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與京圈：時代變了，“流氓”老了_風聞

“大眾”已經離“文學”很遠。出本新書能被頂到微博、抖音熱搜上的當代作家，王朔必算一位。

時隔14年，王朔的新書《起初·紀年》悄然上架，讀者的熱情足以令書商驚訝。出品方新經典文化的公眾號推文中寫道，預售開啓前一天凌晨1點，“編輯的微信還在被催要購買地址”。而預售3天時，編輯就收到了加印10萬冊的通知單，印製部的同事還一連確認了好幾次數量，“王朔的能量實在太大了。我們只是發了條新書消息而已……”

《紀年》是多卷本系列小説《起初》的其中一卷，作品取材自《資治通鑑》《漢書》《史記》所記載的漢武舊事，換言之，是王朔用他的“新北京話”寫就的“歷史小説”。

王朔的忠實讀者，會為“朔爺歸來”歡欣鼓舞，而對更廣泛的受眾而言，王朔的名字與影視概念上的“京圈”綁定，且這一印象基本被封在大約二十年前。《渴望》《編輯部的故事》《陽光燦爛的日子》《甲方乙方》等一度家喻户曉的影劇都改編自王朔的原著，時過境遷，王朔早不再為“京圈”提供養分，“京圈”也成了個有些年代感的概念。

王朔又一次“復出”，作品類型卻和過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樣。他在《起初·紀年》的自序中説，本書開筆於本世紀初葉，“這一猛子扎出去，再抬頭就是十啦年之後，街上流行戴口罩，恍範兒蒼孫已然耳順，電腦字從五號變成小三號……”變化的不止他自己，還有曾輝煌的所謂“京圈”。

王朔的“京圈”

“中國電影，哥們兒現在平趟。”1988年一個大雪天，王朔對他的“發小”、導演葉京説。當時葉京開車拉着王朔從西直門去和平里影協的電影院，觀看據他小説《橡皮人》改編的電影《大喘氣》，而這僅僅是同年上映的四部王朔電影之一。

那年又被稱為“王朔電影年”，由他小説改編的電影《頑主》《輪迴》《大喘氣》《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接連上映。王朔覺得拍得最好的一部是米家山的《頑主》，因為“米家山沒什麼本事，也沒什麼想法”，照着拍所以拍得像。

《頑主》是王朔與影視圈產生關聯的起點。小説版權只賣了3000元，“導演米家山跟我聯名，我才拿了1000多塊錢。”在此之前，王朔用短短四年時間衝擊了文壇，早期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還比較“純情”，隨着王朔“筆鋒一轉”，關於他的討論也甚囂塵上，以至有了“流氓文學”、“痞子文學”之名。

跨界順利的直接原因，得歸功於其小説較少着力描寫，以大量對白見長，稍加改動就成了劇本。發表過王朔數篇小説的雜誌《啄木鳥》的編輯魏人認為，“王朔最大的貢獻就是對話語的貢獻”：“王朔的語言是隨着中國步入資本社會過渡時期出現的一種混雜情況……這種語言在他的作品裏出現，會形成一種新鮮，一種時尚，一種娛樂行為，會迅速在老百姓中傳播。”

那幾年王朔不僅創作欲旺盛，還對大眾傳媒表現出了敏鋭的市場嗅覺。1989年，他與馬未都、莫言、蘇童、劉震雲、海巖等人一起創立了“海馬影視創作中心”，作家團隊有30餘人，馬未都當秘書長，王朔當理事長，開了市場化寫作的先河。

工作室成立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報》，發在“科學·文化·體育版”，標題中有“一批中青年作家進軍影視界”。王朔一本正經地解釋過命名緣由：“海馬全身均可入藥，有壯陽、止痛、強心等功效。如今，文學藝術正羞羞答答地左右為難，雅和俗像扯着一把鋸的兩隻手。我們只想説：來幾兩海馬吧，誰缺少什麼，就讓它得到什麼。”

如果文化作品在影響力層面有“地位”之別，90年代起文學便開始讓位於影視，而比起電影，電視劇與老百姓的距離更近。印證“海馬”野心的第一部電視劇是王朔擔任策劃的《渴望》，1990年，《渴望》的收視率打破了中國電視劇的歷史紀錄， 甚至成為轟動性的社會文化現象，監製鄭曉龍回憶，《渴望》播出後犯罪率下降，劇組還獲得了公安部表彰。

這也是王朔創作上的分水嶺，“1991年前我是個職業寫作者， 1991年之後我基本上就是一個放任的態度。”1991 年之後，王朔少有小説問世，開始大量寫劇本。用他的話説，“劇本我寫個3萬字，拿一兩百萬，我寫一本書，累死我，也就發到一兩百萬，之後就是盜版。”

他第一份主筆撰寫的劇本就是《編輯部的故事》，播出後這部劇被視為國內情景喜劇的鼻祖。劇本本該由海馬創作室幾名作家合作完成，卻在開拍前不翼而飛，馬未都、魏人等人都不願意再來一遍，在劇組打雜的馮小剛找到王朔，説希望幫他繼續寫完，此事讓兩人開始了一段長期合作。

王朔曾將“北視中心的十年”列為八九十年代內地文藝的“四大支柱”之一，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京圈”成員很多都是靠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熱播劇，被更多的觀眾熟知。鄭曉龍時任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副主任，主管電視劇生產，他的團隊先後製作了《渴望》《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過把癮》等，《編輯部的故事》捧紅了葛優，《北京人在紐約》捧紅了姜文……馮小剛和趙寶剛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大院子弟”，也通過這些劇慢慢有了獨立執導權，開始獲得更大聲望。

另外不得不提的，還有導演葉大鷹和葉京。葉大鷹是葉挺將軍長孫，他與王朔相識於1985年，成為朋友後帶着王朔的兩部小説《浮出海面》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回到西影廠，推動了它們的電影改編，《大喘氣》則是葉大鷹的導演處女作；葉京後來根據他與王朔一起親歷的大院往事拍出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被王朔盛讚：“當年我放過話，要寫一個大小説《殘酷青春》，最損寫成《飄》，一不留神就寫成《紅樓夢》。現在不必寫了，《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就是。這一段兒我不寫了，寫不過他。”

1991年，拿到王朔《動物兇猛》改編權的姜文決定執導自己的劇情長片，影片後來定名《陽光燦爛的日子》，於1993年王朔生日當天開機，姜文在現場拉出橫幅：“陽光永遠燦爛，朔爺永遠牛逼！”這句話也是王朔當時在影視圈地位的註腳。

與此同時，針對王朔的批判，卻從他的老本行文學圈開始向外蔓延。1993年1月《中國青年報》開闢了“王朔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專欄，展開對“王朔現象”的討論。9月《光明日報》發表的《從王朔小説中讀出什麼》中説：“如果把文學完全建立在一種商品觀念上，就必然會損害藝術的特性和精神……變文學為‘逗樂解悶’、‘噴飯解頤’的工具，就會拒絕深刻、拒絕意義而媚俗。”

而“王朔現象”引發的爭議不止“文學商品化”，還成為了“人文精神大討論”的導火索。討論源於《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刊載的《曠野上的廢墟一一文學與人文精神危機》，這是市場經濟開放後知識分子們在種種新思潮衝擊下的一場反思，範圍涉及整個文藝界，持續了數年時間。

1994年年初，馮小剛在一場飯局吃到一半時找到王朔，説有消息稱他被媒體“封殺”。當時王朔與馮小剛合夥開了一家“好夢公司”，籌備的三部電影《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過着狼狽不堪的生活》無一過審。1997年，王朔想拍池莉的小説《一去永不回》，又因“宣揚灰色人生觀”被斃。

同年王朔遠遁美國，走之前和馮小剛説：“他們是衝着我來的。你有機會活，不要一起死。”

“消失”的京圈

回憶自己最有聲望的90年代時，王朔説：“不是説我養活很多人，那時候我最有名啊，我能幫一些人。這社會是勢利的，大家都起來，朋友都是腕兒，多好啊。”

1997年北影廠廠長韓三平找到馮小剛，讓他拍部商業片試試，年底《甲方乙方》上映，收穫票房3600萬，一舉奠定內地電影市場“賀歲檔”的概念。影片改編自王朔小説《你不是一個俗人》，沒署王朔的名字。

從此，曾經在劇組打雜的馮小剛成了大眾最熟悉的“京圈大佬”。而馮小剛在商業大片上的崛起，則離不開另一位部隊大院出身的老闆王中軍。王中軍的華誼兄弟本是靠廣告業務起家，1988年投拍英達的情景喜劇《心理診所》，開始轉戰影視。次年，華誼接連投資姜文的《鬼子來了》、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和馮小剛的《沒完沒了》。

三部電影裏，只有馮小剛的賀歲新作《沒完沒了》掙錢了，該片票房3500萬，是2000年票房最高的國產片，同年全國總票房也只有8.6億。華誼兄弟開始與馮小剛深度綁定，20年時間裏推出17部電影，在2010年以前雙方合作的單片票房都沒跌出過年度前三，還拿到過三次年度票房冠軍。

從2014年開始，華誼兄弟啓動“去電影化”戰略，本意是豐富盈利模式，但在電影主陣地上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從2018年的風波至今，華誼兄弟已連續四年虧損，據其2021年年度財報，全年淨利潤虧損2.46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64.02％，四年累計虧損總額則超過64億元。

去年，馮小剛執導的網劇《北轍南轅》為華誼兄弟的影視版塊貢獻了較多收入，該劇口碑卻一塌糊塗。馮小剛依然執着地在劇中勾勒着自己的“大颯蜜”審美，宣發點之一是“原汁原味的現代北京話”，卻因情節過於“懸浮”被豆瓣網友打出了4.9分。有高贊評論稱：“不是不真實，是少數人的真實……看起來就是京圈眾人狂歡，還是一出昔日輝煌不再江湖已變的落寞圖景。”

觀眾“不吃那套了”早有預兆，2010年的《非誠勿擾2》，王朔再次和馮小剛合作寫劇本，票房4.72億，評分6.6，三年後王朔親自執筆，票房7.14億，評分跌到5.9，王朔還因此拿了個“金掃帚獎最令人失望編劇”。王朔還幫姜文寫了《一步之遙》，這也是姜文“民國三部曲”裏口碑相對較差的一部。

當然，“京圈”創作者們最喜愛的內容題材還是“寫自己”，也就是記錄特定歷史時期裏“無處安放的荷爾蒙”，反覆回憶大院高牆下的反叛青春。“頑主精神”、“血色浪漫”曾經讓那批作品備受褒獎，只是如今看來，除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等少數作品幾乎可以作為“影像歷史”被銘記，看“父輩緬懷自己的青春”對年輕觀眾而言顯得不合時宜。

有人説“京圈文藝”的內核，可以用《和青春有關的日子》裏一句反覆出現的台詞概括：“從小就一塊兒偷幼兒園的向日葵，從樓上往過路人身上吐痰玩，多麼美好的童年。”

大院子弟的紈絝少年時代其實很特殊，甚至並非同時代人經歷的公約數，以前的觀眾可以當作一種“奇觀”來欣賞、嚮往，但這些故事本身是一次性的，講完後也沒了獵奇感。

更細節處，像王朔曾客串説過的“五洲震盪和為貴”、葛優説過的“列寧同志不咳嗽”等，在當時看來有着解構革命話語的喜劇效果，對下一代消費羣體來説，這些“貧嘴”、“嗑兒”也並不幽默。

時代更大的變化，是創作、宣發、評價的話語權都被稀釋。“圈”之所以成立依託的是資源聚攏，在影視領域也就是資金、演員、傳播資源等等，2002年左右廣電總局先後發佈《電影管理條例》等，鼓勵民營資本注入影視製作，後來互聯網平台的崛起又進一步做大了市場蛋糕，拍攝不缺錢、口碑大眾定、傳播甚至會有“自來水”，圈內圈外的信息差在信息時代也被縮小了。

儘管在流量導向下資本運作仍具優勢，也在受眾一方形成了新的“圈子”形態比如“飯圈”，但類似“京圈”這樣的少數人規則，終究要讓位於大多數説了算的市場規則。

如果僅論藝術水準，“京圈”也不是對國內文藝創作貢獻最大的，在政策資源有利的年代，長影廠、西影廠、上影廠的作品似乎更能代表彼時的高峯，比如西安電影製片廠就曾出品過多部斬獲柏林、戛納、威尼斯電影節最高獎的影片，張藝謀、陳凱歌等同時代旗幟人物也與“京圈”沒什麼關聯。至於“演員潛規則”，王朔自己曾説：“出名的演員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人是憑關係上的戲。”

沉默的王朔

2007年因為一場官司短暫“復出”時，虛歲50的王朔對媒體説過這麼一段話，基本也就把“京圈”侃透了：

“因為當時他們比別人有資源，北島、顧城這些白洋淀詩派，全是幹部子弟，他們當時能接觸外國詩。搖滾圈這些各大文工團的，崔健他們，拍電影的，李少紅、周曉文，包括陳凱歌、田壯壯，爸爸都是老幹部，他們佔有資源，説實在的這是不公平，你沒看過電影他看過，他們就能拍得跟你不一樣，你個傻冒，他們就不是。

作家大量的都是這路，包括當年張辛欣，我們院兒都出了好幾個作家。我一直跟這幫人在一起，你工人農民接觸不到這些。當然慢慢有了受教育機會，能接觸到。我們這幫人當然互相支援，大家碰到一起也比較好聊，就互相幫忙。所以也迅速形成一個文化圈子。”

而王朔的成功，恰恰在於用嬉笑怒罵解構權威，乃至對滋養自己的特權階層進行反叛。時值大眾文化全面崛起，大眾消費撲面而來，較早站上潮頭的王朔成了“大眾文化的娛樂英雄”。這種反叛相當純粹，解構之後，不負責建構。

葉京分析過他的心理：“我們這代人，沒有什麼，就是覺得只要有誰，想特神聖不可侵犯地放自己在神壇上，就要卒瓦（北京話，指打碎、摔破）誰。誰也別把自己放神壇上。為什麼王朔説我要卒瓦我自己？因為他自己要先坐到這個神壇上來，搶奪話語權，然後他就咣嘰把自己給卒瓦了，誰也別想當偶像，中國現在沒他媽的偶像！”

反到極致時，王朔的確連自己都反，他曾用罵魯迅、金庸、張藝謀等名家的筆調，寫了篇一萬字的《我看王朔》，把自己從裏到外罵了個遍。文中王朔稱自己“浪得虛名”的語言風格是全北京的售票員、小痞子、侃爺們集體創造，“因為沒有書面語表達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説中”。

王朔還稱自己“反文化精英的姿態是被迫的”，因為做不了知識分子索性就站到反面：“這就有話説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到知識分子真的批評他了，“他面兒上坦然，心裏還是有點急了，抱怨人家沒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優點。”如此罵完，對他持批評意見的各方反而無從下口。

在這個層面上，假使一個時代本來就沒有不可侵犯的神壇，沒有文化偶像，王朔的反叛沒有標靶是必然的。

從新世紀起，王朔就沉寂多年，2000年左右也是他個人精神境遇的低谷，父、兄、好友梁左相繼去世，他“把自己完全打碎了”、“哭都哭了好幾年”。七年後，他對網絡博客表現過濃厚興趣，罵了罵當時出名的餘秋雨、于丹，也開“地圖炮”噴各地網友，奧運倒計時500天時北京發起“抵制國罵運動”，大批網友提出先封殺王朔。

出版《我的千歲寒》《和我們的女兒談話》等幾本書後，王朔就又銷聲匿跡，直到這次發新書《起初·紀年》，新世紀22年，王朔不沉默的時候最多兩年。如今的“娛樂偶像”大概已經不在他的攻擊範圍之內，而在“人人可發聲”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個體言論的能量反而變得微小，眾聲嘈雜中誰也不是權威，調侃與解構充斥在網絡的每個角落，也不再需要王朔代替大眾去反叛和表達什麼。

來源：@FILM94

以前王朔認為，“小説是什麼？就是自己生活的寫照，文字是什麼？就是簡化的過程……誰寫長河似的小説誰就是傻子，你不如拍長電視劇，大家直觀地看。”

現在王朔連“自己”也不寫了，而是第一次拿出了一本純虛構小説，四卷本140萬字，也算是兜了一大圈後迴歸本業。這樣的復出，也算沉默的一種。

從此，江湖再無“京圈朔爺”，只有作家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