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陳毅同志二三事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2-08-05 10:20
作者:餘湛(1921.2.17~1992.3.11),漢族,湖北省英山縣石頭咀鎮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原外交部副部長。建國前,長期在軍隊工作。1950年入外交部,歷任駐波蘭使館一秘、參贊、蘇歐司副司長,中國駐加拿大特命全權大使。
我第一次見到敬仰已久的陳毅同志,是在世界著名的“冒險家樂園”——上海。那是1954年的夏天,我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康矛召同志和我受外交部委派,帶領一批參贊、武官和秘書到上海蔘觀學習,沒有想到身兼華東和上海黨政軍多種要職、日理萬機的陳毅同志竟然對我們這個小團體給予那麼親切周到的關懷。
後來成為我的好友的俞沛文同志,當時是上海市的外事處長。他告訴我:“陳市長對你們來參觀很重視。他囑咐,你們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外交官,第一次回國參觀,要看看上海各方面的情況,好的、壞的、進步的、落後的,都看看,讓你們出國後知道如何發展我國和外國的合作關係,向人家學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

20世紀50年代初期,陳毅(右三)、陳丕顯(左二)、潘漢年(右一)、王堯山(右二)等上海市領導尋訪老漁陽裏2號。(資料圖)
他還説:“上海是個有名的城市,帝國主義分子曾經譏笑我們,説我們能夠佔領上海,但管理不了上海,不久就會向他們求援。有些外國朋友對上海也會關切的。你們不妨向那些新上海的朋友介紹一下,我們是怎樣把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大流氓橫行霸道,而人民無尺寸權利、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醜惡現象充滿大街小巷的舊上海改造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經濟欣欣向榮、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新上海。”
陳毅同志還説:“我們的年輕外交官也可能想在上海買些國貨,外事處應該給提供方便,不要怕麻煩。”俞沛文同志對陳毅同志交待的任務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積極完成,使我們學到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東西。
參觀的高潮是陳毅同志親自邀請上海文藝界的名流和我們聯歡座談,讓我們介紹國外文藝動態,也讓上海文藝界的同志介紹新上海的情況。末尾,陳毅同志講了一段話。他説:“我們不僅要同外國發展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科技關係,還要發展文化關係。豐富我們的文化生活,也要同他們進行文化交流,增進我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的友誼。”
他講到地方戲的長處時,還特意提到上海的地方戲——滬劇。他説:“地方戲有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能夠較快地反映現實生活和現實鬥爭,團結人民,鼓舞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為克服困難、發展經濟、繁榮文化、改善人民生活而奮鬥。”
這段話,我覺得至今還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事情很明白,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如果我們真正希望由窮變富,由落後變先進,唯一的辦法就是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鼓足幹勁,同心同德,艱苦奮鬥,堅定不移,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決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自我泄氣,離心離德,好吃懶做,幻想到富國去吃現成。
一百多年的經驗和現實的生活都清楚地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抱着自私的目的,收留少數移民或難民是可能的,絕不會懷着菩薩心腸,慷慨解囊,幫我們發財致富的。別看他們民主呀!自由呀!人權呀!成天叫得震天響,在這些把個人主義奉為至高無上原則的國家裏,絕不會有人白白供養我們吃喝玩樂不要代價的。
退一萬步説,真的有人願意這樣做,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富國甚至一批富國能夠養活我們11億人,更談不上讓我們過上富裕的生活。
這年10月7日,是波蘭的西部鄰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慶五週年,陳毅同志應邀前去參加慶祝活動之後,順道訪問波蘭。大使館派我陪他訪問,我格外高興,覺得夏天在上海只見到一面,這次有機會更多地接受他的教誨。
離華沙不久,我便意外地發現,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元帥,除了與主人親切交談外,也很樂意和我“擺龍門陣”。他説話非常風趣,有時也很嚴肅,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很注意瞭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但澤、但澤走廊和東普魯士的現狀。我盡我所知,向他作了彙報。

今格但斯克
但澤就是我們要去參觀的波蘭最大港口格但斯克,現在那裏有波蘭最大的造船廠,也是波蘭同我國通航的最大港口。二戰後,東普魯士北部併入蘇聯版圖,南部劃歸波蘭。原先住在那裏的容克貴族和東普魯士人都被遷走了,原來位於但澤和德國之間的波蘭領土,即所謂但澤走廊,自然仍歸屬波蘭。原屬德國的斯德丁新港(注:波蘭人稱什切青)作為奧德-尼斯河邊界的一部分也劃歸波蘭了。這些地方是作為蘇聯劃去寇松線以東二戰前屬於波蘭領土的補償而劃歸波蘭的。波蘭把它叫做西部領土。據波蘭同志講,西部領土在波蘭建國之初就屬於波蘭,後被德國所佔,而波蘭又佔了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經過調整,波蘭人民是居住在自古以來就屬於他們的領土上了。
陳毅同志問:“那些現在在西德叫喊要回老家的所謂難民黨是不是從這些地方遷走的?”我説:“大部分是的。”陳毅同志沉默了一會,自言自語地説:“看來解決了舊的矛盾,又產生了新的矛盾。”果如所料,1990年德國統一後,波德邊境問題就突出出來了,波蘭抓緊機會和忙於兼吞東德的聯邦德國簽訂了邊界條約,再次肯定了這條邊界。最近波蘭外交部的發言人也聲稱,在目前波蘇邊界談判中,波蘭不謀求改變邊界。看來波蘭人認為維持戰後的波蘭邊界對波蘭是最好的選擇。
回到大使館後,陳毅同志同曾湧泉、楊琪良和我坐在一起,談起參加民主德國國慶的感想。
陳毅説:
“
國慶節搞得很熱鬧,“德蘇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的口號喊得很響,但我仔細想想,德蘇友誼並不那麼牢不可破。德意志民族自命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戰爭雖然打敗了,他們這種自豪感並未喪失。
事實上,沙皇俄國本來就是個落後的帝國主義,十月革命後,蘇聯雖然進步很快,但時間太短,還是沒有趕上戰前德國的水平。但是,現在蘇聯東歐搞產品標準化,要民主德國的許多工業品放棄它的先進標準,採用蘇聯的落後標準,這種做法不僅對發展工業不利,也不能叫民主德國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服氣。
民主德國總共只有1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蘇聯在那裏駐了40多萬軍隊,平均每平方公里4個蘇聯兵,民主德國的人民看着就那麼高興?我看把軍隊駐在別的國家總不是個事。
別看會場上,遊行隊伍裏德蘇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喊得很熱烈,那是表面現象,在這種美好的口號下面隱藏着社會主義國家不團結的因素,不知道哪一天要爆發出來。我不是危言聳聽,只是擔心有一天要出大問題,聾子放爆竹——散了。
”

陳毅
我們都被他那坦率、激動而又帶有隱憂的談話所吸引,而靜靜地坐在那裏傾聽着,沒有一個人動一動或咳嗽一聲。但是我心裏很不平靜,覺得只有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才能知微見著、居安思危,發出這一番關心社會主義世界未來的肺腑之言。
陳毅同志談罷德國問題後,突然問我們:“波蘭和蘇聯的關係怎麼樣啊?你們研究了嗎?”我心想,我們對波蘇關係並非沒有看法,只是覺得這是個敏感問題,又不和我們的工作直接相關,所以沒有認真研究過,被他突然一問,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大家默然相視,沒有一人作聲。陳毅同志掃了我們一眼,自己拿起杯子喝茶。
我覺得對他的問題一聲不響至少不太禮貌,便不痛不癢地回答了幾句。我説:“最近赫魯曉夫到波蘭來了兩次,在兩次宴會上即席發言都説到,‘波蘇關係怎麼樣?有人議論波蘇關係,我看很好嘛,過去是好的,現在也是好的。’我感到波蘇關係似乎有點什麼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對我們都不願多談。戰前波蘭政府敵視蘇聯,吃了大虧。現在波蘇友好是波蘭外交政策的基礎。至於有什麼問題,他們不談,我們也不便問。”
陳毅同志説:“你們不搞秘密情報工作是對的,但是你們住在這裏,要研究問題,不要滿足於瞭解表面現象,否則一旦發生問題,你們就會不知所措。”他又説:“中央和我談了,想叫我做外交部長。我説,外交部長不好當,我怕當不了。這個問題現在還未定。我今天只是談點個人感想,不是指示,不要向別人傳達,你們三個人知道就是了。”

陳毅與周恩來
1958年初,我從波蘭調回到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工作,陳毅同志已經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了。從此,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十多年。慢慢地大家熟了,既不叫他副總理,也不叫外長,都親切地叫他陳老總。
他遵守外事紀律極嚴,常對我們説:“外事高度集中,不可自作主張、自行其是。中央叫我當外長時,我向周總理請示注意事項,他告訴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外交授權有限,遇事要請示報告’。”我們有事請示他,他總是説:“請示我個啥子喲!我是執行者,決策的是毛主席、周總理。”
1959年9月8日,蘇聯臨時代辦約見陳外長,我陪見。代辦交來了塔斯社關於中印邊界武裝衝突的聲明,説是要徵求我們的意見,但不等我們答覆就發表了。
這個聲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實際上偏袒印度。陳老總聽完翻譯後,臉色都變了,立即起身送客。蘇聯代辦還不知趣地説,在中印邊界衝突上,蘇聯政府將站在中立立場。陳老總沉着臉説“我沒有什麼可説的,我報告中央”,並立即同他握手告別。大家不約而同地站在原地沒動。蘇聯代辦沒趣地自己走出門外後,陳外長對我説:“什麼話!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武裝衝突,蘇聯竟站在中立立場上。叫我説什麼好?只好報告中央。”説罷,抬起腿一陣風走了。當時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真是一個立場堅定、嚴守紀律的外長。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之際,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率代表團前來參加慶祝活動。圖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首都機場陪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檢閲儀仗隊。(《新中國外交五十年》圖)
9月30日,赫魯曉夫訪美歸來,率領蘇聯一個龐大的黨政代表團參加我國國慶十週年活動。毛澤東主席親赴機場把他接到釣魚台國賓館18樓。他剛坐下,便眉飛色舞地説美國真富呀!到處是高樓大廈,滿街都是汽車。毛主席和他坐在一個沙發上,側身望着他,沒有搭腔。他還是興致勃勃地説:“我到了戴維營,見到了艾森豪威爾,他叫我my dear friends(我親愛的朋友)。”看來話不投機,毛主席起身請他到房子裏休息,説晚上還要見面。
10月1日中午,彭真和陳毅同志到賓館陪赫魯曉夫和蘇斯洛夫午餐。赫魯曉夫又説美國如何富,高樓多,汽車多,工人工資多,不革命。他們失業津貼比我們工人工資還多,還想革命?美國沒有殖民地,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都獨立了,美國也不會倒台……彭真和陳毅同志插不上嘴,只好聽他獨自説得起勁,不好插話。有時彭真同志想轉個話題也轉不過來。他滔滔不絕地説,陳毅同志乾脆埋頭吃飯。飯畢告訴他:“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在天安門看焰火,餘湛陪你去,他專門接待你,有事只管找他。”
説來也奇怪,一個不是黨員的圖波列夫,與蘇聯共產黨的領袖赫魯曉夫對美國的觀感恰恰相反。圖波列夫上午在天安門看到我們聲勢浩大、整齊嚴肅、鬥志昂揚、五彩繽紛的遊行隊伍讚不絕口,拉着我到處拍電影。晚上看到星光四射、百花齊放的焰火和滿場歌聲起伏舞蹈翩翩的壯麗景色,更是驚歎叫絕。相機拍個不停。他説:“這才叫文明之邦。多麼生機勃勃的景象啊!美國有什麼?除了高樓、汽車,還是高樓、汽車。他們的悲劇是沒有文化,別看他們今天富有,沒有文化的社會終究是要沒落的。”
10月2日,中蘇兩黨會談。赫魯曉夫為了同美國的關係,作説客,勸我們釋放美國間諜,強烈暗示我們暫時允許台灣獨立,譴責我們在中印邊界衝突中打死了印度人,等等。赫魯曉夫的這些錯誤言論,理所當然地遭到我方反駁。赫魯曉夫對陳老總特別氣憤,説:“我是中將,你是元帥,説不過你,我不同你握手。”
在接待外賓的彙報會上,當我剛講到赫魯曉夫的名字時,陳老總厲聲制止,他瞪着兩眼説:“餘湛!你要幹什麼?”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轉了話題。他也不做聲了。我心想,陳老總胸襟開闊,顧全大局,並不和赫魯曉夫一般見識,果然是這樣。事後,他對我説:“中蘇關係,關係世界大局。雖然我們有分歧,但要把分歧保持在兩黨高層內部解決。毛主席告訴我們,既要堅持原則,也要堅持團結。他們不反美,我們也要反美。他們不同我們講團結,我們也要和他們講團結。你懂得這個道理嗎?”我説:“懂了。”他説:“懂了就好。”陳老總説話乾脆,從不囉嗦!
國慶十週年中蘇兩黨爭論之後,我發現陳老總常常面無笑容,獨坐沉思,顯然是在思考重大戰略問題。他看到我,只要有空,便向我發問:“餘湛,你看我們放下反美的旗幟好不好?省得和老大哥吵架啊。”我起初覺得他問得奇怪,説:“那恐怕不行吧。”他問:“為什麼?你們當司長的,要多動腦筋,多想些世界大事啊!”
我説:“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而且應該和平共處以至合作,但帝國主義總是擔心社會主義終有一天會取代它,不論‘戰而勝之’也好,‘不戰而勝’也好,反正它不消滅社會主義總不甘心,睡不好覺。你不反它,它也要反你。甘心當它的亡國奴,人民通不過,我看沒有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同意。所以,我們反對美帝也是被逼出來的,這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吧!美國以‘世界憲兵’自居,到處反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能不同情和支持它們的正義鬥爭而自我孤立嗎?”
陳老總説:“還要加上一條,中美兩國人民也應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現在老大哥不想反美,也不要我們反美。我們反,他就要反對我們。從前,斯大林時候還好辦些,在反美問題上總算一致,只是要我們同他‘對錶’。現在赫魯曉夫既要叫我們同他‘對錶’,還要我們放棄反美旗幟,我看今後的外交更難辦。有人説,核時代一來,馬列主義的時代過時了,革命千萬搞不得,一點火星就能爆發毀滅諾亞方舟——地球的世界大戰。”
我説:“現在世界上到處都燃起了民族解放的大火,也沒有引起世界大戰。”陳老總説:“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不會放過我們的,用戰爭的辦法消滅不了我們,也要用顛覆的辦法消滅我們。我們應該聯合一切反帝的朋友和它鬥,我看還是要把反美的旗幟舉得高高的,絕不能把它放下。至於原子彈,那不過是嚇人的紙老虎,還是毛主席説得對,把地球炸穿了,那邊就是美國。”陳老總説罷哈哈大笑,“同志哥,看來我們還能想到一道。”

1969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首都機場會見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前排左二)。(《新中國外交五十年》圖)
1965年2月,柯西金訪問越南和朝鮮,兩次路過北京。周總理和陳老總都去機場迎接,周總理陪柯西金,陳老總陪葛羅米柯。從機場到釣魚台的路上,兩人都勸説他們不要開赫魯曉夫通知召開的那個分裂會議,另外開個團結的會議。把客人請到房間休息後,周總理問:“陳毅同志,怎麼樣?”陳老總説:“擀麪杖吹火——一竅不通。”
柯西金從越南迴來後,要求見毛主席。我問陳毅同志,他説:“我向主席請示了,建議見一下,他不見。”
我説:“還是見一下好。”
陳老總説:“我已説過了,你去説嘛!”
我笑了笑,説:“我不好直接請毛主席見我,你要不願再提,就説我請求你轉達我的建議好嗎?”
陳老總説:“你説説你的道理。”
我説:“一是送佛送上西天,把好事做到底嘛。柯西金路過北京,對我們有三個要求,一是接待他,二是和周總理會談,三是見毛主席。前兩件事我們都做了,他無話可説。最後一件事再做了,他就完全無話可説,兩黨談不攏,責任不在我們。二是要考慮蘇聯人民的反應,不論怎樣,柯西金還是蘇聯總理,他到了北京,要求見毛主席,毛主席不見,蘇聯人民不好理解。毛主席最重視人民的意見,我覺得這一條毛主席肯定會考慮的。”陳老總聽了默不作聲。

1965年2月,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等會見途經北京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前排左六)。前排右六為蘇共中央書記安德羅波夫。(《新中國外交五十年》圖)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終於和柯西金進行了一次長談,但是蘇聯主意已定,誰説也沒有用。這是毛主席最後一次會見蘇聯領導人。可惜的是,毛主席別的話蘇聯不聽還可以,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蘇聯人沒有聽,這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結果出了珍寶島事件,核武器也在我們頭上飛舞,這就不能不影響世界大局了。不過陳老總為了中蘇團結還是盡了他的努力了。
到了晚年,陳老總和幾位元帥奉毛主席的指示研究國際形勢。他們根據形勢的變化,提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建議。看來,後來中美關係的打開和他們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建議是有關的。
陳老總對我們教育最多的,要算教育我們努力學習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形勢,解決外交問題。陳老總和周總理一樣,衷心尊敬毛主席,崇拜毛主席,但是崇拜不是“迷信”。
陳老總説:“我們也不是一開始就認識了毛主席的,而是後來實踐證明還是他比我們高明,我們才逐漸佩服他的。現在不興叫崇拜,其實這就是崇拜,是革命鬥爭的需要,‘迷信’就不好了。如果我們號召中國人民都不信任、不擁護中國共產黨,能把革命鬥爭搞勝利嗎?還在井岡山時代,毛主席就非常重視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強調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而不是從書本出發。現在大家知道這條道理很重要,可是那個時候不是都知道。就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毛主席也要研究研究,看看是否合乎實際。合乎實際的就傳達貫徹,不合的就給我們幾個負責同志看看,然後放在抽屜裏,不傳達,不執行。毛主席説,上級來了指示,不管合不合乎實際就盲目執行,那是懶漢的辦法,沒有不壞事的。”
陳老總説:“我曾問他,我們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共產國際的指示不執行成嗎?他説,‘共產國際給我們有個總的指示,這就是要我們把革命搞勝利。如果它的指示符合實際,能把革命搞勝利,我們就執行,否則就不執行。’所以,現在我們向外國朋友介紹經驗,總要向他打個招呼,説這是中國的經驗,不一定符合他們的實際,只能供他們參考。”
陳老總説,毛主席的思想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許多經驗是用革命烈士的鮮血寫的,我們好好學習,凡是能在外交上應用的都應該用。這樣的經驗很多,比如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處理友好國家的關係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堅持團結的原則;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又聯合又鬥爭的原則;經過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鬥爭時要防左、聯合時要防右的原則;團結多數,打擊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原則;從最壞的情況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的原則,等等。

1965年9月,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就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問題發表重要講話,表達了中國人民捍衞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決心,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新中國外交五十年》圖)
陳老總個別談話、大會講話,不止一次號召大家學習和運用毛主席的思想原則和實踐經驗,號召大家補充。可惜我不是個好學生,除了陳老總每次提的那些外,我一條也沒有補充上來,記的這些也不知是否都記得準確,至今還感到慚愧。
有人稱陳老總是“元帥外交家”,我看他是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外交家。
有人曾經對陳老總百般污衊,妄圖把他打倒。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九十一人大字報”不是陳楚、韓敍、趙政一和我四個人寫出來的,而是外交部絕大部分領導幹部在毛主席實事求是思想的指導下共同研究的結果。要求在上邊簽名的也不止九十一人,還有外交部的許多幹部,以及我國駐外大使館的武官和商務參贊等等。最後一位簽名的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説:“‘九十一人大字報’有什麼不好,我看寫得很好嘛!我就是歡喜九十一,我就站在他們一邊。”
還有人假冒陳老總腔調,造謠説陳老總偽造毛主席的指示“陳毅是個好同志。”

毛澤東出席陳毅的追悼會
在舉行陳老總追悼大會的那一天,毛主席自己決定前去參加追悼會,當着陳老總的夫人張茜同志、西哈努克親王和許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的面説:“陳毅是個好同志。”
事後,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説,毛主席硬是為陳老總補了這樣一條語錄——“陳毅是個好同志”。
陳毅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陳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銘刻在我們心中。
**公號説明:**本文由余湛大使之子餘敬東先生整理、提供,如需轉載請後台留言,轉載時請註明作者及稿件來源。
未完待續~
作者 | 餘湛 供稿 | 餘敬東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