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陪讀的中國母親：尋不來桃源_風聞

2022年08月20日 11:00 澎湃新聞

　　去往機場的出租車開出去。“想不想爸爸？”葉子問。五歲的可樂點點頭。不過，過一會兒女兒就開心起來，飛機上也一直歡笑。

　　飛機最終落地泰國清邁。之前，葉子一家去泰國旅遊過兩回，動了讓女兒在泰國讀幼兒園的心思之後，葉子又帶着五歲的女兒去考察過一次。可樂一直喜歡泰國。用她的話來説，“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吃冰激凌”——但由媽媽陪着到這裏住下，一直讀書到初中畢業，又是另一回事，作為一個孩子，她可能還沒想過以後。

　　葉子曾有過猶豫。她回憶，去泰國的國際幼兒園交學費的路上，她想過轉身逃走，帶女兒奔回老家。現在，在泰國斷續做了兩年多的陪讀家長，她還不時地感到茫然。

　　泰國有一些國際學校及重視英語教學的“雙語”中小學校可供挑選，學費相較國內便宜，課業氛圍相對輕鬆，於是，一些中國家長放棄國內的事業，陪着孩子到當地就讀。

　　不僅是希望孩子接受國際教育、早“走向世界”的願景，在受訪的母親們眼裏，她們的孩子都曾遇到不同程度的學習或心理障礙，不愉快的回憶揪着她們另尋他途——但出國獲得暫時的緩解後，往往又遇新的困惑。

　　“減負”的母親

　　葉子和可樂在清邁租了一棟聯排別墅住，遠離了國內簇新街道上的車水馬龍，也遠離了原本可以預料的死記硬背和“家校互動”。

　　她總是開車去接孩子。清邁的馬路相對陳舊，彎彎繞繞，有一些狹窄的小巷，有一些路機動車道和人行道擠在一起。現在，女兒在泰國讀了一年幼兒園，回國讀了一年小學，再到泰國，讀當地雙語學校的“國際班”。學校下午四點放學，小朋友們結隊走出來——往往是幾個中國女生在一起。這是一種複雜的心態，葉子不喜歡清邁的幾所國際學校，原因之一是有一些學校的中國學生比例達到近一半，她希望孩子有個完整些的英語環境。但如果把娃扔到全是外國孩子的環境裏，她又會擔心孩子不適應。

　　可樂讀的是一所本地的雙語學校“國際班”，“30%的課程用泰語”，在母親的觀察中，現在她可以在餐館裏和當地人用泰語對話，英語也溜得很。可樂的老師多半是歐美人，班級裏有一半是泰國的本地孩子，另一半是“小留學生”，來自中國、日本與韓國。

可樂的泰語作業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接上孩子，幾個同校的中國母親帶着他們到附近的親子餐廳裏坐下。清邁有一部分是起伏平緩的山區，潺潺流着一些清澈的小溪，孩子們在餐廳的户外玩水、挖沙、喂小動物，有店員看護，母親們可以安心在一旁聊家長裏短。

　　她語言程度不夠，不太和其他國家的家長交流。葉子和可樂的老師也不熟，她除了被老師主動找，幾乎不會單獨去找老師——從前在國內，有老師主動給葉子打電話，説孩子在課堂上跑神；葉子無奈地回：“我沒有辦法控制她不跑神。”老師緊追不捨：“你檢查過她的家庭作業嗎？”

　　葉子有時不得不幫着老師“矯正”女兒，末了她又會對着睡着的女兒落淚，覺得女兒苦。

　　依照多名陪讀母親的印象，泰國小學不興“家校互動”。葉子説，現在女兒的老師來找家長，只會是因為孩子在學校裏説了髒話，或者欺負其他小朋友之類，可樂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葉子難得聯繫一回老師，是她發現女兒在拉肚子，要給女兒請假。她記得，老師先對她抱歉，説，以後孩子覺得不舒服要跟老師講。

　　葉子覺得，泰國學校裏，小朋友的隱私保護得比較好。成績更是“機密”。孩子的大考成績封在一個信封裏，由家長去取。葉子也不喜歡和朋友們議論這些。

　　不過，她還是希望女兒到初中階段，考去一個師資更好的國際學校。

　　無論到了哪一國，孩子一路上還是得面對考試升學。泰國留學中介杜璇對記者形容，門檻高一點的國際學校，小學招生需要通過數小時的機考。國內的孩子一般英語能力不達標，都需要降級讀。

　　比起國內動輒一年幾十萬元的國際學校學費，清邁最貴的國際學校一年收十多萬元人民幣。就讀這些學校的優勢是使用的教材與歐美同步，方便未來升學；還有很多不同興趣班可選，不用額外收費。

　　英語水平之外，很難評判哪一種教學制度教得更快，或者教得更深。另一名泰國留學中介陳靜對記者解釋，多數中國家長對孩子在校學習的具體內容幾乎一無所知。只是泰國學校的課業輕鬆是顯見的，以小學階段為例，孩子帶回家的作業很少，他們的小書包裏往往只有小點心、水、在校做好的手工藝品。

　　杜璇的女兒小學五年級，沒有帶回家的作業本；她獨立做了一個科學相關的作業：“我們的宇宙是137億年前形成的……”

　　有一些家長帶着孩子到泰國“卷”。陳靜説，一些家長會在擇校階段先“卷”英語，儘量送入一個英文要求高的學校，要麼就先找一個程度稍低的學校，作為去更好學校的過渡。陳靜勸家長不要頻繁安排孩子轉學，但沒什麼用。她自己的兒子也在一所國際學校，據她説成績很好，也適應學校，只是有時會表露出愁煩——一起玩的朋友慢慢都走了。

　　“陪讀”的理由

　　除了泰國的學費和生活費低廉，家長們選擇泰國的另一重考量是，往返國內方便。“有很多陪讀家庭，是爸爸在國內掙錢，媽媽在國外陪讀的。”陳靜對記者説，疫情期間，兩邊長久無法見面，不少陪讀媽媽帶着孩子回國了。

　　陳靜倒沒有這層顧慮，她是舉家搬來泰國的，夫婦轉做留學生意，孩子在當地入學。陳靜對記者説，她覺得讀國際學校很值——老師工作很細緻，會因材施教，比如，一個班級只有十幾個學生，不同水平的學生收到的練習題難度也不一樣。

　　她認為“美中不足”的是，小班裏很難“卷”起來。陳靜是一個有些“雞娃”傾向的家長：“我會告訴他（指兒子），不能滿足於你在你班上是數學最好的，班上只有十幾人。你要放大自己的眼界。”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7日，泰國曼谷，學院恢復線下教學，學生到校時檢查體温。 視覺中國 圖　　陳靜通過兒子的國際象棋老師，結交了一些其他學校成績好的孩子的家長，他們之間會傳一些“雞娃攻略”，一起激勵孩子們參與一些數學競賽。

　　陳靜目標明確，一家計劃將來遷往北美，目前是出於經濟考慮在泰國逗留。

　　葉子則非常“佛”。前幾日，小學兩年級的女兒突然對她説：“今天學校有小測驗，可是，我忘記我的成績了。”葉子説：“無論你考多少，我都不怪你。”女兒竟坦然答道：“我知道，我無論考怎麼樣，你都不會怪我的。”

　　葉子與可樂回國，一起與葉子的朋友們聚會。她感到可樂的好勝心理在逐漸變弱。在國內的聚會，總會有其他人的孩子積極表現，主動背詩，剛開始，可樂會説：“那我們來説英文。”後來她變得不在意這些。大人們聊着孩子的學習，可樂坐在一邊，露出神遊物外的表情。

　　葉子的老家在一箇中部省份的地級市。葉子抱怨，老家沒有天文館，也沒有地方讓孩子親近動物，熱門商圈的“娃娃城”裏設施陳舊，遊藝項目只適合低齡兒童。

　　還有一種家長，幾乎是被動地帶娃出國求學。2016年左右，劉菁把車停在一所國內的小學門口，大兒子拒絕下車。劉菁一開始勸説，轉而責罵，把班主任和校長都引來了。眾目睽睽之下，孩子還是不肯下來。

　　劉菁的兒子小學之前上的是上海一所私立示範性幼兒園，一個月學費五千多元，家長之間也合得來，經常帶着孩子一起玩。

　　劉菁那時是高興的，同時又感到吃力。這些家長們時不時“卷”起來，相約報奧數班。“那不是給孩子上課，是給家長上。”劉菁説，“要家長抄題，要家長回家去輔導他。我哪有那麼多精力做這些事？”

　　她有兩個孩子，那段時間，日常凌晨五點起來，給老二餵奶，然後要開車送老大上學；傍晚又帶着幼兒去接老大放學、送他去學游泳，抱着老二在附近等着下課，再帶着兩個孩子回家，每天的時間表滿得針也扎不進。生了二胎，丈夫繼續工作，她為了這些事，把工作辭了，改當淘寶店主。

　　孩子要幼升小了，他們沒有上海户口。劉菁催着丈夫去辦居住證，他卻忘記了，報名遲了一些，兒子因此去了一所不太受歡迎的公立小學。小學同學們多是附近的打工子弟。劉菁的兒子覺得跟同學很難相處，比如，他念叨過中午吃不飽，要負責的同學給他再打點飯，但對方沒有答應。他覺得，可能那同學不喜歡自己。

　　在上海的早晨，丈夫照常去上班，劉菁驅車一小時送孩子上學，但她在小學門口，不得不面對生活的真相——兒子躲在車上，不願上學。

　　劉菁曾考慮過轉學，但她隱約知道，轉去其他公辦小學並不容易，而且趕上就學政策變動，她擔心傳統上“熱門”的學校質量降低。真正好的學校也未必適合自己的孩子。劉菁有一個朋友，孩子考進出名的私立學校，卻因為學業壓力大得了抑鬱症，只好送出國。

　　思來想去，她循着網上的攻略，最終決定帶着兩個孩子去泰國。

　　寬鬆環境與成長代價

　　兒子遭遇的危機是無法視而不見的。除了厭學，他還會衝母親大吼，劉菁急得“拿衣架打他”，而丈夫不過是在邊上看着。劉菁不斷在育兒過程中對丈夫失望，決定離婚。

　　由她做主，三口人拋下了很多東西。劉菁讓大兒子先入雙語學校。孩子上泰語課，“老師説可以不用聽，先用筆像描紅一樣，把泰語描下來”。

　　兒子倒是對學泰語毫無怨言，但劉菁還是想早些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她也知道，有些國際學校不好考。大兒子讀雙語學校的時候，為了後頭轉學，“在外面上過英語大課，也請過一對一私教，還上過‘新加坡數學’（注：一種教材）的課，也是英文講的”，這樣學了一年，到程度更高的學校考完試，還是被要求再讀一遍四年級。

　視覺中國 圖　　在寬鬆的環境中，兒子的個性甚至慢慢變強硬了一些。有一天，有個老師把他的一樣東西拿走了。兒子回家，生着悶氣。他想了一晚，第二天自己去把東西要了回來，他就指給老師看自己在東西上用筆做的記號。

　　其實，在雙語學校裏，班級裏也有傳説的“小霸王”，劉菁教孩子反擊，實在解決不了的話，“可以換一個學校”，“這邊很多學生都是兩三年換個學校”。

　　這樣成長的代價是，兒子只能和幼兒園要好的朋友們在遊戲裏聊天。

　　既然不打算回國，劉菁要獨自在泰國謀生。一開始，考慮過做代購，覺得掙不到錢，決定開民宿，租一個獨棟的別墅，請一個本地人當助理，對接當地的保潔和司機，她自己招攬並照顧中國來的遊客。

　　她吃過不少苦。二兒子還小的時候，她晚上九點多哄他睡，然後，開車去機場接客人，送到民宿，一切安頓停當，再回家陪兒子睡覺。她還去上課，學泰語、英語，學鋼琴；劉菁想把自己創業、學習的能量傳遞給孩子，要他勤奮自律。

　　劉菁笑説兒子在班級裏看到同學在課間聯機打遊戲，回家説他們不該這樣。她複述兒子嚴肅的話：“在學校要有個學生的樣子。”

　　採訪中，不止一位陪讀母親對記者説，出國是想繼續對孩子的教育理念。

　　身為陪讀母親的文佳回憶，之前兒子在國內上幼兒園，去學樂高，有時候她去接得不及時，兒子被老師放在小學一兩年級學生學圍棋的教室裏，兒子很快跟着學了。文佳覺得，自己的兒子挺聰明，但考圍棋一級，沒有考過，變得有些毛躁，她就説：“休息一下。”讓他不要去了。

　　文佳也安排孩子提高英語閲讀能力，按照社交媒體上流行的辦法，給他看原版的《哈利·波特》。讀到第五本，孩子説，不理解其中人物的愛情。她就解釋，這不是十歲能明白的事，讓他放一放。

　　文佳原先計劃讓孩子高中以後出國留學，先在國內讀小學、初中。

　　遇上“民轉公”，一個名聲不錯的私立學校變成了孩子的對口小學，户籍警都催着文佳快給孩子辦入學，“好多人都趕着把户口遷進來”。孩子上學之後，她去參加校園開放日，卻被刺痛了——小學有一節課是練坐姿、兼練舉手的姿勢——手肘抵在桌上，手臂與桌面呈90°，尺規畫過似的。讓孩子出國的計劃就在這一瞬被提前了九年。

　　在高考的“獨木橋”前

　　文佳津津樂道兒子很快學會了圍棋，在本地小學讀過一段時間書，成績也不錯。當記者問她，如果孩子一直留在國內，在高校資源相對豐富的上海高考，家長的期望是怎樣的？

　　“在上海的話，考個二本是沒有問題的，對不對？”她回覆道。

　　同樣地，一位深圳母親可可幾乎有些任性地偏離了夫婦倆原先規劃好的路。可可描述，原在深圳讀小學的女兒，在她的監督之下，“語文、英語都是班上前幾名，數學也能達到中上”，對口的初中也非常好，彷彿已把孩子放進了保險箱裏——“但，我會焦慮她將來能不能夠去（深圳最好的）師大附中。”可可説，在國內，她仍感覺中高考過於危險，更往後，如果孩子“沒上一個差不多的大學”，她可能過不了自己心裏的一關。

　　“你認可你的孩子去讀中專嗎？”她對記者説，“我是覺得我接受不了，你説怎麼辦呢？”

　　她覺得在國外申請高中、大學更容易些，為此不惜頂住丈夫的反對，又失去了自己在國內的工作；她自己英語不好，剛到泰國，出去買菜都很困難。這樣，換得的補償是女兒的前途選擇看上去“寬”一些。

　　對於葉子來説，女兒還未上學時，她已感到害怕。她家鄉的省份沒有985高校，考出一個高材生是為人側目的事。葉子自己是藝術生，丈夫是體育生，對於孩子的教育信心不足，“卷不動”；看到當地較好的“一中”，夫婦已經感到怯場。

　　也不是沒嘗試過。葉子原本計劃讓女兒在泰國讀一段幼兒園，回國念小學一二三年級，打好中文的底子。回國以後，接送孩子、檢查作業、在微信羣裏給班級拉票、給女兒的同學們排練文藝演出等等的事，都沒有難倒葉子。但令她無法接受的是，孩子才一年級，就要背誦自己無法理解的詩詞。

當地時間2021年2月1日，泰國曼谷，學生在學校上課。視覺中國 資料圖　　可樂背“煮豆燃豆萁”，顛來倒去，前背後忘，葉子着急，會給女兒一巴掌，或者把她從小凳子上踢下來。“那段時間打得很兇。”母親陪女兒做這樣的功課，最終獲得的是一張“古詩考級”證書，擺在家裏。

　　堅持一年，葉子帶着女兒再回了泰國。

　　她還想過帶着孩子搬家到蘇州去。老家的高鐵站直通蘇州，方便孩子爸爸來看望。不過，計算下來，蘇州的私立學校費用和當地的房屋租金都比泰國的更高。而且，有朋友提醒她：“你有沒有想過，孩子在蘇州上學，同學都是有車有房的蘇州本地人？想過孩子心裏的落差嗎？”

　　她想帶女兒去泰國讀幼兒園，又要頂住許多評頭論足的聲音：“老公會變心吧？哪有這麼早把孩子送出國的？”

　　有的路，還沒有走已感到疲累。在葉子的老家，一對普通的白領夫妻，每個月總收入不過萬元，勉強管上吃喝和房貸。如果有一個孩子，他們很難不啃老。為了父母補貼、朋友資金週轉，夫妻倆只能留在一個未必舒服的人際圈裏，供人評判，不敢出格。

　　她不希望女兒再走她的老路。她給女兒寫過一些信，大意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老了，要閉眼的時候，我會很放心。（我相信）女兒沒有我能活得好，不是一個需要管別人要錢的人。”

　　她也許更傾向於決絕，無論在“追求”，還是在“逃避”。葉子在童年時期經歷過劇烈的環境變化。她的父母安排她學舞蹈，為此，她十一歲就去北京讀舞蹈學院——但她從來談不上喜歡舞蹈，主要是挫敗感過於強烈。她的身體比例也不特別好，柔韌度也不佳，後來雖“學出個結果”，但耗費的汗水太多了，時間太長了。

　　出國以前，葉子的工作是舞蹈老師，陪一些藝考生一起面對“獨木橋”，一邊重温着自己的回憶。教舞的經歷也是促使她帶孩子出國的動因之一。

　　她説，仍然感謝很小在北京學舞蹈的經歷，對她的意義是，讓她能獨自到一個新地方，“獨立生活”。

　　“圍城”內外

　　“我之前也認識過一個在泰國的中國女孩子，在這邊讀大學，嫁了泰國老公，她會幫（國內遊客）預訂酒店，做一些婚禮策劃什麼的，也能賺一些錢。“葉子説，“如果她（指女兒）想早早結婚、迴歸家庭，會幾門語言總不吃虧的。”

　　她身邊的陪讀家庭都在催着孩子自學中文。葉子更在意一些，覺得會讀寫中文是一種保障。為此她要家裏人給她們寄來了人教版語文課本和練習冊，跟着國內的進度上網課學生字。“筆順我不強求了”，寫出來就可以了，她説。

可樂在泰國迷上了衝浪　　在葉子看來，孩子擁有不受束縛的童年，也同時在丟失一些機會。比如，女兒未來回國，不太可能從事文字工作，因為她的中文不夠好；她也有可能遇到交友的問題，因為無法理解高度競爭的環境造就的思維方式。

　　她清醒地知道未來還會遇到一些坎兒。身邊一些家庭是為了讀國際學校來的，孩子很努力上進，想將來去歐美讀名校。現在女兒年紀太小了，她情願女兒不思考前路問題，但如果她也想去拼一拼：“我和她爸爸一定傾盡全力幫她。”

　　疫情反覆之下，2020年，泰國的學生一度都在家裏上網課。女兒待在二樓自己的房間裏，她獨自在底樓，突然覺得“很累”：孩子的未來好像無處不在，但又把握不住。

　　以她目前的視角來看，女兒讀完初中，要不逐漸去往歐美讀書，那可能很吃力、花銷也很大；而留在泰國生活，雖然當地有一些華裔，但泰國並非移民國家，拿身份很難。長久地在泰國當一個外國人，則可能無法抵抗風險，例如享受不了當地的全民醫保；因為難以貸款，買房買車都只能全款。

　　難以回頭的決定之後，一家人變得更像一支試圖突圍的軍隊，一路經歷辛苦，行軍的方向卻雲裏霧裏，難以明確。

　　劉菁對記者形容，有一些家長到泰國，已經不對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只覺得孩子能在泰國順利讀大學、有個體面的工作。他們背井離鄉，就為孩子爭取這些。

　　據多名採訪對象所述，在泰國的中國陪讀家庭多數不外出工作，待在自己的圈子裏，不大與當地人交往。因此，他們一時對泰國人正在經歷的波動了解不多——受疫情重創旅遊業等原因影響，據世界銀行數據，泰國2020年、2021年GDP增幅分別錄得-6.2%、1.6%。

　　家長們與真實的泰國社會之間共通的，首先是空氣。可可到泰國之後，用手機軟件現學了一些英語，才能應付生活，但談及泰國生活令人不適之處，她先想到的是，三四月份，深圳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她在泰國打開窗户，看到山裏有火光。當地農民為了肥沃土地，會直接“燒山”，之後一時日，天地之間浮滿粉塵，山頂都淹沒不見。為此，她也無法出門跑步。

　　此外，一樣“南下”，葉子歡喜清邁有天文館，可可的女兒更大一些，她卻發愁當地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在深圳，他們夫婦每隔幾個月帶女兒去聽音樂會，到了清邁，這樣的機會少了很多。在她眼裏，清邁是“大自然，一片綠”，看久了也覺得空洞。

　　很多家庭原指望泰國與國內交通方便，還能時不時團聚，疫情後，這成了泡影；一些兩地分居的夫婦感到不是辦法，有的家長就帶着孩子回國了。

　　徐芳和丈夫近十年都在泰國做生意，三個孩子都在當地出生。等到老大快讀小學時，她帶着孩子回國，當陪讀家長。

　　以她的看法，在泰國接受教育的孩子，不僅中文跟不上，而且快樂教育之下，她看見朋友的孩子“安於現狀，只想打一份工，反正家裏也不缺錢”。這些孩子對國內親戚的感情也逐漸淡漠。

　　她這些年看在眼裏，但還不捨得把丈夫一個人撇在國外。

　　使他們最終夫妻分離的事件，是今年6月，泰國將大麻剔除出官方的毒品名單。此後，路邊的自動販售機開始賣含有大麻的飲料。這讓徐芳對錶面“閒散”的泰國社會產生了很深的懷疑。

　　現在，她帶着三個孩子獨自在國內。徐芳説，孩子們有時很想念爸爸，羨慕別家的孩子放學時有爸爸來接。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葉子、可樂、文佳、可可、徐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