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也有機遇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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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説起人口話題，中國人最關心兩件事：一是印度總人口啥時候超過中國，咱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頭銜還能維持多久？二是中國人口何時出現負增長？

現在，這兩個問題都有明確答案了。

根據聯合國7月份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預測，印度人口將在2023年超過中國。而比這更令人不安的是，報告顯示，7月1日，中國總人口為14億2588.7萬，比年初的14億2592.5萬人減少了3.8萬人**。也就是説，中國總人口已經進入負增長了。**

雖然這一數據目前尚沒有得到官方的證實，但聯繫到國家衞健委在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雜誌上，首次公開承認，（全國人口）“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所以就算不是今年，中國人口負增長這事也已進入倒計時。

2019年，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發佈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還説人口負增長在2027～2030年左右。

此次衞健委文章則提前到了2025年前。而根據過去這幾年人口增量的劇烈跌幅——2019年人口新增467萬，2020年跌到204萬，2021年只剩48萬，今年出現負增長未必不可能，甚至可説是大概率事件。

隨着人口負增長時代的正式到來，中國社會將面臨哪些挑戰？挑戰背後，又是否隱含着某些機遇？

平心而論，人口增長放緩，甚至總人口出現負增長，並不僅僅是中國一家的事情，而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

**看看我們周邊，最早的日本，從2011年開始，人口已經連續負增長了11年。韓國雖然2021年才首度出現人口負增長，但早在2018年，便已成為世界上首個總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對夫妻生育的子女數低於1.0的國家。**目前更是已降至0.81。另外像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台灣地區，也都於2020年前後，人口出現負增長。

如果我們再把視野放大到全球，從1950年到2021年，雖然世界人口從25億增長到了79億，但總和生育率卻從4.86下降到2.32，已經逼近2.1的生育更替水平線了。説不定在我們有生之年，就能看到全世界人口迎來拐點，出現負增長的那一天。

相較其他國家，中國的人口問題呈現兩大特點：

第一是年人口增量的下降速度太快。

雖然過去十年，堪稱中國人口政策大調整的十年，先後經歷了放開單獨二孩（2013年）、全面二孩（2016年）、以及鼓勵三孩（2021年）等多輪政策利好刺激，但年人口增量卻從2012年時的1006萬人，一路下滑至2021年的48萬。

與之相比，就連日本人口增量的下降速度，都稱得上是和緩平穩。從每年增長100萬以上，掉到50萬以下，日本花了40年；而從50萬到負增長，又花了30年。其中，人口出生數方面，日本從1974年到2015年，出生人口減少了50%。而中國2021年的人口出生數比5年前，即全面放開二胎的2016年，就減少了40%。

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跌至1.15，不僅遠遠低於2.1的更替線和1.5的警戒線，甚至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1.3）還低不少，僅高於韓國和新加坡（1.1）。

如此更短時間、更為劇烈的人口波動，帶來了中國人口的第二個問題：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的時間來得有點早。

我查了下，日本2011年人口出現負增長時，人均GDP已接近5萬美元了。韓國稍微少一點，但也有3.5萬美元。而中國才剛剛邁上一萬美元大關，妥妥的屬於“未富先老”。

可能有正在備戰研考國考，或是為找工作犯愁的朋友要説了，人少點不挺好嗎，至少不用像現在這樣捲了。甚至連某些“專家”都説了，減少人口總量有助於提升人均GDP。要是這樣想，那就太天真了。

事實上，人口的背後是經濟，而經濟作為一個複雜、精密的生態系統，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因素的改變，都會引發整個系統的震盪。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得以高速增長，一個重要的依靠因素就是“人口紅利”。

人口既決定生產端，也影響消費端。人口減少，意味着產出的減少和需求的下降，兩者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向下的螺旋。這也是為何，人口負增長的國家，普遍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民眾就業艱難、社會內卷嚴重的原因。

更何況，由於人口負增長，並非各個年齡段同時負增長，主要是年輕人的減少。而年輕人是社會的主要勞動力。其數量的減少，必然導致社會勞動力的不足，很多工作可能就沒人做了。以後再想找個修水電的、做保潔的，價格肯定就更貴了。

同時，年輕人也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年輕人的減少，意味着新增社會財富量的減少。加之前面提到的，我國屬於“未富先老”型，原有的社會財富積累本就不足，無法像歐美老牌發達國家那樣，靠吃老本來維持社會高福利。因此可以預見，隨着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未來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都將受到影響，尤其是靠養老金度日的老年羣體。

事實上，這個情況已經發生了。典型的比如東三省，去年光它們仨，養老金缺口就已經超過1300億，要不是靠中央轉移撥付，當地很多老人能否按時足額拿到養老金，都成個問題。但中央的錢也不是大風颳來的，而是從其他省的結餘中調劑過來的。但要是所有省份養老金都不夠發呢？

目前，我們國家養老金實行的是“現收現支”模式，即拿年輕人繳納的社保費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工作的年輕人少了，養老金要想繼續實現收支平衡，那就只能延長工作年限，推遲退休時間，讓交的人更多，交的時間更長，而領的人更少，領的時間更短了。

你看隔壁日本，退休年齡已經延長到70歲了，最近更是在提倡“無退休社會”，也就是隻要你還有口氣，搬磚添瓦永不息，就問狠不狠？未來中國退休年齡會延遲到幾歲？政府沒有公佈，我們也不好亂猜，但像現在女50、男60退休的好日子，80後、90後肯定是享受不到了。

這時候，你還會覺得人少點，是好事嗎？

近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衞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7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要求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為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8月12日，浙江發佈《關於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到“到2025年，羣眾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顯著降低”，“出生人口中三孩佔比得到提高，總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平穩回升”。

浙江其實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省份。光今年以來，就有北京、廣東、湖南等十來個省份，出台了鼓勵生育的政策文件。隨着“多生多育”成為新時代人口政策的主基調，很多老一輩從沒享受過的福利，正在一一落到年輕人頭上。比如，生娃就有錢拿。

我們父母這一輩，很多人想生卻不敢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怕生多了被罰錢。而現在，不但不罰錢了，還發錢。發多少呢？

像第一個推出“育兒補貼金”的四川攀枝花，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可領到500塊補貼，直到小孩子滿3歲。而甘肅臨澤，儘管經濟不怎麼發達，但在鼓勵生育方面卻毫不含糊。你攀枝花不是一個月500嘛，我這裏直接三孩一年一萬。結果消息還沒下熱搜，財大氣粗的温州龍灣又將標準提高到每月一千，一年下來就是一萬二。

可能有人要説了，這點錢哪夠啊？你知道現在養個娃有多貴、多麻煩嗎？生出來要人帶吧，帶要請阿姨吧；到了上學年紀，要買學區房吧；上了學，又要報這個班那個班吧……別急，這些，政策制定者都想到了，甚至連怎麼生都為你想好了。

現在不是很多人因為工作忙、身體差，生不出孩子嗎？北京已經將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甲類報銷範圍了，這可比電線杆上專治不孕不育的小廣告靠譜多了。

至於生出來後，沒時間帶，也不用擔心。武漢等地已經在探索公益託管了。今年全國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更是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托幼一體化改革。也就是説，以後社區、幼兒園甚至大一些的企業單位，都會參與進來幫忙一起帶娃。每天上班前，爸媽只需要將小孩放到社區興辦的嬰幼兒照看點，自有專人照料。

到了上學年紀，困擾我們這代人的學區房是早就沒了，甚至不買房都不要緊，因為已經租售同權了，不管這房是你買的，還是租的，你的娃都可以就近入學。至於説放了學後花大價錢去教輔機構繼續雞娃？我勸你省省心吧，這兩年課外班的治理整頓成果，都看到了吧，以後就算你想上，機構也不敢收啊。

平心而論，日韓等國鼓勵生育的措施，中國正在有樣學樣，認真抄作業。但經驗告訴我們，總和生育率一旦跌破警戒線，想要回升是很難的。受此影響，許多行業都面臨大洗牌，不過在某些領域，機遇似乎也正在顯現。

最近流行一句話，“一切不利於生娃的行業，都危險了”。哪些是不利於生娃的行業呢？房地產顯然算一個，另一個比較明顯的，則是教培市場。去年以來，政府重拳打擊課外教培市場，逼得新東方轉型做起了電商，因而也引發不小爭議。但事實上，從日本的經驗來看，隨着人口減少，課外教輔市場即便政府不打擊，也必然逐漸萎縮。

日本的課外培訓，當地稱之為“補充教育”，主要包括學習塾和函授課程兩種形態。其中上市公司Benesse壟斷了函授課程接近90%的市場份額。自2010年開始（幾乎與日本人口出現負增長同步），Benesse國內教育收入的增長基本停滯。在招生人數方面，2004～2013年期間，僅小學函授課程呈上升趨勢，學前、初中、高中函授課程均下滑；2013年以後，四個階段課程的招生人數加速下滑。

這種情況，未來也一定會出現在中國市場。所以對國內的教培企業來説，轉型是必然的，早轉比晚轉好。

跟教培市場不同，有些領域雖然也受人口減少的衝擊，但危中有機，比如母嬰。一方面，新生人口的逐年減少，必然導致母嬰消費市場的萎縮；但另一方面，人均育兒支出的上漲，又正在衍生出更多的細分市場空間。比如吸奶器、輔食機等新興母嬰家電問世，就連晾曬奶瓶，如今都有專用的除菌晾曬架了。甚至在同一個品類內部，低端與高端的分化也正在出現。

以奶粉為例，2016～2018年，全國大眾奶粉的銷售佔比逐漸下滑，而高端和超高端奶粉的佔比卻在上升。預計到2025年，超高端奶粉的銷售佔比將達到70%以上。可見，消費者多元化、高端化的需求迭代，正在部分抵消新生兒下降帶來的影響，也為品牌企業提供了新的輾轉騰挪空間。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保險行業。人口的下降意味着客户總量在減少，但同時，隨着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健康保險、商業養老保險的市場潛力正在進一步擴大。事實上，不僅是養老保險，整個養老產業未來都是最被看好的“朝陽產業”。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養老產業市場規模為6萬億元，同比增長30.2%；2020年上漲至7.7萬億元，同比又增長了28.1%。預計到2030年，全國養老產業市場將達到13萬億元。

伴隨市場規模的擴大，相關企業數量也呈現井噴式增長。根據《2021年中國養老產業市場前景及投資研究報告》，近10年養老相關企業註冊量逐年攀升，2010-2013年年均註冊量為4035家，2019年上升至3.8萬家，較10年前增長了151%。“銀髮經濟”正在成為各方競相挖掘的新機遇。

但需要提醒的是，“銀髮經濟”存續的一個前提是，銀髮者年輕時有積蓄，國家福利可持續，這樣老了才能消費。就像日本昭和世代，年輕時趕上了經濟騰飛，自身多有儲蓄，退休後又能領到豐厚的養老金，養老消費自然旺盛。但到了平成時代，年輕人遭遇“失去的三十年”，老了後養老金又變相縮水，以至於很多人不得不啃老，或者七老八十歲還在打工。這樣的老年人，“銀髮經濟”是不存在的。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銀髮經濟”時，其實仍然是在討論年輕人。如何在人口負增長時代，繼續讓年輕人有工作，能賺到錢，才是問題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