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 但我不能説”: 一份基層青年官員的潛入調查 | 文化縱橫_風聞

鄧磊、楊燕、何鑫興

西南大學教育學部

**【導讀】**近年來，公務員報考熱持續升温，坊間甚至有“宇宙的盡頭是體制”的俚語。但與居高不下的公務員報考熱不相匹配的是，社會公眾對公務員羣體，特別是青年公務員羣體的真實境況仍知之甚少。而近年來媒體不時報道少數80後、90後公務員涉案被查，使得這一羣體也開始面臨社會壓力。

本文基於對基層青年公務員羣體的實際調查和案例分析，指出：作為經過層層選拔的優勝者，基層青年公務員具有“中堅青年”的特徵，這一羣體綜合素質高、受教育水平高，但也面臨更激烈的職業競爭。被公眾經常忽略的是，基層青年公務員處於科層體制末端，時常陷入工作與家庭的兩難選擇，面臨三重困境：第一，公眾對公務員傳統形象的認知，與基層青年公務員的現實工作現狀，普遍背離；第二，基層青年公務員的薪資待遇與生活壓力失衡，導致這一羣體陷入不同程度的現實困苦；第三，基層青年公務員晉升空間有窄化趨勢，導致其職業理想與現實環境之間出現不同程度的落差。

為此，作者認為，青年公務員羣體面臨自我重構的現實任務，一方面需要通過職業認同推進自我重構；另一方面需要通過再造社會關係，理順青年公務員羣體的社會身份，使得青年公務員羣體真正成為“中堅青年”。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11期，原題為《沉默的中堅——基層青年公務員的特質審視、現實困境與自我重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沉默的中堅**——基層青年公務員****的**

特質審視、現實困境與自我重構

**▍**問題的提出

根據代際社會學理論，“中堅青年”指夾在“前浪”與“後浪”中間的一代，或可稱作“三明治一代”。從文化社會學的視角，“中堅青年”則是一個社會主流文化的繼承和守護者，類似於布迪厄描繪的“國家精英”。及至後現代社會，傳統價值被解構和祛魅，種種亞文化現象在青年羣體中大行其道，“中堅青年”的社會形象和話語範式都面臨挑戰，在大眾傳媒尤其是虛擬化的網絡世界中逐漸失語。但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中堅青年”仍舊是社會前進的砥柱力量。不同於以消極方式或娛樂心態對待社會競爭的“喪一代”和“佛系青年”，“中堅青年”是以堅韌實幹的姿態對待重壓的沉默擔當者。

鑑於基層公務員的遴選機制、綜合素質和工作狀態，“中堅青年”一詞用於該職業具有極強的妥適性和典型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表明，截止到2016年我國共有719萬公務員，縣以下機關單位公務員人數約佔60%，鄉科級及以下人員大約佔76.7%。在基層公務員隊伍中，80後、90後已成為新的“中堅”。因為在公眾視線裏，公務員職業“工作穩定、福利待遇好、社會地位高”，再加上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作祟，公務員報考熱一浪高過一浪。毋庸置疑，社會各界對公務員的職業形象存在刻板印象，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基層公務員大多面臨工作生活壓力大、工資低、晉升難、疲於應對人際關係等問題，深陷“活多、人少、待遇差”的現實困境，而自身素養和職業特性又讓他們習慣性沉默。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這離不開廣大基層公務員在治理末端的努力。基層公務員與人民羣眾的聯繫最直接、最密切，對處理解決人民工作和生活中的基本問題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隨着我國社會改革全面深化，公共事務不斷增多且越發複雜，有必要進一步加強研究基層青年公務員這一“中堅”羣體。本研究團隊深入基層青年公務員的工作環境和生活場景，在四川、重慶、河南三地選擇20名基層青年公務員展開調研。研究者採用語音採訪、面對面交流和參與觀察等多種方式，對受訪者的入職動機、工作具體內容、職業、薪酬滿意度、工作困境、生活困擾等內容進行全面瞭解，以期全面審視基層青年公務員的羣體特質和現實困境，並在此基礎上思考該羣體的自我重構。

**▍**基層青年公務員的“中堅”特質探析

當下“中堅”一詞帶有強烈的政治學、社會學色彩，常常與社會羣體或職業連用，如“中堅青年”“中堅農民”等。概言之，社會“中堅”是推動制度、文化、意識形態建構的關鍵力量。青年天然扮演着破舊立新、勠力改革的特殊角色，因此“中堅”和青年的結合實屬自然而然。

1.何謂“中堅青年”

從概念學的視角來看，“中堅青年”具有兩重含義:一是“中”;二是“堅”。“中”是指年齡和年代上的“中間位分”，社會內涵則指向施瓦茨(Schwartz)於1979年提出的“三明治一代”。相較於其他世代，“三明治一代”需要同時照顧兩代人，僅維持日常生活就消耗了他們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東方文化堅持倫理本位，強調百善孝為先，照顧父母、養育子女更是成年子女的天然義務。“中堅青年”概念的第二重內涵是“堅”，意為堅韌堅強。

**“中堅青年”生活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面臨嚴重的“內卷”態勢。**在歐美社會，“三明治一代”面臨着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難題，承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與精神壓力。在中國，2021年8月31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倪虹於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發佈會上談到，大城市70%新市民青年人租房住，面臨買不起、租不好房的現實難題。但即便如此，他們依然堅強面對困難、積極尋找出路。如2020年的《“中堅青年”網絡行為報告》所言:“雖然有諸多抱怨和焦慮，中堅青年仍然會堅強地扛過一個一個難關，認真過好當下的生活，成為更好的自己”。2020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時代青年成長為中國社會中堅力量》的文章，不僅高度讚揚了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役中的優異表現，而且指出當代“中堅青年”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肩負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必將成為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和奉獻者。

從代際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中堅青年”屬於特定歷史和社會背景下的新生代，而且代表了這代人的特質。**中國的80後、90後作為改革開放後出生的新生代力量，相對前輩而言視野更開闊、文化更自信、價值更多元。80後青年享受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福利，是互聯網使用的先鋒羣體，代表着中國新生代的崛起，也承受着社會經濟節奏劇烈變化帶來的重重壓力；90後作為新生代的新主流，生活環境進一步改善，社會氛圍更加寬容，是真正的互聯網一代。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80後、90後共同發揮着重要作用。此外，新生代文化素質和信息技術水平普遍較高。受教育擴張之惠，新生代實現了人才質量的整體提升，2020年全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8年，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達到53.5%。“中堅青年”是新生代的優秀代表，他們身上也有着明顯的時代印記。

從社會分化和分層的視角來看，“中堅青年”廣泛分佈於各個職業、領域和地域，尤其是在一些政治覺悟、思想意識和綜合素質要求較高的職業與行業，譬如公務員、醫生、教師、軍人等。“中堅青年”可以是熱心社區事務、關心社區發展、積極主動參與社區建設的“中堅居民”;也可以是長期生產生活在鄉村，主要經濟及社會關係在農村，依賴與服務鄉村的“中堅農民”;更可以是紮根基層奉獻青春的“中堅公務員”。**基層青年公務員主要分佈在縣城與鄉鎮，包括長期生活在農村且經驗豐富的領導幹部，也包括通過公務員考試來到基層工作的新青年或大學生村官。**基層崗位直接服務廣大人民羣眾，直接面對羣眾的日常需求，不僅對個人綜合素質有着很高的要求，而且還需要更高的服務意識與奉獻精神。

2.基層青年公務員的“中堅”特質

職業和身份皆是重要的社會學概念，反映了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個體對身份的認同表徵着對其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合法性確認，包括了社會角色、職業地位、權利和義務履行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是幹部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是人民的公僕”。從我國公務員的社會身份和政治責任可以看出其源於馬克思主義公僕思想，代表着無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覺和社會責任。

**基層青年公務員之所以被視為“中堅”，首先因為綜合素質高。**從公務員報名與錄用情況來看，該羣體具有三個典型特徵。一是政治素養突出。《公務員錄用規定》明確指出要“突出政治標準”，在《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20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中也同樣強調報考公務員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與道德水平”，現實中錄取的公務員也多是出身良好、政治可靠並長期在學習工作中表現突出的積極分子。

**二是受教育水平高。**以重慶市為例，近年來各區縣公開考試錄用的公務員，學歷絕大部分都在本科及以上，近半數具有重點大學甚至研究生學歷，並且這一數據還在逐年增加。武隆區2021年度公招公示擬錄用公務員共計52名，其中，有本科學歷45名，碩士研究生5名，專科生2名;潼南區2021年度公開考試錄用公務員擬錄用人員公示共計33名，其中，碩士研究生4名，本科生28名，專科生1名。自2010年以來，北京大學有2200餘名畢業生通過選調生政策在祖國各地基層工作;2021年，北大選調生簽約人數更是突破800人，較去年增加近60%，覆蓋全國31個省區市。以上數據充分證明了基層青年公務員的受教育水平。

三是競爭激烈。“202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1511985人報考，成功通過審核人數1402940。平均競爭比約為54.53∶1，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16140人，增幅8.3%”。居高不下的公務員報考熱，背後反映出公務員競爭力度之大、入職之難。公務員錄用須通過公開考試、體檢、考察、試用、紀律與監督等層層考核，每一環節都極為嚴格。客觀地講，公務員考試與高考堪稱我國最公開、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

其次，基層青年公務員的工作壓力大。基層公務員處於科層制的末端，作為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和社會主義強國建設的中堅力量，青年公務員深入羣眾，承擔各項政策落地落實等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無論是在脱貧攻堅、建設小康社會的民族復興征程上，還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救災抗洪等突發災難面前，都能看到基層公務員捨己為人、奮勇爭先的身影。並且，多數基層青年公務員還面臨着家庭和工作的雙重困境。即便如此，大多數基層青年公務員仍然堅守工作崗位，將個人的理想信念與青春融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切實肩負起為人民服務的職責，展示出極高的公共價值取向。

基層青年公務員羣體清晰體現了“中堅”特質，其與羣眾接觸最廣泛，是國家履行公共管理職責和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羣體行為會影響社會公眾對政府行為及其合法性的認知，其工作狀態對黨的大政方針政策的執行落地和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至關重要。

**▍**基層青年公務員的現實困境

調查發現，根據家庭背景與職業追求，基層青年公務員可分為三類:一是具有職業抱負、熱愛國家的理想情懷，以求通過為國效力、為人民服務來實現人生價值者，這部分人大多具有較好的家庭出身，同時也包括一些天資卓絕的寒門英才。二是追求公務員這一職業“福利待遇好、穩定性高”，主要出身於家境普通的農民、工人家庭。三是遵從“輩出現象”，追求“社會地位和晉升空間”。這三類人羣從事基層公務員的職業動機具有較大差異，面臨的生存困境也不盡相同，但在核心問題上具有一致性或相似性。

1.職業感知與公眾認知的背離

多數受訪的基層青年公務員，從他們的職業動機都可以看出較高的家國情懷和理想信念。多位訪談對象認為，成為公務員可以實現人生價值，在基層既能發揮自己所長，又能通過為羣眾、為社會辦一些實事，將個人的發展與時代、與國家結合起來獲得人生的價值和成就感，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訪談對象K特別指出，自己曾參與解決貧困地區青年創業技術和人才難題、脱貧攻堅工作、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百城提質、“黨暉温暖”雙十行動，並取得良好成效，獲得了幫扶村莊和社會各界的一致認可，具有較高的職業成就感。

接近半數受訪者，**尤其是90後受訪者，認為公務員這份職業能更好地服務青少年成長成才，在具體的工作中能深切感受到工作的價值感、榮譽感和獲得感。**公眾對公務員這一職業的認知與認可度是基層公務員建構職業價值的堅實基礎，基層青年幹部只有在與公眾直接互動的過程中才能獲得對自身職業聲譽的切身感知。就調查的情況來看，公眾對公務員傳統形象的認知與基層青年幹部的現實工作現狀普遍存在背離現象。受主觀經驗和慣性思維的影響，大眾傾向於將公職人員視為具備特殊權力與社會地位者，部分人對公務員的印象還是“上班喝茶看報、福利待遇高、擁有特權”。

但當前的真實情況是，**80後、90後基層青年公務員大多面臨着艱鉅繁雜的工作任務、競爭激烈的考核評價以及不斷窄化的上升空間。**公眾認知與自我感知的背離，導致基層普遍出現“身心俱疲的幹部與仍不滿意的羣眾”這種尷尬局面。訪談對象F，33歲，從事過法院書記員、基層人民警察、其他行政執法、紀檢監察等崗位。認為很多羣眾對公務員的工作性質和具體事務一知半解，感覺公務員就是高高在上、吃皇糧的、拿着納税人的錢不幹事的。在日常工作中，也曾與羣眾發生過沖突，按照法定程序沒有為羣眾辦成事情，加上自己生硬的態度與語氣，該羣眾當初就電話舉報F貪污受賄，是黑惡勢力保護傘。工作生活的沉重壓力與公眾的錯誤認知，讓基層公務員面對工作矛盾時常常有口難言。作為媒體口中的強勢羣體，他們在面對輿論壓力時更傾向於集體沉默。久而久之，這種集體失語可能磨滅基層青年公務員服務羣眾、奉獻於黨的初心與熱情。

2.薪資待遇與生活壓力的失衡

對於大多數基層青年公務員，**“父母的贍養、子女的教育、高昂的醫療和房價”是他們普遍面臨的現實難題。**為減輕生活壓力，個別基層青年公務員甚至在休息日兼職送外賣。根據被訪談對象的相關陳述，他們為緩解結婚、還房貸和養育子女等生活壓力而利用週末時間兼職工作的情況並不罕見，但他們的難處卻無法得到理解和支持。訪談對象C，35歲，研究生畢業於一所211大學，曾從事過個體經營。舉例説，身邊曾經出現過一位同事在下班後去商貿中心廣場擺地攤賣襪子、首飾來減輕生活壓力。但後來被人舉報，單位紀委書記以保持公務員清廉形象為由找其談話。此外，還有一位青年民警因結婚、生子、還房貸等壓力利用週末不值班的休息時間開滴滴，也被單位領導勸阻。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出台約束公務員行為的各項禁令，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基層公務員的“實際收入”普遍降低。

訪談對象C認為隨着中央出台八項規定等一系列約束公務員行為的“禁令”，公務員體制內的福利待遇大幅度消減，聘任制、問責制的推行增加了職業競爭壓力，公務員職業的優越性也變得不顯著。基層工作煩瑣、晉升空間狹小讓公務員羣體的職業倦怠隨着從業年限不斷增加。**基層公務員作為黨和政府發揮行政事務管理與執行職能的中堅力量，生活與工作的多重角色壓力讓他們出現了角色衝突或角色超載的情況。**80後、90後的基層公務員已處在而立甚至不惑之年，對上要贍養年邁的父母，對下要撫養正在成長中的子女。尤其是下一代的教育質量水平，與家庭幸福感緊密相關，深刻影響着家庭的和諧度、社會結構的穩定性。近年來，我國的教育事業深受資本市場影響，相當一部分公立學校將教育資源商品化，各類私立學校和培訓機構更是大肆散播教育焦慮、提升教育成本。在高昂的房價與內卷的教育面前，基層青年公務員的工資愈發捉襟見肘。訪談對象G，37歲，中共黨員，在市教育局監察室、辦公室、法規科工作至今，認為自己面臨着“上有老、下有小”和“房價高、消費貴”等生活難題，子女教育、醫療衞生、養老等社會保障和較高的房價是讓他感到現實困苦的主要壓力源。

3.現實環境與職業理想的落差

**入職後的心理落差和窄化的晉升空間，是當前影響基層青年公務員職業滿意度的內在因素。**80後、90後是在強調“平等性、法制性、規則性、公正性”的體制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更期望建立良性競爭、平等互助的人際關係模式，對通過關係運作謀求職務晉升的現象普遍持批判態度。全體90後訪談對象不約而同地認為，不同於老一輩中規中矩的做事風格，80後、90後思想更活躍、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強，他們做事目標明確，追求效率，厭惡官場上的裙帶關係，憑能力做事才能贏得他們的尊重。

“熟人社會”的傳統社會關係理念曾經深刻影響公務員的職業生態，“憑親疏、重經驗、看喜好”的關係邏輯一度盛行，黨的十八大之後雖然被明令禁止，但在基層仍有生存空間，這讓青年公務員強烈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此外，現行的職位職級並行制度也難以滿足基層青年公務員的晉升追求。所有受訪者都直接或間接表示，相對於職級他們更看重職務晉升;雖然級別晉升能夠帶來工資上漲，但政治待遇與工作權限才是青年人更在乎的事情。**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基層青年公務員擔任領導職務者仍是鳳毛麟角，靠職級晉升獲得薪資增長的激勵方式與其從業初衷不相符合。**窄化的晉升空間逐漸消磨了基層青年公務員對工作的信心和激情，導致工齡較長但晉升無門的80後普遍出現職業倦怠感。訪談對象B，80後，認為周圍同事確實出現了職業倦怠現象，主要原因是工作單一枯燥、重複率高，升職空間小、培訓機會少。更值得關注的是，此類基層公務員往往還要處理龐雜煩瑣的扶貧、防汛、羣眾信訪等各項事務，他們對部門職責劃分不清、下派任務不考慮基層承受能力和實際情況的現象極為不滿，由此進一步導致工作狀態欠佳。訪談對象A，24，本科畢業，先後在税務大廳、紀委巡察組從事相關工作。該訪談對象認為與羣眾溝通是基層工作開展的首要難題，面對羣眾必須有耐心，溝通要講究方式方法，遇見無理取鬧、故意找事鬧事甚至毆打基層幹部的羣眾，為了構建和諧的幹羣關係，只能選擇忍耐再忍耐，努力剋制自己的七情六慾;在各項工作中寫材料極具挑戰性，但這也是基層各部門公務員必須具備的能力，被領導要求修改材料多達十次是常態。

**▍**基層青年公務員的自我重構

**基層青年公務員作為新生代的代表，其“中堅”特質和現實困境都很明顯。**關於如何解決此問題，加強公務員薪資待遇、晉升空間、激勵機制等建議對策已是老生常談，但從自我認知和社會關係的角度所展開的討論還不充分。新時代的工作環境已經出現顯著變化，中央政府正在着力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打擊金融資本市場和教育文化領域的亂象。身為主流價值觀的切實踐行者和廣泛接觸羣眾的一線工作者，基層青年公務員有必要“風物長宜放眼量”，從個體認知、社會關係與輿論形象等方面進行自我重構。

1.加強具身認知

具身認知理論指出，人的認知與其所處的環境以及身體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個體的行為模式和舉止行動會通過生理體驗影響個體的自我認知，理論紮根實踐才具有意義，認知也是為行動的。該理論強調“在行動中反思”和“在反思中實踐”來建構行為習慣進而影響思維模式。具身認知理論也有着堅實的社會學理論基礎，反映了社會人對身體狀態、職業分工、價值認同、道德認知的社會反思，可追溯到馬克斯·韋伯的職業精神論和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基於具身認知及其社會學理論根基，基層青年公務員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自我重構。

**首先，職業認同的自我重構。**新時代的公務員職業和公共權力的使用已發生巨大變化，更講究理想信念和服務意識，這是當前基層青年公務員新的政治身份屬性。加強具身認知有利於基層青年公務員調整自身意識和行動，從而堅定理想信念、提升服務意識。從意識層面來看，基層青年公務員當前面臨的困境往往來自現實中的無謂對比和對未來的過高期待，前者容易導致心態失衡，後者則會出現心理焦慮。對此問題，基層青年公務員需要拓展眼界，從經典學習中獲得心靈滋養，從社會分析中判斷髮展方向，從而獲得真實的自我認知和準確的未來判斷。從行動層面來看，基層青年公務員在一定程度上還受到官僚制度的影響，存在公共權力使用不當的問題，這也是導致社會大眾誤解和疏離該羣體的主要原因。因此，基層青年公務員更需要正確認識和使用公共權力，在實踐中揣摩和總結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經驗，以此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提升生活的幸福指數。

**其次，社會身份的自我重構。**青年公務員羣體是當今青年中的優秀代表，在學歷、能力和社會形象上都有着顯著優勢。馬克斯·韋伯曾提出，領導者的人格魅力和領導方式對組織成員的工作動機和工作行為具有重要的引領與示範作用。政治社會學家伯恩斯也指出，領導者必須能夠激發追隨者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實現公共目標。相對於基層羣眾而言，青年公務員就是他們能夠最直接接觸到的公共事務領導者和羣眾活動組織者。在社會大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基層青年公務員面臨更加複雜的工作環境，面臨着社會身份認同危機和職業價值認同碎片化的困境，因此更應當積極進行社會身份自我重構。基層青年公務員既是“政治人”，也是“社會人”。羣體的行為模式與文化價值理念會深刻地影響個人對事物的感知，青年公務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當代青年羣體中一些普遍贊同或流行的價值觀念影響。但公務員身份又決定了其必須肩負更大的責任、履行更重的義務。在“喪文化”“佛系青年”“躺平主義”“內卷”“雞娃”一度充斥網絡空間的背景下，基層青年公務員必須在一件件、一樁樁身體力行的無私付出中提升自身的職業成就感與認同感，在與社會其他羣體的交往和社會管理服務中強化自我效能。

2.再造社會關係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在感性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作為組織成員，公務員的一言一行代表着黨和政府的形象;作為社會個體，他們也具有社會角色的利益和責任。如果多重身份角色衝突，缺乏有效的壓力輸出路徑，就會導致非正常人際交往乃至人際衝突等問題。若要解決此問題，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首先，和諧組織關係。**以國家法令和政令對待同事關係，公私分明，把握原則。本研究多位被訪談者都提到，以人情交往為主、難論實力的隱形提拔機制是讓他們感到職業倦怠的重要原因。在傳統體制影響下形成的組織內部間的上下級關係，可能會使下級行事習慣性地參考上級的觀點與意見。就新時代的制度環境和社會風氣來看，上下級公務員雖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但必須遵循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因此，基層青年公務員需要建立法制意識和法律思維，在認真履行崗位職責的同時，避免凡事唯領導意見是從的傾向。當然，各級政府也應當通過立法來制定公務員的共同行為準則，促進公務員上下級人際關係實現良性互動，營造互相尊重與理解的工作氛圍。

**其次，理順家庭關係。**家庭關係的協調是提升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層青年公務員作為中間一代承擔着父母、子女、配偶等多重角色，因此也即意味着多重責任。一方面，基層青年公務員必須正視自己肩上的責任與義務，明晰作為父母與子女兩種不同角色的內涵與要求，清晰定位角色位置;另一方面，實現家庭角色與職業角色的有效轉換也是提升基層青年公務員職業幸福感的關鍵步驟。基層工作時間長、任務重一直是阻礙青年公務員角色轉換的主要原因，當前人社部已明確指出奮鬥不是用人單位壓榨勞動力的説辭，“996”“007”都屬於嚴重違反法律關於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的規定。以此為契機，基層青年公務員應當及時轉換思維，依法維護權利。與此同時，各級政府也應當為公務員休息時間的範圍留有伸縮餘地，同時健全行政內部救濟與司法救濟雙通道，為基層青年公務員權利申訴提供有效渠道，切實改變基層公務員“白加黑、5+2”工作現狀，幫助基層公務員迴歸家庭，平衡工作與生活難題。

**最後，優化交際關係。**當前，在強調嚴密的權力等級的科層制結構體系中，沉默慎言成為公務員體制內部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和話術範式，處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被放在顯微鏡下的基層公務員在與羣眾以及媒體交流時的組織外沉默現象也日益突出。和諧的人際生態系統對基層公務員的工作績效和職業歸屬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當前公務員體制中沉默慎言的組織文化不利於和諧人際關係的構建，互聯網不應該成為公務員構建和諧交際關係的阻礙。一方面，基層青年公務員應學會利用互聯網構建拓展人際關係的渠道與深度;另一方面，組織內部也需要堅持因人擇事原則，以工作能力為導向，以理性準則為指導，明確劃分組織成員的權責義務，使各組織成員都能各盡其責，建造以信任為基礎的交際生態圈。

3.轉變話語範式

在信息時代，社交媒體和網絡平台因其便捷、高效、開放的特點受到了廣泛歡迎，但也出現了“流量為王、以謠牟利”的不良現象。一方面，部分媒體藉助“體制優勢、特權階層”等標籤強化公眾對公務員的刻板印象，憑經驗誇大基層公務員的職業形象，極易讓大眾形成形式主義的負面認知。另一方面，公務員羣體矜持自守的話語範式也越來越不適應需要即時做出誠摯回應的社會需求。沉默螺旋理論認為，當想法與主流大眾的意見相背離時，個體會產生孤獨感，而與孤獨感相伴的不被人贊同的恐懼感又會進一步阻礙和影響個體意見的表達，最終形成單一觀念主導輿論的局面。受消費主義文化影響，青年羣體選擇以即刻的物質享受來逃避現實生活的壓力，這對當代主流價值觀產生了強烈的衝擊。

基層青年公務員作為當代主流價值觀的主要弘揚者和守護者，**必須打破沉默困境，要通過自我互動、自我審視對紛繁複雜的信息進行判斷，形成對信息的正確認知和合理傳播。**公眾對公務員職業形象的固有認知，會影響其處理公務員信息的初始印象。因此基層青年公務員必須建立兼具高活躍度和高信任度的公眾形象。一方面，應主動面向服務對象，藉助網絡平台推出便民服務策略，同時積極報道能代表公務員整體形象的、為人民做實事的基層青年幹部的正面案例，幫助大眾深入瞭解基層青年公務員的生活難題與真實奉獻;另一方面，網絡信息的傳播以高互動性、高反饋性、高靈活性、高自發性為主要特徵，因此基層青年公務員的信息播報要更生活化、真實化和生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