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悲歌歌一曲：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五）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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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敗王明奪權

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並沒有馬上緩解紅軍困難的局面，反而因為軍隊數量增多而增加了後勤的負擔。陝北地瘠人少，無論如何也養不活6萬多的軍隊。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緊急聯繫，商量打通國際援助的通路。

國際提出將物資送到外蒙古邊界，讓紅軍經由寧夏到外蒙邊境去取。於是中央制訂了西渡黃河，佔領寧夏和甘肅西部的“寧夏戰役”計劃。

為什麼佔領寧夏就能到達邊境呢？大家看一眼當時西北地區的行政區劃就知道了。

1936年10月紅軍向西渡過黃河，正在渡河時，國民黨胡宗南部突然殺到，在飛機大炮的強大火力攻擊下，紅軍無法完成渡河。已渡河部隊此後被稱為“西路軍”。

西路軍共約2.2萬人，正在猶豫是否繼續寧夏戰役時，共產國際來了新的指示，援助的地點變了，更改為新疆的哈密。

於是寧夏戰役取消，西路軍的任務變成了打通河西走廊，具體來説，就是佔領涼州（武威），然後向肅州（今酒泉市）前進。

但是由於盤踞西北的軍閥馬步芳力量過於強大，西路軍孤軍深入沒有支援，最終在1937年4月宣告失敗，只由李先念帶出來400人，其餘不是犧牲就是被俘，受盡折磨。

而沒有渡河的東路軍情況也很不好。到11月份時，中央無奈決定再來一次長征，突破封鎖圈進入山西、河南。這是逼不得已的辦法，走這條路線將進入國民黨統治的腹地，此一去九死一生。但是，留在原地，十死無生。中央只能做出艱難的決定。

與此同時，中央還決定做一件小事：向新交的一位朋友通報一聲，我們要走了。

朋友非常焦急地回電：千萬別走！再等一二個月，肯定會有大變化！

那位朋友就是張學良，他所説的大變化就是他與楊虎城於12月12日共同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因為事發突然，我黨第一次在沒有等到國際指示的情況下獨立決策，向南京、西安當局發出通電，表明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後來共產國際的回電，精神與中共中央已經作出的決定基本一致。這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決策水平上已經走向成熟。

西安事變極大地改變了歷史進程。在其催化下，國共兩黨加快第二次合作的步伐。

紅軍的處境因為國共關係的緩和，以及新疆秘密援助渠道的打通，大大得以改善。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全面侵略中國。

黨的中心任務轉變為領導抗戰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但是，隨着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蘇聯方面感受到的壓力陡然增加，對東面防線的擔憂與日俱增。

而在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心中，中共在政治上是否足夠成熟到能駕馭國共合作的複雜局面，他們並沒有底。

因此，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出派一位既熟悉國際政策，又在中國黨內擁有較高地位的同志回國，幫助處理統一戰線的相關問題。

季米特洛夫提出的標準，簡直就是為王明量身打造。王明成為最佳人選，被派回中國。

季米特洛夫與王明私交很好，對王明非常瞭解與欣賞。王明夫婦回國時唯一的女兒只有5歲，就託付給喪子的季米特洛夫照顧，最後成為他的養女。

回國之前，斯大林特意召見了王明。這次臨行前的見面意義重大，成為王明以後經常拿出來炫耀的政治資本。

斯大林對他説的話，中心意思就是四個字：保衞蘇聯！王明對此心領神會。

1937年11月19日，王明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延安的簡易機場上。

那天寒風凜冽，而接機的中央領導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早已等候多時。

當王明和同機的陳雲、康生走出機艙後，毛澤東緊緊地握住了王明的雙手，充滿熱情地説：

“歡迎從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同志，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

王明馬上接話説：“我們幾個都是駐國際的代表，斯大林同志派我們回來，沒有什麼可歡迎的，應該歡迎的是毛同志。”

“歡迎毛同志”的説法莫名其妙，但是他的態度非常明確。

12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

在會議的第一天，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王明強調傳達的都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指責黨內同志對統一戰線理解錯誤。最後拋出了“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

這個思路實際上正是共產國際的要求。而迫於共產國際的權威，不少同志對一段時間的統戰工作做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發言時，並沒有針鋒相對地進行爭辯。

他承認“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並接受了王明提出的對統戰工作的一些改進意見，表示“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

但是，毛澤東對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 自主等原則問題，都表明態度要堅持。

瞿秋白早就説過毛澤東是中共有獨立思想的代表人物。毛澤東對實踐中得出的正確主張，決不會輕易放棄。而中共在他的帶領下，政治判斷與決策日益走向獨立自主。

會議開到這裏，其實形成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與“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兩種觀點的對立。

這次會議並沒有對哪種觀點正確給出結論。

毛澤東不會對基本原則再做退讓，而王明也無心繼續戀戰。因為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組織人事。

王明提議，增補他和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包括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負責與國民黨談判。

他要把統戰工作抓在自己手裏，已經超出了季米特洛夫原本“幫助”的定位，越俎代庖目的正是為了以後取而代之。

人事問題向來最為敏感，王明事先不打招呼發起突襲，卻無異議通過了。

王明狂打國際牌，似乎進展異常順利。

同時，會議還決定設立北方局與長江局，分別領導北方與南方各省工作。長江局成員包括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

會議結束後，王明啓程去武漢。因為蔣介石想與共產國際直接溝通，邀他前往。那時，南京即將失陷，國民黨黨政軍機關先後遷到了武漢。

中共中央安排王明留在中央工作，要他見過蔣介石後即回延安。

可是，王明秉承莫斯科的意見，要緊盯着國民黨抗日。因此，到了武漢他就不走了。他還把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併，由他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他終於擁有了一個自己的獨立舞台，要打造出國際水平的統戰工作典範。

1938年元旦，王明發表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這篇宣言冠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卻根本沒有請示經過中央同意。通篇的主張就是他在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十二月會議沒有形成決議認可王明的主張，王明要替中央來下這個決心。

對執行國際路線有十足的信心，王明滿心期待着國民黨的熱烈反應，打開統戰工作新局面。

國民黨確實很快做出了反應。

他們迅速搞起了“一黨運動”，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你不是要統一嗎？那就按這個方向統。

不久，國民黨還指使幾十名暴徒搗毀長江局新辦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和印刷廠。

蔣介石替中共教育了王明，讓他明白對國民黨大意了。

作為政治鬥爭的“老運動員”，王明很清楚，必須果斷表明態度，不然後面的賬都會算到他頭上。

2月10日，《新華日報》發表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對國民黨的反共行動進行反擊。

反擊是正確的，但王明又不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

之後，2月27日至3月1日，在長江局的建議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以後被稱為三月會議）。

王明在報告中承認自己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主動調整了自己主張。

看他吃了虧，毛澤東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

但王明堅決要求重返武漢。為了團結，3月1日，會議通過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

決定説得再明白，對王明也不管用。他到了武漢之後，無論中央如何召喚，再次不肯挪窩。

他就要在武漢扳回一局。

斯大林交待得很明確，要讓國民黨死戰，好拖住日本。他只要實現這個目的，回國的任務仍然是完成出色。

當時日本正在加緊準備進攻武漢，王明待在武漢，就是為了展示保衞武漢的決心。武漢保衞戰打好了，他所出的力，誰也抹不掉。

武漢保衞戰既然如此重要，王明就決不允許任何動搖軍心的言論出現。這其中就包括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5月，《論持久戰》發表。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要求《新華日報》儘快刊登。王明拒絕刊登，給出的理由是文章太長。中央説可以分期刊登，然後他連理由都不找了，堅決不刊登。

王明晚年在《中共五十年》中説出了抵制《論持久戰》的原因：“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該報編輯部在我的領導下進行工作）。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相矛盾……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

王明要保衞武漢，其實他保衞的是蘇聯的武漢，並非中國的武漢。

至此，王明已經把他的心跡完全表露明白。

對於王明挾共產國際之威而來，不遵守中央決定，分庭抗禮，毛澤東明白解鈴還須繫鈴人。

因此，早在三月會議結束後，王明滯留武漢，有恃無恐之時，毛澤東就向莫斯科派出了一員重要幹部——任弼時。

任弼時是去接替王稼祥，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長，並向共產國際做工作彙報。

任弼時的工作做得非常漂亮。他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幾萬字的口頭報告，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黨的工作情況。之後，他又向季米特洛夫單獨作了報告。

這些生動具體的報告，使共產國際方面對中共主張的持久戰有了正確的理解。

原來他們認為必須依靠國民黨與日本硬拼，為了拉住國民黨，才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

經過解釋，只有持久戰才是抗戰的唯一正確選擇，日軍將在中國戰場上越陷越深，蘇聯的安全才能真正確保無虞。

而持久戰要取得勝利，恰恰需要的是共產黨發動羣眾掀起的人民戰爭。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展現出的戰略眼光與政治智慧，已經超出共產國際的決策水平，讓他們刮目相看。

季米特洛夫對報告非常滿意，特意問起王明的情況。

任弼時把王明回國後的表現，如實地做了反映。

季米特洛夫聽得直皺眉。他完全沒有料到王明在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過程中，起到的居然是拖後腿的作用。更讓他失望的是，王明居然連最基本的組織紀律都違反。

他沉默片刻，黯然説道：

王明有缺點，你回去告訴毛同志，要幫助他改正。

這樣，王明從一個“幫助者”，變成了“被幫助者”。

中共的成長贏得了共產國際的認可與尊重，二者的關係從此也掀開了新的篇章。

王稼祥與任弼時完成交接，踏上歸途。

8月，王明收到一封電報：請速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

王明知道任弼時前往莫斯科的消息，但他對自己後方充滿了信心。所以他發了一封十分無禮的電報：請主席和其他中央委員來武漢或西安開會，或者請稼祥同志單獨來漢，向我傳達國際指示的精神。

很快收到回覆，態度非常堅決：

請按時來延安參會，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承擔。

王明明白，那邊出事了！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緊接着，9月29日，六屆六中全會召開。

這兩次會議，第一項內容都是由王稼祥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

他説：

“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

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接着，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的特別囑咐：

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這就宣告中共中央與國際路線是一致的，王明再做什麼動作已經沒有意義。

毛澤東對王明並沒有窮追猛打，只是藉着共產國際的肯定把中央一系列關於持久戰與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政策進行了重新強調。

在毛澤東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並不是打倒王明個人，而是清除其錯誤思想的干擾，確保黨領導全民抗戰取得勝利。

王明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後來被定義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而這條錯誤路線，在六中全會上就已經被中共中央所否定。這是中共對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第一次在沒有造成全局性重大失敗之前就進行糾正。能有這樣的糾錯能力，自然依靠的是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日益成熟的政治能力。

但是，作為在共產國際中擁有深厚根基的王明，中央尚無法完全對其排斥，而是安排他擔任新設立的中央統戰部部長，留在延安工作。

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分拆為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地方工作的錯誤領導。

六中全會之後，王明雖留在中央，卻再無機會染指中央大政方針。

但是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的影響依然存在。他們在思想上奉行以共產國際指示為尊，在組織上抱團對中央部署拖延不決，在後來的工作中產生了嚴重後果。這其中尤以“皖南事變”的教訓最為深刻。這些黨內因為思想不統一造成問題，最後必須依靠一場整頓才能解決。這就是1941年“延安整風”的由來。

一個政黨不斷成熟，獨立自主，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

這個過程最先是自我意識的覺醒，接着是認識水平與能力的提升。只有當政治智慧與決策質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中共的獨立自主才有實際的價值與意義。

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中共的發展與成熟時間有多緊迫。在二戰歐洲戰場開打後，共產國際被嚴重削弱，中共必須有能力獨立處理越來越複雜的政治軍事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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