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講:日本成了今天這樣,神道教都作了哪些孽?_風聞
real谷智轩-观察者网原创视频栏目-2022-08-17 19:33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你看日本的谷智軒。兩天前的八月十五,是日本戰敗投降77週年。就在這一天,日本前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自民黨政調會長萩生田光一、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高市早苗、復興大臣秋葉賢也,先後參拜了靖國神社,首相岸田文雄也通過“私人費用”,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玉串料”。日本政要紛紛選在這一天“拜鬼”,這是明擺着挑釁周邊國家,死不悔改。不單單是政客,社交媒體上的圖片顯示,當天還有大量日本民眾,在靖國神社門口大排長龍,我想問問中文互聯網上所謂的“神友”們,這是不是你們眼中“美麗的風景線”?説起為什麼非參拜靖國神社不可,一些日本人總是會説,神道教就是如此,外國不必為了幾個牌位大驚小怪,要你尊重日本的“傳統文化”。事實真是這樣嗎?本期《軒講》就來扒一扒,神道教作為日本傳統,是如何被軍國主義利用,成為法西斯分子對內洗腦、對外侵略的工具的?
神道教是從日本原始的自然崇拜中,誕生出來的一個宗教。水稻栽培技術從中國傳入日本後,日本逐漸建立起了定居的農耕社會。而農耕社會很容易受到自然災害影響,導致減產歉收。面對自然災害,人們覺得冥冥之中存在“天意”,就開始通過祭祀,祈禱風調雨順、禾穀豐收,這就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唐代佛教傳入日本後,為了和“佛法”區別,日本人開始用“神道”一詞,來稱呼本土的原始信仰。神道一詞,借用於中國《周易》中的“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tè”,原本是指大自然變化的規律。但日本人給“神道”這個詞,賦予了“神明之道”的意思,於是就有了宗教的意味,並且在佛教的影響下,為神道教雕刻神像、建造神社。
但原始的神道教,和如今很不一樣,沒有固定完整的宗教形式,也沒有道德教義,更像是一個囊括了各種神話的“故事集”,既沒有類似儒教的普世價值,也缺乏佛教一樣的道德思辨。同時,神道教還是一個多神信仰,缺乏向心力,每個地區、每個氏族,都有自己所信仰的神明。有的地方冶煉鍛造行業比較發達,就有神社專門供奉保佑鐵匠的“鍛造之神”。有的地方色情產業比較繁榮,就有神社供奉保佑妓女去除性病的“性病之神”。還有的地方,附近既有鍊鐵廠,也有花柳巷,這裏的神社就會既為冶煉工人服務,也為妓女服務,只要香火錢給得足,什麼業務都承辦。
天皇雖然也是神道教傳説中“神的後代”,但承辦的業務並不多,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天皇都不是民間神道信仰中,被供奉祭祀的主流。缺乏系統化宗教組織的神道教,只能服務於封建時代少數的貴族統治階級,其地位也遠不如現在。早期的神道教,缺少自身的經典和教義,所以常常需要依附於體系更完整的佛教,以“神佛融合”的形式存在,神道教在神社旁邊,建立神宮寺院,並且用佛教思想來詮釋神道教的理論。進入江户時代後,中國的朱子理學傳入日本,當時佛教由於依附於幕府,受到了很多束縛和限制,權威性遠遠不如從前。所以神道教信仰又開始遠離佛教,幕府推動神道教和儒教思想結合,用儒學思想中“大義名分”、“忠君愛國”的理論,維繫自身統治的權威。
其實,很多我們以為有着悠久歷史的“傳統”,都是近代的“發明”。江户時代末期,幕府統治衰微,對民間的思想控制遠不如前,儒學式微,於是日本文化界出現了一批“國學家”。這些“國學家”們認為,過去的神道教,過度依附於佛教和儒教,這些“外來宗教”,導致日本國民失去了“大和精神”。這些“國學家”,既反對神道教與佛教融合,也反對吸收儒教思想,主張神道教應該通過整理、研究像《古事記》、《日本書紀》這些古典文獻,清除一切外來文化影響,恢復“純潔”的神道教。“國學家”們通過重新闡釋、嫁接古代日本的神話故事,把在政治上大權旁落的天皇,捧成了神道信仰中萬神的核心。通過論證天皇統治日本的“正統性”,來瓦解幕府的權威。
幕府的統治垮台後,天皇重新回到了權力的中心。但掌權後的天皇,統治基礎並不牢靠,幕府餘威尚存,國內社會動盪,各地時常爆發農民起義和武士暴動。天皇看到這些“國學家”們可以利用,就選擇以他們的理論作為基礎,改造神道教。1868年,明治政府頒佈《神佛分離令》,強制沒收寺院的土地,在全日本上下掀起排斥佛教的運動,發動民眾衝進大小寺院“廢佛毀釋”,把佛像、佛經掃蕩一空,如果搬不走就燒掉,把神道教從佛教中獨立出來。此後,天皇又頒佈一系列命令,以伊勢神宮為中心,將全國大小神社統一收編,制定神社行政、經濟、祭祀的制度,對神道教進行系統化改造,使其可以輔助皇室,實施“政教合一”的統治。
明治天皇還開創了一種新模式,叫做“巡幸”。“巡幸”原本叫“行幸”,指天皇出行,一般是從京都到江户的路途。明治天皇上台後,把出行的範圍擴張到了全日本。天皇到處跑,向當地民眾宣傳有關自己的神話,把自己塑造成“活着的神”,以此來喚起民眾的狂熱崇拜。天皇每到一個地方,就可以提升當地效忠天皇的官員、以及地方名門望族的威望。1872到1885年,明治天皇通過六次大規模的“巡幸”,把地方官員和豪強望族,變成了與皇室休慼相關的“利益共同體”。1900年,日本設立神社局,管理全國神職人員,又在1940年升格為神祇qí院。全日本的神職人員,按照科層制的原則組織,受到國家保護,享受官僚待遇,所以也被稱作“宗教官僚”。通過對神道教組織的現代化改造,天皇把神道教從一個服務於貴族階級的宗教,變成了統一的全國性信仰。1882年,天皇頒佈《軍人敕諭》chì yù,要求軍人遵守“武士道精神”,學習古代的武士為主君而死的精神,向現在的天皇盡忠犧牲。
同時,日本政府在全國興建和修繕了很多新類型的神社,鞏固以天皇、皇室為核心的統治秩序。按照日本傳統的氏神信仰,只有氏族的祖先,以及神話傳説中的形象,才可以作為“神”。但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全國興建了許多新類型的神社,主要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為了向民眾宣言皇室神話而建的神社,目的是為了鞏固日本的天皇制度,向民眾宣傳皇室的權威。比如位於奈良的橿jiāng原神宮,是1890年為了紀念“初代天皇”神武天皇而建的;位於京都的平安神宮,是1895年為了紀念第50代天皇桓huán武天皇把首都遷至平安京而建的;位於東京的明治神宮,是1920年明治天皇死後建的,用來紀念他維新的“功績”。另一種,則是為了紀念某些對國家“有功”的人,而建立的神社。比如祭祀舊日本陸軍大將乃木希典的乃木神社、紀念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的東鄉神社,以及日本全國各地的護國神社。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供奉着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這些神社供奉的人,許多都有很大的爭議。但在日本政府的口徑裏,只要是為天皇而戰,無論善惡,都是保衞國家的神,都可以被送進靖國神社,進行皇國皇民教育,為法西斯政權培養新的狂熱分子。
1890年,天皇頒佈《教育敕chì語》,又把對軍人的“忠節”、“禮儀”等要求,擴張到全體日本人。在《教育敕語》中,“國”就是“家”,天皇就是所有日本人的“父母”,是高高在上的“現人神”,活着的神。所有日本人,都要世世代代效忠天皇,像孝順父母一樣為天皇“克忠盡孝”,犧牲自己。《教育敕語》頒佈後,成了天皇控制民眾思想,灌輸“忠君愛國”理念的工具。與此同時,文部省設立了一系列學校儀式,這個時期的日本小學生,每到了指定的時間,都要統一着裝,由老師帶領着誦讀《教育敕語》,對着教室裏的天皇畫像高呼萬歲。《教育敕語》不僅每個人要背,還要不斷考試抽查,檢驗每個學生理解的程度。要是答不上來,就會影響未來的升學。有的狂熱份子,因為背錯了《教育敕語》中的幾個字,就羞愧到自殺來洗刷恥辱。日本的軍國主義分子,通過掌控學校的教育,改造了下一代的思想。教師們親手將自己的學生,變成了法西斯分子的後備役,送他們上了戰場,一去不復返。
日本皇室就這樣,通過一系列政治化改造,把神道教從一個鬆散的民間信仰和不成系統的“神話故事集”,變成了統一和控制國民思想的工具,天皇成了這種神道教體系中,絕對的中心,所以也被稱之為“國家神道”。國家神道之下,天皇是絕對正確的存在。法西斯分子們利用國家神道,對內壓迫農民、剝削婦女、鎮壓工人運動,對外發動戰爭,洗白侵略行徑。國內有工人遊行罷工、要求政府改善勞動條件,都會被法西斯主義者批判成對天皇的“不忠不孝”。即使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人,也需要假借天皇的名義,才能隱晦地説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説“天皇還是好的”、“天皇只不過是被奸人矇蔽了”、“天皇一定不希望看到百姓們在受苦”。法西斯分子們不光在日本國內這麼做,還努力把這一套“皇國皇民”的國家神道信仰,傳播到國外。神社是日本天皇制和國家神道的實物載體。日本軍隊打到哪裏,就把神社建到哪裏。日本殖民朝鮮期間,就在當地建立了朝鮮神宮、朝鮮神社、光州神社、平壤神社等;侵略東南亞時,建立了南洋神社;侵略中國時,建立了關東神社、上海神社、杭州神社、漢口神社、南京五台山神社等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建立這些神社的目的,就是要在當地進行文化殖民,對佔領地人民進行“皇民化教育”。其中受到文化殖民最嚴重的,當屬我國的台灣省。
早在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軍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就帶着兩個神道教的傳教士來到台灣,向日本政府任命的台灣“總督”樺huà山資紀建議興建神社,宣揚日本神道。後來,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侵略台灣時戰死,日本政府把他神格化,並且正式決定建立台灣神社,來祭祀他本人以及“開拓三神”。1896年,日本殖民者把台灣原本的鄭成功祠,改成了“開山神社”。1931年,日本政府又打出了“一町一社”的口號,在台灣全島大肆興建神社。直到日本戰敗退出台灣,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總共修建了大大小小近兩百多個神社。
日本政府為了傳播神道教信仰,對台灣民眾進行皇民化教育,要求全島的教師學生,每逢台灣神社舉行祭祀活動的日子,都要集體前往參拜,或者面向神社的方向,進行“遙拜”。有的學校還在校內設立了小型神社,並且要求學生每天都要到神社裏鞠躬祈禱、定期打掃。為了鼓勵民眾參拜神社,台灣當局還推出打折車票,凡是參拜神社的團體,都可以享受交通補貼。在另一邊,日本當局又嚴厲打壓台灣原本的民間信仰,拆除民眾家中供奉的佛像,強迫他們祭祀天照大神和日本皇祖,企圖從文化和精神層面控制枱灣。日本戰敗後,這些在海外的神社,逐漸被當地民眾拆除或者改建。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在台灣全島廢除神社,進行“去殖民化”。比如台灣神社被改建成了“圓山大飯店”,神社前面的鳥居,被改造成了中式的牌坊。還有的像是桃園的桃園神社,則被改造成了忠烈祠,把神社裏頭供奉的日本牌位,換成了鄭成功、劉永福、丘逢甲等民族英雄的牌位。
日本投降後,美國佔領軍開始着手清洗神道教中的法西斯主義成分,發佈《神道指令》,強制實行日本政教分離,次年又迫使昭和天皇發表《人間宣言》,承認自己是人類,而不是神道教所謂的“現人神”,並且解散了皇典講究所、神宮奉齋會、大日本神祇qí會等與國家神道有關的民間團體,廢除神祇院。1952年,靖國神社又被改為獨立的宗教法人,不再享有特殊的地位,神道教開始從神壇上跌落。但是,美國人在日本做的清算並不徹底。神道教中,依然留下了大量法西斯殘餘,所謂戰前國家神道招魂場的靖國神社,並沒有被解散,而僅僅只是被改建,與國家神道有關的人,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就在神祇院被廢除的第二天,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勢力,就又成立了宗教團體——神社本廳,並且在其“廳規”中,點名了要以伊勢神宮為中心,將全國神社集結起來。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精神聖地,伊勢神宮是狂熱宗教集團的精神聖地,神社本廳要把全國的神社,統一到伊勢神宮的麾下,就是要復活戰前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神道”。這些右翼宗教組織,已經成功把首相每年新年參拜伊勢神宮,變成了新的慣例,同時還在四處遊説,把戰犯牌位一個個送進靖國神社,鼓動日本政要在每年八月十五戰敗日這一天參拜,形成新的慣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迫使日本週邊的國家被動承認這些“既成事實”。1966年,日本政府又將每年的2月11日,設置為“建國紀念日”。所謂的“建國紀念日”,其實是日本人根據《古事記》、《日本書紀》等神話典籍,推算出來的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日,事實上再次動用了國家的權力,為皇室的神話背書。1969年,日本神道界又成立了政治團體“神道政治聯盟”,與神社本廳密切合作,遊説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和這些極右翼宗教組織,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神道政治聯盟”積極為日本的右翼政客籌集資金,幫他們製作宣傳海報、散發傳單、繪製宣傳標語,呼籲信徒和普通民眾向他們投票,通過這種方式滲透進日本的政壇。
其實,隨着日本經濟發展和城市化不斷推進,各地神社之間的差距,已經十分大了。年輕人都去了大城市,過去支撐神社體系運行的氏族社會,正在慢慢消失,人們的地緣意識,也越來越淡薄。除了一些規模較大的神社,和一些與現實利益有關的神社,依舊香火旺盛以外,絕大多數鄉鎮的中小神社都已經門口羅雀。年輕人對神社宣傳的神話故事不再熱衷,基層神社的神職人員,很多也有兼職,只是偶爾主持一下儀式活動。作為傳統的神道教,受到現代化的衝擊,與國民生活的聯繫正在變得日漸淡薄,對於越來越多的人,宗教不再是他們心中最重要的精神慰藉。宗教的心理功能,正在被遊戲、電影和娛樂明星所取代,一些不甘心衰落的舊時代的利益集團,與一些極端右翼政客聯手,炒作子虛烏有的神話,為過去的侵略歷史洗白,炮製出所謂的“傳統”,當自己的擋箭牌,實際上只是懷念往日所謂的“榮光”,企圖恢復神道教作為“國教”的特權。但歷史不會倒退,這樣的“逆流”,終將要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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