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政治“病理學”研究 | 文化縱橫_風聞

房寧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當前，我國正處於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關鍵階段。********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經驗看，現代化最後階段是社會高風險期。許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遭遇了政治動盪，甚至被中斷了現代化進程，陷入長期混亂與衰退。面對中國社會新的結構變遷與利益分化，如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與政治安全？對於中國現代化事業而言，這是一項新的探索；對於中國社會科學而言，這意味着學術的創新。

不同於以往基於社會學視角，着眼於社會關係、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等中微觀**問題的社會結構研究，由房寧教授主持的中國社會結構研究課題組從“社會結構變動與政治穩定的關係”這一政治學視角出發，宏觀分析了當前中國主要社會羣體的結構區分、羣體利益、社會意識，及其與政權和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該課題揭示，伴隨着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人民內部還廣泛存在着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羣體的差別，“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焦點在於新興社會羣體的新利益訴求，以及新、老社會羣體之間的關係。當前中國社會可劃分為“三老”“三新”六大主要羣體，“三老”為黨政幹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三新”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興社會羣體——民營企業主、城市白領和農民工。其中，“三新”羣體的狀況和動態，是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穩定的主要相關因素。******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74-80頁，原題為《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政治“病理學”研究**》。**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政治“病理學”研究

2011 年一位中央負責同志佈置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科研任務，責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從政治學角度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問題，政治學研究所承擔了這項科研任務。在接受任務之初，我們有些疑惑：社會結構問題不是社會學界的經典課題嗎？社會學界一直以來在這一領域多有研究，且成果豐碩。中央領導這樣要求和佈置顯然是有所考慮的，但究竟為什麼要從政治學角度研究社會結構問題，以及什麼是政治學的社會結構研究，坦率説，彼時我們並不清楚。帶着這樣的疑問，我們開始了政治學視域中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問題的研究與探索。

當前，我國正處於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關鍵階段。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經驗看，現代化最後階段是社會高風險期。許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遭遇了政治動盪，甚至被中斷了現代化進程，陷入長期混亂與衰退。基於我們對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和政治風險的長期研究，以及有關政治發展的國際比較研究，我們認識到：**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分化以及新階層的出現，是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動盪及社會衰退的基礎性因素。**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結構研究的社會學和政治學視角的區別，我們形象地將之比喻為：社會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視角，在某種意義上屬於社會“生理學”範疇，而政治學的相關研究則屬於政治“病理學”範疇。**所謂“病理學”研究，就是為了維護社會分化及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防止和化解社會階層、羣體衝突而進行的研究，**核心是社會結構變動與政治穩定的關係問題；同時，也將社會穩定與社會衝突的社會意識及思想文化因素納入研究視野，包括羣體意識、政治心理、利益訴求以及大眾精神狀態、社會意識形態變遷，等等。

十餘年來，我們從政治學視角出發，運用政治學相關理論和方法，參考比較政治學研究所獲得經驗，持續開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變化的觀察和研究，重點在於當前中國主要社會羣體結構區分、羣體利益和社會意識的研究，以及各個主要社會羣體與政權、與社會秩序之間關係的研究。

**▍**新興社會羣體政治參與是政治不穩定的基礎因素

社會結構理論及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説，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終其一生有兩大理論貢獻，一是揭示了人類社會政治活動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經濟剝削。關於社會政治活動原理，恩格斯將其概括為：第一，迄今為止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階級分化與階級鬥爭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第二，階級鬥爭所有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爭取社會統治和社會地位；第三，爭取社會統治與地位的階級鬥爭主要是在舊階級與新階級之間展開，舊階級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地位，新階級要爭得統治和地位。關於階級鬥爭的“三段式”描述，揭示了社會政治活動的基本原理：“新”“舊”羣體爭奪社會地位的鬥爭是政治活動的核心內容。

當代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被消滅了，階級矛盾已經不再是社會政治生活中居於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但與此同時，人民內部還廣泛存在着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羣體的差別。特別是隨着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新的社會分化隨之而來，中國社會也相****應出現了新的羣體以及羣體間矛盾，這被稱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

**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焦點在於新興社會羣體以及新、老社會羣體之間的關係。新興社會羣體是政治體系中的“後來者”“陌生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與其政治地位不平衡，由此產生了政治參與的意願和動力。**在憲法、法律與政治制度的規範意義上，各個社會羣體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在社會現實中，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羣體的參與機會、渠道、能力還很不均衡，尤其是新、老社會羣體之間的差異更為顯著。這正如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所指出的：從獲得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抽象政治權利，到獲得真實具體的社會權利並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還有很長的距離。

這種狀態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新興社會羣體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並由此引發政治不穩定。這一規律性現象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普遍經驗所證實。新興社會羣體政治參與是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穩定與政治安全的最重要相關因素。因此，區別於我國社會學界的“十大階層”理論，我們從社會分化和新興社會階層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這一視角出發，提出以“新”與“老”作為劃分社會羣體的基本思路和標準。在我們看來，這就是社會結構研究的政治學視角。

按照這一思路和標準，**我們將當下中國主要社會羣體劃分為三老三新六大社會羣體。“三老”為黨政幹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三新”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興社會羣體——民營企業主、城市白領和農民工。**職業與經濟地位、體制身份、社會保障程度是區分“新”與“老”社會羣體的主要標識。社會羣體的劃分與經濟地位密切相關，**體制身份是影響社會分羣的首要因素，“體制內”與“體制外”是六大羣體差異的本質性因素。**六大羣體在社會保障程度上有很大差異。在現代社會，體制性保障是社會羣體利益生成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前，我國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幹部-知識分子階層的“兩階級、一階層”社會結構，三者後來逐漸演化為現在的黨政幹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三大羣體。改革開放以來，儘管這三大羣體自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由於制度、體制等多重因素，他們與政權及體制依然保持着緊密聯繫，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黨政幹部和國有企事業職工直接被歸為“體制內”。由於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存在，在鄉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也有較為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社會結構發生的最顯著變化是新興社會羣體的出現。一方面，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另一方面，作為新興社會羣體，他們需要在整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經濟社會體系中確定地位，而這是一個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新興羣體與其他羣體及政治體系需要相互適應，當前諸多的社會問題和不穩定因素與這個適應過程有關。根據我們研究亞洲政治發展總結出的規律性認識，新興社會羣體的政治參與是政治體系變革的主要因素。據此，民營企業主、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三大新興社會羣體的狀況和動態，就是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穩定的主要相關因素。

**▍**當前社會羣體利益分析

利益結構是社會羣體政治立場與政治態度形成的基礎，為此需要進一步分析我國社會羣體的利益結構。

幹部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在計劃經濟時代，在黨政羣團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統稱為“國家幹部”。改革開放後實施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幹部的內涵和外延有所變化。狹義的幹部概念是我國各級黨政機關中的公務員，根據公開數據，截至 2016 年底，我國公務員的數量是 719萬。在各級黨政機關的公務員之外，我國還有一個大量兼具社會管理職能的幹部羣體，即國有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中具有行政管理職權的公職人員。這一羣體複雜多樣，目前其總數尚無確切估算。幹部是國家和社會的管理者，是黨和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從現實表現來看，特別是在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背景下，廣大幹部能夠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忠誠於黨的事業，是可以信賴的執政羣體。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職工約為 4000 萬人，若再加上事業單位職工則總數應在 8000 萬人左右。**國有企事業職工是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各項事業建設發展的主力軍，是促進改革、保持發展、維護穩定的重要力量。**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事業職工的成分、身份變得十分複雜。其中一部分與體制聯繫比較緊密，也有很大部分與體制聯繫比較鬆散。對體制的依賴程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思想觀念與政治態度，不同的體制依賴度會塑造出不同的政治信任、價值偏好和政策遵從行為。

在鄉農民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目前，我國在農村居住的總人口約為 5.1 億，其中 15 歲至 65 歲的在鄉農民約為 3.2 億人。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經濟社會大發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鄉農民羣體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他們認同中國的社會制度和黨的富民政策。在鄉農民儘管在當今中國社會各羣體中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並不算高，卻是一個社會滿意度較高的羣體。**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也應注意到，儘管過去十年大約有近 1 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脱貧，在鄉農民中的低收入羣體仍十分龐大，現在仍約有 1.5 億農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8451 元。

民營企業主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國民營企業數量約有 4457.5 萬户。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佔比達 92.1%。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着重要作用。民營企業主是中國現代化的建設者。他們一方面擁護改革開放，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又是掌握經濟資源，擁有獨立經濟地位的羣體，他們對國家政權和體制的依賴程度與企業規模大小密切相關。他們對現行體制和政策，有滿意也有不滿意。在各羣體中，**民營企業主內部分化程度最高。**在這個羣體中，既有躋身中國五百強的大企業家，又有佔總數 80% 以上的中小微企業主。**大中企業家羣體思想相對保守，大中型企業與政府及政策關聯度高，更加認同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小微企業主受市場激烈競爭和近年來經濟下行影響，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對政策及治理環境十分敏感。**目前，在各個社會羣體中，中小微企業主的滿意度較低。

城市白領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興社會羣體，特指體制外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的非體力勞動者。城市白領羣體總體上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改革開放擴大了社會自由和流動空間，在自主擇業和創業的大潮中，湧現出了城市白領羣體。他們依靠自身的知識和技能安身立業，在城市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空間。**白領羣體經濟獨立，他們大多數人的工資收入高於城鎮平均工資水平，具有較高的就業流動性，對體制依賴程度低，但對經濟政策和社會管理比較敏感。**他們一方面受益於改革開放，對現有制度有認同感；另一方面處於社會中間層，面對着社會流動的上行或下行兩方面的機會與挑戰，社會地位並不穩定。與白領羣體接近的還有一個經濟社會地位較低，介於白領與藍領之間的所謂“灰領”羣體。初步推測，我國“灰領”羣體人數超過 2000 萬人。相對於穩定就業羣體，他們的職業穩定性差，生活境遇不佳，屬於城市中的邊緣人羣，是社會滿意度較低的羣體。

農民工主要是依靠工資收入生活，但户籍身份依然是農民的羣體。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新工人、新藍領。農民工羣體規模龐大，2021 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 29251 萬人。他們是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製造業和城市服務業發展的主力軍。**農民工的命運與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息息相關，他們認同改革開放，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工中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生長於城市，與他們的父兄有着不同的人生經歷和生活感受。第二代農民工已經離鄉，其中大部分不會再回到故鄉。融入城市並享有同等國民待遇，是農民工，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面臨的最大問題。第二代農民工尤其困惑於身份和前途。他們與國家政權和體制的關係，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身融入城市和享有同等國民待遇的進程。

**▍**六大社會羣體的意識與訴求

以上六大社會羣體是中國人民的主體，是國家的主人。六大羣體有着不同的羣體意識和利益訴求。要評估未來六大羣體的政治參與狀況和趨勢，首先要準確瞭解不同羣體的意識和利益訴求。

幹部羣體具有高度政治意識，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堅力量，是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骨幹。但幹部羣體也有自己的關注。目前，幹部羣體最為關注的問題是事業發展，希望更好地為黨和國家建功立業，實現人生價值和理想。幹部羣體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着強烈的反感和不滿。基層幹部的收入較低，盼望提高和改善生活待遇。

國有企事業職工具有較高的政治意識。這一羣體的主要關注是職業穩定性和社會保障，希望不斷提高保障水平和待遇。總的來説，這一羣體的職業穩定與社會保障程度與其社會信任感、公平感和政策遵從度，呈現正相關關係。

在鄉農民擁護黨的利農富民政策，對國家的“三農”政策最為敏感、最為關注。他們對未來穩定集體經濟及家庭聯產承包制充滿期待，希望國家的利農富民政策能夠獲得更好的落實。

民營企業主羣體最大的願望是將企業辦好，其利益訴求多與企業發展密切相關。民營企業主**具有較高的自主意識，他們要求更寬鬆的管控環境，要求給予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主更好的法治保障，相應地有較強的推進民主、法治、人權建設的訴求。**中小微企業主更關心營商環境，希望政府塑造更加有利中小微企業生存發展的政策與監管環境。

城市白領面臨較大的生存和發展壓力，有較強的不安全感及相應的維權意識，對社會平等、公正問題、政府行政效率、公共服務水平等問題比較敏感。這一羣體希望有更寬鬆的社會環境，有較高的表達訴求，有較強的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意識，希望享有更多社會權利、政治權利以及更大的思想和言論自由。

農民工羣體希望社會穩定、政策穩定，希望國家保障他們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承包地、宅基地權益。農民工還希望與其他社會羣體一道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獲得較為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勞動收入。農民工，特別是第二代農民工的主要訴求是在城市中獲得平等的義務教育、勞動權益、社會保障、提升自身人力資本價值等同等國民待遇，更好地融入城市。

政治學的社會結構研究，出發點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變遷對社會羣體關係、社會矛盾的影響，落腳點是在社會結構變遷條件下如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與政治安全。對於中國現代化事業而言，這是一項新的探索；對於中國社會科學而言，這意味着學術的創新。始生之物，其形必醜。既然是探索和創新，就必然存在缺陷和謬誤，需要在科研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們的這些初步研究希望得到社會各界，特別是社會科學界的關注與指教，以推動這項具有重要理論與實踐意義的研究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