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朱立倫洗白李登輝，勿漏“毒台”正犯蔣經國_風聞

李登輝死去兩年，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會見日本客人，稱李任內推動所謂的“民Z”台灣。

台媒披露，朱立倫原要發表對李登輝的看法，並邀集專家學者等集思廣益，尤其在“團結保台”這部分最為着重。

朱立倫之後回應，沒有要重新評價，他説，不管是保衞台灣、建設台灣、和平台灣，都是國民黨的中心目標，也是國民黨的基本理念。

有媒體稱國民黨炸鍋，但這類評論恐怕與事實本身尚有一段距離。

先看看李登輝病亡時，藍營政治人物的評價。

馬辦當時指出，……李繼”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後，進一步推動“國/會”全面改選、領導人直選，對台灣民Z化有其貢獻，值得台灣人民肯定。

吳敦義在追思會場寫下“為’國’為民，貢獻至大”字條，稱，只要大多人肯定他，就會在歷史上留下好名聲。

宋楚瑜説，他與李共同追求台灣的“民Z”價值，一步一腳印替鄉親服務。

時任國民黨黨團書記長蔣萬安表示，身為台灣第一位民選領導人，對台灣的民Z有其貢獻……

如果國民黨面對李早已蓋棺定論，為何這口鍋當時不炸？

不可否認，針對兩岸關係，馬英九和李有過交鋒。

李在卸任後因替台聯黨站台，也被國民黨撤銷黨籍。

甚至洪秀柱直言不諱，李登輝遺留給國民黨的是價值錯亂，留給台灣的是“黑金”政治，不懂對國民黨有何紀念價值。

但比起上述聲音，面對李登輝主政的12年，大力推動去中國化讓兩岸走向波折，讓台灣偏離“一箇中國”的道路，國民黨至今也沒有一份集體決議。

當年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兩國論”曾寫入國民黨全代會會議決議，而在國民黨否定“兩國論”後，批判李的聲音卻至今不能凝聚成全黨共識。

這樣的國民黨，徹底否定李登輝了嗎？

至於國民黨為何出現這種現象。

就像馬辦在李登輝死時的回應，台灣許多政治人物都曾是他的部屬。

否定李就等於默認自己當年助李的角色，這正是很多人不願面對的。

與此同時，只要國民黨選擇積極建構本土意識，要向台灣社會證明國民黨是立足本土，擁抱台灣的政黨，就只能繼續維持這種曖昧。

李登輝當年鼓吹“台灣主體意識”、“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兩國論”等理念，並以“台灣優先”制訂內外政策。

雖然之後的繼任者，有意重新定義本土的內涵。

然而，當“本土化”已經被扭曲為“台獨”化，當“愛台灣”的話語權已經被民進黨壟斷，國民黨並未建構足以挑戰狹隘本土化的新論述，反而自2008年開始，一味地去迎合所謂的主流民意。

當年馬英九就曾強調，“中華/民國與台灣已是一體，這是政治現實，沒有不承認之理”。

談到那八年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大陸學者餘克禮指出，無論是客觀上也好，還是事實上也好，國民黨已把民進黨的主張合理化、合法化、固定化、長期化，使兩岸通過和平談判方式結束敵對狀態變得更加困難。

其實，台灣這種欲偏離大陸的基調由來久矣。

在中國千分之三的領土挾洋自立，與祖國分庭抗禮，這是島內逐步深陷認同錯亂的根本原因。

先將時間拉回到51年前：

1971年7月，面對阿爾巴尼亞等23個國家向聯大提交了“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並驅逐蔣介石代表”的提案。

7月19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會見台當局“駐美大使”沈劍虹，表明如果堅持保全安理會席位，本屆聯大必將失敗；如願放棄該席位，美國或可助一臂之力。 

四天後，美“駐台大使”馬康衞面見蔣經國，表達相同立場。

7月27日，台當局透過沈劍虹告知美方，“中華/民國”願意接受美方的一切條件，但希望美國住其儘量留在安理會內。

台灣方面當時還有三點保密並未列入記錄：

一、倘各友邦如美國、日本確認為有提出雙重代表案以擊敗阿案之必要，“我G”可予以瞭解，惟切勿在案中提及“我G”在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席位。

二、倘其他國家擬對以修正案方式或單獨提案方式剝奪“我G”在安理會之合法席位，務期美、日兩國切勿參加聯署及勿投票支持。

三、“我G”對任何方式之雙重代表案，均必須發言反對。

台當局以公開不反對，暗地支持的方式默許了“雙重代表權”決議案，為留在聯合國，不惜製造“兩個中國”。

雖然基辛格後來訪問北京表示，此案是避免明確表明“兩個中國”的政策。

但對於美方的含糊説辭，大陸方面並不接受。

周總理強調，對中國人而言，台灣歸屬問題比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重要。

在大陸的堅持下，美國妄圖製造“兩個中國”的計劃破產。

台當局退出聯合國後，蔣經國曾召錢復來寓所長談一百分鐘，特別指示今後對美國的關係必須設法加強，對於國會議員要多做聯繫。

為美國日後出台《與台灣關係法》，台美勾連不斷虛化掏空“一箇中國”埋下伏筆。

1972年，台當局還把流亡日本的“獨派”大老辜寬敏請回台灣“共商國是”。

為了對抗大陸，竟置“一箇中國”立場於不顧，偏安的意圖已經顯露。

之後在一片革新保台聲中，蔣經國大力培植台籍精英，推動十大建設，表明紮根台灣的決心，開啓國民黨在台灣的本土化進程。

進入1980年代，雖然蔣經國主持國民黨十二全，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

但他同時宣稱與大陸“決不談判，決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

當時，國民黨在台灣所建構的政治信念，如“反G復‘國’”等愈發難以為繼。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對自由化與民Z化的壓力，也在蔣經國任內逐漸升高。

不過，這些因素不足以成為蔣經國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最多是必要條件。

但置於國民黨本土化的脈絡中，就不難理解他對於當時的形勢預做的安排與設計。

當“反攻大陸”已是痴夢， 又拒絕與大陸和解，落地生根就成了的唯一選項。

而本土化就要因應國民黨在台灣面臨的“正當性”挑戰。

隨着時間流逝，隨着老國代，老立委的凋零，對在黨/國體制下壟斷政治資源的外省領導集團形成自然的大限，少數的外省人與多數本省人間的權力分配矛盾成了無法迴避的問題。

而此時的台灣，一方面黨內的“革新保台”已經不能滿足反對勢力政治訴求，另一方面，台當局在“台美斷交”後對美依賴並未降低，這逼使國民黨必須展現對“民Z”發展的更大誠意，爭取美國的支持。

當有了本土化的定調在前，開放更大的政Z參與空間也就成了必經之路。

然而，將台灣的利益凌駕民族的利益之上，註定這是一條走偏的路。

在國民黨當局撤退到台灣的前幾十年，外省精英壟斷政治的合理化基礎是在“一箇中國”原則下宣稱“維持全中國的代表性”。

是以所謂“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戒嚴體制賦予當局特殊權力。

是以資深身民意代表象徵“法統”，讓國民黨在“國/會”不被威脅。

要“民Z化”，就要首先否定國民黨因為兩岸長期處於內戰狀態不能實施“憲政體制”的理由。

基於這樣的政治邏輯，1987年11月，面對“國民/大會”是否設立大陸代表制的爭論，蔣經國要英文秘書馬英九去查台當局1949年遷台後有無宣佈“中華/民國”政府仍代表全中國。

當得到回報並未做此宣佈，蔣經國説，“依照’憲法’選出來的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不必再增設大陸代表”。

四個月之前，台當局宣佈開放黨禁報禁，一年之前，蔣經國默許了“台D”主張的民進黨的成立。

可以説，回覆“憲/政體制”的過程，也是國民黨當局開啓以台灣為主體的質變過程。

1991年，在李登輝主導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召開，確立以“增修條文”修憲，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了“萬年國會”和臨時體制。

年底，在任超過43年的首屆國大代表、立委、監察委員退出歷史舞台。

1992年12月19日，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自此台灣的民意機關完全由台澎金馬地區選舉選出。

通過“修憲”後的各種地方選舉，這個與“修憲”前含義不同的“中華/民國”，一步步妄圖剝離與大陸的關聯。

1996年3月23日，台灣舉行“總/統”直選。這次選舉也被部分獨派人士妄言是“主/權獨立”的起點。

吸收上述觀點，在1999年所謂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民進就黨以“中華/民國”與大陸互不隸屬，企圖改變兩岸現狀。

同年李登輝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指“中華民國”1912年成立，將兩岸定位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公然製造“兩國論”。

借殼上市的拒統路線，自此成為藍綠的“最大公約數”。

雖然有論者至今認為小蔣當年的本土化不能等同李日後的“去中國化”。

但此觀點的悖論在於，國民黨要化解正當性危機，只有破解臨時條款對人民權力的約束。但臨時的條款的背景是兩岸處於內戰狀態，暫時凍結“憲政體制”。

因此，要“還政於（台）民”，直接衝擊的就是台當局的“一箇中國”政策。

李登輝日後透過‘修憲’，“總/統”直選，聲稱“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比小蔣關於國民/大會是否設大陸代表的主張，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以“‘憲/法’選出的就代表中華/民國”，來凸顯台灣所謂的“主/權”和“國家”形態。

而朱立倫説的“歷任國民黨領導人都對台灣有所貢獻”， 只是再次印證了藍營高層們對李登輝接續小蔣的本土化路線一清二楚。

這也是他們當年可以為李搖旗吶喊，而在李死後仍對其極盡阿諛的原因。

如果不能對以上問題有所認識，也就不能看懂這三十多年來，國民黨領導者在相關政策方面的延續性。

也就無法剝開歷史的迷霧，還原國民黨之於台灣乃至兩岸真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