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二）_風聞

繼續昨天的文章，以後預計每週末連載一篇。

十九世紀50年代，就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東方沙俄鏖戰於克里米亞之際，以洪秀全楊秀清為代表的太平天國與大清帝國也開啓了一場南北戰爭。

克里米亞戰爭的勝利者，並非是英法或者沙俄，而是獲取了日不落帝國控制權的文官集團。

同樣，大清帝國也與太平天國在戰爭中迎來了雙輸，新崛起的漢族官僚集團成為了最終的贏家，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再到袁世凱，他們一步步奪取了封建制度巔峯的大清政權。

亞歐大陸的兩側，全球GDP最大的兩個國家，在戰火中萃取“新階層”並非偶然，在遙遠的美洲新大陸，引領下一場百年未有大變局的美國，其資本集團也在南北戰爭中應運而生。

這背後，是工業革命技術的突飛猛進，不僅極大的提升了生產力，也深刻改變了政府這個暴力集團的收入方式，進而不斷的推動體制的變化。

在過去，政府向農民收取農税，由於缺乏統一的衡量標準，為了保證足額收取，就不得不建立起龐大的徵收體系，並承擔數倍於農税本身的徵收成本。

在收税的過程中，又形成了一個個龐大的徵税利益集團，導致政府需要養活的“税吏”越來越多，不斷趴在農民身上吸血，最終古代王朝在一次次農民與官僚體制的內卷中不斷的毀滅與重生，也算是另一個維度的歷史週期律。

隨着工業革命的爆發，人類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工商税逐步取代了農業税成為各國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遊戲規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工商税的徵收成本不足農業税的十分之一，而且還有着不斷增長的預期，巨大的優勢推動着西方的封建制解體，在無形的手的引導下，高效廉潔的文官政府逐漸將追逐穩定的皇權取代。

與此同時，工商税為暴力機關提供的強大税收，也使得各國政府敢於將矛盾訴諸於武力，一系列的戰爭連綿不絕，以至於爆發了毀滅無數生產力與財富的兩次世界大戰。而生與死之間的博弈，也讓職業化武官們逐步取代了世襲勳貴。

無論是徵税體系還是全面戰爭，都是一套系統性的工程。依賴於基因層面的頂尖人士駕馭，科技的突飛猛進帶來的變量，也給了工業革命以來，一代代人依靠學習和奮鬥，打破封建體制改變命運的機會。

無論是美國紅脖子選出退全球的特朗普，還是英國紅脖子選出退歐盟的約翰遜，亦或者俄羅斯的普京率領着沙漠王子們退出新能源。一方面，他們就像十九世紀50年代的沙皇俄國和太平天國，代表着封建保守和落後，另一方面，他們的不滿與發泄，也象徵着工業時代的規則走到了盡頭，矛盾變得不可調節。

未來，需要相比於工商税更為優秀的新税源機制，也需要一批人能夠打破工商税時代建立的官僚體制，以符合新一代的生產力。

回到我們的中國，正在形成兩個路線的分化，一部分依賴土地財政完成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城市，逐步開始收取工商税和新的税種，另一部分還沒有真正完成工業化的城市，仍然收取的是城市版的農業税。

譬如不少的三五線城市，為了收取足額的税金，不得不向房地產企業、金融機構等包税人支付税金以外的鉅額成本，並在70年税金一次性提取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冗餘無度的官僚機構。

這些官僚機構在利益集團的捆綁下，又不得不抄高房價以從民眾身上獲取更多的税金，形成了土地財政的惡性循環。

一些地區的爛尾樓、銀行存款消失並非偶然，因為這些地方的部分領域，已經被“張公子”、“周公子”們控制的封建集團所壟斷，他們在用極其傳統的方式，打着國家的旗號在為家族榨取税源。

而無論是張公子還是周公子，他們或逃離或被圍觀，他們的集中出現並非偶然。

背後都是一場新的“克里米亞戰爭”，強大的民意，都在驅動着政府與經濟結構進行着順應時代的改變。

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縱觀每一次全球的百年大變局，歸根結底都是生產力在推動生產關係的改變，看不見的手都會視萬物為芻狗，讓阻擋生產力發展的羣體湮滅，讓順應生產力發展的羣體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