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學歷造假，陳姓教授背後的一個另類羣體更值得注意 | 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據媒體報道，近期，曾流行於各大網絡平台的某知名學者，意想不到地被流量反噬，一時間學歷造假風波湧起，以至於其最終辭任名校教職。人們發現，類似學者營銷現象並非孤例，事實上，今天有一大批“明星學者”活躍於網絡平台和公眾視野之中。那麼，為什麼“學者明星化”會變成一種趨勢，耐得住寂寞做學問的學者反而變少了？

本文指出，今天學術界正面臨普遍焦慮：好好上課、發表期刊、發佈成果，已經不夠了，為爭取更多資源，學者還要學會自我營銷，讓自己的研究得到更多市場關注。過去，利他的知識分子要推廣自己的思想觀點，會在公共領域非常活躍，對各種公共議題發聲，甚至挑戰主流觀點，儘管這樣可能損害個人前途。而今天，隨着大學的企業化發展，學術界出現一種新的羣體：營銷型知識分子。他們選擇隨波逐流，不表達與主流相斥的意見，以免把潛在的捐贈者、讀者或點擊量給嚇跑了。在講座和其他學術場合，他們避免與同行發生爭論或衝突，而是熟悉商務禮儀，互惠互利。

作者指出，面向市場，影響了學者的自我認知，並催生一套新的世界觀——教授們不再是服務於校園、專業或某一知識羣體的一員，他們變成一個自我品牌。風險被內化為教授們市場思維的一部分，教職或出版上的成敗，成了個人的運氣或個人的問題，沒有什麼能再給他們保障。這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學術界內部競爭激烈，“僧多粥少”突出；另一方面，學者的焦慮、傳統學術倫理的走弱，也與“專業性”的破產有關。近年來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學術領域，所謂的“自由選擇”，給其背書的往往就是市場的認可。

**本文原載《文匯學人》第355期，原題為《營銷的重負：教授的新責任》。**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營銷的重負：教授的新責任

作者 黎文

教授的主要任務是教學和研究，過去，這兩項任務誰更優先是爭論的焦點，合起來，則是社會對這一職業的主要期待。當然，這一工作還包含了年度評審、升等互評等等。**不過現在，似乎又加了一個新任務：營銷推廣。教授們必須推廣自己任教的班級、所屬院系、所效力的專業組織，甚至直接推廣自己。**在新媒體和傳統媒體上，必須用自己的文章、課程、談話、見解乃至人格吸引關注。

是不是好好上課、在業內期刊或出版社發佈新成果這些傳統的標準，都不夠用了呢？你必須喊出聲來，我的研究和我的課程很好、很重要，必須自己去爭取資源。理想的 “全壘打”選手，是在Academia.edu或者自己建的網站上傳最新論文，同時在社交網站上發佈動向。如果不是對公眾，那麼至少要讓學校的管理層、項目資助人、學生或是其他教授知道。例如，一旦寫了新文章，出了新書，就得發郵件給舊雨新知，好言好語讓他們幫忙傳播起來。收到了贈書，也最好在第一時間貼出來廣而告之。“友誼”在營銷推廣中也獲得了新含義。學校的公關與宣傳部門可不會幫你做這些。

當然，傳播學術成果是件好事，禮尚往來也是好事。**但是有時候營銷推廣是剛需——如果不推廣自己，就會被不可預知的大浪打到沉底。在這樣的情境下，學界認同的正常渠道看來是不夠用了，學者們需要獲得更大的存在感。**因此，卡內基梅隆大學英文系教授傑弗裏·威廉姆斯（Jeffrey J. Williams）近日在《高等教育紀事報》撰文説，現在知識界出現了一個新品種——“營銷型知識分子”。

**營銷型知識分子是企業型大學發展的一個自然後果。**在 “硬科學”領域，從1980年代起，研究的標準就偏向強調專利和市場轉化。尤其是計算機和工程科學這些實操領域的教授，長期以來都會擔任企業的顧問，或者有自己的公司。他們自由出入企業界。今天，這種打造個人品牌的需求滲入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如果這種營銷推廣的衝動更偏向利他，那麼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在公共領域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肩負文化與政治使命，對各種公共議題發聲，通常地，是挑戰主流觀點，引發不適。這麼做的後果往往是以損害個人前途為代價。20世紀中葉的萊昂內爾·特里林、漢娜·阿倫特及至更晚近的愛德華·薩義德、阿蘭·沃爾夫、朱迪斯·巴特勒和羅賓·凱利，都是抵抗主流的力士。

**相比之下，營銷型知識分子則是隨波逐流，他們的學術世界沒有政治與社會的一席之地。**典型的態度是，表現得稍微活躍一點，顯示你不是個書呆子就挺好，不用太鋒芒畢露，事事跟人意見不同，看上去特不友好——可別把潛在的捐贈者、讀者或點擊量給嚇跑了。

威廉姆斯分享了一個他最近的觀察：在講座和其他學術場合，過去的默認操作是質疑講演人，甚至跟他吵一頓，而現在的學界中人更傾向於避免衝突。大家互道，“謝謝你的講演”“謝謝你的問題”，好像很有商務禮儀的樣子，讓人恍惚以為走進了星巴克。

**另外，百舸爭流似的自我推廣，也與目前學術界崗位競爭日漸激烈有關。**每年都持續有人畢業，但教職越來越少。現在美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博士畢業生能找到體面的全職工作。焦慮的研究生和菜鳥青年教師們必須四處活動，參與研討會和酒會，吹風、打探，自我營銷。這個行為模式不新鮮（例如我們古代士子也要帶着自薦書），但在人人都有社交賬號的今天，更顯得來勢洶洶。

通常被作為標杆的20世紀中葉的  “紐約知識分子羣體”也無法免於自我營銷。然而，他們對文化毫不掩飾地批評，尤其批判那些被商業訴求凌駕於上的文化。而今天，我們已經承認，市場是人類互動的主流形式，那些不參與的人是自甘落後。

在這裏，威廉姆斯還提出一個必要的區分：**不承擔那麼多社會批判責任的文學知識分子。**這個傳統類別囊括了一眾在媒體上評點莎士比亞、濟慈、梭羅或扎迪·史密斯的學者。去年的爆款書《製造簡·奧斯汀》就是一個顯例。這本書在英國收穫了巨大的媒體關注。威廉姆斯覺得，這些文學知識分子的工作固然令人尊敬，但是通常無涉道德與政治，要麼就是隻包含稀薄的社會批判、承擔幾近於無的風險。他們的牙齒已經磨平，而不是如狼般尖利。

新的推廣需求促使學者們出產更多面向市場的成果、技能和見解，同時也催生了一套新的世界觀。也就是説，**今天席捲高等教育領域的自立門户、自我營銷大潮，和生意有關，更和教授們的自我認知有關。他們已經不再是服務於校園、專業或某一知識羣體的一員，他們首先是一個自我品牌。**風險被內化為教授們市場思維的一部分，他們深深認識到，自己在教職或出版上的成敗完全是個人的運氣或個人的問題，沒有什麼能再給他們保障。他們好像一個個孤立的細胞，必須為生存而不斷競爭、自我更新，因而也為此持續焦慮。

**實際上，教授的焦慮、傳統學術倫理的走弱也和 “專業性”的破產有關。**通常是行業控制着特殊知識的分配，工作是根據行會規範和標準在開展。例如，你會強烈希望自己的醫生也被其他醫生認可。而在近年來一些日益扁平化的學術領域，要小心，你認為的自由選擇，給其背書的可能是市場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