這時候，當局沒再派警察去鎮壓年輕人，而是特別積極地舉辦了一次與之對抗的正兒八經“不糊弄人”的演出：他們邀請來 Bryan Adams（加拿大搖滾歌星）、Big Country（英國新浪潮樂隊）、Marillion（英國前衞搖滾樂團）和本國人氣樂隊 City、Feeling B 一起演出，希望這樣可以不再讓年輕人去柏林牆聽那邊的歌。

東德當局本想拿音樂取悦年輕人，拉攏年輕人，也給自己做一個安全閥（像極了蘇聯變成前蘇聯之前那場金屬演唱會），結果音樂反而加強了年輕人對自由表述，對外面世界的嚮往。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就是當時美國的著名搖滾歌星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東德的演唱會。 之所以讓這個共產主義最大的敵人——美帝國主義的腐朽來東德，一方面是因為史普林斯汀是當時享譽世界的搖滾巨星，另一方面他的歌有很多都是對美國政府的批評，他是站在工人階級這邊的。

1988年7月19號，斯普林斯汀的演唱會在東柏林開場，官方準備了16萬張門票，但是全部售罄後還是有很多沒買到票的人想來看現場，最後政府索性開放了場地——傳説中，這場演出聚集了近四十萬觀眾，東德能來的人，幾乎都來了。

你們感受一下當時的盛況 / 圖源：Alamy

這場演唱會，斯普林斯汀將《惡地》（Badlands）作為開場曲，歌詞是這樣的：

談論着夢想，試着實現它

你在夜裏驚醒，感到如此真實的恐懼

你耗費生命，等待一個不會來臨的時刻

別浪費時間再等下去了

你每日在此生活的惡地

讓破碎的心站起來

那是你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們只能努力往前推進，直到被瞭解為止

這些惡地才會才會開始對我們好一點

擁有理念，深植於心的人們啊

活着並不是一件罪惡之事

我想要找一個地方

我想對着這些惡地的臉吐一口口水

《惡地》本來唱的是美國，但是現場的人卻深深的感受到，這也是唱的極權統治下，掐死人們夢想的東德。

斯普林斯汀後來唱的歌，每一首描寫的故事，都可以從大洋彼岸的新澤西，轉換為東柏林的現實，而最震撼的場面是：當他唱起《生在美國》這首歌時，台下數萬觀眾揮舞着自己自制的美國國旗，和他一起高唱《生在美國》。

圖源：Alamy

只是，斯塔西們卻沒有察覺到人們心中的洶湧。在《斯塔西檔案》中的一份解密文件可以看到當時在史普林斯汀演唱會兩小時後的記錄：

晚間9時30，搖滾演唱會毫無意外地繼續進行。羣眾的氣氛絕佳。國家安全毫髮無傷。一共有800人在演唱會期間暈倒，其中有110人是因為飲酒過量導致。

斯普林斯汀的演唱會結束後第二年，柏林牆真的就倒塌了。

​

然後，東德在1990年3月舉行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選舉，並在10月3日與西德統一，成為了現在我們知道的那個德國。

從此，地球上再也沒有了東德。

雖説都是在搖滾狂歡後謝幕，但就像一場金屬演出不可能把蘇聯唱解體，柏林牆也不可能是斯普林斯汀的演唱會給唱垮的。 

只能説，音樂也好，搖滾樂也罷，任何音樂形式都應該是表達私人情感，而不應該一來就要揹負上宏大意義的出發點。只是，音樂和其他事物一樣，都是改變空氣的重要因子之一；只是，那些敢於直面社會現狀和人性表達的搖滾樂，更加直接的讓年輕人堅信他們所堅信的——早就不想活在圍牆陰影下的人們，他們堅信終有能找到自己聲音的那一天，能等到打破虛妄腐爛體制的那一天，能走到追求真正思想自由的那一天。

我很喜歡的一幅來自Bansky的作品

“媽媽，我要上街去了” / “孩子，媽媽等你回家”

搖滾樂這種音樂形式，只不過恰好給了大家支撐自己的力量，給了大家一股可以改變世界的力量。雖然它會遭到封殺，遭到下架，遭到噤聲與逮捕，但是，

機關槍、棍棒、牢獄之中的鐵欄杆、現實的水泥牆，遠方的鐵絲網，這些可以擋住人的肉身，但是擋不住音樂。

搖滾樂只是音樂的一小部分，音樂也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而文化這個東西，也是對於當下時代最好的記錄，記錄了當下人們物質與精神的模樣，記錄了一個國家的沉澱與靈魂的模樣。

到最後，你可能會問我如何看待我們現在的搖滾樂？

樂評人顏俊曾經有句話説得特別好，他説：中國的年輕人還沒有搞懂什麼是搖滾樂，還沒有學會進入瘋狂分類的誤區，我們就開始用精神，而不是形式來判斷搖滾樂。

樂評人李皖也曾説：翻看中國搖滾樂的歷史，發現裏面都是空的，搖滾時代沒留下任何實質性的思想成果，它只解放和啓蒙了一種情緒和姿勢而已。

我覺得兩位前輩老師説得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