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變性、嗑藥、援交…的“亞文化”是如何入侵國內的？_風聞

日本亞文化入侵，正在造成堪比“毒教材”的惡劣影響。

7月末的一天，一個自稱“依奈”的18歲香港女孩，打開了B站的直播功能。

在直播間眾人的圍觀中，她來到十幾層樓的樓頂，用椅子和書本墊着爬上護欄，翻身一躍而下。

**警方很快趕到，確認了她的死亡。**在現場搜查到的一封遺書中，人們找到了她選擇自殺的原因。

原來在此之前，她已經被一個叫做**“廁妹”**的亞文化羣體，在微博和QQ羣、B站等平台謾罵、侮辱了數月之久。

在她直播自殺時，這些網暴她的人，平均年齡不到16歲的“廁妹”們，仍在匿名羣組中，叫囂着“好似（“死”的諧音）好似喵”，“開香檳嘍”。

帶頭網暴她的人不停説着“憑什麼她説死就死”、“怎麼還不死”、“去死去死去死”。

這羣人為什麼網暴伊奈？

起因是一款日本手機遊戲《康帕斯：戰鬥天賦解析系統》。

2020年，這款遊戲在國內的服務器推出一項比賽活動，在比賽中獲得全區排名前十的用户，可以獲得金色頭像。

依奈是這款遊戲的忠實粉絲。她在活動中，將自己的遊戲暱稱改為“得不到金頭就自殺”。

然而，在一番努力後得到了十三名的成績，伊奈沒有進入前十，也就沒有得到金色頭像。

但誰也不會把這個開玩笑的暱稱當真，除了網暴她的“廁妹”。

在活動結束後，一個微博網名為“清純片目電子女僕”的15歲女孩，將依奈當初發在QQ空間的相關記錄，投稿至微博賬號“康帕斯隔空喊話bot”，要求依奈“説到做到”，並在一段時間內，向該賬號投稿了大量辱罵伊奈的內容。

為什麼賬號“康帕斯隔空喊話bot”會對網暴他人的內容照單全收，併發布出來？

首先需要搞懂bot這個概念，這個詞截取自英文robot，即“機器人”，意為自動發佈，號主雖然是真人，但並不對內容進行篩選，只做搬運或發佈粉絲投稿。

這種形式起源於推特，後來傳入國內，在微博等平台流行起來。

而“隔空喊話bot”，則是在某個遊戲或動漫作品的粉絲羣體中，“圈內人”通過匿名形式對話的賬號。由於其匿名性和不審稿的特性，這些賬號變成了發泄不滿、攻擊他人的渠道。

一些網友將其斥為“廁所”，意思是經常通過這種賬號侮辱他人的行為是在“上廁所”。

據觀察，在這些賬號上投稿的人，**大多為14、15歲尚處於青春期的小女孩。**對於網友的斥責，她們則欣然接受，自稱“廁妹”。

她們樂此不疲的在這些賬號上表達對其他人的看法，大多時候是厭惡。社會名人、知名遊戲玩家、動漫和遊戲裏的虛擬角色、甚至是同處於一個小圈子裏的同好，都有可能招致“看不慣”，遭到情緒的傾瀉。

帶頭網暴伊奈的“清純片目電子女僕”後來承認，自己就是一直在匿名投稿辱罵伊奈的人。

在她的另一個賬號“重生之我是公公”中，她則宣稱，網暴伊奈是因為“仇富”以及“憑什麼她有這麼多粉絲”而心生嫉妒。

有網友指出，“廁妹”只是一個蔑稱，這些人更多時候的自我認同是“慘圈女”。

根據網友的説法，“慘圈女”的意思是，“她們自認為很慘，並且認為‘慘’也能形成一個圈子”。

“慘圈女”多為15歲左右的女孩，自稱有心理疾病，於是她們把健康的普通人成為“健（賤）人”，以示嘲諷。

為了表現自己的確有心理疾病，她們會揹着父母嗑藥。並把英文中的overdose（意為用藥過量）簡寫為od，當作嗑藥來使用，例如：“我今天好想od”。

嗑藥，毒品嗎？14歲的小女孩怎麼可能接觸到毒品？其實，她們只是偷吃家裏的感冒藥、止痛藥。

她們真的很慘嗎？其實，只是“爸爸媽媽給的零花錢不夠花”，所以“很慘”。

看到這，有人就明白過來，這不就是曾經80後的“哈韓哈日”，90後的“殺馬特葬愛家族”嘛。

與80後、90後模仿國外亞文化羣體類似的是，00後的“慘圈女”也是對日本“地雷女”羣體的模仿，本質****上是無處發泄的青春與充滿獵奇感的外來文化融合，產生了反應。

但不同的是，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日本”匿名社會”之惡，網暴，也隨着這些亞文化被“慘圈女”學了去。

我們知道，日本社會的等級森嚴是滲透進語言層面的，連日常對話中都有大量的“敬語”，生活中更是處處“規矩”、層層“禮節”，一旦出錯就要承受他人的孤立與排擠。

在農耕社會時期，生活在多災多難的日本，一旦被羣體孤立就意味着無法生存。這種生存壓力早已融入日本文化，到了現代社會，仍然緊緊束縛着每一個普通日本人。

與中國文化遵從內心判斷是非，即便沒有他人監督也追求行善事的“慎獨”道德觀不同，日本人的“道德”不是出於個人選擇，而是社會壓力。

在這種文化環境下塑造出的人格，一旦脱離了長期生活的社會帶來的壓力，將作何反應可想而知。

到了互聯網時代，籍由推特和2ch（日本亞文化論壇）等社交平台的匿名特性，日本人找到了供自己隨時發泄的出口，網暴成為日本網絡社會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

2019年，日本職業摔跤手木村花參與了一檔名為《雙層公寓：東京》的節目錄制。

在節目中，一位男嘉賓把她十分重要的比賽服洗壞，木村花生氣之下指責了這名男嘉賓。

節目播出後，木村花在社交媒體收到了長達數月的網暴，一些人通過私信辱罵她，還有人在論壇中編造段子來嘲笑她，許多與此事毫無關係的日本人，也會留下一句“噁心”、“去死”的評論來攻擊她。

2020年5月，不堪重負的木村花在家中自殺，年僅22歲。

木村花去世後，其母木村響子甚至要為女兒“恢復名譽”而奔走——因為木村花的自殺行為，又引發了新的一輪辱罵。

甚至在公眾場合及媒體鏡頭前發聲呼籲懲戒網暴的木村響子，也成了網暴的對象。

最終，涉嫌侮辱木村花的兩名男子，被法院判決僅各罰款9000日元（以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540元）。

據日本媒體報道，2020年日本全國因誹謗罪受到刑事處分的有179人，而因侮辱罪被追究刑責的僅為30人。

日本政府發佈的《2021年日本國內侵犯人權總體報告》中，網絡誹謗、侮辱他人的案件數為483起，較2020年有明顯增加。

即便如此，這些數字在大量的網暴面前也只不過九牛一毛：一些通過推特等日本境外平台發佈的惡意辱罵，由於得不到相關公司的協助，壓根沒有辦法鎖定施暴者；迫於巨大的社會壓力，許多受害者連報案都不願意。

為了應對社會中日趨嚴重的網暴問題，日本不得不在2022年7月7日施行的新修訂《刑法》中，加重了對網暴者的懲處力度：

將“侮辱罪”處以“1萬日元（約合500元人民幣）以下罰款或30天以下拘役”改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監禁，或30萬日元（約合15000元人民幣）以下罰款”。

模仿日本“地雷女”的“慘圈女”們，把日本這套匿名網暴他人的惡習也當作十分新鮮的“玩法”。她們把“銅絲（捅死）”作為表達“不喜歡”的口頭禪，把“偷人生”掛在嘴邊，把投稿“掛人”引來小圈子一起辱罵當作樂趣。

2021年，小紅書上一個女高中生曬出同班同學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被“慘圈女”截圖轉發了幾千條，她們叫囂着“健人”、”想捅死“、“她偷走了我的人生”、“啊啊啊去死”，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説些什麼。

所以，網暴就是日本亞文化入侵的全部了嗎？事實上遠不止這些。

以動漫、遊戲為主要形式的日本亞文化，更成了兒童色情、兒童自殘滋生的温牀。

早在2016年，就有媒體通過調查發現，日本的“援助交際”，正伴隨着cosplay（角色扮演）在國內的二次元圈日漸流行。

記者潛入相關的QQ羣中調查數月，發現“cos援交羣”中活躍着大量未成年人。

“動漫cosplay！私房！約拍！C服！攪基！二次元三次元零花錢援助交際！

歡迎全國各地萌妹紙偽娘藥娘扶她基佬百合小仙女們的加入……”

這是一個名為“cos零花錢援助”的QQ羣的“羣介紹”，整個羣組有1200人，大部分時候聊天內容都是二次元相關動漫與遊戲的討論，羣裏也時不時會一起組隊語音玩二次元手遊。

但正如羣名“cos零花錢援助”，這個羣組並不是單純的二次元同好討論羣。

羣組中每天定時會有人稱“小姐姐”的小女孩發出自己的自拍。“閃照”或者“讚賞照片”，“閃照”閲後即焚，打開後5秒可見，“讚賞照片”則收費，價格在10元以內。

付費者被稱為“大佬”，他們也時不時在羣中發紅包，贈送cos服裝和美妝用品等禮物。

羣組織者則通過線下安排“小姐姐”和“大佬”的見面收取費用。

後來，在國家幾次的“淨網行動”中，這些羣組大多被騰訊封禁，“用户”開始轉向別的平台。

“擴列”，是一個二次元常用詞，意思是“擴充好友列表”，結交朋友。

有創業公司以這個詞為名，開發了一款二次元社交平台，擴列APP。

2017年12月，陌陌領投了擴列APP的A輪投資，一度被視為二次元社交市場將迎來爆發式增長的信號。

2019年，騰訊即時聊天工具QQ也正式上線了新功能“擴列”，稱“提供根據興趣標籤分類的功能，用户可以通過定向搜索標籤來添加到志同道合的網友。”

其中“限時聊天”功能與微信“附近的人”類似，用户每天有10次匹配兩條機會，QQ推薦聊天話題，限時3分鐘，時間一到聊天即關閉。如果雙方有意願，就可以加好友。

法制日報社記者通過調查發現，這些不被成年人關注的二次元社交平台，成了不法分子誘騙未成年人，“援助交際”的渠道。

報道稱，記者嘗試“給自己貼上 JK、漢服、蘿莉等標籤，換一個少女的頭像，點擊擴列功能後，不發出主動邀約，很快就收到了帶有性暗示的信息。”

據三聯週刊報道，成都 14 歲少女祝小小通過擴列與46歲的中年男子邱某某成為線上好友，後者在聊天之後用發紅包的方式引誘她發出自己的私處照片，並前後三次與她發生了關係。

2020 年 6 月 28 日，祝小小墜樓自殺身亡。

越來越多的負面消息傳出後，擴列APP被下架，雖然近年又有新的同名APP上線，但已經不是同一個平台。

2021年初，騰訊宣佈關閉QQ的擴列功能。QQ安全中心發佈公告稱，僅2020年第四季度，就封禁了580萬餘違規的賬號。

無論國家還是互聯網平台都在努力打擊這些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然而，利用了亞文化侵犯未成年人的罪惡並沒有就此斷絕。

2022年7月，有網友爆料了“國內版N號房”。不法分子通過《小花仙》、《小紙條》等手機遊戲，甚至知名二次元遊戲《光遇》，誘騙未成年。

不法分子盯上的，不只有小女孩，小男孩也成為他們的“獵物”。

在前文提到的“cos零花錢援助”的“羣介紹”中，有個詞“藥娘”。”娘“在日語中指女孩，而“藥娘”這個詞專指通過服藥“成為女孩”的小男孩。

2021年，温州一位普通市民劉女士，發現自己15歲的兒子正在偷偷注射不明藥物，經過再三詢問，兒子告訴劉女士，“想變成女孩子”。

媒體調查發現，劉女士的孩子在半年前接觸到了“藥娘羣”，在這些羣組中，有人專門誘騙引導14歲左右的小男孩，一步步通過服用、注射藥物，抑制性發育，成為“藥娘”。

在“藥娘”們的聊天記錄中裏，他們把使用變性藥物稱為“吃糖”。

具體這些“糖”是什麼藥？

色譜龍，不良反應是男性胸部女性化；

補佳樂、諾坤復，降低雄激素水平，讓身體儘量避免發育男性特徵；

黃體酮，屬於孕激素，有軟化胸部和促使胸部神經敏感的效果，推動女性第二性徵發育。

這些藥物均為處方藥，只有醫生開出處方單才能購買。14歲的小孩怎麼揹着父母拿到這些藥？“羣友”幫忙。

“羣友”又是誘騙，又是送藥，什麼目的？撮合“藥娘”滿足一些人的“慾望”，從中獲利。

這些事是怎麼跟日本二次元亞文化扯上關係的？或者説，為什麼這些違法分子專挑二次元羣體下手？

因為日本二次元文化，早已幫他們把受害者的心理防線“軟化”，“更容易得手”。

日本的兒童色情問題，深深根植於日本傳統文化中。即便近現代日本“移風易俗”，對兒童色情加以收斂，也是在美國“清教徒”文化的要求下才有所顧忌。然而，日本傳統文化的惡劣影響並沒有完全消除。

2013年，美國在政府報告中，把日本認定性為**“製售兒童色情製品的國際樞紐”。**

2015年，聯合國兒童色情問題特使莫德·德布爾—布基契奧就曾呼籲，日本政府急需制定打擊性剝削兒童的綜合措施。據聯合國調查評估，日本“（兒童）性剝削形式極多”，13%日本女中學生涉及“援助交際”。

雖然日本立法禁止兒童色情，但正如德布爾—布基契奧在記者會上所言，“兒童色情似乎已經被（日本）社會接受、容納”。

這種“容納”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

在一部2011的日本動畫作品《花開伊呂波》中，中學生少女松前緒花來到外婆經營的温泉旅店打工生活。

即便這麼一部講述青春期生活日常的全年齡向作品（沒有觀看年齡限制），也出現了大量女主角與住店中年旅客曖昧的情節。

充滿性暗示的捆綁、裸露鏡頭多次出現在劇中，旅客甚至以松前緒花為角色創作了色情小説，時不時就會拿出來讀一讀。

這種對兒童色情元素習以為常的運用，在日本動漫、遊戲等二次元文化產品中比比皆是。

更多時候，“蘿莉（幼女）”、“扶（穿女裝的小男孩）”等都成了作品炒作的賣點。

這些充滿聲光刺激的動漫、遊戲作品，在傳入國內後，受到青少年喜歡本屬正常，但其中消費兒童色情的片段，也使得尚不具備分辨能力的孩子一步步深陷其中，把對色情的消費當做了“正常”，這才使得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機。

“為什麼你想變成女孩子？”

“因為動漫裏的女孩子很可愛，很受歡迎。”有“藥娘”對採訪的記者如此回答。

所以，是二次元亞文化的問題？禁絕所有的動漫、遊戲就好了？並不。

日本亞文化的問題，本質上是日本文化底層問題的顯現。

中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破四舊”等多次歷史事件中，對封建社會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清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每個國人都熟知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

但日本不同。在公元1582年的本能寺之變後，日本歷史上再沒有出現過能對傳統貴族勢力構成挑戰的人。

後來的明治維新中，日本社會走向現代，但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

在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社會進行了改造，但出於控制日本的政治目的，美國選擇保留“天皇”等日本封建貴族，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日本傳統文化。

日本文化中的“糟粕”，沒有被清算。而這些“糟粕”，後來始終貫穿日本亞文化的生長與傳播之中。

在二戰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批文化創作者，日本漫畫之父手冢治虫、《鐵臂阿童木》之父鳥山明等一代進步派作者，對日本傳統文化進行了反思。

手冢治虫提出了著名的“漫畫三原則”：不拿戰爭或是災難的犧牲者開玩笑；不對某些特定的職業表現出輕蔑；不拿民族、國民或大眾開玩笑。

和平、反戰、勇氣、愛、人性的光輝等文化母題始終是這一代日本漫畫家的創作共識。

然而，在他們逐漸凋零後，日本二次元文化逐漸走向墮落，兒童色情、物化女性以取悦消費羣體成了常態。

二次元“御宅族”更成為日本保守派政治勢力的票倉。

2012年眾議院選舉中，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甚至將選舉前的最後的演講安排在“御宅族聖地”秋葉原。

在這次演講中，圍觀者拉起“大眾傳媒都是外國間諜”的展板，揮舞象徵軍國主義的舊日本軍旗，高呼針對中國的極端排外主義口號。

在這樣的“民意”激勵下，2014年日本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的最終街頭演説依然落腳秋葉原。

文化作為社會意識，生長的土壤是人心，好的文化激勵人向上，而惡的文化則激發人性中醜陋的一面。

在日本遊戲、動漫作品中，如《女神異聞錄》裏，社會與人性的惡會在異空間具像化為醜陋的怪物，主角通過進入異空間與這些怪物戰鬥來掃清世間的邪惡。

日本人也知道自己的文化“病了”，但如何解決這種弊病，日本人犯了難，不能徹底清算問題，只能“進入異空間”與想象中的怪物進行戰鬥，卻不在現實中做出努力去改變，這何嘗不是一種逃避。

反映到文化中，就是在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是非問題前，曖昧不明，喪失原則，一旦到了不得不認錯時，就鞠躬了事。

在2018年十分熱門的一部日本醫療劇《黑色止血鉗》中，醫生、醫學院教授、護士、醫藥代表各自站隊，分為幾派勢力拿患者的生死做籌碼爭權奪勢。內鬥重於人命、利益重於人命。

而到了結尾突然畫風一轉，大家都成了好人。

網友評論説，“這部劇代表了大多數日本現實題材劇，不管前邊大家怎麼做惡，到最後都能洗白，日本就沒有壞人了屬於是。”

這種毫無原則性的顛倒黑白，也潛藏在看似“正能量”的文化作品中。

2014年開始連載至今的少年漫畫《我的英雄學院》，主打“英雄”、“正義”、“勇氣”、“友情”等關鍵詞，受到廣泛好評，曾獲日本“ 下一部漫畫大賞 ”漫畫部門2015年第1名， 日本“全國書店店員推薦漫畫” 2015年第2名等多項榮譽。

後來在改編為動畫作品後，也第一時間被國內平台翻譯引進，成為二次元領域最熱門的作品之一。

然而，許多國人看着看着，發現不對勁：怎麼主打“正義”與“友情”的作品，有這麼多校園暴力的元素。

在《我的英雄學院》中，男2號角色多次對名為朋友的男1號行使十分極端的暴力，可謂“下死手”。在一期寒假特別篇中，眾人打雪仗，男2號用水澆在雪球上凝成冰球，猛擊男1號太陽穴。

要知道，這部作品的主要受眾，是不到14歲的少年羣體，這種朋友之間的暴力，一旦被模仿，後果不堪設想。這種在現實中大概率致人死亡的暴力行為，在被國人指責後，作品的粉絲辨稱，這是“愛”的表現。

直到2020年2月3日，《我的英雄學院》第259話中出現了一名進行人體實驗的反派角色，而角色名是侵華日軍“731”細菌部隊對人體實驗受害者的侮辱性稱呼。

作為漫畫作者的堀越耕平，完全忘記了自己前輩定下的原則，“不拿民族、國民或大眾開玩笑”，在作品中，對我受盡人體實驗苦難的同胞肆意玩笑與侮辱，罪大惡極。

然而，在遭到國人抵制時，這部作品的粉絲，大多為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們，仍在為作品辯護，稱只是因為作者不瞭解中國歷史，一些粉絲甚至笑稱，是“中國人太玻璃心”。

在中國的文化傳承中，我們的父母總是教育我們要善惡分明、嫉惡如仇，不可顛倒黑白、要勇於承擔責任，這些是貫穿國人道德的底層邏輯。這也是為什麼，國人對“熊孩子”的行為，總會歸咎於父母教育的失敗。

但很顯然，日本人沒有這樣的文化傳承，所以在很多重要的歷史問題上沒有從內心出發的價值判斷。

如始終不肯向遭受日本侵略的東亞諸國道歉，日本人真不是“死鴨子嘴硬”、“知錯不改”，而是因為沒有來自外部的壓力，就覺得在道德上“與我無關”。

這種善惡不分、沒有原則、一味逃避的價值觀，深深烙印在日本文化中，以匿名網暴、兒童色情等形式發展成社會問題。

而受到文化傳播影響，接受了這一套價值觀的部分國內亞文化受眾會有什麼表現？

2020年，受到網暴的伊奈，聯繫上網暴她的“清純片目電子女僕”，懇請不要再網暴自己，後者表示會收手。

然而到了2022年，伊奈發現，“清純片目電子女僕”不僅給自己取了“金頭姐”的外號，更是在“康帕斯隔空喊話bot”組建的匿名QQ羣組中，與羣裏的人用各種語言譏諷、謾罵自己。

在伊奈自殺身亡後，按國人的道德觀，參與網暴的人怎麼也會有愧疚，然而，“清純片目電子女僕”和其他一些網暴伊奈的人，卻聲稱是自己幫伊奈“解脱”。

有人勸“清純片目電子女僕”道歉，她卻説，“憑什麼要我負責”。自始至終，她都沒有想過，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這種對青少年價值觀的改換，比兒童色情、兒童自殘、網暴等現象更令人不寒而慄。

試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下一代卻逐步忘記了華夏民族的價值觀，把倭國文化視為正統，就猶如一個巨人的軀體越來越健壯，卻換上了不屬於自己的靈魂。

這種文化入侵真正可怕的一面，美國人恐怕相當清楚。在美國一款策略遊戲《文明》中，就有類似的機制：

當A國家的文化傳播單位“傳教士”，把本國的信仰與文化傳播至B國家達到一定程度後，B國再培養出的“傳教士”就再也不是自己建立的那個信仰，後續的一切傳播，都成了為A國傳播文化做“嫁衣”。

這種現象在現實中，也近在眼前，那就是台灣。

日本通過50年的殖民統治對台灣的社會文化進行了改造，其文化中模稜兩可、善惡不分、“責任不在我”的文化特質，也成了台灣人的價值觀。

2019年的台灣開播了一部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由於討論的話題很有現實意義，在兩岸引發了熱議。

這部劇中，嫌犯李曉明在戲院開槍射擊，無差別殺人，造成了9人死亡、21人受傷，李曉明開篇便被判決了死刑。整部劇圍繞律師調查李曉明為什麼會殺人展開。

思路沒錯，畢竟弄明白罪犯為何作惡，對整個社會防治犯罪很有價值。一些網友直呼“台劇現在都拍得這麼深刻了“。

然而，等播送完畢後，有人發現，該劇用大量的篇幅講解李曉明家庭慘淡、過往經歷的不幸福、展現李曉明入獄後家人受到了很大壓力，卻對受害人家屬的痛苦一筆帶過，更編織了受害者家屬利用媒體“報復”李曉明的劇情。

編劇借為李曉明辯護的律師之口，説“我們（身世悽慘者）太不幸，而你們太幸福，所以你們不為我們考慮。”

一些大陸網友在看完該劇後發現了劇情邏輯的問題，反問道：“社會有錯、政府有錯、朋友有錯、家人有錯，甚至被槍擊的人也有錯，就只有開槍的那個人無辜是吧？”

尾聲

那面對這些問題，文化交流就要一禁了之？不可能，畢竟“閉關鎖國”的虧我們吃過。國外的文化產品傳入我國，也不全然只有負面影響。我們的文化要向前發展而不是固步自封，就離不開文化交流。

對於伴隨其產生的惡，國家一直在做出各種努力進行打擊，切斷犯罪鏈條。2013年以來，每年都進行的“淨網行動”，極大的壓縮了不法分子的活動空間。

但也正如網友呼籲的，家長對孩子的關心才是讓不法分子無從下手的關鍵。

面對兒童色情等問題，有網友總結了家長需要注意的情況：

孩子一直抱着手機，不願意讓別人尤其是家長看到自己在做什麼；

孩子帶着手機進入浴室、廁所很久不出來；

孩子收到奇怪的快遞，包括不限於情趣用品、藥品；

孩子突然玩起某些小眾遊戲、APP。

我想，在這些努力之外，文化傳播的重要性同樣值得關心。

過去，歐美、日韓等強勢文化輸出國的文化作品中，故事背景可以是本國，也可以是國外，可以是古代，也可以是未來，甚至是完全架空的虛構世界，但無論講的是誰的故事，本質上都是以本民族的價值觀在看待世界。

這其中最值得我們借鑑的，是舞台上的角色無論怎樣變化，不變的，是台下那個導演，重要的不一定是故事本身，而是通過故事把價值觀傳播給觀眾。

而《原神》等中國文化產品的成功，便是通過完全虛構的世界，融入國人對現實世界的認識。

在我們的文化作品中，講希臘神話、講北歐傳説、講日本故事，但本質上，都是以中國文化的視角詮釋世界。這種詮釋，終將把中華文化的精髓傳播向全世界。

這便是文化傳播的力量。

（文中出現的網暴伊奈的賬號均已註銷，我們並不希望引發另一場網暴，大家理性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