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水爺爺被網暴，中國人的觀念“割席”為何愈演愈烈？ | 文化縱橫_風聞

陳雲松 | 南京大學

（本文原載《社會學研究》2022年第4期）

**【導讀】**近期，武漢一位擺攤17年、堅持2元不漲價的“糖水爺爺”在網絡走紅，卻又被網暴，引發公眾關注。**這些年，類似事件層出不窮：人們捧起“高尚的普通人”，對他們表達敬意和共情，但結果是打破了他們的平****靜生活。跳出來看，那些產生共情的人們，那些被關注的對象，那些滑向偏激的聲音，其實形成了互不理解且難以對話的“圈層”。**本文以“觀念的割席”為線索，試圖對這種現象加以剖析。

作者指出：觀念的傳播，並不都是單向的，接受者在接受觀念後，會與自己原有文化相結合，形成獨立的“時空”，進而獲得反向傳播的能力。當前國內環境中，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人們各自形成不同“時空”，再結合互聯網這個信息主渠道，形成更強的羣內區隔效應，以至於區隔開的不同人羣之間，意見表達尤為激烈。

就作者的調查而言，這種觀念和互聯網表達上的強烈對立，還沒有對現實生活形成足夠大的影響，但其可能帶來的個體心態極端化、社會撕裂彌散化、交往結構封閉化、意識形態隱喻化等後果，也不得不防。

本文節選自******《觀念的“割席”——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的羣內區隔**********》，原載《社會學研究研究》2022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觀念的“割席”

——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的羣內區隔

**▍**背景、問題和基本概念

近二十年來，隨着全球化進程中我國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與改革開放以來前三十年相比，**公眾獲取信息的情境和渠道都出現了較大差異。**一方面，中國從西方的跟隨者逐步轉變為全方面趕超甚至部分領域理念和實踐領先的引領者；另一方面，互聯網逐漸成為各類信息的來源與傳播平台。這兩個變化所導致的信息內容的非連續性和自選擇性可能使得公眾對諸多觀念議題，尤其是和“文化主體性”相關的議題出現集體認知和記憶的疊加、更新、斷裂與分化。這一分化現象在互聯網空間中已經開始逐漸顯露並日益強化。

我們首先以“知乎”用户和“微信”大數據為依託，以“中醫vs.西醫”為代表對互聯網空間中的觀點極化現象進行縱覽性的“遠觀”。通過詞向量技術，我們將近年來兩個平台上涉及“中西醫之爭”的詞彙映射到三維空間，觀察到明顯的隨時間推移而加強的極化現象：一極的詞彙聚焦於中醫及其正向評價（和對西醫的負向評價詞彙），另一極聚焦西醫元素和對中醫的負面評價。對“洋節vs.土節”、“計劃vs.市場”等文本的分析也得到了類似結果。然後，我們分別在家庭、同事、同學、同鄉等社會基礎單元層面，在“知乎”話題和“微信”羣兩個互聯網互動場域內，清晰地觀察到了這些“羣內”有關中西醫的觀念對峙過程。

儘管我們蒐集到的互聯網文本數據實證案例只是眾多議題中較小的部分，但這些數據表明，不管是在互聯網平台這樣宏大而寬泛的場域，還是在以家庭、地緣、單位等劃分的社會基礎結構羣體內部，均出現了普遍且日益明顯的“羣內”觀念的對峙。

本文提出，**互聯網上的觀念之爭和個體觀念的固化，使得具有同質性特徵的基礎性社會結構單位之內出現普遍的觀念的“割席”，並且日益強化。**之所以使用“割席”這個詞，是為了體現原本同一社會羣體內的系統性共識和傾向被裂解分化了，如同東漢末年管寧與華歆這對友人因理念不合而割席斷交一樣。對於當代中國的互聯網空間中，這種同質性社會羣體內部因觀念之爭而導致的異質性，本文稱為“羣內區隔”。具體來説，在微觀個體層面，本文所討論的“羣”，指的是個體在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台（如“微信”“知乎”）上有聯繫的基礎社會結構單位成員；在宏觀層面，我們討論的“羣”實際上代表了家庭、單位、學校等具有同質性特徵的社會基礎結構。

本文認為，**全球化進程中快速變化的世界秩序構成了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社會觀念，特別是與文化主體性相關的“觀念之爭”的宏觀情境；互聯網新媒體技術帶來的信息極化和嵌入在關係中的網絡社交平台，為形成和逐步強化這種羣體內的觀念差異提供了微觀內容和條件。**本文首先對吉登斯的全球化和現代性理論及“脱嵌”“時空分離”等經典概念進行梳理批判，並指出，全球化進程中多主體現代性的形成與“雙向脱嵌”所導致的“時空摺疊”，為中國當代互聯網空間中的觀念的“羣內區隔”提供了宏觀理論詮釋。然後，本文將戈夫曼的劇場理論引入到互聯網新媒體和關係情境之中，強調互聯網新媒體和中國關係網絡的“強義務”特徵，使得互聯網社交媒體形成催生分裂的“關係劇場”，以此為“羣內區隔”提供微觀層面的理論框架。本文初步構建了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中的社會觀念與現實社會結構之間關係的總體圖景以及宏觀—微觀理論框架，有助於增進我們對當代中國互聯網社會心態的理解，提升治理應對的能力。

▍“羣內區隔”的宏觀理論：走出吉登斯

當前中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大變局，特別是國際政治格局的多極化、全球化進程的起伏和信息技術革命，為社會深層結構提供了重要的形塑能力。

本文認為，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圍繞文化本土性觀念所形成的“羣內區隔”及其日益強化的趨勢，其宏觀背景恰恰來源於全球體系的變遷。這種全球體系既非沃勒斯坦所定義的“經濟資本體系”，也不同於亨廷頓所聚焦的“基於不同文明傳統的國際政治體系”，而是吉登斯強調的“綜合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於社會系統時空變遷的總體秩序”。

因此，本文以吉登斯的現代性和全球化理論為起點，在簡要梳理並批判其侷限性的基礎上，提出作為社會結構的時空“雙向脱嵌”與“多主體現代性”，並由此提出“時空摺疊”的概念，為“羣內區隔”提供宏觀層面的理論解釋。

（一）“時空分離”與單中心現代性：吉登斯全球化理論的侷限

“時空”是貫穿吉登斯結構化、現代性、全球化理論三部曲的核心主線。

吉登斯強調，一切社會互動都是嵌置（situated）在時空之中的。在抽象的時空體系和具象的社會接觸中，個人及社會互動均“置身”（positioning）於時間的三重維度之中：除“置身”於人的自然生命的不息流逝之外，還“置身”於日常面對面生活的循環往復與“制度時間”（institutional time）的長久過程中。

在微觀的日常面對面生活的時間維度上，社會互動呈現出時空“俱在”（co-presence），並通過日復一日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將人們的行為意識固化在場景中併成為“社交整合”（social integration）過程。

而在宏觀的“制度時間”維度上，制度結構所包含的規則和資源具有延續複製能力，形成了時空的“遠距化”（distanciation）。亦譯作時空延展、時空延伸、時空距離化。具有時間特徵的制度可以遠離空間限制，對其他位置的主體（如家庭、鄰里、城市和國家）施加影響。

通過“遠距化”，制度以主體不在場的記憶痕跡形式存在於現實之中，社會互動成了“系統整合”（system integration）。這個過程也就是“結構化”的過程。

20世紀90年代，吉登斯進一步完成了從結構化向現代性和全球化理論的延展。在宏觀“制度時間”維度，吉登斯提出“遠距化”可以導致“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space），使得具有現代性的社會系統“脱嵌”（disembedding）並在其他時空進行復制，在對空間的討論中，吉登斯始終強調空間的“場所”（locale）性質，而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地點”（place）意義：前者包含了戈夫曼強調的互動的、長期性的情境。

例如，他認為現代社會的“地點”實際是虛化的（phantasmagoric），而“場所”則被外來、不在場的社會影響所滲透和形塑。而現代性的高低取決於時空分離的能力。例如，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地理空間的地點與社會空間的場所，總體上是無法分離的，社會生活由在場活動所主導。時空分離帶來了理性化的機制和組織以及一種世界共識的歷史圖景，這些共同為全球化奠定了基礎。“先發”社會的制度系統以“脱嵌”的時空分離方式延伸複製到“後發”社會，形成跨越地表的全球社會結構。

從理論脈絡和內隱邏輯來看，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論實際上是起源於17世紀的歐洲的“現代性”的時空延伸：“現代性天然是全球化的，這在現代制度的絕大多數基本特徵，特別是脱嵌性和反身性中表露無遺”。

吉登斯強調，“現代性”，包括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社會監督控制和軍事理論並非文明本身，也不會輪轉。他以一種20世紀90年代初期西方學者普遍的制度自信強調指出，西方世界對外部的控制力的弱化並非是其制度影響力日薄西山的結果，而恰恰是其制度全球傳播的結果——制度的傳播使得全球經濟、政治、軍事力量出現均衡化。從這個角度看，吉登斯全球化理論的單中心性和西方中心的特點十分明確。

饒有意味的是，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論視野中，自始至終並未對中國和印度這樣巨大人口體量和豐富前現代歷史的國家給予討論。吉登斯20世紀80年代成書的《社會的構成》，也即提出結構化、“時空遠距化”等關鍵概念的著作，提及“西方”44次，“歐洲”28次，“中國”也達30次。但其提及中國的用意只是旁徵博引。引用《孫子兵法》對時間的描述、18世紀初期中國人的“中國”觀，甚至15世紀北魏拓跋氏統治下的中國河南農民的社會日常接觸，都是用古代中國的社會現象和歷史文獻作為案例，支撐其關於民族國家意藴產生的分析。在出版於20世紀90年代的《現代性的後果》，也即詳細討論現代性、“時空分離”和全球化的論著中，歐洲和西方分別提了13次和29次，東方僅提了3次，而對中國幾乎未置一詞。

毫無疑問，吉登斯所討論的“脱嵌”暗喻了一種社會系統的體制勢能或“中心—邊緣”假設。**吉登斯心中的現代性傳播和全球化過程，其實就是社會結構（社會規則和資源）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系統互動模式，從高處（或“中心”）的“場所”與“地點”合一的A社會延伸複製到低處（或“邊緣”）的“地點”的B社會。**在結構化之後，B社會也成為與A共通共享的“場所”。吉登斯提出“時空分離”和現代性擴展之初，恰逢整個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對全球自由市場充滿信心並對其政治議程和影響力預期高漲之際。實際上，福山對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優越感毫不掩飾的“歷史的終結”，正是吉登斯的“現代性的後果”的政治學版本。

（二）“時空摺疊”與多中心現代性：作為全球化結果的“羣內區隔”

當作為社會結構的制度、規則和資源進行時空延伸之際，吉登斯和福山心目中的嚴整的全球秩序並不會保持某種超穩定的靜態結構。

一方面，真正觸及深層制度的社會系統的脱嵌、複製往往是非常困難和不穩定的，甚至會出現原有社會系統的迴流。早在全球化之前，類似的所謂現代性的跨社會系統複製已有相當多失敗的案例，如非洲前殖民地國家和中東部分國家對西方制度的移植。

另一方面，也是和本文聯繫更緊密的，在一些看似成功的吉登斯心目中的現代性擴散案例中，其時空延伸過程中會出現經濟系統甚至政治和文化系統“反向脱嵌”的張力：完成了政治系統嵌入的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其經濟系統的崛起對西方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完成了市場經濟系統嵌入的當代中國，其基於文化傳統和政治系統的輸出性力量，形成了全球化進程中的“多中心現代性”。

因此，這裏我們沿着吉登斯的“時空遠距化”-“時空分離”概念路徑，提出“時空摺疊”的概念。在吉登斯的時空體系中，“時空遠距化”對應着現代性，“時空分離”對應着全球化的單中心階段，形成社會系統的“脱嵌”。而本文提出，“時空摺疊”對應着全球化的多中心階段。所謂“摺疊”，指的是在現代化“後發”社會這一“地點”，不同的“制度時間”在同一個空間裏形成了疊加。

**“時空摺疊”的後果是，在宏觀上使得現代化“後發”社會，特別是成功汲取了全球化資源的“後發”社會通過對外來系統的片段移植，同樣具有了“時空分離”能力和反向進行“脱嵌”的傳播能力，**進而形成現代性的“多中心特徵”和“雙向脱嵌”的社會張力。

在微觀上，“時空摺疊”使得現代化“後發”社會的人羣同時面對着歷史悠久的原生系統記憶和新生的外來系統記憶，催生了社會不同羣體內的觀念分化，最終導致類似“北京摺疊”那樣共同佔據集體記憶，但在時間裏此消彼長、分享空間的記憶割裂。投射到文化主體性層面，就形成了本文所説的社會觀念的“羣內區隔”及其強化。

具體而言，在全球化的單中心階段，來自西方的社會系統片段，從西方“脱嵌”並植入到非西方的社會系統之中，完成了單向度的“時空分離”。在這一輪現代化之中，非西方的原生社會系統有的因外來系統無法長久移植而回歸初始狀態（如伊朗的世俗化改革），有的則成功整合成為新的社會系統（如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

但在整合也即結構化的過程中，原生社會系統的“記憶痕跡”並不會憑空消失，只是被轉移到了記憶的深層。原有的話語、人物、社會關係和敍事（如傳統中醫的概念體系和話語、傳統節日的生活方式和記憶、社會大眾對計劃經濟時代人物和社會關係的集體記憶等），從聚光燈下歷史舞台的前方暫時隱身到了後台。這樣，在全球化進程中，現代性傳播中的“接受方”在社會系統中嵌入外來系統片段的同時，其原生“制度時間”的結構層如同海面下的冰山，被新“制度時間”的結構層遮蓋。

**但一旦新的社會系統在規則與資源上成功地積蓄了足夠的勢能，汲取了足夠的“傳播”能力，原生“制度時間”及其載體深層“記憶痕跡”就總是會試圖上升，成為和當年外來社會系統一樣的主體不在場的新結構，**具有同樣的“時空分離”和“雙向脱嵌”的集體意識。此時，被外來現代系統所定義和發現的原生的、傳統的社會系統，經過結構化重新定義了自身和整個世界，並把外來系統重新發現和定義為遠方的原生傳統。

這個過程體現了原生性與現代性的相互定義和現代性的多中心、多主體流動特徵，中國的崛起和實質性系統輸出的能力就是典型案例。這種反制往往肇始於如市場、貨幣、金融等資源層面，然後向制度擴張等規則層面蔓延，再進一步投射到文化主體性的層面，就浮現為前文所提及的諸如“中醫vs.西醫”“土節vs.洋節”“計劃vs.市場”的觀念之爭。

此外，對不同世代的羣體，時空摺疊帶來的記憶組合呈現出不同的人羣權重搭配。“60後”“70後”“80後”“90後”對於家、國、世界的認知以及對文化主體性的理解是高度差異化的。同一物理空間的不同情境和“制度時間”的疊加，使得人們因各自的稟賦、思維方式、權力環境、文化情境產生差異，出現結構化中的記憶分化——已經有很多學者對中國社會記憶的結構和分化特徵進行了大量富有洞見的研究。**這種分化表現為同質性的社會羣體卻會對同一件事物、同一個過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世代的社會羣體也會有類似的觀念鴻溝。**以上因素相互摻雜互動，進一步形成社會觀念的分裂對峙。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具體的觀念內容為何，這類爭辯大約總可以被區分為“原生”和“外來”的高度對峙。

對現代化“後發”社會而言，當結構化完成後，原生社會的資源和規則力量獲得了聚集和提升，形成新的特徵化社會系統。而對於此時的原生社會的行動主體來説，其深層記憶中的原生“制度時間”甚至會隨着記憶的過濾而變得比真實情況更有吸引力。正如羅蘭·羅伯森所説：“在日趨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會性的、民族的、地區的，甚至個人的自我意識都有所增強”。有意思的是，在十多年前對當代中國現代性的討論中，有學者仍然謹慎地認為當時中國的現代性本質上“不在場”或處於“無根基”的狀態，但近年來已經有學者在認真討論中國執政黨的現代性。學界這種快速的觀念更替和分化，本身就是社會總體觀念出現羣內區隔並逐步強化的生動寫照。

▍“羣內區隔”的微觀機制：媒體、關係和劇場

在前文中，我們提出“時空摺疊”是互聯網空間中產生觀念“割席”現象，也即“羣內區隔”的宏觀背景。至此，我們必須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

僅有基於全球政治經濟力量對比的宏觀背景，是否足以引發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中的觀念“割席”現象？“觀念割席”是現代性全球發展的必然，還是現代性必須與新技術特別是互聯網共同催化的產物？

我們認為，“時空摺疊”無處不在，但要構成對社會羣體在文化主體性觀念方面較為普遍的割裂以及強化，則離不開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強化語境。

那麼，這些互聯網新媒體平台在觀念分化中究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論述並強調互聯網新媒體和關係社會共同形成並強化了“羣內區隔”在微觀層次上的內容和結構。

（一）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負壓”

互聯網新媒體的定義種類繁多、不一而足。本文所説的互聯網新媒體，主要是指數字化互動式互聯網新媒體。**數字化和互動性是其根本特徵，並徹底改變了當代中國的信息傳播系統。**根據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2017年的數據，在10143位被訪者中，平時上網的比例為40%。同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也顯示，在12380位調查對象中，44%的人經常或頻繁上網，42%的人以包括手機上網和定製信息在內的互聯網為主要信息來源。**這些不同來源的調查數據表明，中國人使用互聯網新媒體的頻率遠遠超過電視機開機率和報紙瀏覽率。**從塑造社會觀念和心理的角度，本文認為當代中國互聯網新媒體的兩大信息特徵在個體層面催生並不斷強化着互聯網觀念的“羣內區隔”。

**第一大特徵是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高通量。**所謂高通量，是指個體獲取的信息流量大、更新速度快，形成信息的湍流。根據CSS 2017數據，公眾每天瀏覽網絡政治新聞的比例高達51%，每週多次瀏覽的達72%；根據CGSS 2017的數據，人們平均每天約花費120分鐘上網或通過“微信”“微博”等各類手機應用閲讀資訊和文章。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接收使個體浸沒在信息的海洋之中。除此之外，高通量帶來的流量經濟特徵又會促使少數追求流量的媒體，炮製出容易引發爭議的內容吸引眼球，對觀念分裂起到火上澆油作用。

**第二大特徵是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自選擇。**桑斯坦曾提出著名的“信息繭房”假説。在信息傳播中，公眾選擇使自己愉悦的內容，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封閉信息空間之中。隨着互聯網新媒體的發展，這種自選擇的現象已從預言變為現實。新近研究也表明，羣體的同質性和擴散性本質上是共生的。例如，CGSS 2017年的數據顯示，38%的人因使用互聯網而和有共同愛好的人關係變得更為親密，25%的人因使用互聯網而和政見相同者更為親密。再如，43%的用户通過朋友推薦獲取“微信”公眾號信息。在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高通量環境下，一個個“信息繭房”會變得越來越自我和強化。

這兩大特徵最終形成了社會觀念體系中的“信息負壓”效應。“微信”“百度”“知乎”“微博”“抖音”“頭條”等媒體平台通過高通量的信息推送讓各個社會羣體面臨外部的海量信息壓力，同時也在各社會羣體內部不斷催生桑斯坦所謂的“信息繭房”。**這些自我封閉的信息空間在選擇吸收信息的同時，也向外輸出信息以試圖吸納同化更多的人羣。**這雖不至於引發鮑德里亞擔心的因失真導致的社會“內爆”（implosion），但最終會使得整個社會的觀念系統成為一個負壓室。“繭房”彼此間相互擠壓對峙，以“信息負壓”的形式構成社會羣體的內部張力。“繭房”內部的公眾，越來越習慣於被自己所選擇的信息遮蔽，為自己的同道感到鼓舞和興奮，而逐漸失去反思能力與動機。實際上，桑斯坦在提出“信息繭房”之外，還提出了互聯網“羣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即在互聯網中，團體成員一開始有某些觀念偏向,在羣體討論後會進一步強化偏向甚至形成極端的觀點。他發現，“羣體極化”傾向在網絡中發生的比例,是現實生活中面對面時的兩倍多。也就是説，自選擇信息既導致了“繭房”式的封閉，也容易讓“繭房”內的觀念極端化。從經驗研究來看，互聯網上的觀念極化案例，例如“中西醫之爭”、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政治精英言論的多極化等，新近的研究均有所覆蓋。

（二）互聯網新媒體的“關係劇場”

互聯網新媒體平台是廣泛滲透和嵌入在當代社會人際互動之中的。儘管戈夫曼的“劇場和自我呈現”理論起源於對人們面對面互動的分析，但它同樣對互聯網空間場域具有解釋力。只不過，戈夫曼忽視了媒介對他所描述的人際互動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互聯網新媒體“重新界定了社會位置和地域空間的概念，將體驗和物質地點分離開”，甚至“可能會創造出新的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重新塑造行為的方式可能會超越所傳送的具體內容”。此外，社會網絡和組織中的各種信號和結構等對於人們的行為和決策均有重要的影響。而實驗研究也表明，**人與人之間細小的、局部的交往互動可以把一些對立性的文化行為無限地放大。**從這個角度看嵌入在中國人際關係中的互聯網新媒體，我們就不難做出推論。**互聯網新媒體和關係網絡的嵌合形成了一個既體現中國社會互動特色，又具有互聯網新媒體平台特徵的虛擬空間。而這個空間實際構成了一個“關係劇場”。**從時空特徵的角度，這種基於互聯網社交平台的劇場具有兩大特徵，會極大地催生並強化羣體內的觀念分裂。

（1）劇場的時空分離和延續：強化表演

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台和傳統的單位、聚會、學校等社交平台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具有互聯網所帶來的“時空分離”和“時空延續”兩個特徵。儘管人們置身於媒體平台時互動的程度看似不如面對面互動時那麼深入，但恰恰是社交媒體劇場讓人們獲得了互聯網新媒體的兩大信息特徵，強化了觀念的表演特徵，為對峙提供了持續的戲劇化的動力。

首先是在場的時空分離性。在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台上，**人們既可以進行實時互動，又可以通過調整信息傳遞的節奏來改變互動的時空分佈。**它使得各類行動者（例如“羣主”“骨幹”“潛水者”“協調者”）在劇場中既可以對自己的言行深思熟慮，又可以通過沉默、拖延、話題組織等各類方法讓持久的社交空間變得更具有戈夫曼所説的“表演性”，並形成戈夫曼所強調的劇場角色身份的難度差異，進而加劇觀念對峙和分裂。

其次是在場的時空延續性。在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台上，社交互動會隨着“羣”的存在而持續不斷，它使得行動者在觀念表演的過程中始終面對觀念歷史一致性的壓力。由於大量的交流通過文字和信息轉發進行，而前台的文字必須為文字書寫者的後台觀念一致性背書，也即戈夫曼所謂的追求“理想化”的姿態，“當一個人進行表演時，他就暗中要求觀察者對他形成的印象保持一種認真的態度。觀察者被要求去相信表演者表達出來的特點品質，也相信他的行動會取得其所宣稱的結果，相信總體上看到的就是事實”。**因此表演者也即媒體平台成員的觀念應始終如一，**否則或失去面子，或被理解為心口不一，無法被信任，而信任是戈夫曼提出的表演行為的前提與核心。基於這一原因，社交媒體中人們所表演出的觀念執着和對峙甚至比真實生活中更為激烈和持久。

（2）劇場的關係“陷阱”：“強義務”在場

儘管互聯網新媒體帶來了“信息繭房”的負壓，但如果人們隨時可以從互聯網新媒體平台構建的劇場中抽離，即及時結束觀念的極化與對峙，那麼信息的自選擇就不會成為催生分裂的長久動力。但問題在於，從互聯網新媒體平台抽身而退並不容易實現。關係強度實際是多面向的，除了體現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工具性價值，還與大量的社會義務有關聯。**這種義務形成了中國網絡社交媒體的兩個關係特徵，使得人們形成一種“強義務”在場，難以抽身，**從而加強了對立的觀念，甚至內化形成了一種虛擬空間的自我構建和生存方式。

**第一個特徵是陌生人的快速強關係。**即便是素未謀面的人，例如“博主”和“粉絲”，或同一個“羣”內的成員，在公開場合的社會關聯一旦建立起來，就因信息互動的持續性和全天候而形成強關係，而不需要現實生活中長期的互動培育。這種快速強關係的主體是互聯網空間中的網絡身份而不是現實身份，但同樣附帶大量的義務和麪子等關係因素（例如在“微信”中被邀請進入成員彼此不甚熟悉的“羣”）。選擇弱化甚至退出，例如註銷“微博”賬號、“粉”轉“黑”、“微信”退“羣”、“拉黑”等行為，都會影響到網絡身份的彼此維繫、評判和自我認同。

**第二個特徵是熟人的退出壓力。**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無論是在單位還是學校，熟人之間為避免觀念不合導致的尷尬，或避免互動，或減少碰面的頻率。這種迴避行為可以通過時間、空間的巧妙組合而無須公開宣佈。但在社交媒體上，在知曉彼此身份的情況下長期“潛水”拒絕互動，很快就會面臨同儕壓力。“拉黑”甚至退“羣”更是一種艱難的決定。這些舉動會被解讀為對熟人特別是“羣主”或邀約者的友誼和信任的背叛，對人與人之間在社交媒體平台同氣相求的義務的背離。因此，當熟人在社交媒體中有了觀念不合，退場抽身異常艱難。實際上，學者發現“微信”“微博”具有連接、黏合和維持社會資本的功能。

（3）劇場中觀念對峙的內化和強化：平台“規訓”

顯然，**強化表演的時空特徵和強關係在場的人際關係構建與維護，會使得“關係劇場”中的主體不得不長期堅持自我觀念並加以鞏固維護，並進一步形成互聯網新媒體的平台“規訓”。**儘管社交媒體平台和福柯提出的形成“規訓”空間的監獄、醫院、軍營、工廠、修道院和學校不同，但幾乎所有的互聯網新媒體平台都具有“全景敞視”（panopticism）的特徵：在社交平台中，人們獲得了福柯所謂的“個體的人人相互監督與同時工作的可能性”。福柯論及的社羣空間的具體“規訓”方法包括“分配藝術”（the art of distributions）、“活動控制”（control of activity）、“創始的組織”（organization of geneses）和“力量的編構”（composition of forces）四個方面。

和以上這些方法相比，媒體平台的“規訓”只會更為精妙和細膩。

首先來看虛擬空間的分配。儘管媒體空間並不對應大型公共建築的內部單元房間，但是在“微信”上，仍然可通過相互設置對方的查閲權限和建“羣”等方式來形成各類私密、半私密或公開的前台。在這種強制序列中，參與者按照“羣主”、實名參與者、非實名參與者、參與話題的積極性甚至觀念的差異序列等在網絡空間中獲得定位。

其次，再來看話題節奏的控制。儘管在“微信”平台上的活動並不需要制定時間表，但它完全可以實現福柯總結出的“規訓”三部曲：對活動節奏的安排，對日常事務的強制確定和週期調節，讓個體在生產（話語）過程中被形塑為“規訓”客體 。例如，在“微信”上，午飯後和晚飯後的閒暇時間往往是“羣主”和“骨幹”參與者提出各種討論的集中時段，當“羣”中沉默過久後，“羣主”和“骨幹”成員會主動增設話題。此外，朋友圈中的“點贊”或沉默的持續性，以及對方重要性所導致的“點贊”方式差異形成的週期性等，都構成了非常好的例證。

再次，從創生活動的時間組織來看。“微信”平台能夠如同監獄組織放風、學校組織體操一樣，通過定期不定期相結合的發“紅包”、統一“點贊”等近乎全員參與的形式，以連續活動的序列化讓個人的時間變成一種集體的、連續整合的線性時間，並指向一個穩定的活動終點。

最後來看力量的編構。經過這樣的“規訓”，在“微信”羣中，個體成為福柯所謂的經過精確命令系統的力量組合所能擺佈、移動和構建的要素。例如，“微信”羣中看似沒有公開發布的紀律，但實際上在冒犯性的語言或轉帖後，“羣主”或“骨幹”參與者會通過措施加以微妙的控制懲罰，從輕微的尷尬“表情包”、轉移話題，到勸解、語言勸誡、刪除甚至“踢出羣”和“拉黑”。這一過程使得社交平台上的所有人實質上都處於一種永遠可見的福柯引述的“完美圓形監獄”狀態。這種永恆的可見性和牢籠中人的無意識和有意識形成了當代社會用日常生活的細節定義權力的可能性。

**某種意義上，恰恰是對峙性觀念的此起彼伏，讓互聯網新媒體平台上的時間和空間獲得了線性的方向和話語活動的意義，也讓“羣主”“博主”“up主”“骨幹”和“潛水”者各自獲得了自己的社會空間位置，併為維持這種意義而樂此不疲。也因此，觀念的“割席”“羣內”的“區隔”，實際上已從人際交往中的觀念碰撞，內化和昇華為一種經過慣習化後的個體“時空分離”的自我存在載體，是自我建構的定期與不定期組合的生活洗禮方式。**如同戈夫曼所説，“要成為一類人，不僅僅需要擁有此類人所必需的特質，還要讓自己符合社會羣體對這類人所認定賦予的行為和外表標準”。儘管所有人都意識到對方觀念的異質性，但每個人的異質性細節恰恰構成了“羣”中的自我，並必須通過觀念“割席”而維持下去。這個時候，製造區隔和協調觀念分裂一樣，都成為互聯網新媒體平台上人的存在的特徵。人們在異見中爭論，但也在異見中達成社會結構的彼此判定。

因此，社會結構形成觀念、行動的舞台和序曲，同時又被觀念和行動所結構化與定義。“羣內區隔”遂以這樣的方式獲得熵增式的均衡——每一個社會羣體都在自我的牢籠中不可避免地朝觀念對峙的方向走去。

**▍**討論和結語在進行結論之前，我們在理論邏輯上還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互聯網上的“羣內區隔”也即觀念撕裂，是否僅僅是因為中國近代積弱和新中國建立以來公共話語不斷演化、國力不斷提升的特殊情境所致？如果是這樣，“時空摺疊”理論的價值似乎就只能侷限於中國案例。第二，傳播學文獻表明，互聯網空間中的觀念表達往往因匿名性、瞬時性、情緒化等因素被扭曲和誇大，和現實社會過程中人們觀念的表達互動可能存在一定差異，但互聯網又具有高度的傳播能力和擴散性。因此，“羣內區隔”這一互聯網現象是否已擴散到現實社會過程中，並對社會互動甚至社會結構產生割裂性質的影響，需要用互聯網之外的資料進一步考察。另一個需要反思的重要問題是，互聯網空間中的區隔對社會治理而言存在哪些消極的影響？下面就這些問題分別進行討論。

（一）“時空摺疊”的全球案例

“時空摺疊”現象並非僅侷限於當代中國，眾所周知，2020年美國社會因政治偏向而產生嚴重的觀念分裂。具體的觀念之爭的案例包括圍繞總統特朗普、美國大選和“BLM”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即“黑命貴”）等，不一而足。如果用吉登斯的理論來加以考察，似乎很難解釋美國現階段存在的觀念區隔。因為美國在圍繞特朗普的觀念之爭的前後，並沒有出現經濟政治全球實力的巨大起伏。即便有，也不是“後發”國家和“先發”國家的差距變化。

但是筆者認為，當代美國圍繞特朗普、“BLM”這些熱點人物、事件的爭論，同樣也是記憶的“時空疊加”的結果：支持特朗普、反對“BLM”的多為底層白人工人和農民，與大城市精英相比，前者更多保留的是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美國製造業發達時期中產階層生活優渥的集體記憶。實際上，當代美國的觀念分裂的宏觀背景可以理解為美式中產家庭的記憶摺疊，這是二戰後的美國記憶對今日城市空心化、產業衰退、政治正確愈演愈烈的“時空疊加”。從這個角度，本文提出的“時空摺疊”或可在抽離出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後仍具有理論解釋力和一般性價值。

（二）互聯網空間中觀念的“羣內區隔”的差異化擴散及其後果

“羣內區隔”是否已經擴散到網絡之外的現實社會生活之中？本文對這一問題的檢驗邏輯是，如果觀念的“割席”已經規模性、實質性地從網上向線下傳播，那麼我們最早能觀察到的社會後果應該是，“羣內區隔”將首先彌散於具有柔性邊界的社會宏觀結構羣體（如階層）中，然後逐漸在社會基礎單元（如家庭、單位、學校）的實際互動中被觀察到。這是因為比起宏觀羣體結構，社會基礎單元具有更強的內在凝聚與調和力量來消弭觀念的分化。血緣、業緣、地緣的社會力量比經濟社會地位的同質性更能夠抵消觀念對社會結構的裂解。本文以階層為社會結構對象，分析現實社會中的社會結構—觀念關係。為此，本文使用非互聯網數據來進行統計檢驗。具體而言，使用CLDS2012、CGSS2013和CGSS2017數據，分別生成“中醫vs.西醫”“洋節vs.土節”“市場vs.計劃”三種觀念指標。然後以被訪者個體為樣本，觀察其階層以及個人職業、教育和收入等階層標籤是否和個人觀念相關。如果觀念和階層之間不存在統計上顯著的關聯，那麼“羣內區隔”很可能已經從互聯網空間中發展成影響真實社會生活、對階層形成內部觀念裂解的過程；反之則説明“羣內”區隔在真實社會生活中尚不存在，更多是發生在互聯網場域內的特殊現象。

通過以上的多源數據分析發現，“中西vs.西醫”之爭，不僅在互聯網中形成了“羣內區隔”，而且在線下現實社會中也在發酵，打破了階層與觀念之間的對應。這意味着，“中醫vs.西醫”的觀念之爭在現實社會中對階層這一宏觀結構形成了影響。不過，互聯網空間中“洋節vs.土節”和“計劃vs.市場”的羣內區隔並沒有規模性、實質性地彌散傳播到現實社會生活中並影響階層結構。因此，**網絡上與此相關的看似撕裂的聲音，也未真正造成社會的撕裂。**這種“羣內區隔”擴散結果的差異可能和“中醫vs.西醫”本身具有更強的現實生活體驗感和更悠久的歷史有關。經濟運行模式的討論可能遠離日常生活，而節日話題本身的受眾可能並不是特別廣，尚未形成現實的區隔。

儘管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羣內區隔”尚未全面、實質性地影響現實社會互動，但如果不加引導紓解，確實可能會給社會治理帶來消極的後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個體心態的極端化。**在社會網絡形成和維護的過程中，人們習慣於獲得同質性的信息相互反饋。觀念對峙很快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羣體中對持有對峙觀念的人形成一種簡單化和極端化的失望甚至敵視、鄙視的態度。“微信”中的“拉黑”就是典型的行為。

**第二，社會撕裂的彌散化。**互聯網上的個體極端化心態不但會在虛擬空間中不斷蔓延，而且會向現實社會互動中延伸。當這些撕裂的甚至意氣用事的意見充斥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一方面會讓互聯網公共話語出現裂痕，另一方面也會導致現實社會中思潮的高度情緒化和對立公開化。

**第三，交往結構的封閉化。**觀念分裂，特別是線下的“羣內區隔”會對中國傳統由家庭、親屬、朋友關係形成的“差序格局”造成一定的改變。新的“差序格局”將是混合關係網絡和觀念同質性的梯次結構。在這個結構中，關係強度不再只取決於血緣和傳統社會單元所定義的社會關聯，而是同時受到彼此觀念接近程度的影響。在關係的束縛下，“道不同不與為謀”式的自我隔離可能在一定時段內出現。這樣一來，觀念“割席”將會使社會交往結構進一步封閉化。

**第四，意識形態的隱喻化。**觀念之爭的背後潛藏着意識形態的傾向和潛移默化。互聯網空間中觀念的多元化和差異化是一個健康社會和健康互聯網空間文化繁榮與百花齊放的表現。但如果觀念形成強烈的難以兼容的對峙、分裂甚至纏鬥，此時的“羣內區隔”就會成為社會治理特別是互聯網治理的暗面，需要決策者和治理者提出堅定寬厚的主流聲音，讓網絡上無謂的爭論減弱，讓觸及治理根基的互聯網話語具有明確的導向。

本文通過對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中的觀念的“羣內區隔”進行描述、詮釋和機制分析，探討當代社會結構與觀念的關係特徵。在理論建構方面，本文提出“羣內區隔”的概念，用批判和拓展、整合的方法，在吉登斯、戈夫曼和關係網絡、“信息繭房”等經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時空摺疊”“關係劇場”等概念，以期關於中國社會的實證分析為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提供更多的實質性建構。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本研究的侷限性。第一，本文儘管對吉登斯、戈夫曼等的理論概念進行了整合，但限於篇幅，對“多主體現代性”的生成，特別是“雙向脱嵌”的社會集體記憶形成未能進行深入分析，對從19世紀以來的“華夷之辯”“體用之辯”等中國人集體記憶連貫性的世紀卷軸未能加以梳理。對“計劃vs.市場”之爭的意識形態和治理模式根源的討論也暫付諸闕如。第二，對互聯網空間和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觀念的雙向互動的複雜關係未加以梳理。特別是“信息負壓”“信息繭房”“社羣同質化”以及“回聲室效應”種種微觀行為的定義和大數據實證研究，需要進一步展開。第三，“信息負壓”“信息劇場”“強化表演”和“強義務”在場在多元現代性中是自然產生的還是有各類機制行為與網絡結構的演化？這個過程的相關概念和中觀指標需要進一步討論。第四，部分互聯網社羣並未出現上述的“羣內區隔”現象，這種羣內空間的開放性和容錯性的內在機制值得進一步討論。以上的不足和研究空白，將在後續研究中逐一解決，同時也呼喚更多的學者加以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