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人認為，每一次危機都是財富的重新分配_風聞

每一次災難，每一次危機都是一次機會，那些倖存者，重新分配財富的機會。這是美西方人拼命宣傳自由民主的骨子裏的根源！

一是他們有一種根深蒂固執念，就是，他們是“天眷之子”，可以經常性地躲過危機。時間久了，經驗豐富了，他們甚至可以製造危機。

二是他們“團伙”內，雖然在危機中有所損傷，或者有隊員或者是家族的損失，但是這些人總會賺取新的財富。同時，總有新人加入，或者是新家族加入。他們的“團伙”總能保持一定的規模，有一種動態的平衡。

三是，危機或者是災難來臨，國家社會總財富有損失，甚至國家社會人口都有損失，但是，那些人，或者説那個“團伙”總會獲取利益。

還有一個重要現象，災難或者危機，從來沒有引發國家的崩潰，只有當屆政府的垮掉。換一屆政府，一切就又重新開始了！這就是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優勢。也是，維護那個“團伙”動態平衡的優勢，美西方人始終如是。

這就是美西方人倡導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而民主選舉的政權機構，則維護着這種獲利模式。

上述這些，也是中西思想，在根祇上的不同之處。中國人敬天閔人，敬畏生命，厭惡災難；拒絕危機，講究防患未然。災難降臨時，發洪水則治水，為了治水還有了堵與疏的“戰術”之爭。中國人的治水工程，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現在還發揮作用的，比如都江堰。所以，中國人救災救難，甚至發展成“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社會治理結構。中國人追求的是，拯黎民於水火，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於將傾，救民族於危難。

美西方人對災難如何應對，歷史上的事，不好説，比如諾亞方舟，一個聖經故事，更確切地説，或者是倖存者們編輯的好故事。虛幻的故事，不説也罷。

美西方人的歷史上，就看不到救援機制。羅馬的克拉蘇擁有救火隊，但是，他是做了低價收購受災者的房產的行為，俗稱趁火打劫。在西方人的歷史裏，克拉蘇當然不是救火英雄，但是，他是智慧的化身，聰明頭腦的現實行走者。美西方人的歷史上，克拉蘇是古典時代的最有錢的首富人物。當然，羅馬人克拉蘇還擁有西班牙的銀礦。

大英帝國治下的愛爾蘭，發生大疾荒（土豆大饑荒），英國人同樣不救援，商人們反而提高糧價，大發國難財！所謂的自由，就是災難來臨之際，可以發國難財的自由！

現實中，美西方人對待災難或者危機，往往看作是倖存者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的新的機會。中國人對此明確定義為趁人之危，發國難財。而對故意製造危機，以謀利者，則定義為損人利己，罪名可以定義為搶劫，比如十字軍東征。

比如一戰二戰，災難危機、西班牙流感，都是小意思，最大的問題還是戰後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財富的重新分配，倖存者對財富的重新分配。

東西方最大的不同即在於此，東方中國人面對災難積極救援，對危機總要消弭其於未萌。美西方人則相反，他們甚至製造危機，1929年危機和2008年危機，不一定是他們主動而為，卻都是他們人為造成的！

再比如，金融是人類發明的好東西，甚至可以説，是金融與軍事，還有科學，促進了工業革命。只是，金融與軍事，暫時並沒有被人類充分馴服，它們並不馴良，更象是性格暴烈的野馬。比如1929年和2008年經濟危機，都導致軍事衝突的嚴重的後果。

金融制度是好東西。貪婪的人類卻不斷放大着它的野性。最恐怖的就是做空機制。買為贏利，賣為贏利。做多是為了贏利，做空也是為了贏利。自由呀，我們有做空贏利的自由！於是，英鎊被做空。於是泰國馬來西亞，以致東南亞被做空，形成了東南亞危機，索羅斯們贏利離場。

所以，東方的中國很早就有災難救援機制，以致於，救災不力是被人咒罵的，包括皇上。白居易就寫詩批評皇帝：虛受吾君蠲免恩。

歐洲人沒有這個思想！比如，美西方人的選舉，實質上就是，我要選舉出來一個實現我個人利益的代言人。哪一個候選人更接近我的想法，我就選舉誰。投票時，骨子裏，念念不忘的是“我”！

選舉人念念不忘的是“我”，被選舉人也是如此。那位越出雷池一步的那位佩潑婆，耍盡小聰明，也要到寶島蹭個熱點，説一千道一萬，還是十月份的中期選舉嘛，骨子裏，念念不忘的是佩潑婆的那個“我”！

每一次危機都是一次機會，那些佩潑婆們，重新“獲取利益的機會”。

這一點，他們毫不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