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神秘的科研組織：漫威神盾局原型，美帝上下為其開綠燈_風聞

1953年2月23日，身為志願軍戰俘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弗蘭克·施瓦貝爾（Frank·S.Schwable）在電視上用一紙六千字的懺悔聲明，詳細揭露了美軍最高層下令在朝鮮進行**“細菌作戰”、“現場試驗”**的戰爭罪行，震動了全世界。

鑑於施瓦貝爾是功勳飛行員，國家英雄，倉促間美國國防部只能強行洗地，説施瓦貝爾的腦子受到了共產主義的精神毀滅，還用了一箇中情局剛剛發明的術語“洗腦Brainwash”。

為了擦屁股，中情局在各大fakenews大放煙霧彈，説共產黨有種“洗腦技術”可以讓人陷入迷夢、健忘，還能植入記憶，最後變成傀儡。全美各路心理專家也隨聲附和，外加當時切除額葉的精神病療法剛剛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美國老百姓就信了。

幾個月後，明明已經認定被徹底“洗腦”的施瓦貝爾回到美國，當即推翻供詞，還獲得榮譽勳章，然後迅速消失在大眾視野中。

然而入戲太深的美軍卻對“心理戰”念念不忘起來。

1958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成立後，就開始針對越南戰爭進行心理戰、特種作戰的研究。

越戰期間，Darpa支持蘭德公司在越南打造臭名昭著的“戰略村”，試圖研發精神控制方法，遏制共產主義的傳播；基於類似的目的，Darpa還成立專攻毒理學的下屬機構，開發出消滅植物、餓死游擊隊、限制越共地盤擴張的**“橙劑”**，最終導致大量成年人患病、兒童畸形。

今天，戰爭的罪惡被一步步揭開，但幕後的Darpa卻依舊活躍於各種尖端科研領域，成為了既被調侃為瘋狂科學傢俱樂部，又被認為塑造未來的強大科研機構——漫威宇宙系列電影當中神盾局的原型。

從冷戰到今天，從最早的氣象衞星，GPS導航系統，到最早的無人機和隱形技術，電腦手機的語音操作界面，乃至無所不在的互聯網、輝瑞默德納mRNA疫苗等等都和DARPA有關。

要説哪個機構能把光明與黑暗融合得如此極致，Darpa就是蠍子尾巴——毒一份。

此前，我們聊了粒子對撞機，支撐人類基礎物理研究的關鍵設施。今天我們想聊的不是實體的設施本身，而是支撐技術研發背後的一整套產學研體系。希望能通過Darpa，一觀那些天馬行空、詭異宏大的科技項目是如何在各種偶然與必然交錯中，一點點被推動，最終決定現實中的歷史進程的。

DARPA，全稱叫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創建於1958年，職能是負責開發供軍方使用的新興技術。

一句話，未來美軍需要什麼，Darpa就研發什麼。

就像漫威神盾局要對付九頭蛇一樣，一開始就服務於軍事目標的DARPA也有一個明確的對手——蘇聯。

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紛紛落地，技術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作為19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最大的工業國以及當時的“世界工廠”，美國靠着自身遠大於大英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的體量，吃到了工業革命最多的紅利。

20世紀20年代，流水線生產的福特T型車讓美國人民家家户户都過上了“有車開”的日子，汽車從此不再是奢侈品，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但與此同時，在東歐平原的廢墟上，蘇聯正在血與火中崛起。

靠着計劃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作為後發國家的蘇聯，開啓了對技術領先國家的迅速追趕。

尤其在在重工業領域，蘇聯從沙俄“帝國主義最薄弱的一環”在十幾年內就蜕變為令歐洲各國瑟瑟發抖的龐然巨物。

於是，在20世紀50年代，靠着計劃經濟的優勢，蘇聯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生產力發揮到了極致——

鋼鐵洪流威震歐洲，米格戰機揚名朝鮮，氫彈爆炸震懾全球……

蘇聯，已成長為在生產力方面能夠和美國分庭抗禮的超級大國。

而在白令海峽另一邊的美國，第三次科技革命方興未艾，各種科研成果尚未落地，此時的美國科研人員們倏然發現——自己曾引以為傲，獨步天下的科技和生產力，現在竟有一個極其可怕的對手以排山倒海之勢逼將上來。

不過此時，除了科研機構以外，大部分美國人還沉浸在二戰最大戰勝國的喜悦之中，並未察覺危機的到來。

直到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

1957年10月4日，蘇聯先於美國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1號，秀了一波全球打擊能力，嚇壞了本土和平一百年的美國人，史稱**“****斯普特尼克危機”**。

1958年2月7日，根據時任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伊的建議，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建立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即DARPA的前身，負責組織、管理、協調重大科研項目和先進軍事技術研究，旨在防止美國受到“技術突襲”的威脅並對對手國家造成“技術突襲”。

翻譯過來就是：驚喜只能我給人，不能人給我。當年的美國就是這麼的霸氣。

二戰後，觸角遍及全球的美軍任務需求複雜，所以DARPA 承載的不僅是基礎研究，而是從基礎研究到原型階段，甚至初始量產的全階段科技創新，最後還幫助找訂單找市場，一路扶上馬。

從資金上看，darpa是一個軍方科研基金，研發全是外包，但從職能上，DARPA又是一個科技矩陣的運營總監，老闆叫國防部，市場叫美國，旗下藝人是各類民間創新項目，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甚至是有研究能力的個人，各有各的絕活，只為服務美軍。

DARPA 實行項目經理負責制，項目經理負責協調各民間單位進行研究和開發，對合作伙伴和員工擁有絕對權力，全程負責執行情況，決定了項目成敗。

如同神盾局局長福瑞到處蒐羅超級英雄一樣，Darpa的項目經理，當年也都是來自企業高管、政府高級官員以及各學科領域的頂級專家。

以項目為中心，DARPA自身的架構很簡潔，六個辦公室，220個工作人員，其中有100名項目經理，負責約250個研發計劃，用一個很小的核心團隊就驅動了整個國家的尖端科技網絡。

外圍，國防部在政策、法律、技術、金融等方面幫助Darpa最大限度地使用地方大學和科研機構的資源，還打通了研發機構、企業、政府以及工業體系的壁壘，只要出了成果就包你能量產有訂單，大幅提高了項目完成的質量和效率。

甚至連一向摳門的美國國會也全力支持 DARPA研究，不吝嗇工資限額、還下放人事權，享受採辦方面的法律豁免權，而且大方對優秀項目和重大突破性成果進行獎勵，一旦成功便是榮華富貴全部到位。

這是任何一個科研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條件，自然不愁頂級牛人坐鎮。

第一任局長，羅伊·約翰遜（Roy Johnson）是通用電氣公司主管電子業務的副總裁，退休返聘到了Darpa。

為什麼是一個電子專業的人來管當時專注搞彈道導彈的Darpa，實在是因為當時的美國科研力量大牛如雲，而通用以管理著稱。

Darpa成立最初目的是對付蘇聯太空技術，早期研究重點在空間技術、彈道導彈防禦和固體推進劑上。

這方面，納粹德國火箭專家馮·布勞恩此時也是DARPA專家團隊的一員。同時，由梅達里斯少將帶領，當時已經造出“宇宙神”洲際彈道導彈的，美國陸軍彈道導彈局，也對darpa給予全力支持。此外，還有搞導彈飛控的各系統，關鍵就是電子技術——這屬於約翰遜的老本行，拉出一支隊伍不成問題。

於是，三劍合璧的DARPA彙集了信息技術、物理學、材料學等領域頂尖專家加入DARPA，在充足的資金和寬鬆的政策下，在蘇聯的逼迫下取得了一連串人類太空成就。

比如土星五號和半人馬座火箭、TIROS氣象衞星，發現者3號等等。

其中，“發現者3號”帶着4只老鼠繞地飛行17周，論證了人類進入太空的可能性，還掩護了絕密的美國首次天基衞星偵察試驗——“科羅娜”任務，試驗了從太空中對蘇聯進行偵察拍照，以掌握蘇聯地面軍事設施情況的可行性。當時還沒有CMOS圖像傳感器，用的是膠片拍攝再把裝膠捲的返回艙打回地球的操作。

“科羅娜”任務開始後，DARPA 又接連主導了一系列衞星應用技術，開創了人類從太空認知自己的全新階段，主要包括圖像偵察情報項目、信號偵察情報項目、測繪情報項目、衞星通信項目、衞星導航項目，紅外波段遙感氣象衞星項目以及早期預警項目等。

其中，名為“TRANSIT”衞星導航項目後來演變為了GPS全球定位系統。

總而言之，在第一任局長約翰遜的領導下，DARPA很好地梳理了各軍種轉移過來的項目並對其分類，制定執行了具有前瞻性的太空發展長期規劃。

接下來的十年間，DARPA雖然換了五任局長，但在太空科技發展規劃方面，一直按照約翰遜局長的既定道路前進，先後發展出了“電子偵察衞星”、中場光學站、阿雷西博天文台等等，在與蘇聯的太空爭霸中，逐漸佔據了優勢。

本來，蘇聯和美國在太空領域的技術突破處在一種“你追我趕，交替領先”的局面之中。

斯大林去世後，掌權的赫魯曉夫實施了一系列措施，讓蘇聯從戰時狀態轉入和平時期經濟建設的正軌。

首先，蘇聯為了騰出更多的資金用於科研和經濟，從1955年到1958年，將軍隊削減了230萬人。

其次，取消了克格勃直接對犯人“抓審判一條龍”的權利，逐漸將權力關進籠子裏。

再次，在經濟上，引入市場元素，比如，對農產品的處理上，取消了集體農莊對國家的義務交售制，而是改為農產品採購制，從義務上交，變成了政府贖買，還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1955年時，蘇聯農民月均收入25盧布，而1965年，已經達到了51.3盧布，收入翻了一倍，生活水平明顯改善。

最後，行政組織上，實行幹部輪換制，減少腐敗，極大程度地促進了階級流通，激發了社會活力，這也讓蘇聯的科研系統，取得了大量耀眼的成績。

就比如，在太空科技方面，蘇聯先於美國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

1961年4月12日，27歲的蘇聯空軍上尉加加林駕駛着飛船，繞地球飛了一圈。從把第一顆人造衞星送上天到把第一名活人送上天，蘇聯人僅僅用了三年半時間。

一萬年後假如人類還沒有滅亡的話，想必我們早已是一個太空文明，這一萬年間來來去去的改變世界的公司，強大的帝國，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會多得如同垃圾場裏的垃圾一樣，而蘇聯將會作為第一個把人造物體，第一個把人類送入太空的組織而被永載史冊。

而在此期間，蘇聯的電子科技及衍生產品也在如火如荼的發展着。

在電子科技方面，1956年，由蘇聯科學院院士索伯列夫牽頭，帶着莫斯科國立大學的9名年輕研究員，開始研製人類歷史上第一台三進制計算機Сетунь塞頓。1958年，樣機研發成功，開始量產，從實踐到落地僅用了兩年，各大采購機關對機器好評如潮，各類訂單也紛至沓來，甚至還包括華約國家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移動通訊方面，1958年，蘇聯工程師庫裏揚諾維奇發明了LK-1移動電話，量產的改進型，其重量僅500克，只有兩個雪茄盒大小，可在城市裏任何地方撥打或接聽電話。60年代中期，它的工作範圍已超過方圓200公里。

然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了。

這些璀璨的科研之星逐漸失去了未來。

它們要麼屬於計劃外產物，要麼是對科研一竅不通的蘇聯官僚對它們不感興趣。

官僚們認為這些過於科幻的東西並不適用於冷戰。

最終，它們都被勒令停產。

值得一提的是，在Сетунь被勒令停產後，二進制計算機才逐漸在世界上佔據主流地位。

而移動通訊方面，直到1973年，摩托羅拉才將磚頭般的“大哥大”樣機做了第一次室外實驗。

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還將斯大林時代“幹部終身制”的一套重新找了回來。

本來，幹部終身制，在戰時是一個能夠凝聚軍心的強大政策，能夠促進戰時各個地方的穩定，方便中央管理。

但是戰爭時期終究不是和平時期，更不是社會常態。

因此，不考慮社會現狀，一味將過去的經驗照搬，是會出問題的。

和平時期的幹部終身制，導致蘇聯形成了穩定的官僚階級和地方壟斷勢力，社會逐漸失去活力，中央失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

蘇聯不僅背叛了自己的理想，還讓整個科研系統失去了從社會各界吸納新鮮血液的能力和創新能力，大幅度限制了蘇聯生產力的發展。

蘇聯，就此走向了封閉僵化的老路，與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各類成果失之交臂。

而至今,圍繞載人航天的空間站技術、再入返回技術、生命維持技術源頭都在當年的“發現者3號”，幾十年後的空天飛機、可重複使用火箭、臨近空間飛行器技術等仍然是半個世紀前開創性成果的推廣應用。

這也是darpa的最高光時刻——大牛開路，集中力量辦大事,出了不少塑造今天人類生活的科研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隨着美蘇核威懾體系的建立，外加越戰泥潭，DARPA的研究也隨着美國對外戰略的迷亂而走火入魔，卻也誤打誤撞助推了電子產業的發展。

1961年4月，DARPA在一份呈報給肯尼迪總統的備忘錄中，就提出了打擊越南游擊隊的“九點行動建議”，提議“向越南派出研發軍事硬件的團隊，研究和探索在越南或未來戰場中適用的各種技術和新裝備”。

傑克·魯伊納，他是DARPA的第三任局長，在當上局長的時候，他才39歲，正是年輕氣盛。偏偏他還趕上了美軍急需用人之時。

接手DARPA不到兩個月，魯伊納就急匆匆帶領專家團隊奔赴越南，在西貢成立了“作戰開發與試驗中心”，以南越軍隊打掩護，DARPA和美軍的技術人員主導，開啓了一項註定會被寫在美軍裝備研發史上的項目，“敏捷項目”。

所謂敏捷，就是指貼近前線需求，要什麼我們就搞什麼，跳過繁文縟節，完全不同於此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風格。

所以“敏捷項目”衍生出了大量工程領域的技術創新，比如，無人機，再比如，M-16自動步槍的親生父親AR-15半自動步槍，最早就是為了讓矮小的越南人操作而專門挑出來的，然後被美軍看上，才有了後來經典的M16系列。

除了上述提到的步槍和無人機，還有戰備口糧，偏遠地區機動後勤，通信，監視和目標獲取，心理戰，短距起降固定翼運輸機，以及前文提到的對210萬-480萬越南人使用了1900萬加侖橙劑。

1966年，越戰升級後，我國對美國提出了“17度線”警告。出於朝鮮戰爭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打出的心理陰影，美軍一直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至於長期被胡志明小道滲透過去的越共部隊折磨得焦頭爛額。

戰場與政治上無力扭轉局勢，越南老百姓家破人亡、死傷慘重，吳庭豔垮台、美軍深陷泥潭，焦灼不定的走勢直接影響到了幕後的darpa。

六七十年代，美國國內反戰與左翼運動此起彼伏，高校學術界與軍隊和白宮的關係非常緊張，高級人才拒絕加入Darpa，更沒有科技圈牛人願意帶隊，關鍵領導崗位甚至空缺幾個月。

而darpa內部也人浮於事，項目各種摻水，成了很多不幹實事研究人員的退休養老單位。於是，darpa預算在越南戰爭期間一降再降，從20多億美元跌到不到10億美元。

一直眼紅darpa待遇的美國海陸空三軍的研發機構還不時要求解散Darpa，方案一度被正式討論。

這期間，Darpa研究項目缺少了早期的宏大，但前線戰事壓力之下也是腦洞與腦坑齊飛，很多並不着調，但也有少數在幾十年後突然爆發的技術萌芽。

1962年，聽覺神經系統頂級專家利克里德發表論文《人機共生》，設想計算機將成為人類的助手，能夠收集數據，仿真建模，圖表演示，分析推理，並通過遠程連接和數據庫的方式組成矩陣網絡，提供更強大的算力。

DARPA看到了利克里德的論文，專門為他在西貢新建了第二作戰開發與試驗中心，相當於用今天的大數據思維來對付當時的越共。但受限於電腦水平，分析的結果除了讓美軍打擊目標擴大化，殃及無數平民之外，可以説毫無卵用，卻無意間開啓了美國陸軍的信息化進程。

1965年，物理學家出身，DARPA項目經驗豐富的查爾斯·赫茨菲爾德，出任第五任局長。

他基於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後提出的核爆炸監測項目，而出現的戰場監控設備——電子屏障概念，提出了：從老撾中東部直達越南的胡志明小道主幹線上佈設監聽傳感器，一旦監測到動靜，隨即對動靜地點進行火力覆蓋，形成“電子屏障”，這可以説是數字孿生思想在軍事領域的最早實踐之一。

方案一出，苦於找不到對手在哪兒的美軍高層紛紛舉雙手錶示贊成。

從1966年秋季起，美軍開始向胡志明小道投放大量傳感器，其中有音響、震動傳感器，還有檢測温度、電磁、紅外的各類傳感器，當越共路過時，高空的偵察機就會得到傳感器數據，回傳給監控中心，指揮炮兵或者轟炸機，直接火力覆蓋。

1969年，美軍覆盤電子屏障時指出：“這是一種全新的戰場概念，在未來戰場上，我們能夠通過結合即時通信和致命火力，摧毀發現的一切目標。”

結果是，這種戰法導致胡志明小道主要經過的老撾，承受了比整個二戰還強的轟炸，整村整村被滅族，被炸回了石器時代，至今還留下無數未爆彈。

而到了現在，在烏克蘭戰場，美國依舊通過衞星+互聯網+人工智能的方式，在不投放地面偵測設備的情況下，依舊可以幫助烏軍實現了數量裝備劣勢下的精準火力反擊。

經歷了越戰時期的豬突猛進、一頓亂加點，隨着七八十年代信息技術的成熟，darpa第一時間抓住了技術先發優勢，很多今天才爆發產業機遇的新奇技術也被darpa播下了種子，比如，互聯網、VR、多人在線對戰遊戲等等。

1978年，一位名叫傑克索普的美軍飛行員提出一個腦洞：

用飛行模擬器把整個飛行聯隊的飛行員連接在一起，飛行員之間可以駕駛模擬飛機進行視頻音頻連線，顯示在“三維全息電子沙盤”上，供指揮官制定戰略，大大降低了訓練成本和傷亡。

沒錯，他想營造一個“真實的”虛擬世界，多年後，扎克伯克活學活用，於是有了元宇宙。而當時的傑克索普雖然人微言輕，幸好DARPA很欣賞這個小夥子。

1981年，在時任局長羅伯特·福蘇姆的支持下，DARPA新開了一個名為“高保真模擬器”的項目，而傑克索普成了項目經理，搞出了世界上首個用於訓練的多人在線角色扮演遊戲，也就是MMORPG。

而MMORPG後來演變成了美國陸軍的《坦克戰爭》模擬仿真訓練系統，開啓了全新的備戰訓練方式，同時，也成了今天各種網絡遊戲的祖師爺。

如果説這還算是劍走偏鋒，那麼心靈感應、預知未來、隔空取物和第六感領域的“先進”研究就完全是扯犢子了。

Darpa還真就一本正經地花了幾百萬美元試圖識別並招聘有心靈感應的人來進行遠程間諜活動，甚至準備建一所天才兒童學校，甚至有傳言説，當時有個項目的內容是通過在美國折湯勺發射“念力”來折磨萬里之外的蘇勳宗。

這個項目唯一的貢獻大概就是啓發了X戰警裏的變種人學校。

還有一個項目叫“木牛流馬”，研究人員受到布匿戰爭漢尼拔用大象把部隊運過了阿爾卑斯山的啓發，設計一款用機械腿穿越複雜地形的“機械大象”在泥濘的越南使用，就像是星戰裏面帝國軍的AT-AT那樣，最後這個項目因為過於扯淡，被緊急叫停了。

不過，這方面的點子darpa就沒斷過，牛逼一點的是波士頓動力的機器人、機器狗，扯犢子一點的就是所謂的“戰術獨輪車”。

經過了一段時期的迷茫，1973年前後因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以及對國防科研的新要求，DARPA重建了管理模式，總部遷出五角大樓，重新關注基礎研究，並鼓勵對民用企業進行技術轉移，逐步走出低谷。

比如，GPS系統的相關技術就轉移給了惠普公司，惠普又賣給了當時推銷海岸導航定位設備的Trimble公司，1990年Trimble公司成為第一家GPS概念股，至今在全球包括中國壟斷着GPS定位系統設備的製造和推廣。

又比如互聯網技術，最早是Darpa前身Arpa為了建立防核彈的分佈式指揮系統而建立的ARPA網，後來變成了大學、政府機構和國防部承包商主機交換數據的網絡，最終在美國國家基金會的支持下，各家大學開始有了自己的互聯網，然後相繼合併，組成了Internet，開啓了民用化商業化，才有了今天的互聯網時代。

在這段時期資助的一批項目奠定了今天美國軍事優勢的基礎，包括隱形飛機、激光、制導武器、人工智能、夜視、導航定位、超算、數據中心技術、數據挖掘、數據鏈技術、網絡信息技術等等。

可能大家會有一個疑惑，Darpa不是服務於美軍的嘛，為什麼那麼多改變世界的民用產業會是來自於DARPA的項目？

其實所謂軍事行動，簡化來説就是你得知道敵人在哪裏，你得知道自己哪裏，然後快速移動到指定位置，在這個過程中要吃好穿好保持好狀態，最後炸他媽的。

抽象來説，就是一個管理信息和能量的過程。

除了最後炸他媽的那個環節之外，不就跟我們日常吃喝拉撒，工作通勤，創業競爭，是一樣的嘛。

即便是炸他媽的這個環節，如果能找到温和的釋放能量的方法，其實也可以開發成民用項目。

從這個角度來説，軍事用途首先是為科技研發提供了比較明確的方向，和嚴格的標準，也就是你要戰勝北越，戰勝蘇聯，戰勝中國，這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科研機構的無腦亂竄和貪污腐敗；

第二是因為有美國國防部的訂單做支撐，大大打開了產品設計的空間，很多供應鏈和消費市場都不成熟，暫時形成不了商業模式的產品，就被提前設計落實了出來，比如早期的互聯網，早期的移動通信，早期的VR，這樣就為後續的商業競爭搶佔了先機；

再加上DARPA可以用它的項目制打通全美的各大企業、高校、科研機構集思廣益，讓很多存在競爭關係的機構也可以坐下來一起搞研發。DARPA對全社會公開的招標，意味着全美國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參加競賽，參與投標。

在當時美國的體制框架下，此舉無疑最大程度地發揮了羣眾的主觀能動性，讓參與投標的每一個人都加入到這場為了同一個目標而發起的“暴力窮舉”當中去。

因此，比起60年代末逐漸走向僵化，科研完全精英化甚至門閥化的蘇聯，美國靠着市場邏輯，集中力量辦大事，反而重新對蘇聯建立起了科研方向的體量優勢。

最終，美國靠着科技積累，打出了海灣戰爭對伊拉克軍隊的全方位碾壓式的高科技局部戰爭，把解放軍震驚到開始奮起直追。正是這次戰爭，把DARPA從幕後推向前台，讓DARPA成為媒體的焦點，甚至連《花花公子》這種雜誌也開始講DARPA故事。

此時，冷戰已經接近結束，Darpa跟美軍很多項目一樣，面臨沒有對手的尷尬。

此前，DARPA一直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也有與方向專業高度擬合的局長統帥各自為戰的項目經理們。

但是，1991年，東歐劇變，紅旗落地，冷戰結束，美國舉目四望，發現普天之下竟無一合之敵。

Darpa沒有對手了,就好像復聯4完結了，故事線就開始飄了。

在削減軍費的大背景下，為了保持美軍科技優勢地位，一大批技術含量極高，卻實際意義不明的項目如雨後春筍般湧了出來。

比如代號“黑寡婦（Black Widow）”項目,目的是創造一個易操控的半機械生物，一半昆蟲，一半機械，可用於搜救、監視和定向精準刺殺。還有類似漫威空天航母的那種水下系統項目，用潛艇釋放無人機，思路早在二戰時期就有了。還有“海上列車”的新型概念，希望可以通過這一概念使無人水面艦艇（USV）能夠行駛1.4萬海里，腦洞之大不亞於馬斯克的超級高鐵。

除了會飛的、會水的，DARPA還想做會爬會走的陸地機器人系統阿特拉斯，還有NASA為DARPA製造的瓦爾基里機器人，作為人類替身派往火星。

2004年，最早源自70年代darpa腦洞的“增強認知計劃”再次啓動腦機接口、人工大腦等技術研究。2005年，為了應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複雜的治安戰形勢，Darpa與中情局再次啓動所謂意識控制與行為矯正的研究，名為“人類生態學研究會”，實際就是高科技加持下的洗腦技術。

一聽就非常的“楊永信”。

但至今，也沒聽説有什麼的新的進展。

隨着超前又缺乏論證的研究變多，DARPA項目的影響也越來越不可控。

2017年的7月，DARPA公開了一項耗資6500萬美元名為《安全基因技術》的資助項目，研究受到基因武器侵入後如何採取防禦性對策。

被資助的團隊針對目前最方便最廣泛使用的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所研發抑制劑，可以消除基因編輯時因為雙聯斷裂而留下的痕跡，或者停止CRISPR的工作。

基因編輯技術本是為了治療基因疾病而誕生，已經誕生十年的CRISPR基因編輯技術也是人類共享的科技成果，正在各國快速推廣普及。

一旦Darpa以軍事目的染指相關應用，出現故意的隱匿編輯或者針對性的抑制技術，基本宣告了基因武器軍備競賽正式開始，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而比起潛在的基因武器，Darpa在人類太空事業上已經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2006年，麻省理工大學驗證了「分離型航天器」的概念，引起了軍方的高度關注。Darpa很快制定「F6衞星系統」計劃，其核心思想是把“衞星的功能分散化、模塊化”。比如，一顆大衞星的功能分給N顆小衞星，相互合作，形成一個衞星集羣。

這種思路稱為“彈性空間理論”，在戰爭狀態下可以大幅提高衞星的生存能力，避免出現敵方一發導彈就摧毀己方整顆大衞星的情況。

儘管F6衞星系統沒能最終成型，但小衞星系統的巨大應用價值迅速被商業化。

吸收麻省理工和darpa的小衞星思路，在美國軍方各種開小灶資助下，馬斯克撿起摩托羅拉失敗的銥星計劃，用數量高達4.2萬顆的星鏈計劃覆蓋全球,一度兩次直接威脅中國空間站安全，並在俄烏戰爭中為戰場通訊和偵察發揮了關鍵作用。

星鏈計劃之外，美國各家衞星公司向美國通信委員會申請的小衞星發射數量還有兩三萬顆，超出了人類此前在軌工作衞星十倍多。

天文學家們的抗議聲音在遮天蔽日的小衞星中越來越小，無奈坐視太空觀測被污染，硝煙瀰漫的近地軌道太空早已沒有了一絲淨土。

1945年，一個叫萬尼瓦爾·布什科學家給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了一份很長的報告，名為《科學：無盡的邊疆》，直接奠定了美國二戰後的科研總路線。

這個萬尼瓦爾有多牛呢？瞭解下他兩個學生就知道了，一個是信息論之父香農，還有一個是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硅谷之父弗雷德裏克·特曼。

他本人也主導研發了一戰時期第一台模擬電子計算機，正是在這期間，萬尼瓦爾發現美國當時的工程技術需求與當時科學家的研究之間存在極大的鴻溝。

按現在的話來説就是產學研體系不行。

當時美國還是傳統自由主義的天下，政府能不管就不管，而科學家研究的軍方看不上，軍方需要的科學家不研究，企業夾在中間無能為力。

所以一戰和二戰初期，工業體量早就第一的美國在裝備技術上遠不如歐洲各國。

期間，萬尼瓦爾不斷勸説美國建立一個政府行政機構，協調並推進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國防開發，後來又親自組織曼哈頓計劃炸響原子彈，民間科學熱情高漲，才有了《科學：無盡的邊疆》的報告，確定了戰後美國的科研方向，讓政府介入驅動科學研究成為美國國策。

正是在萬尼瓦爾的推動下，美國成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高級研究規劃局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等科研管理機構。

政府出面主導，民間靈活競爭，貫穿產學研體系，打通從基礎科研到市場應用的一連串環節的darpa模式成為了尖端科技攻關神器。

直到今天，各國政府依舊羨慕得不行，英國的高級研究和示範機構、德國聯邦顛覆性創新署還有日本的“登月型研發制度”紛紛計劃在本國複製出一個DARPA。

但歷史顯然表明，Darpa可不是那麼容易學的，學不好走火入魔也難説。

充沛有序的資金管理、部門齊全的工業體系、積極肥沃的科研土壤、龐大活躍的軍民市場，最關鍵的是堅定如一、清晰持久的國家戰略，缺一不可。

除了美國，真正能將Darpa模式融會貫通的，蘇聯都不行，只有今天中國。

從90年代開始，美國就一直防着中國走軍民融合道路，用捕風捉影的“解放軍背景”對中國企業和高校橫加制裁，因為只有他自己最知道那些體制是可以向外推廣的，哪些是萬萬不行的。

2021年5月，美國再度出台《無盡邊疆法案》，把矛頭對準中國，試圖再次重現冷戰科技優勢的格局，壓制中國的“技術突襲”。

然而，在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的今天，現在的DARPA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創造互聯網，開啓太空時代、大牛雲集的機構。在反華思潮與逆全球化的指引下，眼下打開一個個潘多拉魔盒的darpa到底是現實世界中的神盾局，還是“九頭蛇”在現世的倒影，恐怕沒人能給出絕對正確的解答。

唯一確定的是，中美徹底攤牌的當下，瞭解darpa的歷史、學習darpa長處、吸取darpa的教訓、建立超越darpa的高效產學研體系，無疑是中國科技突圍最迫切的選題。

正如萬尼瓦爾在1945年所説：

“如果沒有科學進步，就無法在其他方向上取得任何成就，也就無法確保我們作為現代國家的健康、繁榮和安全。”

這句話放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背景下，都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