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準中國：大國競爭時代的美國對非戰略 | 文化縱橫_風聞

張宏明

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中國非洲研究院)

**【導讀】****近期，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美國“非洲之角”特使邁克·哈默、法國總統馬克龍先後開啓非洲之行。****俄、美、法三方齊聚非洲，對非展開外交攻勢，意味着非洲大陸正成為大國角逐的新舞台。**在俄烏衝突所引發的新一輪全球變局下，如何看待非洲在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

**本文基於國別視角，從美國對非戰略出發，分析拜登和特朗普兩任政府時期，美國對非國別政策的戰略意圖及目標指向。****作者認為，大國競爭時代，中國在非洲面臨的主要競爭對手就是美國。****中美關係惡化後，華盛頓更加註重美非關係的雙邊機制或國別戰略，在資源與援助上向具有戰略價值的非洲國家傾斜，**這些“關鍵國家”分為四類：戰略地位重要的非洲國家、非洲地緣政治大國或強國、能源或礦產資源富集的非洲國家，以及具有特定價值的非洲國家。四類國別案例揭示，美國對非戰略傾向，不是互利互惠的雙向發展，而是大國競爭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對抗的政治導向；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美國對非國別政策最終瞄準的仍是中國。即通過干擾中國在非洲的經濟佈局，擠壓中國在非洲的外交空間，削弱中國的外交根基，進而消解非洲在中國國際戰略中的功能。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是全球性的，而非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32-42頁，原題為《瞄準中國：大國競爭時代的美國對非戰略**》。**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瞄準中國：

大國競爭時代的美國對非戰略

**▍**大國競爭時代的中非、美非關係

在國際關係步入大國競爭時代後，中非關係的發展狀況依然可以用“成效卓著”加以概述。就洲域範圍而言，中非關係在中國對外關係中進展是最為順暢的；在世界主要國家與非洲關係中，唯有中非關係持續高位運行，並業已成為大國與非洲關係、大國在非洲關係的雙重主角。但與此同時，中國在非洲活動的國際阻力也在明顯增大。在大國競爭、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以及非洲經濟下行、政局動盪、安全形勢惡化等因素疊加的背景下，中非關係發展面臨着日趨嚴峻而複雜的國際環境。

**在上述因素中，對中非關係影響最大的當屬大國競爭因素，特別是美國在非洲的活動。**從趨勢上判斷，未來5～10年，或許是冷戰結束後中非關係發展最為艱難的時期。以往中國在非洲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法國、英國等世界中等強國，競爭原因也多系大國與非洲關係變化誘發；然而，目前中國在非洲面臨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並且是由大國戰略關係變化，特別是中美關係惡化所致。作為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邏輯延伸，在政策層面完成美國對非關係方向性調整或戰略轉型的，是特朗普政府，其標誌性事件就是2018年底出台的美國“新非洲戰略”。該戰略旨在遏制中國在非洲不斷增長的影響力，理由是中國在非洲的活動和做法抑制了美國在非洲利益的拓展，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這是冷戰結束後，美國首次明確提出，將對抗其他域外大國作為其對非政策的核心目標。拜登入主白宮後，美國對非政策的戰略目標並未發生變化，只是達成目標的方式更加講求策略。大國競爭時代，拜登政府與其前任一樣，都是從戰略高度運籌、制定美國對非政策。**目前，遏制中國已成為美國兩黨和朝野共識，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是全球性的，而非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2021年5月14日，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布《大國在非洲博弈》報告提出，大國對非洲的爭奪已成為不容置疑的地緣政治現實。

美國對非工作沿着重點合作領域和重點合作國家兩條路徑展開。布林肯國務卿2021年訪問非洲時，將促進衞生合作、應對氣候危機、密切經貿聯繫、維護和平與安全、振興民主機制列為美國對非工作的優先事項。上述五大合作領域，是美國面向非洲的政策宣示，是平衡美非各自利益需求的折中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國家的利益關切；但在政策落地過程中，還是側重於滿足美國自身的利益需求。這些利益需求是通過美非雙邊機制實施的，因此，國別政策更能體現美國對非關係的本質內涵和戰略意圖。中美關係惡化後，華盛頓愈加註重美非關係的雙邊機制或國別戰略，並明確表示，**美國不會向所有非洲國家相對均衡地分配援助資金，而是向那些對美國有戰略價值的非洲國家傾斜。**非洲有54個國家，但符合美國條件的國家並不多，**能進入華盛頓戰略視野的國家被稱之為“關鍵國家”或“關鍵性雙邊關係”。**雖然美國從未明確開列出非洲“關鍵國家”名單，但是從近年來美國對非工作的外交實踐，特別是美非雙邊政治、經濟、安全交往和高層互動的國別分佈中，還是可以尋覓到美國對非關係國別政策所依據的原則。

**▍**美國在非洲的“關鍵國家”戰略佈局

概言之，美國在非洲關注的“關鍵國家”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一）戰略地位重要的非洲國家

這類國家的地理位置優越，多地處交通要衝，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諸如北非的埃及、“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亞和吉布提、非洲東海岸的肯尼亞、地處“非洲心臟”地帶的剛果（金），以及位於非洲最南端的南非和西南非洲的安哥拉，等等。其中一些國家，在冷戰時期就是美蘇在非洲爭奪的主戰場，而今，隨着大國競爭特別是中美戰略博弈的加劇，其戰略地位重新凸顯。**這些進入華盛頓戰略視野的非洲國家，往往也是中國在非洲長期重點經營的國家。**時下，美國與中國在“非洲之角”諸國的角力已浮出水面，兩國頻繁與地區國家互動，並且都設立了專司地區事務的特使。

**位於非洲東北部、扼紅海通往印度洋入海口的“非洲之角”，是東部非洲伸向阿拉伯海的一個半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地處非洲東北部及東部沿海地帶的吉布提和肯尼亞等國，是連接中國與非洲海上航運的重要節點，亦因此成為“一帶一路”在非洲落地的戰略支點國家。埃塞俄比亞、肯尼亞還是中國推進與非洲產能合作和產業對接欲打造的先行先試示範國家。由中國建設並投入運營的“亞吉鐵路”和“蒙內鐵路”，一條連接東北非最現代化的港口吉布提，一條連接東非最大港口蒙巴薩，是中非“三網一化”的標誌性工程，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的早期落地項目，在東部非洲區域經濟發展乃至中非經貿合作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吉布提因戰略地位重要，成為大國在非洲軍事基地的雲集之地，2017年在這裏啓用的中國首個海外軍事保障基地，對維護中國海上貿易通道順暢、維護中國海外利益安全，以及推進“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都發揮着重要作用。然而，這些都是美國所不願看到的。在華盛頓看來，中國與地區國家密切的經貿合作，有助於中國向非洲施加政治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最近美國對該地區“關鍵國家”青睞有加，或調整策略以應對地區國家時局變化的緣由所在。

**中美關係惡化後，美國明顯加大了對“非洲之角”關鍵國家的工作。**特朗普政府的兩任國務卿——蒂勒森和蓬佩奧相繼訪問地區國家，一方面是因為，吉布提是美國在非洲最大的永久性軍事基地的所在地，埃塞俄比亞則是美國在非洲所倚重的安全合作伙伴，兩國在美國在非洲戰略佈局中佔據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這兩個國家與中國關係非同一般。中國是吉布提最大的外國投資者和債權國，中國在此地的軍事保障基地與美國的軍事基地只有一箭之遙，被視為對美國安全利益的威脅。中國與埃塞俄比亞不僅經貿合作密切，而且兩國高層互動特別是黨際交流頻繁，埃塞俄比亞亦因此被視為非洲“向東看”的重要國家，進而成為美國與中國在非洲展開“模式之爭”的重點國家。地處非洲東海岸的肯尼亞，區位優勢明顯，系東部非洲強國，在地區政治、經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美國在非洲的傳統合作伙伴、在非洲重點維繫的戰略支點國家，美國在肯尼亞設有海軍基地，兩國在軍事和安全事務方面互動頻繁。但同時，中國與肯尼亞經貿關係熱絡，近年來，中國企業在製造業、服務業和承包工程等領域持續擴大投資，2020年肯尼亞成為吸收中國投資最多的非洲國家，數額達6.3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對非投資流量的14.9%。

拜登入主白宮後，基本承襲了其前任的地區和國別政策。布林肯國務卿之所以在半年之內兩度訪問肯尼亞（其中一次是虛擬訪問），主要看中的是美國在“非洲之角”的戰略利益。隨着埃塞俄比亞格雷地區衝突、蘇丹政局和索馬里安全局勢的惡化，以及復興大壩引發的地區國家爭端的升級，肯尼亞在地區局勢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事實上，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已成為美國“非洲之角”問題特使穿梭外交、斡旋地區事務的落腳點和中轉站。美國為拉攏肯尼亞，亦對之格外關照：在國際關係步入大國競爭時代後，肯尼亞總統成為唯一得到美國兩任總統（特朗普和拜登）在白宮接待的非洲國家元首；在美國向非洲提供的與抗疫相關的各種援助中，肯尼亞所佔的份額位列前茅；拜登政府還繞開非洲聯盟繼續推進美肯雙邊自貿區談判進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活動無疑有抵消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考量。

（二）非洲地緣政治大國或強國

殖民化使得非洲政治版圖呈現出四分五裂的破碎狀態，加之非洲國家多系小國、弱國，因此**作為“力量中心”的地區大國或強國，往往在非洲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中佔據舉足輕重地位。**這些國家多為次區域甚或大陸層級的大國或強國，如尼日利亞是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南非系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埃及為非洲第一軍事強國，剛果（金）是中部非洲的大國，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則系東非強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非洲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在相當大程度上就是由這些國家塑造的，因此，只要維繫好與這些國家的關係，美國便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從上述國家的地域分佈中可以看到，美國在非洲的戰略佈局充分考慮到了地域的平衡性，在非洲“東南西北中”的不同方位，都有相應的國家作為影響非洲事務的戰略支點。

維繫或強化與非洲地區大國的關係是美國對非政策的傳統，在中美關係惡化後，這一傳統被進一步發揚光大。關於這一點，可以從特朗普總統和拜登總統與非洲領導人互動的國別選擇和優先次序中略見一斑。**鑑於非洲在美國國際戰略中的邊緣地位，美國總統與非洲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每一次互動都是經過嚴格篩選和精心安排的。**特朗普本人雖然蔑視非洲，但基於戰略考量，還是有選擇地與非洲國家領導人進行溝通，而時間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非關係的優先次序。特朗普入主白宮後，首先電話聯繫的非洲國家領導人是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和南非總統祖馬，繼而又與肯尼亞總統肯雅塔通話；率先應邀訪問美國的非洲國家領導人則是埃及總統塞西，之後是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和肯尼亞總統肯雅塔。拜登沿襲了其前任的行事邏輯，率先會晤的也是非洲大國或強國的領導人。兩任總統與非洲領導人互動在國別取向上的重疊性，一方面凸顯了美國對非關係國別政策的連續性，同時也揭示了大國競爭時代美國對非政策的戰略意圖。美國積極改善或強化與埃及、尼日利亞關係便是突出的例證。

“阿拉伯之春”後，特別是軍人出身的塞西掌權後，美國與埃及的關係貌合神離，奧巴馬政府甚至一度中斷對埃及的軍援。**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美國開始主動修復與埃及的關係，塞西總統遂成為特朗普接待的第一位非洲國家元首。**美國重啓遇冷的美埃雙邊關係，主要是基於戰略層面的考量。埃及處於歐亞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並控制着海上交通要道蘇伊士運河，不僅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美國在西亞北非長期經營的國家，美埃軍事合作關係尤為密切；加之中國、俄羅斯也在積極強化與埃及關係，美國不想在該地區失去這個重要的盟友。2019年4月，也即美國“新非洲戰略”明確將中國列為其在非洲的競爭對手之後不久，為了穩固美國在西亞北非的戰略佈局，特朗普總統又向賽西總統伸出橄欖枝，表示美國在復興大壩爭端中支持埃及的主張。正是鑑於穩定的美埃關係有助於維繫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安全利益的戰略考量，崇尚“價值觀外交”的拜登政府也沒有過分拘泥於埃及的民主、人權問題，而更看重埃及在地區事務中的作用以及在大國戰略博弈中的向背。這也是布林肯國務卿在任職後第一時間與埃及外長薩梅·舒克里通話時，重申兩國保持“戰略伙伴關係”重要性的原因。2021年5月和9月，布林肯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相繼訪問埃及的意圖之一，就是安撫埃及、穩定地區形勢，以便美國騰出手來集中力量來應對大國競爭。

**尼日利亞是另外一個美國需要在非洲維繫的為數不多的“關鍵性雙邊關係”。**尼日利亞在非洲地區事務中的重要性，使它成為特朗普政府實施“新非洲戰略”難以繞開的國家。拜登入住白宮後，尼日利亞因在民主、人權方面的瑕疵，受到一些美國政界和學界人士的批評，國際觀察家一度對美尼關係的走向持觀望態度。但這種疑慮很快便被美尼兩國高層互動的行動所驅散，**這表明在大國競爭時代，美國不同黨派的政治主張或政策偏好最終還是讓位於國家利益。**布林肯亦不諱言尼日利亞在非洲的人口規模、經濟體量、政治影響和發展潛力，不僅成為美國在處理非洲事務特別是維護西非地區安全方面需依賴的合作伙伴，而且也在美國處理相關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美國與尼日利亞“需要維係一種反映這一點的關係。”這也是繼蒂勒森之後，布林肯又在半年內兩次訪問尼日利亞，選擇在尼日利亞發佈美國對非政策，以及拜登政府在一些事項上對之遷就和關照的原因所在。

（三）能源和礦產資源富集的非洲國家

大國競爭比拼的是綜合實力，經濟實力的增長特別是高科技的發展，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但這一切都需要能源和礦產資源作保障。非洲大陸能源和礦產資源富集，且種類齊全，部分礦種的儲量和產量位列世界前茅，其中有些稀有金屬更是高科技產業發展所不可或缺的，而高科技則是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唯其如此，在中美關係惡化後，美國明顯加大了對剛果（金）、安哥拉、贊比亞等資源富集國的工作力度，其目標指向和戰略意圖都十分明確。因為這些資源富集國是中國在非洲的主要經貿合作伙伴，也特別是中國稀缺戰略資源的重要來源地，比如剛果（金）是中國新能源產業所需的鈷等稀有金屬的重要來源地；安哥拉在中國石油進口中僅次於沙特和俄羅斯，位列第三；贊比亞是中國在非洲銅的最大輸入地。中國對上述國家的投入非常大，截至2020年，這三個國家在中國對非投資存量中均位列前茅，其中剛果（金）排行第二、贊比亞佔據第三位，安哥拉位列第五。

剛果（金）是礦產資源特別是稀有金屬的富集地，而美國和中國是世界能源和礦產資源的消費大國。在小卡比拉當政時期，中國與剛果（金）簽署了“資源換項目”一攬子合作協議，兩國均從這種創新的務實合作模式中獲取了比較利益。但2019年1月齊塞克迪當選總統後，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2021年5月，剛果（金）政府明確提出審查小卡比拉與中國簽訂的礦業合同。齊塞克迪此舉雖然有爭取經濟利益、打壓政治競爭對手、鞏固自身權位以及蟬聯2023年總統選舉的考量，但背後也有美國的慫恿。據《非洲情報》披露，一些美國高官與齊塞克迪已就此事醖釀了近一年半的時間，在剛果（金）總統易人之後，美國便挑唆齊塞克迪政府審查小卡比拉與中國簽訂的礦業合同。為此，特朗普政府不斷向剛果（金）新政府示好，齊塞克迪總統本人也成了美國的座上賓，在上任後的兩年時間裏已三次訪問美國，這在美非關係史上是罕見的。拜登入主白宮後，為了繼續推動這一事項，還留任了與齊塞克迪總統私交甚篤的駐剛果（金）大使。此後，美國與中國在剛果（金）你來我往，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較量。2021年1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前腳剛結束對剛果（金）的訪問，美國副總統哈里斯便於2月與齊塞克迪電話聯繫，探索兩國的“經濟機會”；繼習近平主席2021年5月同齊塞克迪總統通電話之後，拜登總統也於10月利用出席20國集團會議之際，會見了齊塞克迪總統，並邀請剛果（金）出席美國倡導的全球民主峯會。美中雙方的用意不言而喻。美國拉攏剛果（金）有多重考量，一方面，剛果（金）本身非常重要，系非洲第二大領土大國，也是中部非洲的地緣政治大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干擾中國在非洲的經濟佈局，遲滯中國的新能源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安哥拉是另一個近年來美國在非洲與中國爭奪的資源富集國。安哥拉已探明的石油儲量達120億桶，此外，其鐵、錳、銅、鋅、鈷等資源的儲量亦相當可觀，其中有些稀有金屬是高科技產業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這也是美國覬覦安哥拉的原因所在。事實上，**冷戰時期，安哥拉一度成為美蘇在非洲激烈爭奪的重點國家，雙方甚至大打“代理人戰爭”，而今，美國又試圖將大國競爭引入這個資源富集國。**中國與安哥拉關係在多斯桑托斯時期非常熱絡，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兩國經貿合作迅猛發展，並憑藉“安哥拉模式”在中非經貿合作中獨樹一幟。安哥拉是吸收中國投資最多的非洲國家之一，在全非位列第三，藉助與中國富有成效的經貿合作，安哥拉成為非洲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其經濟總量攀升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安哥拉是中國在非洲最大的石油來源國，對華原油出口佔其原油產量的一半以上，在中國石油進口中位列第三，這無疑是華盛頓所不願意看到的。2019年3月，美國副國務卿約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訪問安哥拉時正式啓動了兩國戰略對話，並在會見安哥拉工商領導人時闡述了“美國新非洲戰略”所欲達到的目標。2020年，蓬佩奧在訪問安哥拉期間宣佈，美國公司將出資20多億美元用以開發安哥拉石油和天然氣項目，此舉意在干擾中安經貿合作。2021年6月，拜登入主白宮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與赴美出席聯大會議的安哥拉總統洛倫索舉行會談，以強化與安哥拉的關係。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美西方對能源需求陡增，使得美安關係迅速升温。2022年5月，美國常務助理國務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訪問安哥拉時，一方面蓄意挑撥安哥拉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同時又明確表示美國將繼續把安哥拉作為戰略伙伴和友好國家。

（四）擁有特定價值的非洲國家

這類非洲國家往往與美國關切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問題相關，具有一定的隨機性，美國強化與這類國家的關係，旨在達成某種特定的政策目標或戰略意圖。中美關係惡化後，美國試圖通過有針對性地做相關非洲國家的工作，來干擾中國在非洲的戰略佈局或重大舉措的實施。

過去兩年，美國與塞內加爾之間高層互動的陡增便是一個典型例證。美國在塞內加爾並無戰略利益，兩國的傳統聯繫也並不密切，**然而，繼2020年蓬佩奧之後，布林肯又於2021年接踵而至，並且趕在中非合作論壇會議召開9天前到訪，在時間上應該不是簡單的巧合。**拜登政府加大對塞內加爾的工作力度有多重考慮。其一，美國在非洲推行“價值觀外交”需要樹立具有示範作用的樣板國家，而塞內加爾是非洲屈指可數的自主實行政治民主化的國家。布林肯對塞內加爾的民主政治狀況充滿溢美之詞，認為在非洲許多地區出現民主倒退之際，塞內加爾作為非洲大陸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展示出了民主政治與公民利益之間的正相關關係。其二，塞內加爾系西非法語國家的領頭羊，在法語非洲乃至全非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影響，加之塞內加爾將於2022年成為非洲聯盟的輪值主席國，布林肯此訪也有強化基於“共同價值觀”基礎之上的美非夥伴關係的考慮。其三，也是尤為重要的一點，塞內加爾是第八屆中非合作論壇會議的主辦國，美國在會議前夕頻繁與塞內加爾互動，旨在攪局中非合作論壇會議，進而遏制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毋庸諱言，**中國基於共同籌辦論壇會議、進而推動中非合作轉型升級的考量，近年來也明顯加大了對塞內加爾的關注和投入力度。**2018年7月，習近平主席訪塞，並同薩勒總統見證了共建“一帶一路”等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2020年6月，習近平主席同薩勒總統共同倡議召開中非團結抗疫特別峯會；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繼2019年1月訪塞之後，又多次就兩國關係及論壇會議籌辦事宜與塞內加爾外長電話聯繫。在中塞高層頻繁互動的同時，兩國經貿關係也明顯升温。2020年，塞內加爾吸收中國投資約2億美元，佔中國對非投資流量的5%，遠高於以往的一般年份。中國強化在塞內加爾的政治經濟活動，意在為第八屆論壇會議的成功舉行做鋪墊，而美國則是反其道而行之。為了達到預期目的，拜登政府頗費心機，做足了功課。就在布林肯抵達塞內加爾10天前，美國負責政策制定和外交工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達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已率團先行訪塞。辛格此行的目的，是與塞方共同商討拜登總統倡導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資助項目在塞內加爾落地的問題；布林肯則見證了美國對塞內加爾價值達1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協議的簽字儀式。布林肯還不失時機地挑撥中非關係，聲稱美國在塞內加爾的項目是建立在透明度、問責制、法治、競爭和創新等“我們作為民主國家所共有的價值觀之上的”。

**▍**美國對非關係國別政策的戰略意圖

**在國際政治步入大國競爭時代後，美國在非洲所關注的“關鍵國家”，往往也是中國在非洲重點經營和投入巨大的國家。**這表明，美國對非關係國別政策的目標指向越來越明確，針對性也越來越強。另則，以往美國與中國在相關非洲國家的利益衝突，尚可區分為商業利益層面的競爭、價值觀念層面的博弈或地緣政治層面的衝突，但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當下，已經很難將它們清晰地分列開來，在更多的情況下，這三者是相互重疊的，有時互為因果。此外，美國對非關係的國別政策往往是通過“拉”“打”相結合的兩種方式實施的，但無論是有針對性地“拉攏”一些非洲國家，還是有選擇地對特定的非洲國家進行“打壓”，都是為了更有效地貫徹美國在非洲的戰略意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國競爭時代，美國對非洲國家的制裁已不再僅僅滿足於單純的懲罰，還寄望於在殺雞儆猴的同時，推進達成美國自身的戰略目標。**這也是拜登政府對非政策的運籌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非洲戰略特別顧問賈德·德弗蒙特所謂的“必須採取真正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之要旨所在。

美國對非關係的國別政策所欲達到的目標看似散亂，但其目標指向最終都聚焦於中國。現階段，美國對非關係國別政策所欲達到的目標有二：一是通過強化與“關鍵國家”的關係，完善美國在非洲的戰略佈局；二是通過有針對性地做“關鍵國家”的工作，達成美國在非洲的戰略意圖。**中美在非洲關係表明，拜登入主白宮後，中美在非洲的矛盾與競爭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毋庸諱言，隨着中國在非洲競爭的對手和原因的變化，中國在非洲的國際處境正日益複雜而嚴峻。原因在於，美國對非工作的施策重點並沒有放在提升美非關係及促進非洲發展上，而更多是基於大國競爭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對抗的政治導向。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在中美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美國人的“競爭心態”發生了變化：即便美國在非洲做不成事，也決不能讓中國輕易成事。

從趨勢上看，中國在非洲活動的國際阻力，以及中非關係發展的不確定性都在增大。原因在於，拜登政府不僅考慮如何遏制中國在非洲的影響，還試圖消解非洲在中國國際戰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政策目標是通過離間中國與相關非洲國家的關係，干擾中國在非洲的經濟佈局，擠壓中國在非洲的外交空間，阻擾“一帶一路”倡議在非洲落地，遏制或遲滯中國和平崛起。另則，由於拜登政府重拾多邊主義旗幟，同非洲國家方在抗疫、氣候變化、和平安全等方面“共識”增多，加之拜登政府巧妙地將美國需求嵌入非洲利益之中，融匯成美非共同利益，因此也更容易被非洲人所接受，這或許將加大中國在非洲活動的阻力和成本。

不過，中美在非洲關係的演化並非是孤立的。大國競爭時代，隨着大國與非洲關係、大國戰略關係與大國在非洲關係之間的互動性和聯動性愈益緊密，非洲國家也必將被裹挾進大國競爭的漩渦，進而引發非洲國際關係在各個層面的連鎖反應。因此，美國能否如願以償地達到預期的目標，將取決於諸多變量因素：**首先，要看美國對非洲的關注和投入力度是否足夠大；其二，要看非洲國家對大國在非洲競爭特別是中美在非洲博弈的反應；其三，要看中國的應對策略或反制措施是否得當。**鑑於中美在非洲競爭是中美在全球範圍戰略博弈的一部分，因此，既要立足於非洲觀察、分析中美在非洲關係的現實狀況，也要跳出非洲觀察、研判中美在非洲關係的演化趨勢。在大變局背景下，中美在非洲的競爭及其結果，除了受到中美各自與非洲關係變化因素的影響之外，還將受到兩國戰略關係、綜合國力的動態變化以及國際力量的分化組合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而且後者更具決定性。

總之，應辯證地看待中國在非洲的國際處境。一方面，中國在非洲活動的國際阻力及中非關係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加大；但另一方面，中國應對風險和挑戰的資源、手段和能力也在增強。而中美在非洲博弈的過程，也是驗證中非關係成色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