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1章 從人生巔峯跌落的張副司令_風聞

如果不是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三省，那麼1931年留給國民的歷史記憶一定是洪災，如今隨便找個類似“人類自然災害排行榜”這樣的帖子，1931年中國大水災妥妥地進前三。那年的暴雨從6月底下到8月中旬，洶湧的洪水踐踏了16個省份，江城武漢泡在水裏長達一個月。視察水災的官員坐船穿過市區，船工撥開漂浮的屍體、繞過露出水面的屋頂，偶爾看到倖存的市民衣衫襤褸地站在瓦片上，淋着雨瑟瑟發抖，目光絕望到沒有一絲光亮。

位於南京的國民政府負債累累，救災會議上官員們吵得面紅耳赤，最後決定發行8000萬元公債籌款，儘管利息給得很高但還是賣不動，首批1000萬元推向市場後就沒有然後了。政府轉而在全國發起募捐，有人捐銀元、有人捐碎銀、有人捐首飾、有人捐衣服，官員、教師等公職人員強制捐一部分工資。財政部長宋子文匆忙找美國人賒買了45萬噸小麥，售價隨市場價浮動，裝一船算一船，欠款3年後開始還，但利息每半年還一次。最早一批運到國內至少得1個月，嗷嗷待哺的五千萬災民可等不了，於是作為糧倉的東三省承擔起了救急的重任。

當時人稱“張少帥”的張學良負責華北和東北，時年他才31歲，不過那時候他的顏值和“帥”不沾邊，在吸食了兩年鴉片後他選擇注射嗎啡，累積吸毒史已有5年，這使他看上去雙頰瘦削、面色發黃。少帥對嗎啡的依賴如此之深，以至於每隔15分鐘就要來一針，否則渾身刺痛精神恍惚。偏偏5月份他又生病住了院，洪災爆發需要東北救急的消息也是在病房裏聽説的。儘管身體狀況不給力，張學良還是利用自己“東北王”的身份多次發出急電，從東三省連買帶捐籌集了4000噸各類穀物。

作為對救災倡議的響應，戲曲界決定在9月份舉行一次義演，收入全部捐掉，演出日期定在9月18號晚上。消息傳到了協和醫院，在得知梅蘭芳大師也會出場後，作為資深戲迷的少帥馬上命令副官去安排。梅老闆表演的曲目叫《宇宙鋒》，“宇宙鋒”是一口寶劍的名字，講了一起利用這把寶劍栽贓陷害的冤案，劇情如同日軍自毀鐵路栽贓東北軍一樣讓人憤怒。這出戏是梅派戲劇中難度最高的曲目，整齣戲唱下來，演員和觀眾都能獲得一種痛不欲生的快感。

（張學良是個戲迷）

中和戲院的老闆得知張副司令要來，立馬驅趕着夥計們把戲園子裏裏外外清掃了一遍，並給副司令留下了最好的位置，擺上時令水果、花生瓜子、上好的茶具。當晚包廂內除了張學良和夫人于鳳至以及“秘書”趙四小姐，還有當時的香港首富何東及其公子何世禮。達官顯貴們在最好的位置上談笑風生，幾步之外是荷槍實彈的衞兵，樓梯口、大門內外也散佈着警覺的衞隊成員，戲院大門口有高檔轎車一字排開，司機手握方向盤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

戲聽到一半，副官處長湯國禎敲門進了包廂，他靠近張學良耳語道：奉天打來電話，要副司令親自接聽。5月份張學良得了風寒住進協和醫院，由於隨從眾多公務繁忙，他包下了醫院大樓的一整層，治療、休養、辦公全在那裏進行。那年代沒有手機，接電話就得趕回醫院，戲就聽不完整了。張學良對副官説，讓副官長代為接聽即可。副官奉命走了，張學良繼續聽戲。

奉天是瀋陽的舊稱，是東北軍的大本營，也是張氏父子創業發家的地方。打來電話的人叫榮臻，是東北軍司令部參謀長。如果把軍隊司令比作董事長，那麼參謀長就是CEO，重要的命令和指示，都要經過參謀長去下達和執行，因為他對軍隊的具體業務最熟悉。榮臻打來的電話很有份量，張學良卻選擇了繼續聽戲。只是他心裏隱約不安，難以集中精力。

不久湯國禎再次敲門進了包廂，張學良轉頭看到了他嚴肅悲愴的表情，那是一個人在得知不幸消息的基礎上又捱了罵才有的表情。副官走近後耳語説榮參謀的電話還沒掛，他要您親自接聽。張學良聽完立即起身，出門前向何東表達了歉意，並囑咐夫人演出結束後務必給梅老闆送個大花籃。

車隊風馳電掣地駛往醫院，張學良在眾人的簇擁下回到辦公室，等待多時的榮臻終於聽到了少帥的聲音，他驚慌失措地説，夜裏10點左右，日本人向北大營開炮、射擊和縱火，我們已經有人員的傷亡，現向您請示該如何應對？

南京政府在內鬥，蔣委員長在“繳菲”，東北軍精鋭駐紮在平津，全國剛遭受水災，日本人挑這個時候鬧事，真是無恥！張學良心裏厭惡，但他不假思索地下了命令：槍械全部入庫，不要和日軍發生衝突，以免給日本人制造向我方動手的口實。榮臻收到命令後立刻向前方傳達：對於日軍挑釁，所有人不準抵抗，收繳槍械存於庫房，為國成仁，擅自動手造成嚴重後果將受軍法處置。

（被日軍佔領的北大營）

此時600多公里外的瀋陽北大營裏一片混亂，日本人端着步槍嚎叫着射擊，營房裏的士兵在睡夢中驚醒，有人衣服都沒穿好就往外跑，黑暗中跑錯了方向中槍倒地，有些人衝到庫房去拿武器，但是大門緊鎖管理員不知去向；有些人拿到了武器，但接到的命令是不能還擊；也有人違反命令舉槍射擊，可是同伴們都在逃跑，他們只能且戰且退。北大營是個佔地13500畝的軍事基地，位於今天瀋陽市大東區，基地常駐7千多人，這7千人在500名日軍的衝擊下，放棄了他們的營地。

東北軍代理司令張作相事變前回錦州給亡父治喪，事變發生時還沒過頭七；副司令萬福麟長期滯留北京沒回去辦公；參謀長榮臻前一天回家給老爺子過壽，當他的士兵在黑夜裏四散逃命的時候，他們家依然燈紅酒綠、觥籌交錯；北大營的旅長和團長等人也選擇回家過夜，當天應付局面的居然是一名連長。東北軍的最高負責人是少帥張學良，一年前他發電支持蔣介石，並率領11萬東北軍入關調停中原大戰，然後以副司令的身份待在北京。這年5月28日因為風寒住進協和醫院，9月初剛剛痊癒。

所謂的風寒，現在看來就是重感冒，但在那個年代可是要命的病，普通人得了説沒就沒，像張學良這樣的大人物則是去最好的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由於他有衞隊、秘書、顧問、副官、保姆等一大批人，所以包下了醫院的一整層來治療這個病。病剛治好可以出去浪了，結果日本人攪黃了一切。

日軍對北大營的進攻是一場突然襲擊，但是關東軍事先舉行過多次演習和演練，這些動向早就被東北軍獲知，並上報給了地方以及南京政府。1931年前半年，負責對日外交的官員也從日本發來報告，説經過觀察認為日本軍方可能會侵犯東北。看現在的情況似乎這些情報沒有被重視，事發時主要負責人不在軍營，紅白喜事按時舉行，好像日軍此前的演習是和他們無關的內部團建。

（大帥府被日軍洗劫一空）

針對之前收到的情報，張學良其實跟幕僚們開會討論過，大家討論後認為，中國有美國、英國和俄國的利益，日本要是入侵其他列強不會不管；再説國家這麼大日本也吞不下，它要真動手那就擺明了自取滅亡。而南京政府忙於內鬥、救災和“繳菲”，對於日本前半年的數次挑釁行為，應對的指導思想是“能忍則忍能讓則讓，不要給政府增加麻煩”。基於自己的判斷和南京的消極指示，張學良下了不抵抗命令，而不是蔣介石。事發前一天晚上9點，蔣介石乘坐“永綏艦”前往南昌“繳菲”，事變的第二天晚上才到達目的地九江，當日軍在瀋陽城橫衝直撞的時候，得到消息的蔣介石在軍艦上憂心忡忡。

電話已經中斷，電報機一刻不停地吐出加急電文。天還沒有亮，張學良叫醒在京的軍官們開會，大家在猜測這次日軍到底是鬧事還是全面進攻，作為負責北方安全的東北軍要不要組織反擊？軍官們各抒己見、激烈討論，最後統一了意見：東北軍打不過日軍，所以不能打，要聽從南京國民政府的統一指示。

軍事會議開完了，但心裏不踏實，張學良又在9月19日白天開了另外一場會，邀請在京的外交人員出謀劃策，民國知名外交家顧維鈞的意見很有代表性，他表示應該讓國聯給日本施壓迫使日本退兵停戰。9月20日張學良又召集北京各界賢達開會，參會代表裏有胡適這樣的大哲學家，有曹汝霖這樣的外交界老司機，這些人討論的結果是：不能抵抗，要聽從南京國民政府的指示，用外交手段解決衝突。所謂的外交手段就是將此事上報國聯，由國聯施壓日本迫使它收手。

國聯是什麼？1915年一戰期間，英國人為了拉美國下水參戰，提出了“國際聯盟”的構想，這個構想電光火石般擊中了美國學者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是理想主義的典型代表，何為理想主義？就是自以為是地堅持用脱離現實或超越當下的美好理論來指導實踐，是知識分子羣體中最常見的傳染病。對於如何避免戰爭，理想主義者威爾遜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的大家庭，大家同進同退，有人被入侵其他人一起收拾侵略者，有人不忍心對付侵略者大家一起給它好看。這個就是所謂的“集體安全”原則，聽上去沒毛病，可真要落實就太難了，要求每個國家的決策者都是大愛無疆、大公無私、捨己為人的聖賢。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國聯就是以這個原則為根本宗旨，這就過於理想和超前了，即使是100年後的今天，依然沒有哪個國際組織可以做到“集體安全”。

（事變第二天張學良發表通電）

但是南京政府卻對國聯寄予厚望。最早提出依靠國聯的人是張學良的外籍顧問端納，畢竟這是不用打仗的最好選擇了，南京政府採納了這個建議並立即向國聯求援。9月22日國民黨召開高級別會議，匆忙趕回南京的蔣介石做了總結性發言，他説這種時候我國國民需要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住痛苦和憤怒，暫時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等待“國際聯盟”做出公正裁決，迫使日本停戰退兵。自己不出力卻期待他人幫忙，人世間沒有這麼好的事。蔣介石的講話本身沒毛病，可以説服大多數人，問題在於這是用君子的手段對付流氓，執行者還是個鬆散無能的組織，註定要希望落空、耽誤時間。

東三省被佔完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日軍共用了4個半月，也就是説入侵行動一直持續到來年的2月份。在日軍忙碌的那4個月裏，掌握權力的精英們沒有做出進軍東北收復失地的決定，看來不是張學良一個人不抵抗，而是所有的大人物都決定不抵抗。明明土地被佔領、人民被傷害，為什麼這些身處高位的人都認為不該抵抗呢？事情變得讓今天的人們有點費解。

1928年6月，在其他軍閥的集體圍攻下，大勢已去的張作霖乘專列回瀋陽老家，半路上被日本炸死。聽到噩耗的張學良為了躲避日軍的沿途搜查，剃了光頭化妝成炊事員回瀋陽奔喪並繼承了權力。厭戰已久的張少帥打算在7月份升起青天白日旗歸順中央，但是日本威脅掛旗就動手，易幟的日子被迫一拖再拖。東北易幟意味着全國統一，蔣介石對此望眼欲穿，他反覆催促張學良早日落實。夾在中間的張學良壓力山大，寫信給蔣介石説，老哥你再等等，日本人説我掛旗就動手，真要打起來，別説我的東北軍打不過，就是加上你的中央軍和其他軍閥的兵一起打，也未必打得過。

（1930年張學良和蔣介石在中山陵）

這是一封讓蔣介石沉默讓宋美齡流淚的信，老蔣原計劃在10月份國慶節宣佈“東北易幟”國家統一，並迎接掌聲雷動萬夫歡騰的場面，現在只能鬱悶地延到元旦節了。1928年打不過日本，1931年更沒有把握，這在當時的權力階層已經是個共識。日本是個連蘇聯都忌憚的對手，和日本動手是把國家拖入一場災難，所以大家認為能不打就不打，能借助西方列強之手對付日本是最好的選擇，公理不可能在侵略者手裏吧？

在實力差距之外，還有蔣介石的小心思。如果他下令張學良打日本，那南京政府就得撥款、撥武器彈藥、撥糧草，自己最重視的“繳菲”工作就必須停下來，對方會趁機坐大。假如張學良利用這些物資招兵買馬，東北軍又會變成自己的心病；而停止“繳菲”後他的“黃浦軍”也得開赴前線，不然民怨沸騰；去了就有損失，損失了自己實力要減小，其它軍閥又會趁機逼自己下台。

包括張學良在內的其他軍閥也不願意去招惹日本人，不管哪支隊伍開進東北，那支部隊大概率要消耗掉，這是軍閥最不想面對的事。亂世之中，軍隊是權力、地位和金錢的保證，手裏有5000人可以做師長，手裏有2萬人可以做軍長，手裏有10萬人就能稱霸一方，南京政府都得發個委任狀，允許他在當地合法“刮地皮”，然後山珍海味、耀武揚威、左擁右抱。一旦軍隊沒了，這一切也都沒了，出個門都提心吊膽，一不小心就會身首異處。

不在軍界的大人物們也有類似的心態。他們的別墅在黃浦江邊、雞鳴山上、廬山的松林裏；他們是紗廠的股東、是礦場的老闆、上海交易所的大買家；他們出入有司機有保鏢，家裏有廚師有僕人；洋酒、洋人、高爾夫，每一樣都那麼迷人。一旦支持政府去打日本，這一切都將成為回憶，別墅會被難民佔領、資產會一文不值，就像6年之後那樣，為什麼要支持政府去打仗呢，用對話的方式解決問題繼續過舒服日子不香嗎？

（九一八日本侵佔東三省）

於是一個反常的現象就出現了，外敵在入侵國土屠殺同胞，但是手握兵權的人和身居高位的人都不願意抵抗，大家想的都是息事寧人，想的都是打不還手，我不還手你就沒有理由繼續動我。到了第二年的2月5日，東北三省130萬平方公里全部被日軍佔領，大量張作霖時期的官員淪為漢奸在當地重新任職，日軍開始籌劃建立“偽滿洲國”，並把躲在天津吃喝玩樂的末代皇帝溥儀接了過去，以“康德”為年號讓老祖宗的生意重新開張。

在那煎熬的4個月裏，唯一組織過對日鬥爭的人恰恰是張學良。事變爆發後不久的9月23日，張學良下令在錦州設立東北軍新總部，並於10月底消滅了漢奸凌印清和張學成帶領的土匪部隊”東北自衞軍”，參與人員得到了張學良獎勵的10萬大洋；10月初張學良下令將吉林省政府搬到哈爾濱，組織當地軍民和日偽軍作戰收復了28個縣；11月24日，張學良命哈爾濱中國銀行撥款50萬元支持黑龍江東北軍總指揮馬占山，馬占山指揮軍隊在12月份打了鼓舞士氣的“嫩江橋抗戰”；12月下旬日軍兵分三路進攻錦州，東北守軍缺少武器彈藥和糧草，張學良7次向南京發電請求支援，但是什麼也沒得到，導致錦州在1932年1月3日失守。

張學良19歲帶着張作霖的衞隊旅進山繳菲，22歲以旅長身份參加第1次直奉戰爭，24歲以軍長身份參加第2次直奉戰爭，28歲推動“東北易幟”做了全國陸海空副司令，30歲帶領東北軍入關調停了中原大戰，從此黃河以北的財政、人事、軍事全部他一人説了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身處他職業生涯的巔峯。然而巔峯狀態只維持了短暫的一年，“九·一八”事變把他從巔峯推了下來，往後餘生，他再也沒能回到那個位置。

[參考資料]

王林.評1931年江淮水災救濟中的美麥借款[J].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6卷第1期

王松等.宋子文傳[M].第五章 不測風雲-救濟水災.武漢出版社.1996年.p68-p72

武育文等.張學良將軍傳略[M].第十二章 “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p316-p342

王維禮/範廣傑.蔣介石和張學良[M].易幟、統一兩廂情願.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p28-p44

王書君/唐德剛.張學良世紀傳奇[M].第45章 瀋陽事變.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p424-p439

基辛格.大外交[M].外交新面貌：威爾遜與《凡爾賽和約》.海南出版社.2020年.p222-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