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羅伊案之後，美國新內戰到來？ | 文化縱橫_風聞

劉晗 | 清華大學法學院

**【導讀】**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近50年前的羅伊案，從而否定美國憲法保護女性墮胎權的司法先例，將墮胎規制權（乃至禁止權）下放給各州立法機關。此事在美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美國政界和社會的撕裂也因此出現劇烈化趨勢。推翻羅伊案之後，美國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本文認為，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的判決可以從司法和政治兩個維度進行分析。從司法角度來看，該判決及其涉及的憲法解釋爭議，標誌着美國最高法院內部的嚴重分裂和法院自身結構的黨派化和政治化。從政治角度來講，該案是美國近年來意識形態內戰激化的結果，也進一步激化了意識形態內戰。甚至，以此案為促發點，美國正進入一場類似南北戰爭性質的內戰，雖然其作戰方式不再是正規軍的對抗。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第54-63頁，原題為《推翻羅伊案之後：美國內戰2.0？》。**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推翻羅伊案之後：美國內戰2.0？

一個社會的災難性解體或死亡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現象，儘管它確實在某些情況下發生。從單一社會逐漸形成多個社會是比較常見的現象。

——愛德華·席爾

202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下簡稱“最高法院”）再次成為美國社會的風暴眼，甚至成為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6月23日，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結果否決了紐約一項槍支許可法，該法律要求公共場合攜帶手槍的人必須展示出特殊的自衞需要，而不僅僅是自己想帶槍。最高法院認為，該法侵犯了美國公民根據憲法第二修正案享有的“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6月24日，更為震撼的是，最高法院在多布斯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同樣以6∶3的投票結果，推翻了將近50年前的羅伊案（Roe v. Wade），從而否定了美國憲法保護女性墮胎權的司法先例，將墮胎規制權（乃至禁止權）下放給各州立法機關。判決一出，立即在美國乃至全球引發巨大反響。

對此，人們的直覺肯定是，美國要亂了。然而，問題在於何種亂法？本文以推翻羅伊案為出發點，關注判決折射出的美國政治和社會撕裂；並試圖揭示，以推翻羅伊案為核心標誌，美國已不僅處於嚴重的政治分裂之中，甚至不僅進入了意識形態內戰的白熱化狀態，而且極可能進入一次新內戰的前夕，儘管此次內戰在很多方面不同於人們印象中的傳統內戰。

**▍**司法“內戰”

多布斯案在多個方面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首先，**就整個美國社會而言，墮胎問題的合法性本身就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美國憲法學界有一個説法，最高法院面臨的案件分為兩類：墮胎案和其他。**墮胎問題不但牽涉社會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宗教、國際關係等），包含深刻而激烈的價值衝突（性別平等、女性主義、個人自由、傳統道德、家庭價值等），更涉及複雜而多變的社會政策考量（公共衞生、社會福利、人口政策與生育制度等）。由於觸及個人和家庭最私密的生活領域，墮胎問題牽動了所有人的關注，因此也成為檢驗個人政治立場和政治派別的試劑。

其次，從法律角度講，圍繞墮胎問題的憲法討論關係到美國憲法理論和實踐的核心問題：如何解釋憲法。由此，在法官、律師、學者之中產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由來已久的分歧。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美國有關墮胎的法律逐漸從刑法轉向公共衞生法，最終與憲法相融合。1973年的羅伊案正是這一趨勢的助推器。**今天，美國人談論墮胎問題總少不了憲法權利的話語：支持墮胎的人訴諸自由權和平等權，反對墮胎的人則訴諸人格尊嚴和生命權。最高法院作為糾紛的裁判者，也介入了圍繞墮胎問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鬥爭。墮胎問題也成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憲法解釋問題上的鬥爭焦點。**自由派認為憲法法條的解釋應該採取比較寬泛的原則，順應時代的變化和發展，這被稱為“活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方法——憲法就好像一棵在不斷生長的樹。即便原初憲法裏沒有提及墮胎權，也可以在這棵樹上結出來。保守派則認為，憲法解釋應該遵循憲法文本的原始意思，或者憲法制定者的原始意圖——這被叫作“原旨主義”（Originalism）。對於保守派來説，憲法裏沒規定的事項，應該交給聯邦或各州民選立法機構決定，而非由聯邦法院裁定。

從多布斯案的處理過程、最終結果和社會反應來看，推翻羅伊案真可謂史無前例的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案件處理過程中，甚至出現了法院判詞草稿泄露事件，這在歷史上聞所未聞；有的保守派大法官的家庭住址都被“人肉搜索”出來，甚至出現了刺殺大法官的行動。在判決結果中，保守派6名大法官，特別是特朗普提名的3名大法官，不出意料地否定了墮胎權。以上因素都促成了此次判決之後極為激烈的社會反應，也改變了之前最高法院在美國社會中的公共形象和政治家對它的態度。

對比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Bush v. Gore），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變化。在2000年總統大選出現重大爭議而懸而未決的關鍵時刻，最高法院介入糾紛，果斷地決定了選舉的最終結果，將小布什送上總統寶座。作為總統大選和憲法案件中的雙重輸家，戈爾在宣判之後即發表聲明，承認法治是美國民主的基石，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對憲法案件的終局判斷，即便他個人不同意判決，也選擇尊重並服從。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無法想象美國政治家還能具有戈爾一樣“高風亮節”和“顧全大局”的政治品質。在日益激化和極化的政治鬥爭中，民主、共和兩黨都無所不用其極，不再顧及是否體面。

2022年，當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的判決草稿泄露之後，包括總統拜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前總統奧巴馬在內的高層民主黨人一致聲稱，該判決是共和黨控制的最高法院駭人聽聞的政治行動，是極右翼破壞美國憲法和法治傳統的行為。正式判決出來之後，民主黨鋪天蓋地的攻擊更是無須贅述。另一邊，共和黨和保守派雖然為判決結果歡呼，但也譴責了判決草稿泄露事件。一些共和黨人甚至將其描述為左翼的叛亂和恐怖主義行為，目的是恐嚇大法官。

更為嚴重的是最高法院內部的分裂。**雖然晚近三十年來，大法官們內部已經逐漸形成針鋒相對的兩派陣營，重大案件的判決結果幾乎都是5∶4，但法院作為中立裁判者的形象並沒有受到根本動搖。一個重要原因是，總有中間派和搖擺票有意無意地維護了法院的非政治化形象。**現任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雖是小布什總統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卻在2013年涉及奧巴馬醫改法案的案件中投出關鍵一票，實際上支持了奧巴馬。羅伯茨的理由正是：不讓法院看起來像是個黨派性機構。

1992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中的奧康納大法官同樣如此。凱西案是最高法院第一次獲得機會考慮是否推翻羅伊案，其中最關鍵的一票來自奧康納大法官。她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為里根提名；人們對她的保守主義傾向深信不疑，且都預測（甚至很多人期待）她會支持推翻羅伊案。然而，奧康納卻維持了羅伊案的基本判決要旨——女性在懷孕前期擁有憲法賦予的墮胎自由。她的一條重要理由是遵循先例：**即便之前判錯了，也不能僅僅因為政治壓力和社會呼聲而推翻先例，否則最高法院的中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就蕩然無存了，社會也無法維持對法律的穩定預期；如果最高法院的公共形象沒有了，美國就沒有任何中立的機構可以去裁決糾紛，整個國家的法治也無法持續。**在某種意義上，奧康納背叛了里根，卻忠誠於法院，忠誠於美國。 

奧康納大法官的説法並非僅僅是修辭。原因在於，最高法院必須維護自身中立的形象，而不完全屈從或者反映政治分化，否則就失去了其立身之本。**雖然法律專業人士都知道，最高法院已經不僅是一所法院，而是權力極大的政治機構。但最高法院參與政治的方式一定得是非政治化的：既要考慮政治因素，又要竭力避免搞政治的印象，就好比必須用乒乓球拍打羽毛球。**最高法院必須披着法律的外衣介入政治。如果公眾覺得它是個政治機構，它的權力立即會減損。換言之，最高法院的政治權力取決於公眾不把它看作政治機構。如果最高法院已經讓人明顯感覺到完全是黨派性機構，就會面臨重大公關危機。

實際上，拉丁裔女性大法官索托馬約在多布斯案的口頭辯論中就明確提出了這一點：**“在公眾認為憲法及其解讀只是政治行為的情況下，這個機構能否頂着這股臭氣挺下來？”**而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多布斯案宣判前幾周，只有25%的受訪者表示對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當大的信心，創下了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

**正因此，歷史上一些有大局觀的大法官會故意違背自己秉承的立場，或者“背叛”提名自己的總統和黨派的立場，以維護法院的中立形象，進而維護法律作為美國國家統合的核心功能。**究其根本，是因為憲法對於美國來説，除了有工具性意義外，也具有象徵性意義。憲法是美國政治認同的指向，為國民尊崇、膜拜和信仰。憲法不僅是一套法律體系，也是構建美國文化特殊性和政治認同的基礎。美國憲法和最高法院乃是美國“合眾為一”的黏合劑。

此外，最高法院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一國之內糾紛的終極解決場所——糾紛最終、必將、也只能到這裏解決。正如傑克遜大法官所言：“我們最終説了算不是因為我們不犯錯，我們不犯錯是因為我們最終説了算。”然而，最高法院説了算的前提是人們尊重它的判決——即便不同意；但進一步的前提是它值得尊重。

**2022年，一切都不再那麼“温良恭儉讓”。特朗普提名的3名大法官並未“叛變”，而是忠誠地執行特朗普的保守主義路線。**這也讓本來的搖擺票羅伯茨大法官的意見不再顯得舉足輕重。最高法院內部的平衡徹底被打破。最高法院從未如此分裂過，而且似乎沒人能夠調和。“合眾為一”的核心要素——憲法和法院，如今都成為“合久必分”的導火索。

新政時期，羅斯福總統曾經以法院重組方案為威脅，迫使最高法院“及時轉向”（Switch in Time），支持新政立法。然而如今，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都無法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改變判決走向，以及大法官的意識形態格局。拜登總統遴選的有關最高法院改革的專家委員會經過研究，在最終報告中得出結論：圍繞擴充最高法院大法官數目是否明智的問題，存在巨大爭議。

19世紀60年代，最高法院的一次重大判決——斯科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最終成為內戰的導火索之一。斯科特案事關奴隸制問題。**今天，墮胎問題取代了奴隸制，構成美國國家分裂和社會撕裂的核心議題。因此，多布斯案總讓人聯想起斯科特案。**在更大的意義上，憲法是朋友和同胞之間解決糾紛的終極方式，戰爭則是敵人和異族之間解決分歧的終極辦法。然而，當憲法本身成為糾紛源泉的時候，朋友和敵人的劃分便在國家內部產生了——用林肯的話説：“於是內戰來了。”（And the war came）

**▍**文化“內戰”

**美國國父們非常擔憂共和制會因為黨爭而陷入危機。**在《聯邦黨人文集》中，麥迪遜和漢密爾頓指出，黨爭是共和制的內在痼疾，因此設計了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首任總統華盛頓則在退任之前明確警告同僚們不要搞黨爭。**時至今日，美國的黨爭卻日益激烈，甚至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是因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文化內戰”一直未能停歇，反而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時代愈演愈烈。**這場內戰使得共識不再可能，左右站隊變成常態。

這場“文化內戰”的參戰方是政治上的自由派（民主黨）和保守派（共和黨）。雙方的意識形態分歧可從兩個層面理解。一是道德文化問題（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色情等）**，自由派支持個人選擇，反對政府過度干涉；保守派的態度則與之相反。****二是經濟問題，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立場翻轉：自由派支持政府管制，秉承新政精神；保守派則主張自由放任。**此外，在氣候變化、環保政策等其他議題上，兩派也是水火不容。在疫情期間，甚至戴不戴口罩、打不打疫苗，也都會被政治化。

雙方都出現瞭如此“擰巴”甚至自我矛盾的現象（自由派支持政府幹預經濟卻反對干預道德；保守派相反）**，是出於實際政治勢力整合的考量，而非純然的理論建構。**換言之，兩黨的意識形態並非內部融貫一致的觀念體系，而是出於政治鬥爭和利益整合的考慮，採取了某種“融合主義”（fusionism），將本來對立或不兼容的觀念強行融合到一起。例如，新政自由主義依靠羅斯福總統的個人魅力，將意識形態不同但具有共同利益訴求的羣體整合在一起。戰後興起的保守主義，特別是里根主義，則將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者、道德宗教上的保守主義者和外交政策上的鷹派融合在一起。這就導致即便在兩黨內部也存在意識形態分歧。

**20世紀6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逐漸崛起，不斷挑戰新政自由主義的建制。**最終，隨着里根在1980年總統大選中的勝利，保守派開始全面掌權，併成為美國主流的意識形態。隨後，老布什的四年執政期（1988~1992）鞏固了保守主義在美國的政治地位。自由派重新全面掌控局面的最好時機，是克林頓的首個任期（1992~1996年），並一度取得很大進展，卻因為萊温斯基事件和共和黨發起的彈劾案無疾而終。2001年“9·11”事件之後，雙方曾有過短暫的休戰期，但未能持續多久。

發端於60年代的“文化內戰”根本性地改變了美國。在自由派推進種族平等（如廢除隔離、糾偏行動和推進刑事程序改革）、性別平等（如墮胎權利）和種種新興權利（如同性戀婚姻權利）**的同時，保守派則訴諸“沉默的大多數”和“道德的大多數”，反對自由派的種種政治主張。**例如，尼克松1968年當選總統，就是以反對黑白同校的“校車”（busing）和強調“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為重點政綱，回應了普通白人對自由派推行的種族政策和刑事程序改革的擔憂。里根主義中的宗教和道德保守主義則訴諸傳統價值觀，反對以墮胎為代表的自由派價值觀。在2004年總統大選中，小布什更是把道德問題和族裔問題捆綁在一起，極力攻擊民主黨候選人麥凱恩有非裔私生子。

2008年後，美國的“文化內戰”進入更為激化的時代。當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族裔和身份認同問題徹底爆發。畢竟，歷史上的美國總統全由白人擔任，奧巴馬卻是非裔美國人，且名字含有穆斯林元素（Barack Hussein Obama），因此招致很多白人質疑。2016年，“體制外人士”特朗普橫空出世，以認同問題為打擊點，成功當選總統。在競選中，他質疑奧巴馬的出生地和疑似的伊斯蘭宗教信仰；他鼓吹白人至上觀念和基督教價值，將黑人視為貧窮且暴力的羣體，將墨西哥人稱為“小偷”，同時公開貶低女性和同性戀。當選之後，特朗普發佈了禁止一系列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的“禁穆令”，甚至在南部邊境建牆阻止移民。特朗普成功地激化了以族裔和身份問題為基礎的黨派和社會分裂，其猛烈和露骨程度，即使在共和黨歷史上也頗為罕見。  

早在2004年，亨廷頓就曾指出美國的認同撕裂問題。亨廷頓擔心，美國會從“大熔爐”轉變為“沙拉碗”，也就是從有機融合走向混雜多元，原先以白人新教文化為核心的美國認同將面臨巨大挑戰。後來的發展印證了亨廷頓生前的預測。美國建國初期，聯邦層面的政治家都是白人男性，黨爭主要基於階級和經濟問題，而非族裔和身份問題。20世紀中葉羅斯福新政之時，族裔和認同問題在兩黨政治中仍不明顯，新政改革也刻意不碰觸種族問題，因此絕大部分白人工人階級支持民主黨。今天則大為不同：大部分非洲裔、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支持民主黨，大部分普通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階級）**則會投票給共和黨。民主黨爭取到了大部分白領女性和受過高等教育者的選票，而共和黨日趨宗教化、平民化。**於是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有錢的高層共和黨人利用墮胎和同性戀議題獲得白人工人階級的選票，即便共和黨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實際上不利於工人階級。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美國，白人的人口數量和顯示度正在不斷減少。數量層面，新生兒中有色人種已多於白人，過去10年拉丁裔和亞裔的人口增速遠超白人。**文化層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是2015年轟動一時的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該劇由波多黎各-墨西哥裔作曲家林-曼努爾·米蘭達（Lin-Manuel Miranda）創作，且扮演美國國父們的演員都是有色人種。近年來，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盎格魯-薩克遜新教白人也逐漸銷聲匿跡，少數族裔和猶太教、天主教背景則日益增多。因此，很多白人，特別是鄉村地區的普通白人不僅感到自己的工作被其他族裔佔據，更感到自己在文化上也被人甩在後面。這種失落感成為特朗普民粹主義生長的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網絡社交媒體平台的出現和普及進一步惡化了政治分裂。**一方面是特朗普“推特治國”和煽動民眾，另一方面是推特封禁特朗普的賬號。超級社交媒體平台使用精準算法推送信息，日益讓人們陷入“信息繭房”，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信息，無法聽到和接受相反的觀點。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化。

一句話，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分裂。關於美國聯邦共同體近乎崩潰的判斷，已經成為極度分裂的美國社會中少有的共識，分歧只在於如何崩潰。

**▍**內戰？

**近年來，説美國正在走向內戰，已經不再是“文化內戰”中的那種比喻。**除了政治家和學者之外，投資界知名人士也如是説。2021年，橋水基金總裁瑞·達利歐預測，美國在未來5~10年發生內戰的概率為30%。

從法理上講，內戰的到來不全是誇大其詞或危言聳聽，因為內戰並非只有在真正打仗的情況下才發生。**當政治鬥爭進入極化狀態，而無法通過制度化途徑解決時，社會便陷入了戰爭狀態。當選舉結果和法院判決都無法一錘定音地解決政治鬥爭的時候，內戰便已經到來了。**盧梭曾經指出，任何政治共同體都必須建立在原初協議的基礎上。例如，多數決的前提是全體一致同意接受多數決。一旦原初協議不再，政治共同體便陷入分裂，選舉體制和裁決機制都不再有效。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承認2020年大選結果，不承認拜登是合法總統，並且訴諸暴力衝擊立法機關的時候，當民主黨人不承認最高法院判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時候，甚至自由派的支持者開始試圖刺殺大法官的時候，原初的社會契約已經開始破裂。革命和分離於是取代了選舉和抗議，成為新的問題解決方案。但革命和分離都超越了法律體系，轉而訴諸有組織的暴力。

南北戰爭前夕，時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坦尼在一份判決中表示，正是由於最高法院被授予了終審權，“聯邦和各州關於各自權力劃分的爭議就不是通過軍事和武力予以解決，而是通過聽審、調查，以司法審查的冷靜和深思熟慮給予最終裁決……如果不設置這樣的公斷者，國內的和平是不可能獲得維持的。而且如果這樣的糾紛留給武力去解決，我們這個國家和人民的政府，就不再是法治政府，而法院和司法判決就會被暴力革命所取代。”但當時，沒有人再聽大法官的苦口婆心。槍炮替代辯論，成為解決爭議的唯一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政治傳統中，對建制的終極不滿常常並不體現為革命（反對派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府），而是體現為分離（失敗者退出政治聯盟，另立國家）**。**例如，美國革命並不是一場典型的革命，因為其目標並非在英國國內推翻英國政府，而是一次脱離大英帝國的分離運動。再如，南北戰爭時期，南方各州政府及理論家正是訴諸1776年獨立戰爭的原則，要求另立邦聯；甚至訴諸19世紀民族主義的自決原則，宣稱南方已經構成了一個不同於北方的獨立民族。21世紀，隨着美國聯邦政府的更加擴大和國家債務問題等諸多趨勢的演變，分離主義又開始在阿拉斯加、佛蒙特、得克薩斯等地抬頭。但在當時，分離主義尚不是嚴肅的問題。而到了2022年，討論分離的可能性已經逐漸變得嚴肅起來。

**如果美國內部的熱戰最終到來，這場戰爭必將不是一場革命性內戰，而是分離性內戰。政治鬥爭中的失敗方不是試圖“東山再起”，而是“自立為王”。如果一派試圖代表聯邦遏制分離，南北戰爭的節奏必然重演。**熟悉美國曆史的讀者自然會發覺，2022年圍繞最高法院推翻羅伊案判決的爭議，頗類似於南北戰爭前的林肯-道格拉斯辯論。多布斯案判決的邏輯類似於道格拉斯的邏輯：將爭議性問題交給各州決定。當年，此種邏輯的推演結果是蓄奴州和自由州涇渭分明、相互對抗。對此，林肯訴諸“分裂之家的危機”（Crisis of House Divided）的比喻——長此以往，美國必將分裂，聯盟必將解體。2022年，雖然議題變成了墮胎，但美國同樣面臨“分裂之家的危機”。例如，推翻羅伊案的判決做出後，數個紅州立即將準備已久的禁止墮胎的法律付諸通過和實施，藍州則旗幟鮮明地支持墮胎自由。最高法院的判決非但無法緩和紅州和藍州的對立，反而讓對立更加不可調和。

實際上，**正是由於政治分歧愈來愈大，頻繁使用暴力的跡象近年來在美國愈發明顯。**特朗普的支持者2021年1月衝擊國會是最典型的例子。此外，**美國的民兵數量也在日益增多，而且暴力性和極端性愈來愈強。**出於政治仇恨而發生的騷動和襲擊愈演愈烈，甚至很多學校董事會開會都需要警察介入，以防止一些極端的家長採取極端行動。卡爾·施米特曾經指出，一般的政黨政治並非真正的“政治”對抗：“如果國內各政黨間的衝突成為‘唯一’的政治對立，那麼‘國內的政治’局面就達到了最極端的程度；……國內的而非外國的敵-友劃分對暴力武裝衝突起着決定作用。”而其結果，就是內戰。

**暴力的另一面是冷漠。冷漠意味着國內同胞之間的政治友誼和互相共情日益減弱，敵對之情日益增加。**如在疫情時期，美國已經出現了紅州和藍州公民互不把對方當成同胞的傾向——“那是他們的問題”（that’s their problem）。再如在墮胎問題上，紅州和藍州則針鋒相對，雙方可能會互相隔離，甚至將對方描繪為惡魔。

值得説明的是，新的內戰會呈現出新的形態，而不同於中國讀者印象中的傳統內戰：**不再是南北戰爭中兩股正規軍在戰場上廝殺，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恐怖主義襲擊和“游擊戰”。**原因在於，在現代軍事和科技條件下，一國境內的反對派很難在硬軍事實力上與政府對抗，因而反對派常常拿起“弱者的武器”，通過零星的“游擊戰”和恐怖主義襲擊攻擊平民，來威脅和脅迫政府。正如一位內戰研究專家所言，“21世紀的內戰與過去的內戰有明顯不同。大戰場、軍隊和傳統戰術都不復存在。今天，發動內戰的主要是不同的種族和宗教團體、游擊隊和民兵，他們經常以平民為目標。”敍利亞內戰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近年來美國各地因為族裔認同問題爆發的槍擊案和襲擊事件，已經隱隱敲響了新內戰的號角。而最高法院否決紐約規制持槍法案的行動，勢必進一步加速這一趨勢。

**從更大的視野來看，“二戰”之後西方世界的統合性趨勢——無論是歐洲的一體化進程，還是美國羅斯福新政之後的聯邦擴權——都開始面臨危機。**西方世界或許正在經歷從康德設想的“共和國聯盟”到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狀態”的轉變。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的變化將會對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產生何種影響？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