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43：“大基金”、“合肥模式”與深圳變化_風聞

2022年7月，中國芯片產業投資領域爆出一波反腐震撼彈：從7月14日起，這一領域多個重量級人物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迄今為止這個名單上有：深圳鴻泰基金（“國家大基金”深圳子基金管理人）合夥人王文忠；廣州灣區半導體產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原華芯投資總裁、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股份公司原總裁路軍；原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國家集成電路基金公司總經理丁文武（2011-2014擔任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司長）；上海硅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原華芯投資投資三部副總經理楊征帆；工信部部長肖亞慶；原工信部電子司司長、紫光集團前總裁刁石京等。

自國家“大基金”成立之後，丁文武先後出任大基金一期、二期總經理和董事。在被有關部門調查之前，丁文武都是大基金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此前的2021年11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披露了華芯投資原副總裁高松濤涉嫌嚴重違法，正在接受監察調查的消息。

“大基金”是2014年9月設立的，其背景是，2014年6月，國務院印發《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鼓勵國內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為扶持國內芯片產業，由財政部、國開金融、中國煙草、北京亦莊等出資的國家大基金一期應運而生，共募集資金1387.2億元。基金重點投資集成電路芯片製造業，兼顧芯片設計、封裝測試、設備和材料等產業，實施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大基金一期共投資項目80個，其中約70個為芯片項目。

2019年10月，在美國打壓中國科技企業的大背景下，國家大基金二期正式成立，註冊資本為2041.5億元。二期的重點向上遊設備和材料領域傾斜。二期基金將對在刻蝕機、薄膜設備、測試設備和清洗設備等領域已佈局的企業保持高強度的持續支持，推動龍頭企業做大最強，形成系列化、成套化裝備產品。2020年4月，大基金二期完成了首次投資，向紫光集團旗下紫光展鋭投資22.5億元。隨後，大基金二期陸續投資了10餘家企業。

大基金可以説是中國產業政策發展到極致、由中央政府直接大規模投資某一重點產業的標誌物。這一模式在地方政府產業政策體現的標誌物則是所謂“合肥模式”。

關於“合肥模式”已有太多文章加以探討，我就不再在這裏重複了，讀者諸君可自去網上搜索。總的來説説是，合肥通過“以投帶引”招商引資新模式，引入並培育了新型顯示器件、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集羣，實現十年“換道超車”。

例如，合肥建投深耕新型顯示、集成電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2016年發起組建市場化運作的合肥芯屏產業投資基金，目前基金實繳規模265億元，位居全國私募股權基金頭部方陣，累計完成對外投資366億元。目前，合肥新型顯示產業已經匯聚了京東方、彩虹、樂凱、康寧、三利譜、力晶科技、住友化學、法液空等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龍頭企業，已建成三條TFT-LCD高世代液晶面板生產線（一條6代線、一條8.5代線、一條10.5代線）、一條硅基OLED顯示器件生產線，一條6代AMOLED全柔面板線。

此外，2020年初，蔚來汽車與合肥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獲得70億元股權融資。交易完成後，合肥合計持有蔚來中國24.1%的股份，蔚來持有75.9%的股份。作為對價，蔚來決定以合肥為中心打造中國總部運營體系，包含研發、市場以及銷售，將在合肥建造總部、研發基地以及第二生產基地。該項目總計融資145億元。由於蔚來汽車在市場上的成功，導致其股價不斷上揚，按蔚來中國約佔蔚來85%的股份計算，據説合肥該筆投資盈利超過1000億元。

“大基金”與“合肥模式”共同將國內經濟學家關於政府與市場之關係、關於政府產業政策利弊的爭論推向了高潮。同時也讓深圳政府心旌搖盪不已，最終倒向了“合肥模式”。

一

201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理想中的政府與市場關係是如此敍述的：

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釐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關係。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改善營商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

完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完善標準科學、規範透明、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嚴格市場監管、質量監管、安全監管，加強違法懲戒。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可及性。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

其中談到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主要有二：一是規劃，二是宏觀調控。在宏觀調控體系中，強調了財政政策、貨幣政府是主要手段，而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五大政策為輔助和協同發力的手段，而且是在“宏觀調控”這個層面上的。在這個綱領性文件中，我們看不到對政府直接投資產業以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的激進鼓勵。

對於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經典的經濟學理論論述有過一個嬗變過程。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有兩個經典概念：一是“看不見的手”，一是“守夜人”。

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人們無論是生產一支鋼筆還是為別人提供服務，關注的都是如何讓自己的快樂、利益(self-interest)最大化。人們不一定抱有促進社會福祉的動機，但是個體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所從事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使得整個市場上的福利達到了最大。亞當·斯密這“看不見的手”就是，自由競爭市場中的價格機制，在政府不干預的情況下，價格的自由浮動反映了市場對商品供給和需求的水平，生產者和消費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就把社會資源引導到了能發揮它們最大作用的地方。

在《國富論》中，斯密詳細討論了政府如何以“守夜”為天職。這兩個概念支撐了一個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消極”不干預的政府的角色。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蕭條”使得古典經濟學“看不見的手”以及“薩伊定律”（自由市場經濟一般不會發生任何生產過剩的危機，更不可能出現就業不足）受到了質疑，人們開始反思市場機制本身存在的重大缺陷，並且開始逐漸認識到政府不但可以干預經濟，而且能夠彌補市場失靈。

凱恩斯顛覆了市場機制宏觀有效的固有看法，他提出市場自發活動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導致失業和蕭條，必須通過政府幹預加以糾正。與此相應，“市場失靈”理論則從微觀層面，揭示了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由於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對稱以及外部性普遍存在於現實經濟活動之中，因此市場機制難以自發實現均衡和帕累托最優，應由政府實行產業管制和反壟斷政策，提供信息公開機制，供給公共物品，也就是説，即使微觀領域也必須由政府加以干預（否定性的）。這些內容，不僅構成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框架，也成為凱恩斯主義理論及政策實踐的基礎。

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保羅·薩繆爾森曾明確指出市場存在的缺陷，政府應當使用“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以主導科學研究、調節收入分配、廣泛運用財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來調控經濟週期，促進經濟增長。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現象，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受到了人們的質疑。在此種背景下，貨幣主義、公共選擇、理性預期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湧現出來，揭示了“政府失靈”，同時反向論證了“市場失靈”的原因不是市場機制的固有缺陷，而是因為市場機制未能充分發揮；即使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由於政府失靈的存在，將導致政府的干預適得其反。

同樣的理論在不同的地方會結出不同的果實；而不同文化下的統治者會挑選那些最符合他們口味和實際利益的理論並最大化其效應。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國家（朝廷）和家族具有強勢的地位，因此當經濟學傳入中國的時候，特別是在1980年代重新傳入中國之後，亞當斯密、哈耶克的理論總是不受官方待見，而凱恩斯主義則被主政者如獲至寶，視之為替自己的行為奠定基礎。

然而這是危險的。一個社會總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倘若是英美那種極端自由主義的社會，用凱恩斯主義以及桑德爾之社羣主義來予以對沖和平衡是必要的；但是過於強調凱恩斯主義將極容易走向極端化，不受約束的國家權力將摧毀經濟的活力，而這將面臨着失衡的危險。

所以筆者認為，在前述《決定》中，對政府角色的描述是相對中肯的，雖然“宏觀調控”的具體操作其實已打破了經濟學理論中對政府功能的界定。

二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曾經述及，深圳經濟特區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一個不斷探討市場化改革和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角色地位的過程。深圳一直到近年之前，都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最像市場經濟的城市，這也是它成長為中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經濟體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深圳政府雖然號稱一直學香港的“積極不干預”，但事實上要比香港政府的角色積極得多了，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一直存在，只不過時強時弱。在改開初期，因為政府財力較弱，干預較少，但其實以土地投入的方式，仍是積極干預微觀經濟的，甚至可以説是合肥模式的鼻祖；後來深圳幾輪國企改革，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是深圳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最少的時期；2000年代中期之後，由於深圳經濟面臨國內城市惡質化的競爭，最後被迫走向“合肥模式”。

1980年代，中央政府在寶安縣開辦經濟特區，但並不採取由中央直接投資的方式——這與“三線建設”由中央政府直接投資的模式迥異。當時的深圳特區政府事實上採取了以“土地換投資”的方式，吸引大型央企在特區投資開發工業園區，招商局集團、南油集團、港中旅、中航技等央企皆以此方式投資特區，這其中除了招商局是主動找來，由中央批准給地之外，其它皆是特區政府以土地換投資的結果。這其實是開了之後地方政府以優惠土地吸引投資的先河。

“合肥模式”所謂“市場能人+政府資金”的產業投資模式，其實也能在1980年代的深圳特區找到原型。嚴格意義上1980-1990年代的賽格集團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賽格集團的前兩任董事長馬福元、王殿甫，雖然都是電子部系統相當級別的官員，但兩人都是技術型官員，是那時為數不多的技術專家，又十分具有企業家潛質——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絕對的“能人”。賽格集團的四大項目，都是以地方政府的作用作支持，提供優惠的土地和貸款，才能吸引到日立、三星和意法半導體等跨國公司的投資（見本系列《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市場化的南派國企》兩篇）。

以賽格日立為例，由賽格集團與日立合資的這間公司成立於1989年5月，共建成了3條54cmCRT生產線和1條兼容74cm、86cm超大屏幕CRT的自動化生產線，年產能力達到650萬隻。項目前後總投資2.64億美元。按深圳方持股75%計，投入資本約2億美元，按1989年人民幣兑美元為3.7：1計，相當於人民幣7.4億元。在當時的中國，絕對是一筆大投資，遠大於合肥市政府投資蔚來24.1%股份的70億元人民幣，要知道，1988年深圳市地方財政收入也不過14.6億元。完全可以説是賭一大鋪。

後來，在CRT產業逐漸萎縮的大背景下，賽格日立從2005年陷入虧損，2007年6月賽格日立4條產線全部停產。2007年11月，上市公司ST深賽格以38451萬元的價格將所持賽格日立73.24％股權轉讓給深圳國資委旗下的深圳市遠致投資有限公司，與此同時日立公司將其所持賽格日立25%股份作價1.75億元轉讓給遠致投資。同時遠致投資還將墊付8.5億元用於清償深圳賽格日立債務（包括銀行欠款、1.68億供應商欠款和員工安置補償）。這意味着深圳市國資委以14億多元的代價為賽格日立項目畫上句號。

事隔多年，我們是否可以對賽格日立算一算帳，看看這個賭局是否合算？

當年的7億多投資，應該説後來是賺回來了。賽格日立1993年之前一直虧損，但之後扭虧為盈，應該至少有10年的盈利期。但2005年之後的虧損，也就是最終由國資委付出的8.5億元，是深圳政府付出的最後代價。

話又説回來，付出8.5億之後，深圳政府幹淨回收了該12.17萬平米地塊。2009年，該地塊由市屬國資深業集團獲得。深業集團斥資178億元在此地塊上開發了總建面達63萬平米的“深業上城”。假設該項目淨利潤率為20%，則深圳國資可獲利約36億元。也就是説，最終深圳政府在這一項目上並沒有嚴重虧損，但賺的主要是土地增值和房地產收益的錢。

當然，在當時的中國彩電產業，這個項目的產業重要性不亞於現在京東方和TCL的TFT-LCD和AMOLED產業。由於賽格集團的四大項目，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深圳彩電三巨頭當時在國內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優勢。如果以此計算綜合經濟收益，深圳政府應該是划得來的。

但是賽格集團後來的鉅額虧損讓深圳政府不勝煩惱，應該説在政府那裏應該是視之為一個教訓的。事實上，1990年代到2000年代將近20年時間，深圳對政府直接投資產業項目持十分謹慎的態度。

在本系列《于幼軍與深圳芯片產業》、《芯片爭奪戰深圳大結局》兩篇中，筆者曾提及，在2001年前後的中國各城市第一輪投資芯片狂潮和近乎瘋狂的地區競爭中，深圳之所以最後顆粒無收，就是因為深圳不敢像上海、蘇州等城市那樣，賭上太多的財政資金。而在《劉應力身後：深府科創系統的衰落》一篇中，我也曾提到，劉應力主張政府既不應下場踢球做運動員，也不應做裁判員，而只應該做“場地維護員”。可以想見在劉應力主導深圳產業政策（擔任常務副市長）那幾年，深圳是不會拿財政資金去豪賭產業項目的。只是我們不知道這在中國算不算正確的政府定位。

也許正是由於賽格集團教訓，深圳政府才尋找另外的模式，於是才有深創投的探索。這是真正的政府做風投，只不過是以國有企業來做風投的方式。然而深圳政府並沒有賦予深創投招商引資的任務，因為並不限定深創投有多少比例投資深圳公司。政府最初也聲稱不給深創投塞項目。

事實上在這一時期，深圳政府仍有被人詬病的產業投資項目。

2001年7月29日，雷天綠色電動源（深圳）有限公司與深業集團、深圳創新投、市免税集團、高新投等四家公司簽訂合資組建雷天動力電池股份有限公司，四家深圳國企各投資0.5億元，共注資2億元。

雷天綠色電動源公司是一個名叫鍾馨稼（原名鍾劍峯，廣東廉江人，畢業於湛江藝術學校）、自稱是鋰電池專家者的私營公司。鍾自1996年起，自稱曾在珠海市投資建立了生命源鋰離子動力電池實驗基地及純電動車研發基地。不管鍾是否是一個騙子，深圳4家國資投入的這2個億最後打了水漂。

之後鍾先後聲稱在唐山、洛陽、池州等地建立電動車生產基地。但至今為止，在國內的電動汽車市場和動力電池市場上，沒有雷天的地位。

深創投被迫注資此項目，説明深圳政府不給其塞項目並不是鐵律。但深圳政府並沒有把深創投當作招商引資的工具，沒有令其扮演合肥產投、合肥興泰、合肥建投三大國資投資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也説明深圳政府更具市場意識，不願過多介入微觀經濟運行領域？又或者，説明那時的深圳政府根本不CARE招商引資，如果它願意留住深圳企業在本地投資，就足夠了？過去十多年裏，那麼多企業搬出深圳，到2021年它還能夠是規上工業總產值全國第一大城市？

三

直到深圳政府大手筆投資華星光電，人們才忽然發現，其風格迥異於過往了。

2009年11月，TCL集團與深超公司在深圳宣佈合作投資建設第8.5代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件（TFT-LCD）生產線項目，總投資額245億元，其中建設資金220億元，流動資金25億元，項目建設單位為華星光電。TCL集團與深超公司各持股50%，註冊資本100億元。

TCL宣佈了一個非公開募資50億元的定向增發計劃，以籌集資本。深圳市國資委由深超科技投資出資50億元。當時深圳政府與TCL約定，該50億出資在5年後由TCL進行股份回購。

2010年1月，華星光電8.5代線液晶面板項目開始動工，據稱這是中國大陸在京東方之後第二條自主建設的8.5代液晶面板產線。2011年8月，華星光電8.5代線建成點亮。

根據深圳市政府項目優惠政策及TCL與深超公司簽署的《關於共同投資建設第8.5代液晶面板生產線項目的合作協議》，深超公司為華星光電項目建設提供不超過54.1億元人民幣的委託貸款。在項目二期量產後連續3個月達到月投入玻璃基板9萬片時，經專業機構對實際產能進行評估後，由深超公司報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對該筆委託貸款形成的債務予以豁免。

2013年11月，TCL華星宣佈將投資244億元建設第二條8.5代線（t2項目），以提高市場競爭力，實現技術升級。

2014年9月，TCL華星再投160億元建設6代面板生產線（t3項目），項目預計2016年底實現量產。此前的兩條8.5代線，主要是生產大尺寸的電視液晶屏，而這條6代線，則主要聚焦於小尺寸的高端智能手機、平板、筆記本電腦和車載顯示屏。

根據2018年5月TCL公示的信息，運營兩條8.5代線的深圳市華星光電技術有限公司，“國開發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1.0024%的股份，廣東粵財信託持有3.2841%的股份。

華星光電t6項目於2016年年底開工，總投資465億元，主要生產43、65、75英寸液晶顯示屏及超大型公共顯示屏，設計產能為每月9萬張基板；該項目2018年點亮投產，2019年達到滿產。

t7項目總投資426.8億元。主要生產65、75、85英寸的8K超高清顯示屏及65、75英寸的OLED顯示屏，設計產能為每月10.5萬張基板。與t6相比，t7項目提高了OLED產品比重，增配了印刷顯示技術，產品以8K高附加值為主，以彌補中國大陸在8K、OLED產品的市場空缺。該項目2018年開工，2020年9月點亮，2022年2月實現滿產，達到95%良率。

根據上述公示，承擔華星光電11代線項目的深圳市華星光電半導體顯示技術有限公司，2016年註冊成立，由“華星光電技術”認繳出資額114億，持有53.0233%股份，深圳市重大產業發展一期基金出資80億元，持有37.2093%股份，三星顯示株式會社出資21億元，持股9.7674%。項目公司總註冊資本215億元。這表明深圳市重投公司出資80億支持了華星光電11代線項目。

深圳政府如此大手筆支持一個企業的重大產業項目，表明深圳政府已改變了過去謹慎保守的風格。

從時間線上來看，合肥市出資拉京東方在合肥建設第一條6代線，是在2008年9月，深圳市與TCL合作似乎晚了一年。但深圳政府早在2005年到2006年期間，就與京東方共同啓動了“聚龍計劃”，由深圳政府牽頭投資，助力京東方建設6代線。説明深圳政府的轉向要早得多。

深圳市政府早在2005年底就制定了平面顯示產業發展規劃，這個規劃促成了深圳的“聚龍計劃”。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推動和支持下，深感被卡脖子之痛的TCL、創維、康佳、長虹四家彩電整機企業組成聯盟，計劃與液晶面板企業合資在深圳建6代以上的面板生產線，並謀求信息產業部等主管部門的資金和政策支持。

當時中國大陸只有京東方擁有可以建線的能力和知識產權，於是主動來找京東方，而後者也樂見有這樣一個擴張的機會。

京東方原為軍工企業774廠改成的北京電子管廠。1993年4月，以北京電子管廠的經營性資產出資（國有股），以2600多名幹部職工的現金集資670萬元（只夠發3個月工資）出資（職工股），加上銀行的債轉股（法人股），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東方電子集團股份公司，王東昇任董事長兼總裁，公司與日本旭硝子、松下等建立合資企業。1997年6月京東方在深交所上市發行B股，募資3.5億港元，2000年在深交所增發A股，募資9.7億元人民幣。

網上流傳的長篇文章《工業英雄：京東方的故事》曾披露：

2003年，京東方冒險出資3.5億美元收購韓國現代電子的一條4代線，進入TFT-LCD領域。2003年9月，京東方在北京亦莊動工自建一條5代線。在北京市政府借款28億元人民幣和建行牽頭銀團貸款7.4億美元支持下，5代線於2005年5月量產成功。但正趕上液晶產業低谷，2005年京東方虧損16億元。2006年又虧損17億元。為了還貸，京東方不得不賣掉持有的台資冠捷股份獲得24億元，並賣掉2003年所收購現代電子的4代線。

急於擴張的京東方受到資本規模不足的限制，以及面臨連續鉅額虧損的壓力。這是當時京東方與聚龍聯盟相遇時的狀況。

2006年5月京東方以40%的控股比例成為聚龍光電的技術提供方後，當事各方決定將聚龍光電的註冊資本增加到2000萬元，其中京東方以技術和資金佔40%的比例，深超則佔20%股份，其他四家彩電企業各佔10%的股份。

按照原來的計劃，聚龍光電的6代線項目將於2006年9月動工，到2007年年底量產，恰好能趕上2008年北京奧運的黃金期。但這個計劃也充滿了矛盾，合資各方就上液晶面板還是上液晶模組、是上6代線還是上7.5代線等問題分生分歧。

據説在聚龍計劃的消息流傳出來後，日本夏普於2006年6月主動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設一條7.5代線的計劃。四巨頭中的一家轉向夏普，另兩家猶豫。長虹直接撤出這個計劃，做等離子（PDP）去了。聚龍計劃瓦解。

但深圳方面與夏普、LG、三星以及友達等面板巨頭的談判，一直沒有進展。而京東方則在成都市政府的招手下，與其合作建設一條4.5代線。成都項目最大的“亮點“就是京東方創新了融資模式，解決長期虧損下資本不足難以擴張問題。2008年7月，京東方為成都4.5代線向成都高新投資集團和成都工業投資集團增發股票18億元，國開行牽頭銀團貸款16億元，總投資34億元的京東方投資項目2009年10月達到量產。因此準確來説，所謂“合肥模式”應該叫“成都模式”。

2009年6月，準備簽約的夏普突然決定改為與南京合作，致使深圳的計劃一下子走入死衚衕。當時深圳市曾再度向京東方招手，京東方有意再入深，但當時合肥也向京東方敞開了懷抱：土地已經備好；深圳能給多少，合肥就給多少（合肥市為這個項目準備投入60億-90億）；書記市長齊上陣，全力支持；如果夏普也來找合肥，合肥不受干擾與京東方合作。2008年9月12日，京東方與合肥市簽訂了建設6代線的框架協議。據説當時深圳剛剛經歷人事震盪，新的領導於9月11日再度向京東方伸出橄欖枝，請京東方王東昇到深圳吃飯。但京東方與合肥第二天就要舉行婚禮了。2009年4月，京東方合肥6代線項目動工，總投資175億元，其中合肥市出資30億。之後2009年8月，京東方與北京市政府合作建設8.5代線上馬，總投資280億元。

TCL集團的董事長李東生向深圳市領導提出了組建團隊自主建8代線的建議（TCL是原定承擔與夏普合作建線任務的中方企業）。深圳時任新代市長立刻支持這個想法。

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如果項目能幹成當然是大好事，但如果失敗，決策者也頗有壓力。風險如此之大的原因是：第一，該項目投資巨大（後來的預算是總投資245億元），是深圳市有史以來的最大工業項目；第二，當時並不存在一個能夠建線的團隊，只是存在招人的可能性。因此，當時市委常委開會討論時，大多數人持反對態度。

TCL進入液晶顯示器工業的想法由來已久，也是聚龍計劃的主要發起方。聚龍計劃流產後，TCL一直尋求通過與國外企業合作引進技術。2007年，TCL與三星簽訂技術合作協議，在三星的技術支持下建設一個液晶模組廠（共4條生產線）。TCL液晶模組項目的負責人是來自南京LG液晶顯示公司（模組廠）的賀成明，項目的20餘名核心技術人員也都是賀成明在南京的老部下。項目2009年2月量產，並在投產的當年實現了盈利。

TCL的液晶模組廠本來是為三星代工的，但項目的實施卻使TCL生成了自主的能力。在這個項目的4條生產線中，只有第一條線是由三星派來幾個人提供的幫助，其他三條線的設備採購則都是由TCL自主招標、採購設備並組織建設的（採用的大多是三星供應商的設備）。

TCL通過這個項目集聚了一些人才，熟悉了液晶面板行業，並在業內建立起人脈關係。2009年春天，台灣某公司董事長王先生在拜訪賀成明時説，其實你們可以通過招募台灣工程師團隊自主建設TFT-LCD生產線，台灣的液晶產業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夏普的毀約斷了深圳市和TCL通過“國際合作”建設生產線的念頭，於是李東生想起招募台灣團隊自主建線的建議，他找到陳立宜。陳立宜原是奇美在大陸業務的負責人，2009年3月因內部鬥爭而出走，與另一位離開奇美的幹部帶領一支20人左右的設計團隊準備在惠州創業，建立一家模組設計公司（design house），同時也參與了TCL的模組項目。

深圳市政府在2009年9月確定了TCL集團提交的自主建線方案（稍後正式批准）。華星光電籌備時，台灣兩大液晶面板生產商羣光（富士康旗下企業）與奇美合併，以便應對市場變局。但合併中羣創過於強勢，造成很多奇美工程師出走，使得華星光電迅速引進了近百名台灣液晶人才。據説當時郭台銘放言：去華星也沒用，我會把它買下來後，叛逃的都fire（開除掉）。

幾乎也在同時，前LG顯示業務副社長金旴植因跟高層的糾紛憤然離職，加盟華星光電並帶來十幾位LG液晶的高端人才。

2010年年初，深圳市與TCL聯合成立8.5代線的項目公司華星光電。據説王榮曾經直言，這個項目幹成了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一面旗幟。為了有個“備胎”，後來政府麾下的深超科技把所持華星光電的15%股權轉讓給三星，以便在萬一不行時可以由三星接管，同時TCL出資1億美元獲得三星蘇州項目的10%股權，形成雙方的戰略聯盟。

王榮（當時還是代理市長）親自擔任液晶項目領導小組組長。經李東生推薦，深圳市同意，賀成明被任命為華星光電的法人代表和CEO，全面負責項目；陳立宜任執行副總裁，主導技術路線。金盱植任高級副總裁，他曾負責過LG從3.5代到7.5代線的建線，彌補陳立宜缺乏建線經驗的不足；副總裁王國和曾任奇美的廠長和龍騰光電的副總經理，是建廠專家；副總裁王興隆曾任友達資深協理，一手奠定友達品質管理的基礎，由他來負責華星光電品質管理。

2011年8月，華星光電8.5代線建成點亮，到2012年2月，良率達到90%以上，滿產後穩定在94%左右。2012年華星光電便實現了3.15億元的盈利。2013年TCL財報顯示，當年淨利潤28.9億元，同比增長126.7%，華星滿產滿銷成為最大的利潤來源。2014年，TCL實現銷售收入975.56億元，淨利潤42.33億元，其中華星實現淨利潤24.34億元，佔比超過50%。

通過華星光電項目的實施，TCL成為國內唯一一家打通彩電產業鏈的企業。從規模上看，TCL華星已擁有6代、8.5代、8.6代、11代線在內的9條面板生產線，形成了不同面板世代線搭配的完善體系，在行業中處於領軍地位；從營收上看，從2012年72億元增長到2021年近802億元，年複合增長率達到31%，是行業內唯一一家一直保持經營性盈利的企業。

而通過與TCL的合作，深圳市現在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產基地。僅TCL在光明區就有t1、t2、t6、t7共四條生產線，再加上2013年3月以4.46億元，收購華映深圳液晶模組廠100%的股權獲得的模組工廠（台資中華映管2005年在深圳光明投資9000萬美元興建）。此外深圳還擁有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面板廠商天馬微電子，2021年，該公司實現營業收入318.29億元，天馬的LTPS智能手機、車載TFT、車載儀表出貨量居全球第一，剛性OLED智能穿戴產品出貨量全球第二，並在高端醫療、智能家居、工業手持、等多個細分市場保持全球領先。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京東方將成都模式移植到其他地區的項目中，先後建設了重慶8.5代線、鄂爾多斯5.5代AMOLED產線、福州8.5代線等等，做法仍然是京東方向地方政府或特定國有投資公司增發股票、地方政府繼續通過國開行注資，而京東方以小部分資本或技術入股……幾乎屢試不爽。公開信息顯示，2006年到2014年間，京東方接受各個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出資以及補貼的數額超過800億元。在這樣的條件下，2015年，京東方的液晶面板出貨量排到了全球前五。

2021年，陸系面板廠出貨總量達1.58億片，佔比為62%，刷新歷史高值，較2020年提升7個百分點。份額增長不僅來自收購，還來自於大陸產能本身的拓產。台系面板廠2021年出貨達5200萬片，佔比為20%，相比2020年減少3個百分點。台系雙虎羣創和友達在市佔比上均有收縮。韓系面板廠（含大陸工廠）出貨2900萬片，佔比為11%，比2020年減少7個百分點。份額減少幅度為四大區域之首。2022年，受TV面板經營利潤惡化，預計韓系廠商將逐步退出大尺寸LCD事業，而專注於泛OLED事業，以及更前沿的QNED、MicroLED等技術。

日系面板廠在Panasonic退出之後，大尺寸液晶面板僅剩獨苗Sharp。2021年，全球大尺寸面板市場在大部分月份保持景氣，Sharp順勢提升稼動率，帶動日系份額達到6%，增加2個百分點。

形成這樣的市場格局，京東方與華星光電功不可沒。京東方2021年財報顯示，公司全年營收首次突破2000億元，達2193.10億元，同比增長61.79%，歸母淨利潤達258.31億元，同比增長412.96%。在主要的半導體顯示器件業務部分，京東方在手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顯示器、電視等五大應用領域的市場佔有率持續穩居全球第一。TCL科技發佈的業績快報顯示，公司2021年全年實現營業總收入1635億元，同比增長112.8%；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達到100.6億元，同比增長129.3%，其中半導體顯示業務淨利潤同比增長約340%。

京東方成為LCD面板行業的領導者，目前共有14條生產線，其中4.5、5.5.5、6代線各1條，8.5代線5條，8.6代線1條，10.5代線2條，amoled6代3條，以6100萬片出貨量位居頭部，同比上漲超過30%，佔到整體行業的24%，份額增長6.5個百分點，提升幅度也居行業之首。

華星光電以堅決有節奏的產線和產品規劃成為唯一的對BOE有可能形成實質挑戰的競爭者，目前共有生產線9條，其中8.5代線3條（深圳2，武漢1），8.6代線1條，10.5代線2條，ltps-lcd線和amoled線各1條，2021年在65、75寸等大尺寸出貨提升顯著。華星光電以約4200萬片的出貨量位列全球第二，市佔提升至17%。

京東方和華星光電兩家公司合計全球份額41%，佔陸企市場份額（62%）的三分之二。

四

迄今為止陸資面板企業並沒有受到貿易戰與科技戰的衝擊，但芯片產業就不同了。無論是陸資芯片代工巨頭中芯國際，還是華為海思這樣的芯片設計公司，目前都面臨着制裁的嚴峻形勢。

筆者在前述《深圳芯片大結局》一篇中，曾述及了中芯國際在2008年決定於深圳建設8英寸和12英寸各一條集成電路前工序生產線。其中8英寸晶圓廠於2014年投產，生產工藝為0.35微米到0.13微米。

8英寸產線並未傳出深圳政府入股或投資的消息。可以想見，必要的土地、水電、税收等政策優惠是必然的，政府配套建污水處理廠。到2021年3月雙方宣佈合作建設12英寸產線時，總投資23.5億美元中，中芯深圳公司和深圳重投集團（出資5.6億美元）分別擁有約55%和不超過23%的權益。中芯國際和深圳政府將共同推動其他第三方投資者完成餘下出資。2021年11月，中芯控股已同意向國家集成電路基金（“大基金”）II轉讓於深圳合資協議項下已認繳但未繳出的資金5.313億美元，佔據中芯深圳股權的22%。

這裏的深圳重投集團，即是於2019年5月組建的代表深圳政府投資重大產業項目的平台，註冊資本為20.8億元。深超科技成為深重投的全資子公司。深重投出手的第一大單就是“重投天科”。

第三代半導體碳化硅晶片研發商天科合達，公司設立於2020年10月，當時深重投以7200萬元持股45%。2022年6月底，公司增資擴股，深重投出資8.8億元，持股比例下降到40%，寧德時代以1.5億元持股6.8%。該公司正在建設6英寸碳化硅單晶襯底及碳化硅外延片材料生產線，項目一期投資32.7億元，達產後將實現年產10萬片碳化硅襯底與25萬片外延片。

2021年8月，重投集團下屬全資子公司“深超科技”作為投資聯合體之一還參與了北大方正集團重整（中國平安主導），單獨併購（未披露出資額）北大方正集團持有的方正微電子全部權益。方正微電子的工廠位於深圳龍崗區寶龍工業區，擁有兩條6英寸晶圓生產線（分別建成於2003和2008年），據説月投達5萬片。此外據説方正微電子是國內首家實現6英寸碳化硅器件製造的廠商，開發的13個系列的碳化硅產品已進入商業化應用，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另外該公司據説成功開發出使用6英寸硅基氮化鎵材料製備的HEMT和SBD器件，耐壓超過1200V，性能居國內領先水平。

2022年6月，深重投則與華潤微電子聯合深圳市引導基金以及深圳市寶安產業投資集團，共同出資設立了潤鵬半導體（深圳）有限公司。該公司據説將在寶安建設12吋集成電路生產線。

除了直接的戰略投資，深重投還作為LP出資股權投資基金，從這些基金的投向看，目前，深重投主要投向半導體專項基金。其新近出資的基金包括：2022年5月與中基國科等共同出資的深圳市重投芯測一期私募股權投資基金、4月與芯鑫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的深圳市重投戰略新興產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值得一提的是，深重投也是芯鑫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的股東。據公開信息，芯鑫融資租賃為一家專注集成電路行業的租賃公司，成立於2015年，註冊資本132億元，其股東陣容強大，包括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湖南、河南、西安等各省產業引導基金等。重投戰略新興產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設立不久，即投資了移動存儲控制芯片與智能家電MCU芯片領先企業芯邦科技。

此外，深重投也是大基金二期的LP。

雖然深圳政府也設立了諸如引導基金等一系列政府投資平台，但它們與深重投的分工顯然是明確的，深重投主要就是投資大項目，而且明説了主要就是投芯片、生物醫藥兩大產業。這些大項目可能有較大風險，但對城市的產業發展有戰略需要，必須投，且不以盈利為目的。或者説重投就是安徽模式在深圳的投射。

如果在2002年深重投就有了，那麼于幼軍的遺憾或許就不會發生。那麼中國的芯片產業空間格局就會完全改寫？當然歷史不能假設。

五

其實如果説合肥模式並非合肥首創，京東方在成都就已基本確定了這一模式的這一特點的話，那我們不得不説，早在京東方之前，深天馬就已經開始進行這種操作了。

早在2006年4月，天馬微電子與深圳中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上海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上海天馬”，註冊資本10.3億元人民幣，投資32.9億元人民幣，在上海浦東張江園區建設國內第一條4.5代TFT-LCD生產線。2008年3月，該項目就正式投產。

之後深天馬就迅速複製。2008年9月，天馬微電子與成都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註冊成立成都天馬微電子有限公司，投資建設第二條4.5代TFT-LCD生產線，項目總投資為30億元人民幣。項目簽約時間與京東方成都4.5代線相差無幾。

2008年11月，深天馬復於武漢以同樣模式投資建設第三條4.5代線。每條線深天馬的實際投資大約佔項目總投資的10-15%，以小博大，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急切心情而引入政府槓桿資金，由此實現了低成本擴張，奠定其國內最大的中小尺寸面板製造商的基礎。某種意義上，京東方不過是效仿深天馬而已。

爭論是哪個城市創造了這種招商引資模式已不重要。我們需要探討的是，中國的城市政府為何走到了這一步，這種模式對全球來説，是一種值得其它國家借鑑的政府創新，還是一種誤入歧途？

為何走到這一步？當然是招商引資的激烈競爭所致。

本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正常的方式應該是，打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從而既能夠鼓勵本地人民創業、創辦企業、發展產業，也能吸引外資和外地投資者來本地投資興業。1980年到到2000年代中期的深圳特區政府，就是這樣做的。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深圳特區根本就沒有招商引資的概念。2005年，深圳政府才正式設立“投資推廣署”，負有招商之職責，但與國內其它地區的城市相比，特別是跟長三角的城市相比，深圳在招商引資方面是極其笨拙的，效果也不佳。深圳真正開始重視招商引資，其實是自2019年開始舉辦全球招商大會起。

全中國各地區城市都去招商，而產業投資的資源其實是稀缺的，就會導致激烈競爭，內卷之下，各地都會競相推出各種優惠政策，進行政策競賽。特別是那些產業或資源基礎薄弱、不具有區位優勢的地區，被迫給出最優惠的政策，但仍然只能招到那些高污染、高耗能、地方收益極薄的產業項目。

最初的優惠政策，一般都是在土地、水電等基礎設施上打轉。因為地方政府不具有“徵税權”，因此除了中央政府允許的諸如“三免五減半”之類的税收優惠政策之外，也不具有更多的“免税權”。但還是有一些地方政府採取繞道措施，也就是通過給予等額的財政獎勵（補貼）措施，行“減免税”之實。

這樣的後果，是逼着某些產業和企業，為着優惠政策而扭曲企業的投資、經營決策。更產生一些騙子，打着投資的名義，騙取政府各種優惠措施，獲得土地之後，通過搞房地產牟利。

由是產生一個地方政府的不斷被迫升級過程。一方面在經驗與教訓（自己的與別人的）的訓練下，地方政府正在不斷變得精明與專業，對產業投資項目的辨識能力正在提高，對企業投資計劃的情報工作也做得更加細密，另外在簽訂投資協議時的法律風險預判能力也有很快提升。很多地方政府在一些較重大投資項目上，給予優惠政策時，會與投資者簽署對賭協議，並且在對地方税收的增收方面寫入明確的目標，作為對賭的條款之一。

從“園區招商”到“產業鏈招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理論層出不窮，地方政府很容易誇大自己的產業鏈中所擁有的優勢，或者太熱望於通過一個大項目的帶動而為本地建立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這其實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賭博心態正在上升到新的高度。

這就是所謂“合肥模式”最終成型的氛圍背景。因為寄希望於一個大項目帶動一個產業鏈，因此拿出鉅額財政資金去加重項目落地的砝碼也就可以想象了：賭贏了，盆滿缽滿，如果輸了呢？

對於“合肥模式”，人們往往只看到了合肥賭贏了的幾個項目：京東方、兆易創新、科大迅飛、長鑫、蔚來汽車等。但是“無冕財經”的一篇報道《合肥模式你無法複製》提醒人們，也曾經有多個失敗案例：

其一，2007年8月，不沿江（長江及其一級支流）不靠海的合肥，大膽引進了中國最大民營船企熔盛重工集團，在合肥設立了兩家分公司（合肥熔安動力機械有限公司、熔盛機械有限公司），總投資50億，準備在合肥打造全國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機生產基地。為了解決其航道問題，安徽省和合肥市共同牽頭出資12億元，改造了從派河到長江的132公里的航道，增加了巢湖、裕溪口兩道船閘，使得船舶低速柴油機能夠直接從合肥運往長江，再通過長江出海。

2010年左右，熔安動力和熔盛機械走向了巔峯，合肥市領導豪情萬丈地説：“由於合肥不靠海運港口，當時許多人並不看好熔盛重工在合肥的發展，但現在你們用事實證明了你們創造了業界‘奇蹟’。”可這個奇蹟很快就成了遺蹟。2013年造船業驟遇寒流，航運市場急轉直下，熔盛系企業深陷連環債務危機。明星企業成了“老賴”，最後只能靠拍賣土地追回欠款。

其二，2009年，合肥市斥資20億元引進日立等離子面板項目——安徽鑫昊等離子顯示器件有限公司，是合肥鑫城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2012年，鑫昊公司的總資產除去總負債，僅剩9.99億餘元，比起3年前縮水了一半。而後，合肥鑫城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分三次出讓將安徽鑫昊等離子股權給四川長虹電子集團有限公司。如今，合肥鑫城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依然持有安徽鑫昊等離子31.25%的股權，資產虧空早成定局。

其三，2010年8月，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合肥）有限公司1600兆瓦太陽能電池項目在合肥高新區舉行奠基儀式，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領導悉數到場參加開工儀式。合肥賽維的創始資金25億元全部來自合肥市。

2011年開始，全球光伏市場出現產能過剩、需求降低，賽維逐漸陷入資金鍊斷裂、債務惡化的困境。2013年秋，合肥賽維光伏產業基地經過218輪舉牌競拍，被通威集團8.7億元收入囊中，躲過了破產倒閉之劫。半年之內兩度轉手，這個號稱全球單體投資最大的太陽能電池項目得以起死回生，但合肥市政府墊資代建等鉅額經濟損失，則很難挽回了。

其四，2013年9月，合肥巢湖經開區稱，將與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投資超200億元打造世界首個生物經濟示範區，建成國際領先的生物經濟研究中心和產業基地。

但2016年4月一期工程竣工後，安徽未名資金鍊就斷裂。原本可容納30~50條生物製藥生產線的一期項目，至今沒有一條投入運行。

當然，賭博就有賠有賺。其實在深圳的產業發展史上，也多有相似的政府大規模注資失敗的案例。但人們只看到成功的案例。決策者對外也只講他決策成功的項目。

這裏面有兩個值得辨析的問題：

其一，大部分的項目運作週期，與官員的任期週期，並不匹配。正常而言，一屆政府任期為5年，一個大的產業投資項目，從政企談判到籤協議到落地開工建設到投產到看出成敗，是一個長週期，往往並不在5年之內；更何況官員的任職時間往往並不與一屆黨委、政府的任期相匹配，大量主官頻繁調動，往往於屆中調來，一屆未滿即提拔或調離，因此主官的任職時間與項目的運作週期往往不相始終，如是，許多項目一屆主官往往只能開個頭，而管不了結尾，因此事實上無法追究決策責任。何況一個大項目，主官往往將之安排為集體決策的形式，如市政府常務會議及市委常委會一致通過，也使得責任的追究無法落實。

其二，除非有明確的政企勾結、行賄受賄，否則，企業及其重大產業投資項目的運行成功或失敗有諸多影響因素，更何況有產業週期的節奏問題。企業及其產業投資項目的失敗，如何歸因於地方主官的決策？在邏輯上很難找到直接因果關係。

坊間頗為詬病的所謂“新官不理舊帳”問題，大部分是這種情形。往往是舊官當初喜滋滋地剪綵開工的項目，到新官時期風險已經畢露，新官不願意為前任、前前任的決策承擔責任，從政治倫理上來説，似也可以理解。

倘若失敗案例只是偶然，甚或佔比不高，那麼我們還可以在產業經濟學的範疇之內視之；但是倘若失敗與成功的機率一半一半，甚或失敗的可能性更高，那麼這就不再是一個產業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學問題了，即我們必須從政治學上反思：直接介入微觀經濟運作，是否應是一個政府的業務範圍？高度風險厭惡的財政資金，應否投入到高風險的產業投資項目中去，哪怕是以國有投資基金的形式？也就是説，國有資本大規模進入風險投資領域，會不會最終表現為一些弊端而非優勢？

六

在論證“合肥模式”的合理性時，國內學者往往引用“地方政府錦標賽”理論。

北京大學周黎安等於2004年提出，上級官員主要依據經濟增長來考核和提拔下級官員，因此下級官員有着很強烈的動力來發展經濟以求能夠獲得政治上的升遷，因此形成一種地方政府的政治錦標賽制度。

這一理論有着明顯的缺陷，即無法有效證明官員提拔的決定者組織部門（或一級決策者），是否建立了這樣一種績效考核體系，並以此作為幹部提拔的依據。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案例能夠證否之。

假設組織部門是擇優才而用之的話，從定性分析的角度來説，能體現一個幹部才幹的，也絕對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成就。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時期，幹部的才能至少體現在三方面：改革、發展和穩定。現在可能部分權重會下降，而部分權重可能上升了。

從另外一方面來説，可能事實會是：主政期間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績，最多隻能算是獲得提拔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其實也不是必要條件，只是可以拿來説的一種因素而已。

如此，我們必須在更多元的理論框架下，來探討地方主官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倫理角度、或者官員個人自我價值實現的角度之類的。

問題是，官員為何不願意把更多的財政資金用來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務，或提升居民的社會福利，而是用來做風險投資、去砸向重大的產業項目？前者同樣可以自我價值實現或“造福一方”，也同樣可以作為政績向上表功。

這確實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學課題，涉及到上層與地方的複雜博弈關係，這種博弈關係一定程度上能夠對沖政府權力過於集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但這種博弈過程，成本也是高昂的。

筆者認為，倘若要解釋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邏輯，較“地方政治錦標賽”理論更有價值的，其實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公司型地方政府）理論。

這一理論的最早提出者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戴慕珍。“公司型地方政府”最初只是她用來解釋地方政府幫助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現象。

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大致可以表述為：地方政府在自己所轄的行政區域內，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以對各種行政資源的控制和支配為資本，以商業行為和超經濟強制為背景的市場交易為經營手段，以獲取民眾廉價勞動力的使用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

所謂“經營城市”，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當做一種綜合性的、多元化的、龐大的特殊資產或經濟實體加以經營，在這種經營中實現價值增值，在有限增進社會福利的同時實現政府自身收益最大化。

人們對“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最形象的描述，就是地方政府將一個城市當作一個公司來經營，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市長就是“總經理”，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就是監事會主席；組織部長就是“人力資源總監”，宣傳部長就是“公關總監”，財政局長就是“財務總監”。如是，一個城市的GDP就是公司的年度總營收，而“地方財政收入”就是淨利潤。

對於一個地方主官來説，與其説他看重GDP即公司的年度總營收，不如説他更看重公司的利潤總額即地方財政收入水平。因為無論是地方政府的日常動作需要“吃飯財政”來保障，還是城市的基礎設施或地方的經濟發展需要“建設財政”或“發展財政”來投入，以及公共服務體系需要“公共財政”投入，財政沒有錢就沒有一切。

對地方政府來説，財政收入有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本地經濟中產生，另一則是由上級政府轉移支付補貼。本地經濟中產生，在過去20年裏，除了税費收之外，地方政府發明了“土地財政”，利用實際掌控國有土地的權力，而通過賣地獲得收入。經濟學者認為，在過去的招商引資中，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夠將工業用地以極低的地價，甚至免地價送給產業投資者，所依賴的就是“土地財政”，即通過住宅用地的高地價來平衡工業用地的超低價。但以超低工業用地的代價，必須能夠換取產業投資所產生的税收，否則地方經濟就難以為繼。

戴慕珍曾經給予這種“地方性國家統合主義”以高度評價，認為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成功地通過制度安排能夠完成經濟增長的任務，這是制度優勢。

對此人們爭論較大。雖然事實是，這種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操作，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並且在某些產業領域確實建立了中國的產業優勢地位。前述面板產業即是如此。但其有效性其實基本只限於相對技術成熟的產業，或者某一產業中相對技術成熟的鏈條、環節。它並不能支持創新，也不能支持中國企業在某個產業鏈中建立相對全球的技術創新優勢。

例如，在深圳的產業體系中，政府砸巨資支持的芯片和麪板產業，迄今為止都是技術成熟的環節，無論是中芯的8英寸或12英寸集成電路生產線，還是TCL華星光電的4條面板生產線，均並未在全球具有技術領先性。當然，建立這樣的核心生產能力對產業鏈安全仍是重要的，但深圳的地區創新網絡並不能靠這樣的產業投資建立起來。

有人指出，隨着改革的推進，在市場體制已經基本建立的條件下，深度捲入市場運行的“地方性國家統合主義”，已經很難再作為具有比較優勢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