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了西洋技術的明朝火炮有多厲害？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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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國火器發展史上最具突破性的鼎盛時代，但明代火器絕非世界之最。雖然典籍中有不少對明代火器威力如何巨大的誇張記載，但在缺乏實物佐證的情況下，只能作為參考，不能視為定論。實際上，同一時期的歐洲戰爭頻繁，火器發展同樣突飛猛進，傳到亞洲後甚至影響了整個東亞的歷史進程。中國雖是火藥發明國，但到了16世紀，西洋的火器已是後來居上。

明前期火器戰功顯著，很大原因在於他們的對手是“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騎兵，但當大明軍隊在海上與西方殖民者遭遇時，才愕然發現對方手中的武器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火藥母國完全不佔優勢。明朝官方對這些自西而來的不速之客印象頗深——“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機”（陳仁錫《皇明世法錄》）。

明代“天字”銅火銃，鑄於明永樂年間，現藏首都博物館。永樂帝朱棣對於火器頗為重視，他在位期間，成立了中國第一支成建制的火器部隊神機營

戚繼光的武備革命

正德、嘉靖時期西器東來，帶動中國火器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如佛郎機這種後膛炮與子母銃設計，在技術層面上引起了一些具有遠見的中國官員、將領的重視，並根據其特徵研究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炮架等裝置，讓其從水上利器轉為陸地上的攻城火炮，而後又迅速結合中國本土戰車，發展出車載佛郎機等具有後來近現代火炮特徵的重型火器。

16世紀，我國仿製的佛郎機。佛郎機是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初期，明人對歐洲傳入一種火炮的稱呼，由“佛郎機人”演變而來。這種炮使用子母銃設計，能連續開火，性能優於我國傳統火銃

另一方面，明人對佛郎機從最初的仿製到大量生產，其間也創造出各種佛郎機的變體，如陝西三邊總制劉天和總結明軍與蒙古軍隊戰術上的差異，結合新火器的特徵，研發了體量較小、便於攜帶的“流星炮”；寧夏總兵張泰則發明了注重靈活、能夠轉動射擊方向的“旋風炮”；戚家軍中更是裝備了一種類似後來迫擊炮款式，是以曲射為主的小型變體佛郎機。這種火器適用於山嶽、森林和水田等有礙大炮機動性的戰鬥地域，因炮體固定後很像一隻猛虎蹲坐的姿勢，故得名“虎蹲炮”。

明代虎蹲炮，為中國古代一種小型身管火炮。據説是名將戚繼光為了反制倭寇的火神槍，將原有火炮改進而成，因外觀如同猛虎蹲坐，而沿用了宋代拋石機“虎蹲”之名，後為明軍重要制式武器

明嘉靖年間，我國湧現了一批欲“師夷長技”，將西洋火器結合中國本土情況，研究出一套適用戰法的優秀將領。民族英雄戚繼光就是其中佼佼者。相比較為笨重的佛郎機，戚繼光更推崇輕便的鳥銃，他認為“諸器之中，鳥銃第一”。鳥銃是當時由西洋傳入的火繩槍，因能射落飛鳥而得名。由戚繼光等人訓練出的南軍，軍中一名鳥銃手就配備鳥銃1支、鉛子（子彈）200枚、火藥4斤、火繩3根。在齊裝滿員的情況下，南軍步兵營有2700人，鳥銃手就達1080人之多，佔編制總數的40％。戚家軍甚至還研究出長短兵器互助結合，冷熱兵器搭配使用的鴛鴦陣，創造了台州大捷等戰例。而鴛鴦陣也成了近距離作戰中，火器與冷兵器結合使用的戰術典範。

戚繼光不僅對於火槍系火器運用得爐火純青，對佛郎機這樣的火炮系火器也同樣重視，他曾説：“馬上、步下惟鳥銃為利器，其車上、城必用佛郎機。”戚繼光清楚地認識到，佛郎機後膛裝填的設計，讓其射速遠遠高於傳統火器，但他也深知佛郎機“其體重，不宜行軍，北無車營，只可邊牆守城用之。今有車營，非有重器，難以退虜衝突之勢”。

作為對南北攻防作戰都有經驗的將領，戚繼光認為佛郎機是擊潰北方善於騎射的蒙古騎兵萬馬衝鋒攻勢的關鍵武器，但威力巨大的佛郎機往往體積也很大，十分笨重，導致它至少有三個難以克服的問題：其一，由於火器本體太重，行軍與敵人遭遇往往來不及填充火藥。其二，如果預先填裝火藥，火藥一旦受潮，不僅會在炮膛內結塊，而且也會導致火門生鏽。其三，炮彈發射後，再填裝必須清潔炮膛，以免殘留火藥引發爆炸，但因炮體太重，清潔時所需人力眾多，戰況緊急時更難以實現。

戚繼光通過對這一系列問題的研究，提出瞭解決之道——火器與戰車結合。以戚家軍使用的“無敵大將軍車”為例，“無敵大將軍”也是一種重型佛郎機變體，戚繼光借鑑了葡萄牙後膛填裝火炮的子母銃設計對我國火器進行改良，這樣一來，在作戰時可以預先填充三門子銃，發射完畢後以一人之力就能取出，而並裝入新子銃。由於子銃長度較短，填裝操作也相當容易，這就很好地解決了火藥填充問題。

雖然子母銃設計會縮短火炮射程，但其對實戰應用效率則大為提升。至於火器重量問題，戚家軍則專門為“無敵大將軍”設計了一款雙輪炮車，將火器載於雙輪炮車之上，不僅便於運輸，而且作戰時還能利用炮車上的枕木來調整射擊角度，這種車載佛郎機也被稱為“無敵大將軍車”。

西方軍事理論對於搭載火器的戰車推崇備至，而戚繼光將火器與戰車結合的設計，在當時可以説與世界先進的火器戰法接軌。萬曆年間，京營將領何良臣在其著作裏準確道出古老戰車與新興火器結合的意義：“陣而無車，猶身之無甲，故車者為軍之羽翼……昔者以弩衞車，今則益以烈火。弩有毒藥，火有神方，而車有異制，其功固十倍於古人，又昭然可見也。”（《陣紀》）

抗日援朝：東亞槍炮大決戰

戚繼光等優秀將領進行的一系列火器武備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幾十年後將在一場東亞國際戰爭中大顯身手。萬曆二十年（1592），剛完成日本統一的豐臣秀吉帶着“入唐”野心發兵侵略朝鮮。承平已久的李氏王朝軍隊面對經歷了日本戰國磨鍊出的精鋭時，幾乎毫無招架之力。日軍一路向北，輕取平壤。豐臣秀吉麾下名將，名列“賤嶽七本槍”之一的加藤清正甚至在七月一度率軍推進到朝鮮最北端的會寧，而後越過圖們江——這意味着日軍從朝鮮入侵到中國的領土！面對來犯之敵，明廷決定抗日援朝，派遠征軍入朝作戰。這場戰爭也成為16世紀東亞火器發展成果的一次展演與對決。

《車銃圖》第三頁，明，趙士楨撰。該頁展示了百子佛郎機、子母銃、連銃等幾種明代後期火器。趙士楨是晚明時期的軍事發明家、火器研製專家，著有《神器譜》《神器雜説》《神器譜或問》《防虜車銃議》等著作

經過戰國時代的洗禮，日本火繩槍（又稱“鐵炮”）的發展水平要優於中國，朝鮮軍被日軍鐵炮打得聞風喪膽，就連鎮守釜山的高級將領鄭撥也命喪鐵炮之下。入朝作戰之初，中方吃了不少苦頭。那時戰爭剛爆發，明帝國就派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領先頭部隊入朝抗日，試圖幫助朝鮮收復平壤。戰鬥爆發時由於天降大雨，明軍遼東邊軍裝備的傳統三眼銃失去作用，基本只能當大鐵錘使用。遼東遊擊史儒率部衝鋒，佔據制高點的日軍鐵炮齊放，史儒身中數十彈，壯烈犧牲，同僚張國忠、馬世龍也相繼陣亡。統帥祖承訓僅以身免。

萬曆二十年深秋，無情的戰火在朝鮮已燃燒了整整半年，朝鮮國王李昖卻在兵荒馬亂中倉皇北逃至中朝邊境的義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帶着山河破碎之憂、種族淪亡之懼的李氏王朝君王李昖，焦慮地等待着唯一的救命稻草——明朝援軍主力的到來。十一月初十，焦慮的李昖終於等來明朝山西潞安府同知鄭文彬帶來的信件，李昖得知“李將軍、宋侍郎已出來”，明帝國派遣的援朝大軍已開拔。宋侍郎即經略宋應昌，而李將軍則是提督李如松，這也是朝鮮方面第一次得知李如松率兵前來的消息。不久後，朝鮮派往中國請求援軍的鄭昆壽歸來，告訴李昖關於明朝這次援軍的數量宣稱10萬人，實際也有6萬人，是之前的近20倍。

鑑於初次入朝失利的教訓，李如松在反攻平壤時總結經驗，不僅調集大量將軍炮、虎蹲炮等西洋火器到戰場，同時李如松的部隊中，除了李家的親信部隊遼兵和朝廷在九鎮調撥的九邊軍之外，還有一隻非常有抗倭經驗的部隊，即南軍。這支部隊大約11000人，源流是當年戚繼光為了治江浙倭亂，專門針對倭寇作戰特點而訓練出來的浙軍，他們以步兵為主，但裝備了大量火器，尤其擅長使用鳥銃等新式武器。這支部隊中的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葉榮邦等將領都深諳火器戰法。與第一次平壤戰役相比，這次李如松的進攻部隊大約在3.3萬至3.6萬人之間，火器完備，兵力大增，對平壤城志在必得。

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隨着李如松發佈總攻命令，士氣高漲的四路大軍同時發動進攻，各種型號的佛郎機炮百炮齊發，平壤城烈火沖天。據《朝鮮宣祖實錄》記載，明軍攻取平壤時使用大量火器，“俄而發大炮一號，各陣繼而齊發，響如萬雷，山嶽震搖，亂放火箭，煙焰彌數十里，咫尺不分”。日軍雖有鐵炮（火繩槍），但在明軍的重火器面前卻顯得逐漸力不能支。不過這些戰力經驗豐富的鬼子兵仍舊負隅頑抗，用鉛丸、滾水以及大石從城上拋下攻擊攻城明軍。李如松見攻城受阻，當即躍馬出陣斬殺一名退卻逃兵，並大呼：“先登城者，賞銀五千兩！”

明軍見主帥身先士卒，軍心大振。在這一場有進無退的攻堅戰中，南軍的表現尤其英勇。他們本就有一套抗倭戰法，加上火器先進，士卒驍勇，很快取得壓倒性優勢。攻城過程中，南軍將領吳惟忠胸口被日軍鐵炮擊中，危在旦夕，仍負傷堅持指揮作戰。駱尚志也在攻城過程中衝鋒陷陣，率部登城時被日軍巨石擊傷腳部，依舊不退卻。一鼓作氣的浙兵毫無懸念地成為最先登上平壤城頭的明軍，他們將日軍旗幟拔掉，又插上明軍旗幟，鼓舞后繼者奮勇殺敵。進入城中後，雙方展開激烈巷戰，李如松又下令佛郎機等重型火器向城中進行覆蓋式轟擊，頃刻間炸聲震天，焰煙蔽空。

日軍主將小西行長退入練光亭指揮剩餘日軍繼續頑抗，李如松則發揮了他一貫勇猛的作風——一騎當先，身先士卒。但危險也隨之降臨，一名日軍的鐵炮瞄準他開槍了，彈丸擊中了李如松的坐騎。馬失前蹄，身為主將的李如松墜入馬下，所幸未被鐵炮擊中，避免了大將陣前亡的悲劇。李如松被部下救起後，對於戰事絲毫沒有鬆懈，立即指揮明軍將日軍據守的幾個點重重圍困，隨後又派人傳話小西行長，令他投降。小西行長很快回話，表示願意撤兵，退出平壤，得到了李如松允許。當天夜裏，小西率領殘部逃出平壤，明軍也默契地沒有追擊。正月初九，李如松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平壤城，這也是戰爭爆發以來，中朝聯軍陣營取得的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捷。

這一戰，明軍各種型號的佛郎機炮在戰場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日軍的火槍系火器“鐵炮”雖然優於明軍，但在明軍的火炮系火器佛郎機的碾壓下顯得毫無招架之力，只得退出平壤。

明代火銃兵復原模型（左），一人手持傳統三眼銃，另一人手持鳥銃；明代車載佛郎機復原模型（右），形制參考戚家軍“無敵大將軍車”。這是一款雙輪炮車，不僅便於運輸，而且作戰時還能利用炮車上的枕木來調整射擊角度

明軍火器發揮至關重要作用的另一場戰役是碧蹄館之戰。攻克平壤後，李如松挾勝利之威一舉收復了朝鮮北部四郡，奠定了戰爭大局。可是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七日卻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戰鬥。這天，乘勝長驅的李如松率領數千家丁探路，至位於漢城以北15千米一座小山丘上的碧蹄館時，忽然遭到幾萬日軍重重包圍，此役日軍方面如黑田長政、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戰國名將皆傾巢而出。

遭遇戰爆發時，南軍的火器部隊並未跟隨，李如松身邊只有最親信的數千家丁。主帥遭到重重圍困，性命危在旦夕，而這些平時待遇最好的家丁部隊也的確發揮了忠勇護主、血戰到底的精神。據朝鮮方面史料記載，戰鬥爆發時李如松與其手下“全無器械甲冑，徒走搏戰。提督與手下驍將數十人，親自馳射，勢不能支”。陷入危境的李如松且戰且退，而那些平時保衞家主的家丁部隊也死傷慘重，家將李有升也在此役中壯烈殉國。眼看李如松就要被日軍所俘虜，千鈞一髮之際增援部隊趕到，副總兵楊元調來一個炮營，憑藉先進的佛郎機炮轟開一條血路，救出李如松。在朝鮮戰場上，明軍火銃技術雖遜於日軍，但這些重型火炮卻彌補了這一缺憾。

在朝鮮戰場上的東亞火器大較量中，長於“火槍系”作戰的日軍終究不敵善用“火炮系”作戰的明軍。兩者之別，正如朝鮮大臣李德馨向國王李昖描述：“倭銃之聲，雖四面俱發，而聲聲各聞，天兵（明軍）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盪，不可言狀；響徹天地，山嶽皆動……”

有明一代，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技術官僚與優秀將領，是他們創造了中國火器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在風雲詭譎的政治漩渦中，這些人鮮有善終。北京保衞戰善用火器擊敗蒙古騎兵的功臣于謙，後來被複位的明英宗冤殺；創下無數輝煌戰績、將火器與冷兵器結合作戰發揮到巔峯的名將戚繼光，竟落得個罷免回鄉的淒涼晚景；萬曆年間的武器專家趙士楨，一生中研製改進了多種火器，著成《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等論著，卻也因此開罪小人，鬱鬱而終。至於那個為大明帝國訓練出東亞第一炮兵部隊的孫元化，被俘後並未死於後金之手，而是在釋放歸來不久，因黨爭而遭首輔温體仁等人誣陷，含冤而亡。隨着崇禎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轟然倒塌，自嘉靖以來百餘年的火炮武備革命終成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