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學歷造假,陳姓教授背後的一個另類羣體更值得注意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2-08-08 16:56
**【導讀】**據媒體報道,近期,曾流行於各大網絡平台的某知名學者,意想不到地被流量反噬,一時間學歷造假風波湧起,以至於其最終辭任名校教職。人們發現,類似學者營銷現象並非孤例,事實上,今天有一大批“明星學者”活躍於網絡平台和公眾視野之中。那麼,為什麼“學者明星化”會變成一種趨勢,耐得住寂寞做學問的學者反而變少了?
本文指出,今天學術界正面臨普遍焦慮:好好上課、發表期刊、發佈成果,已經不夠了,為爭取更多資源,學者還要學會自我營銷,讓自己的研究得到更多市場關注。過去,利他的知識分子要推廣自己的思想觀點,會在公共領域非常活躍,對各種公共議題發聲,甚至挑戰主流觀點,儘管這樣可能損害個人前途。而今天,隨着大學的企業化發展,學術界出現一種新的羣體:營銷型知識分子。他們選擇隨波逐流,不表達與主流相斥的意見,以免把潛在的捐贈者、讀者或點擊量給嚇跑了。在講座和其他學術場合,他們避免與同行發生爭論或衝突,而是熟悉商務禮儀,互惠互利。
作者指出,面向市場,影響了學者的自我認知,並催生一套新的世界觀——教授們不再是服務於校園、專業或某一知識羣體的一員,他們變成一個自我品牌。風險被內化為教授們市場思維的一部分,教職或出版上的成敗,成了個人的運氣或個人的問題,沒有什麼能再給他們保障。這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學術界內部競爭激烈,“僧多粥少”突出;另一方面,學者的焦慮、傳統學術倫理的走弱,也與“專業性”的破產有關。近年來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學術領域,所謂的“自由選擇”,給其背書的往往就是市場的認可。
**本文原載《文匯學人》第355期,原題為《營銷的重負:教授的新責任》。**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營銷的重負:教授的新責任
作者 黎文
教授的主要任務是教學和研究,過去,這兩項任務誰更優先是爭論的焦點,合起來,則是社會對這一職業的主要期待。當然,這一工作還包含了年度評審、升等互評等等。**不過現在,似乎又加了一個新任務:營銷推廣。教授們必須推廣自己任教的班級、所屬院系、所效力的專業組織,甚至直接推廣自己。**在新媒體和傳統媒體上,必須用自己的文章、課程、談話、見解乃至人格吸引關注。
是不是好好上課、在業內期刊或出版社發佈新成果這些傳統的標準,都不夠用了呢?你必須喊出聲來,我的研究和我的課程很好、很重要,必須自己去爭取資源。理想的 “全壘打”選手,是在Academia.edu或者自己建的網站上傳最新論文,同時在社交網站上發佈動向。如果不是對公眾,那麼至少要讓學校的管理層、項目資助人、學生或是其他教授知道。例如,一旦寫了新文章,出了新書,就得發郵件給舊雨新知,好言好語讓他們幫忙傳播起來。收到了贈書,也最好在第一時間貼出來廣而告之。“友誼”在營銷推廣中也獲得了新含義。學校的公關與宣傳部門可不會幫你做這些。
當然,傳播學術成果是件好事,禮尚往來也是好事。**但是有時候營銷推廣是剛需——如果不推廣自己,就會被不可預知的大浪打到沉底。在這樣的情境下,學界認同的正常渠道看來是不夠用了,學者們需要獲得更大的存在感。**因此,卡內基梅隆大學英文系教授傑弗裏·威廉姆斯(Jeffrey J. Williams)近日在《高等教育紀事報》撰文説,現在知識界出現了一個新品種——“營銷型知識分子”。
**營銷型知識分子是企業型大學發展的一個自然後果。**在 “硬科學”領域,從1980年代起,研究的標準就偏向強調專利和市場轉化。尤其是計算機和工程科學這些實操領域的教授,長期以來都會擔任企業的顧問,或者有自己的公司。他們自由出入企業界。今天,這種打造個人品牌的需求滲入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如果這種營銷推廣的衝動更偏向利他,那麼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在公共領域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肩負文化與政治使命,對各種公共議題發聲,通常地,是挑戰主流觀點,引發不適。這麼做的後果往往是以損害個人前途為代價。20世紀中葉的萊昂內爾·特里林、漢娜·阿倫特及至更晚近的愛德華·薩義德、阿蘭·沃爾夫、朱迪斯·巴特勒和羅賓·凱利,都是抵抗主流的力士。
**相比之下,營銷型知識分子則是隨波逐流,他們的學術世界沒有政治與社會的一席之地。**典型的態度是,表現得稍微活躍一點,顯示你不是個書呆子就挺好,不用太鋒芒畢露,事事跟人意見不同,看上去特不友好——可別把潛在的捐贈者、讀者或點擊量給嚇跑了。
威廉姆斯分享了一個他最近的觀察:在講座和其他學術場合,過去的默認操作是質疑講演人,甚至跟他吵一頓,而現在的學界中人更傾向於避免衝突。大家互道,“謝謝你的講演”“謝謝你的問題”,好像很有商務禮儀的樣子,讓人恍惚以為走進了星巴克。
**另外,百舸爭流似的自我推廣,也與目前學術界崗位競爭日漸激烈有關。**每年都持續有人畢業,但教職越來越少。現在美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博士畢業生能找到體面的全職工作。焦慮的研究生和菜鳥青年教師們必須四處活動,參與研討會和酒會,吹風、打探,自我營銷。這個行為模式不新鮮(例如我們古代士子也要帶着自薦書),但在人人都有社交賬號的今天,更顯得來勢洶洶。
通常被作為標杆的20世紀中葉的 “紐約知識分子羣體”也無法免於自我營銷。然而,他們對文化毫不掩飾地批評,尤其批判那些被商業訴求凌駕於上的文化。而今天,我們已經承認,市場是人類互動的主流形式,那些不參與的人是自甘落後。
在這裏,威廉姆斯還提出一個必要的區分:**不承擔那麼多社會批判責任的文學知識分子。**這個傳統類別囊括了一眾在媒體上評點莎士比亞、濟慈、梭羅或扎迪·史密斯的學者。去年的爆款書《製造簡·奧斯汀》就是一個顯例。這本書在英國收穫了巨大的媒體關注。威廉姆斯覺得,這些文學知識分子的工作固然令人尊敬,但是通常無涉道德與政治,要麼就是隻包含稀薄的社會批判、承擔幾近於無的風險。他們的牙齒已經磨平,而不是如狼般尖利。
新的推廣需求促使學者們出產更多面向市場的成果、技能和見解,同時也催生了一套新的世界觀。也就是説,**今天席捲高等教育領域的自立門户、自我營銷大潮,和生意有關,更和教授們的自我認知有關。他們已經不再是服務於校園、專業或某一知識羣體的一員,他們首先是一個自我品牌。**風險被內化為教授們市場思維的一部分,他們深深認識到,自己在教職或出版上的成敗完全是個人的運氣或個人的問題,沒有什麼能再給他們保障。他們好像一個個孤立的細胞,必須為生存而不斷競爭、自我更新,因而也為此持續焦慮。
**實際上,教授的焦慮、傳統學術倫理的走弱也和 “專業性”的破產有關。**通常是行業控制着特殊知識的分配,工作是根據行會規範和標準在開展。例如,你會強烈希望自己的醫生也被其他醫生認可。而在近年來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學術領域,要小心,你認為的自由選擇,給其背書的可能是市場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