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有個上海灘密探闖入了一大會場，後來的結局怎麼樣？_風聞

01

1921年6月29日，長沙小西門碼頭。

暮靄沉沉大江闊，兩個長衫長袖的人趁着暮色，在人羣的推搡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輪船。

年長者，叫何叔衡，時年45歲。年輕者，就是毛澤東，時年28歲。

因為走得突然，並沒有什麼親友到碼頭送別，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離開長沙去上海是要幹什麼。

何叔衡的同事謝覺哉，日後的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曾在當年的日記裏寫道：

“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

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後來解釋説是“共產主義者”，當時他知道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1952年謝覺哉在回憶當年的情景時又説：

“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

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會。”

這確實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但當時並不是很多人能想得到。

黨的兩名創始人都沒有參加這次至關重要的會議。陳獨秀當時在陳炯明手下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大學預科校長，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難以抽身前往。

除他們外，當時的早期共產主義骨幹分子鄧中夏、羅章龍也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沒有參加一大。

最有意思的是鄧中夏，他在7月跑去了上海一牆之隔的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年會。

原因是，這個學會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

這也可以從側面説明，對這個之後堪稱“開天闢地”的會議，所有的參會人員並沒有如我們現在想象中的那麼重視。

什麼是歷史？

這就是歷史。

即使是參會的人中，也有很多人並沒有太當回事兒，比如廣州代表陳公博，本身已經是一所專科學校的教授，帶着漂亮的妻子抱着遊山玩水的態度來的上海，很多的時間都是在陪着妻子逛街。

會議中途遇到密探、又遭遇旅店情殺，嘉興南湖上的會議還沒開始開，就帶着妻子忙不迭地跑了。

當然，站在歷史的角度，我們也無法對當時的陳公博苛責太多，畢竟，革命本就是大浪淘沙，像這樣的投機分子，早點離開隊伍，無疑也是革命的幸事。

02

1921年7月23日，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這個日期值得注意下，因為並不是大家想象的7月1日。

事實上，也並沒有在7月1日召開過會議，之所以後來的建黨節要定在7月1日，是因為戰爭年代檔案難尋，而且當時的參會人員後來又有很多人犧牲或脱黨，回憶開會日期只記得是7月，甚至於連開會地點很多人都説不清楚了。

1938年，抗日根據地要舉行建黨17週年活動，需要確定日期，參加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後，決定用7月的第一天作為黨的成立紀念日。

1941年6月，黨成立20週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真正的開會日期和開會地點，一直要到建國後，黨史研究者通過實地尋訪、蒐集檔案，直到70年代才考證清楚。

研究人員從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查到了一篇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其中寫道“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説明開會的日期不會早於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第34頁）

真正幫助確認開會日期的，反倒是早已被清除出黨，後來更是成為漢奸的陳公博。他在回憶文章裏講道，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後一次會議的當天夜裏，他們夫婦所住的大東旅館發生了情殺案。

根據這個線索，去查1921年的上海的報紙，發現8月1日的《新聞報》和《申報》都報道這個案件發生在7月31日凌晨，説明一大在上海期間最後一次會議的日期就是7月30日。

而一大在上海一共開了6次會，每天1次，加上兩天時間起草文件，共計8天，從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與共產國際的檔案吻合。

**所以，到1981年紀念建黨60週年時，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正式將黨的誕生日期確定為7月23日。

倒是日本人當年的情報部門非常厲害，居然預先得到了一大即將召開的消息，他們在報送的情報上寫道：

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明日即三十日，將於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原名“適廬“處，召開該黨大會。（《中共建黨前後革命活動留日檔案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7頁）

雖然，後來的參會者普遍不記得什麼時間、在哪開的會。但並不影響13名代表在2名共產國際代表的牽頭下，熱情地召開數次會議討論各地黨團組織情況，研究黨的綱領等。

直到，7月30日晚，還是在望志路106號的房子裏舉行第六次會議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情況。

原本當天的會議是準備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宣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

如果沒有當天發生的意外之事，應該也就不會再有後來的浙江嘉興，南湖紅船了。

歷史，在撲朔迷離的層層脈絡中，總是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

當天的會議正在進行，一個穿着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了樓房內，説是要找一個社聯的王主席，因為找錯了地方，所以很快就離開了。

貝勒路樹德里三號附近確實有一個社聯，一般人遇到這個情況可能也就不當回事繼續開會了。

但當時開會的眾人都非常警覺，尤其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奔赴世界各地搞革命，乾的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事，當然不可能那麼麻木，他們判斷這個人肯定是密探，並當機立斷停止會議，所有人迅速離開，避免了被一鍋端。

之後不到一盞熱茶的功夫，這個地方就已經被法租界巡捕包圍得水泄不通，3名法國警察帶着4箇中國密探上樓搜查和盤問，沒有發現什麼有價值的證據。

03

這個真實的歷史故事裏，藏着一個非常細的歷史的細節。

還記得30日晚“無意”闖入李公館，導致第六次會議被迫挪到浙江嘉興南湖上去開的那個神秘男子嗎？

這個神秘人後來也被查出了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先做巡捕，後來做到了探長。

這個人在歷史上是個小人物，但他的結拜兄弟卻比較有名，叫黃金榮。

近代以來所有關於民國上海的歷史或者影片、電視劇，基本都很難繞開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

程子卿作為一個從歷史反面參與到了中共一大的人物，解放後按理説絕難倖免，但因為他在法租界時“徇私枉法”，經常收了別人的錢就私自釋放一些左派人士和共產黨員。

所以，由宋慶齡（宋慶齡曾經就是他的“老客户”）親自向有關方面做了説明，黨和政府寬大處理，既沒有逮捕他，也沒有為難他。

這也再次告訴我們，正確的選擇人生路線是多麼的重要。

站在後世的我們來看，當然很清楚什麼是主線、什麼是支線，但處在歷史進程中的人，又怎麼可能知道呢。

歷史的動人之處正在於此，任何一條支線都可能在後面發展成主線。

據説，去浙江嘉興南湖開會是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出的主意，並且承擔了接待會議代表、租船之類的會務和警務工作。

從一開始接洽代表入住上海到後來安排去嘉興開會，王會悟就通過這種方式間接地見證了一個奇蹟的誕生，並留下了在嘉興南湖紅船前撐着傘眺望的經典歷史鏡頭。

1922年，王會悟繼續為中共二大做警衞工作，抱着幾個月大女兒坐在會場門口放哨。

王會悟一直活到了1993年才逝世，享年95歲，從黨的一大召開，到大革命失敗，到抗日，內戰，建國，再到改革開放，再到黨的十四大召開，明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想想她都親眼見到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件。

不知道去世之前的王會悟，回首往事時會是怎樣一種心緒。

想來也無非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吧。

04

離開了上海，一路山清水碧，正是江南七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代表們緊繃的情緒也放鬆了下來。

7月31日，在王會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剩下的代表聚在嘉興南湖一艘美麗的紅船畫舫中，召開了決定性的會議。

討論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還通過了黨的第一個決議。

毛澤東在會上做記錄員，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後來他自己都不記得他在這個會上有沒有發什麼宣言了。

直到20世紀70年代，研究者才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圖書館與共產國際歸還的檔案中發現這兩個綱領和決議的英文稿與俄文稿。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英文稿的發現，居然還是靠的陳公博。

當時有個美國學者在哥倫比亞圖書館發現了陳公博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在中國》。而在論文的附錄中，就出現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英文版），經過對照，和俄文版的內容基本相同。

這才使得黨的一大綱領文本重現於世。

開創歷史的會議就這樣有驚無險地召開了。

一個時至今日黨員總人數接近1個億，深刻改變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世界歷史進程的“超級大黨”，就是從這裏起步。

從此，一個日後帶領這個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民去艱苦奮鬥的超級大黨就此誕生。

從這裏開始，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都得以改寫。

這是當年參與一大的代表們，所無法預料的。

我看了很多歷史，包括很多傳奇故事，發現許多後來創成偉業的事，往往都起源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

1945年4月21日，黨的七大預備會議在延安舉行。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時，簡要地回憶了中共一大的情況：

“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2個代表中，現在活着的還是共產黨員的（叛變了的如張國燾之流不算），一個是陳潭秋，現在被國民黨關在新疆監牢裏，一個是董必武，現在飛到舊金山去了，我也是一個。

12個代表中現在在南京當漢奸的就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一個是陳公博。

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7月1日為黨的週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

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

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麼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

當時陳獨秀沒有到會，他在廣東當教育廳長。我們中國《莊子》上有句話説：‘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

毛澤東之所以説參會的是12人，是因為包惠僧是不是參會代表一直有爭議。

1921年下半年，當時曾有一份寫給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文中説“參加大會的有12名代表，他們來自7個地方，包括上海在內，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

現在，經過黨史專家們的考證，已經基本確定包惠僧確實參加了中共一大，也確實不算廣東的代表，而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

所以，現在的正史裏談到中共一大參會代表，都是十三人。

但就是這十三人，脱黨的、被開除的7位，犧牲了4位，最後僅有毛澤東、董必武二人走上了開國大典的天安門城樓。

這麼説吧，這就相當於一家創業公司，原本有13個元老。

幹到最後創業成功，只剩了2個人，連創始人都乾沒了。而一個在公司成立大會上負責做會議記錄的人，接過大棒，把事情給辦成了。

35年後的1956年，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董必武回到了上海，他來到曾作為一大會址的李公館，感慨萬千，提筆寫了八個字。

就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引用的：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

所有的偉大，其開端都可能從微不足道的小起點中走來，積土成山積水成海，星星之火終將燎原。

有意思的是，就在董必武重回一大會址的1956年，當年曾闖入李公館進而無意中改變了歷史進程的程子卿在上海病逝。

當年闖入李公館時，他是不可一世的法租界巡捕，董必武等不過是東躲西藏的“革命分子”；幾十年後，董必武再回到上海，已是國家領導人，而程子卿不過是一介平民。

歷史神奇地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小小的交集，也再次提醒我們：

歷史，真的是由不懈奮鬥的人所創造出來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