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片也拼盤，《七人樂隊》沒能拼出個好樂章_風聞

在《獨行月球》風頭正盛狂攬票房的七月末八月初，港片《七人樂隊》的“演奏”似乎無人在意：上映六天，單日排片佔比只維持在百分之一出頭，截至目前也只拿到了二百多萬的票房。

從票房市場的表現來看，《七人樂隊》似乎是失敗的，但這部由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七位名導拍攝的膠片電影，通過七部短片，講述跨越半個多世紀的香港，戳中了很多影迷的情緒。

影片豆瓣評論區裏，不少影迷通過《七人樂隊》看到了他們愛過的香港電影人的情懷，勾起了沉寂已久的對港片的美好記憶；另一邊，“勸大家別看拼盤電影”“怎麼不算《我和我的香港》呢”的爭議聲也不小。

《七人樂隊》並非典型的香港商業類型片，更像是在香港迴歸二十五週年之際，集合一批香港電影人的私人情感與記憶而成的“獻禮”文藝片，因為受眾有限而無法像內地的“我和我的”三部曲一樣在電影市場掀起觀影熱潮——

曾在《我和我的祖國》身上被驗證過的“拼盤電影”強大的票房號召力，這一次失靈了。

拼盤只是“獻禮”的選擇嗎？

形式上，《七人樂隊》的確符合“拼盤電影”的概念。由一位導演或者數位導演創作的集錦式或單元式電影，往往由數個短片一起組成一部完整的電影，涉及主創人員眾多，短片之間沒有太多邏輯關聯。

如今觀眾比較熟悉的拼盤電影，往往是獻禮片和電影類型結合的結果。這類影片對於盛大的紀念日有一種儀式製造效果，也能夠完成明星和導演的拼盤，並在“我和我的”系列身上形成了具有票房號召力的規模效應。

但在《我和我的祖國》之前，拼盤電影在商業電影領域中一直處於小眾範疇。在國內為數不多的拼盤電影當中，愛情片佔了大半。據**毒眸****（ID：DomoreDumou）**不完全統計，2004年-2019之間的12部拼盤電影裏，有9部主要的類型元素是愛情。甚至可以説，“祖國”之前，“拼盤電影”幾乎是愛情片的專用類型。

有從業者曾對毒眸表示，相比於其他類型，愛情片更具備做拼盤電影的合理性——在統一的愛情主題下，編劇可以處理不同年齡段的情感關係，讓同一部電影儘可能地觸及更多年齡段的觀眾，以獲得更大商業回報，而這也是國內愛情拼盤電影眾多的原因。

但愛情拼盤電影的形式並非總是票房靈藥，像2016年情人節上映的《奔愛》，儘管由五位知名導演和一眾大牌明星參與完成，營銷聲勢浩大、投資規模也不小，但最後只拿到了4700萬的票房，被認為是一部失敗的模仿《真愛至上》的愛情拼盤電影。

扭轉國產拼盤電影在票房市場的低迷的，是2019年國慶檔獻禮大片《我和我的祖國》。影片在當年國慶檔期內就拿到了近20億的票房，並且大眾口碑不錯，之後《我和我的家鄉》迅速立項，僅用時5個月便製作出爐，最終收穫28億票房——兩部獻禮片在觀眾中立住了“拼盤電影”的名號。

如果以世界電影的眼光來看，拼盤電影本身就帶着獻禮氣質，與具有紀念意義的節日氛圍脱離不了聯繫。

1995年，正逢電影誕生百年之際，張藝謀作為四十位導演之一參與創作紀念電影之父盧米埃爾的電影，其拍攝本身便有許多限制，如用盧米埃爾製作的老式攝影機拍攝，不能同步錄音，一個片段片長僅為52秒等等，用以強調和紀念日本身的契合感。

2007年時，戛納電影節為慶祝六十週年，也曾邀請35位曾在戛納獲得榮譽的導演各拍三份鍾短片，總電影取名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電影》，具有濃烈的紀念意義和迷影氣質。除此之外，國內導演參與的拼盤電影項目還有陳凱歌《十分鐘年華老去》，姜文《紐約我愛你》等等，都是受邀拍攝的紀念電影。

在這些國外主導的拼盤電影裏，紀念的意義往往超過了電影本身，拍攝出的電影成品不存在商業屬性，其用意也非盈利。而國內也一直有在重大紀念年份拍攝獻禮片的傳統。像在建國六十週年的節點，《建國大業》相比之前的獻禮片，採用了更加市場化的宣發方式，並且聚集了172娛樂明星演出，製造出不小的媒體噱頭。

直到2019年國慶檔時逢建國七十週年，七個導演拍攝七個歷史上的關鍵節點，《我和我的祖國》在濃重的節日氛圍中以一種極為契合觀影氛圍的姿態誕生。相比《建國大業》的偉人視角，《我和我的祖國》以普通人的視角回望歷史，更能讓觀眾有代入感——“我和我的”系列的誕生，在巧妙地抓住了拼盤電影的核心“獻禮”的情況下，同時又將此種類型極大程度地商業化了。

可以説，不僅是主旋律獻禮片讓曾經作為愛情類型片專用形式的拼盤電影煥發新生，拼盤電影這一形式也讓主旋律獻禮片更為容易地觸及大眾，最終共同造就了“我和我的”三部曲的誕生。

但到了去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輩》，大眾已經開始對獻禮片明星拼盤的模式挑剔，不少觀眾評價羣像式的拍法過於走馬觀花，這些負面口碑，都會對影片的票房走勢產生影響，最終影片只拿到了14.77億的票房，表現遠不及系列前兩部——“拼盤電影”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創造力衰減、觀眾審美疲勞的境地。

怎麼“拼出”未來？

早年間，港台電影裏也有過拼盤的影子。楊德昌、柯一正 、陶德辰和張毅四位導演指導的《光陰的故事》上映的第二年，台灣地區就出現了《大輪迴》《兒子的大玩偶》兩部口碑不錯的拼盤電影；港片《1:99電影行動》也是在非典發生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起拍攝的；今年的《七人樂隊》由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嶺東、徐克七位導演執導，七個短片故事背景不同，導演們的影像風格也並不相同。

對於香港電影愛好者來説，觀察分析哪位導演拍攝的哪個故事、故事裏的作者表達和美學風格是怎樣的，無疑是一種觀影樂趣，但對於普通大眾來説，評判電影好壞的標準只有好看與否。而《七人樂隊》裏的香港故事和香港記憶，是大多數內地觀眾都無法深層共鳴共情的，這決定了影片並不具備“我和我的”系列那般廣闊的觀眾土壤。

“拼盤電影的天時地利人和非常重要。”有從業者表示，並不是所有順應節日氛圍和充滿情懷的拼盤電影都能在票房市場有好的結果，“我和我的”系列曾取得的成功很難具備普遍的模仿價值。

《我和我的家鄉》總策劃張一白在接受專訪時曾表示，“家鄉”的成功在於國慶中秋雙節氛圍濃厚，同時受近年短視頻平台的洗禮，觀眾在審美上能接受短片形式。此外，影片是影院復工後的第一部大體量喜劇，希望給觀眾一個情感的釋放出口。

但強視效的大片始終是主流需求，尤其是疫情造成的供給不足之後。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毒眸，相比於短片形式的拼盤，觀眾還是更渴望在電影院看到像《長津湖》一樣的“大片”。而在當下，低迷了已久的電影市場裏，觀眾更為買單的還是像《獨行月球》這樣的喜劇科幻大片，《七人樂隊》的存在更像是為特定觀影羣體定製的禮物。

不止於此，拼盤電影也需要考慮上映的節點性。《我和我的祖國》能夠取得巨大的票房成功，和佔據了七十週年獻禮的重要時間點有關。但符合香港迴歸二十五週年重大節點的《七人樂隊》，也沒能趕在7月1日上映，有從業者對毒眸表示，如果影片能在當天上映，或許會乘着歡慶、紀念香港迴歸的良好氛圍收穫一波票房。“獻禮性質的拼盤電影如果沒有很好的上映時間支撐，在同大眾的情感共鳴上就弱了一層。”

而如果回到拼盤電影本身，如何保證不同單元內容的統一性、不同時間線裏故事流暢地銜接，也是這類影片的重要命題。有編劇曾告訴毒眸，長篇電影敍事難度很高，對人物的挖掘也需不斷縱深向前。短片或者拼盤電影只需有一兩個創意點就能撐起來，對人物的挖掘也止於淺層。

但相應的結果是，如果不能夠往下繼續挖掘深層含義，拼盤電影也就沒法給觀眾帶來更大的驚喜。“因為這種電影是見底的嘛，你一眼就知道它要幹嘛，觀眾很容易就看累了。”

儘管“我和我的”系列向觀眾和市場展示了拼盤電影得天獨厚的優勢，甚至只要其中一個單元口碑不錯，就能帶動整體的票房上漲，拉動觀眾進入影院。但拼盤電影也還有拓展的空間，一位創作者告訴毒眸，在他的理想狀態裏，拼盤電影中的情感模式應當是多核的，“愛國當然是主旋律，但愛國之外也可以有很多次要的核心”。

如果從這一維度來衡量，《七人樂隊》中七個不同篇章的情感是豐富多樣的，只不過因為受眾有限，而沒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情感的力量、打動更多的普通觀眾——在商業主旋律上行之有效的拼盤電影，在這部文藝片上沒有驗證其票房的號召力。

港片拼盤的票房折戟，也對內地拼盤電影有一定的啓示意義，長遠地看，想要復刻《祖國》和《家鄉》級別的成功並不容易，當觀眾開始對拼盤電影審美疲勞，再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也很難保證其在票房市場的威風。

或許對拼盤電影來説，拼出未來的重點依然是突破創作瓶頸、講好故事，找到打動觀眾的那個核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