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多少人一門心思想進監獄?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22-08-03 23:58
“進了裏面去個個都是人才,説話又好聽,超喜歡在裏面。”
2012年,當後來被網友戲稱為“竊·格瓦拉”的周立齊説出這句名言時,觀者可能只覺得離譜好笑,但其實這話在某種程度上,還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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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安徽歙縣一輛車被“拉車門”盜竊,當犯罪嫌疑人徐某再次作案時,被民警逮了個正着。
作為剛剛刑滿釋放的人,再次被抓的徐某絲毫不慌,在警察詢問時抱怨起了“工作環境”的惡化:“現在大部分都用手機支付寶,又不帶現金,不好搞。”所以他只好看看能不能“撿漏”:“有些車主也粗心大意不鎖(車門),能搞得到。”

不僅如此,這位仁兄還強烈要求人民法院能夠給他來個從重判決,因為刑期太短不夠用:“上次關押的時間太短了,也沒能把縫紉這門技術學會,希望這次人民法院能給我從重,把縫紉機這門技術學會。”

面對這樣的要求,圍觀羣眾一時不知是應該罵他屢教不改,還是應該誇他有上進心呢?
而且考慮到徐某被判一年零六個月,還沒有掌握縫紉機技術,再進去一次能不能學會還真不好説。
不過,徐某顯然不是第一個想要去監獄學一門手藝的人。
2017年11月,45歲的王某頂着醫院的監控攝像頭,沒有做任何偽裝,大搖大擺偷走了3部手機。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多次用自己的身份證主動在上海多家浴場、賓館留下身份信息,生怕警察不能趕緊抓到自己。

警察在抓到他之後才發現,王某的文化水平相當可以,還曾經當過英語家教,至於為什麼他要走上犯罪的道路,這背後的原因有點複雜。
這哥們自稱非常喜歡唱歌,自己經常在上海的人民廣場賣唱,意思是自己大小是個角兒。但在人民廣場賣唱顯然滿足不了他的藝術雄心,為了走向更大的舞台,他到處參加選秀節目,結果全軍覆沒。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他偶然聽説上海提籃橋監獄有一個合唱團,“他透露,提籃橋監獄的合唱團水平很高,能夠學到真正的藝術,所以他頻繁作案,一心想進這家監獄”。
只要自己能夠成功坐牢,不僅能夠加入合唱團,並且而可以到各大監獄巡迴演出。

想到有這麼大的舞台等着自己,激動的王某開始了自己的犯罪道路,在2018年因為偷手機被抓之前,他已經堅持不懈偷了十幾年東西,從2001年8月開始多次被行政拘留和判處徒刑,只不過沒有一次能夠得償所願加入合唱團。
當然,這位老兄的腦回路這麼清奇不是沒有原因的,經過司法鑑定,他患有輕度精神分裂。

但是話説回來,王某的思路雖然匪夷所思,但要説是徹頭徹尾的痴心妄想,還真不太準確。
因為我國各地的監獄中,還真誕生了不少手藝人甚至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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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夢寐以求想要進提籃橋監獄的新岸藝術團,好巧不巧的是,上海地鐵12號線提籃橋站的牆上,剛好貼的就是五線譜。
因為提籃橋監獄裏的合唱團太過出名,很多人表示,這個五線譜該不會就是為了致敬新岸藝術團吧?

地鐵站致敬藝術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過新岸藝術團確實是歷史悠久的老牌藝術團了。
在藝術團成立之前,提籃橋監獄就會定期舉行文藝活動,1985年,監獄乾脆組織服刑人員組成了新岸藝術團,用藝術矯治的手段來改造服刑人員。
提籃橋監獄三監區監區長丁俊表示,在新犯人分流到各個監獄時,幹警會鼓勵有藝術方面特長或感興趣的人進入藝術團。隨後,提籃橋監獄會對犯人進行評級來認定其行為規範、認罪悔罪態度,如果犯人評估合格,就算沒有音樂基礎,同樣可以進入藝術團。

除了合唱之外,藝術團裏還有相聲、小品、樂器演奏以及舞蹈等活動,根據三監區副監區長黃駿的説法,最受歡迎的是大小合唱,“表演的時候更有感染力,情緒釋放效果更好”。

當然,除了能夠滿足另闢蹊徑的藝術追求,監獄裏的手藝也是五花八門,不然徐某也不會心心念念想要回去學踩縫紉機。
對於沒有音樂夢想的罪犯來説,同在上海的青浦監獄也許更合適。
1994年,青浦監獄為了開展藝術矯正項目,在六監區成立了清流玉雕工作室。

8點早訓結束後,監獄會組織服刑人員到習藝場開始勞動習藝,除了午休和吃飯時間,白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工作室裏練習技術。
這些人裏面,有搶劫犯、盜竊犯,甚至還有詐騙犯、殺人犯,但在工作室裏面,你只能聽見雕刻的聲響。

在最開始,工作室的作品大多數都是簡單的玉石加工,基本屬於閉門造車,實在有點拿不出手。
2013年,30歲的獄警倪力立來到青浦監獄,大學專業是寶玉石鑑定評估的他,立馬被管理玉雕車間的老警察拉了過去,給工作室品牌升級一下。
倪力立只好硬着頭皮,先瘋狂補習了好幾個月,打磨一下自己的手藝。在他的推動下,玉雕工作室加入了上海寶玉石行業協會,每週有了固定的理論和實踐課程。同時工作室的教學方法也在改進,由技術熟練的老服刑人員手把手教新人上手,“我們工作室有個做玉雕11年的服刑人員,各方面技能都已經非常資深了”。
不僅如此,倪力立還聯繫了自己同濟大學的老師,邀請這些教授和玉雕大師到監獄,為服刑人員授課,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設計,如何精雕細刻。

説實話,這教學陣容就算在監獄外面,恐怕也少有工作室能夠趕得上。
師資如此豪華,教學效果自然不會差。
2013年5月,玉雕工作室的兩件作品“童子戲魚”和“南湖”在上海第五屆玉石雕刻“玉龍獎”評比活動中,分別獲得銀獎和優秀獎。2014年,“蓮花童子”獲得最佳創意獎。2015年和2016年,共有6件作品分別獲得銅獎和優秀獎。

從學習玉雕的刑釋人員中,有3人被評為海派玉石雕刻大師、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而根據多年的追蹤統計,迴歸社會的近300名學習玉雕的刑釋人員中無一人重新犯罪,超過80%的刑釋人員仍從事玉雕及相關行業。
這些人裏面,甚至有人還開了自己的工作室,並且憑藉過硬的技術包攬了崇明島的業務:“現在崇明島所有的牆繪、彩繪都是我們團隊畫的。”

除了海派玉雕,犯人們還有機會在青浦監獄學習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松江顧繡”。
學員王竹的作品得到了顧繡傳承人朱慶華老師的大力讚揚,並且被松江文化館收藏。他刑滿釋放的時候,直接獲得了松江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辦公室頒發的聘書,成為了一名非遺傳承人。

之所以有這麼多非遺項目參與,跟國家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
2018年6月28日,我國司法部召開全國監獄工作會議,提出以政治改造為統領,統籌推進政治改造、監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勞動改造的監獄工作“五大改造”新格局,奮力開創新時代監獄工作新局面。隨後,各種各樣的“非遺”開始大量引入到監獄的改造工作中。
當然,在此之前非遺傳承已經跟監獄勞動改造密切結合在一起了。
就拿福建來説,2021年全省監獄共引進各類傳統文化技藝105項,經過對比篩選,確定符合國家、省市級“非遺”項目68項。參與培訓的人員包括19個“非遺”傳承人集體、75名“非遺”項目傳承人、300多名“非遺”文化傳承與保護專家。
不少非遺技藝因為種種原因面臨失傳的危險,結果反而在服刑人員中找到了傳承人。

除了上海、福建,山東、浙江、河北等地也在大力推廣當地非遺參與監獄改造工作。福州軟木畫技藝、泉州德化陶瓷彩繪、龍巖客家山歌、魯繡、扎染、浦江麥稈剪貼畫、滄州舞獅,越來越多的非遺在監獄裏開花結果。
可以説,隨着各種手藝參與到全國各地的監獄改造工作中,中國的監獄裏確實**“個個都是人才**”,非遺傳承人簡直要批量生產了。
無他,因為新中國監獄系統的“勞動改造”絕非一句空話,“壞人”能變好根本上靠的是認識水平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那真的是老傳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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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中央蘇區第一所縣勞動感化院——弋陽縣勞動感化院成立。感化院的監管工作,秉承了方誌敏提出的理念:“除少數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之外,其餘的可抓起來集中在一起勞動改造,使他們悔過自新,重新做人。”

儘管當時戰火紛飛、社會動盪,感化院依然在多次工作指示和總結中嚴肅強調**“感化犯人的工作,是勞動感化院的主要部分,應當要特別注意”**。
2004年,一封當年蘇區勞動感化院犯人的家書被發現。這名叫張有興的犯人給父親寫信,讓其給自己寄送衣物:
父親大人:
來函給你,現兒在省蘇勞動感化院,沒有衣物應用,請你替兒送來,現將各樣開列如下:
新就(舊)褲裏四條、襖棉(棉襖)和加襖裳(衫)掛理乙(壹)件、汗衣叁件、棉褲乙(壹)條,被服乙(壹)雙 和棉布襪貳雙;洋襪以(壹)雙,道(套)鞋乙(壹)雙,裁縫加師(傢俬)乙(壹)父(副),雨傘乙(壹)把,網良帶( 袋)乙(壹)個,及麻(煩)請你替兒執(織)布。但是這多東西架(放)在羅源村蘇炳發家理(裏),請你受(收)信後去 那叫人送來,千急(記)千急(記)為要!懇請!

從家書的內容看,這位張有興最擔心的是自己缺衣服穿,而且能夠自由與家人聯繫,這在當時的中國監獄中是獨樹一幟的。
這一點在毛澤東1934年1月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也有體現:
蘇維埃法庭一方面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活動,蘇維埃對於這些分子絕不應該有絲毫的姑息。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已經就逮的犯人,卻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蘇維埃中央政府已經明令宣佈廢止肉刑,這亦是歷史上的絕大的改革,而國民黨法庭則至今充滿着中世紀慘無人道的酷刑。

這樣的理念不是個人看法,而是黨內的共識。
1941年5月,陝甘寧邊區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報告裏指明:“犯人之所以甘為犯人,主要是由於社會不把他當人,要恢復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個‘人’始。”
1945年10月邊區高等法院代院長王子宜在第二屆司法會議上説:“什麼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還是個‘人’字,因此説,犯人也是人,我們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當人看待。假如不當人看待,這個觀點就是錯誤的。”
這樣的理念貫徹,就是對待日本戰犯也不例外。
從1948年到1952年,中共方面先後逮捕了140名日本戰犯,1950年,根據中蘇兩國達成的協議,蘇聯政府將969名在中國犯有戰爭罪行的日本戰犯移交給新中國政府。

對於這些戰犯,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確的方針政策: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政治鬥爭與實施革命人道主義相結合,立足於對戰犯的教育、改造,使他們低頭認罪,改惡從善,重新做人。撫順管理所對戰犯嚴格實行“三個保障”政策,“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1956年6月到7月,最高人民法院對曾擔任高級職務的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反而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嚴懲。曾任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國犯下了人類所不能允許的滔天罪行,請求中國人民對我處以極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後一代。”

除了45人被判刑以及1人病故外外,一千多名日本戰犯全部被分批釋放回國。
這些戰犯回到日本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並在日本各地建立支部,開展活動反對侵略、揭露戰爭罪行,其出版的《三光》《我們在中國做了什麼》等書籍在日本民眾中引起了很大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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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實現改造的手段,最基本的就是參加勞動。
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的決定》明確指出:“大批應判處徒刑的犯人,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為了改造他們,為了解決監獄的困難,為了不讓判處徒刑的反革命犯坐吃閒飯,必須立即着手組織勞動改造工作。”
“三個為了”的監獄工作方針正式確立,將勞動與改造結合起來,而不是單純的懲罰與報復。
在最初推進勞動改造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重生產輕改造,對罪犯搞超體力、超時間勞動的現象。

1964年8月,黨中央在批轉公安部《關於第六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精神的報告》時明確指出:“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堅決執行中央的既定方針,即改造與生產相結合,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方針”,從此,**“改造第一,生產第二”**作為我國改造罪犯的工作方針確定下來。
除了勞動以外,中國監獄管理還有一個傳承不斷的理念——重視教育。這種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技術培訓,還包括文化教育。
據1945年1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對高等法院監獄的報道,“犯人進監獄,雖然被限制了自由,但就他們所過的教育生活來説,入監獄就是入學。”犯人在獄中有“三大課程”:生活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其中文化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教識字、講衞生、學算術、閲書報、寫牆報和社會常識等。

1960年,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指出,“我們的監獄不是過去的監獄。我們的監獄其實是學校,也是工廠,或者是農場。”
到2000年底,全國已有96.37%的監獄辦成了特殊學校,全國監獄罪犯中累計有 311.6 萬餘人次獲得各級文化結業、畢業證書,有 317.2 萬餘人次獲得各類技術等級證書,取得發明專利項目130 個。
僅僅2018年一年,全國參加文化教育學習的罪犯就有441926人。經考試獲得各類文化教育證書的罪犯有115246人。其中獲脱盲證25346 人,獲小學畢業證48065人,獲初中畢業證35116人,獲高中畢業證6060人。通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單科以上合格的罪犯有19605人。

至於職業培訓,2018年實際參加職業技術教育的有457442人,獲得職業技能證書的有233714人,獲證率為51.9%,出監罪犯獲得職業技能證書的有205114人,獲證率為72.82%。
這其中,就包含了之前提到的學習玉雕、刺繡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犯人。

但是,就算監獄裏有合唱團,也不可能讓犯人在裏面開巡迴演唱會。
提籃橋監獄三監區監區長丁俊接受採訪時表示:“藝術團的設立是為了讓犯人更好改造,達到‘刑期變學期’的目的,讓他們更自覺,心態更平和,降低甚至根除違法犯罪可能性。明星光環是絕不存在的。”
至於故意犯罪想要加入合唱團,提籃橋監獄在回應王某行為時已經排除了這種可能:
監獄是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職責是依據人民法院的判決對罪犯執行刑罰!《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
……
同時,服刑人員進入藝術團,不僅僅是基於個人興趣,而是必須經過一整套科學評估,認罪悔罪是前提,改造思想是核心!對那些前科劣跡斑斑、對罪錯缺乏自知自省的,是根本不可能進監獄藝術團的。
所以,像這個屢抓屢犯的慣偷、不思悔改的“竊賊”,有這種進監獄藝術團的想法和行為,無異於“痴人説夢”“天方夜譚”!
監獄工作人員費盡心思改造犯人,想要讓他們儘快重新融入社會,突然看到這些一門心思想進去的人,不知道會是什麼心情。
連不可能打工的“竊·格瓦拉”都開始努力工作了,有各種歪念頭的老哥就別再想方設法給監獄管理和勞改工作增加任務量了。

參考資料:
李豫黔:《新中國監獄70 年改造罪犯的成功發展之路》
王雪峯:《作為“歷史使命”的改造:源流與價值——建黨百年中國監獄工作的特色》****
王海鵬:《試論毛澤東改造罪犯思想》
紅星新聞:《探訪“小偷盜竊10年”想混進的監獄藝術團:職務犯罪不能進》
**觀察者網:****《**瓷刻、剪紙、絨繡…服刑人員在監獄裏還能學“非遺”》
**法制日報:《**他帶着34名服刑人員雕玉又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