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代，影評對電影還有意義嗎？_風聞

“僅代表個人看法啊，友善交流。我覺得國產電影團隊整體水平上劇本是落後於技術的……”

在短視頻平台中某部暑期檔電影影評視頻的評論區，這樣一條簡短的留言被贊到最高。它並不特指某一部電影，而是對近期一批新上映國產影片的總體感慨，網友們的大量點贊意味着它戳中了很多電影觀眾對當下國產電影的情緒。

8月13日，暑期檔票房已超越去年成績，在電影行業仍處於復甦階段時取得這樣的成績，無疑令行業振奮。但票房數字帶來的喜悦，常常容易掩蓋高票價、優質內容供給不足等實際問題，而影評的存在，往往能起到從外部視角里觀察真實市場、提出問題的作用。

從紙媒時代走到如今新媒體盛行，不只是承載影評的媒介在發生變化，其內容形態和在產業中的位置也在不斷調整——作為架在產業與觀眾之間的橋樑，影評既需要在新時代的電影行業裏找到自己適宜的位置，也需要對產業未來發展和觀眾觀影情趣的變遷提供引領。

去年年底出台的《“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提出2035年建成電影強國的大目標，大目標由眾多小步驟組成，其中一步便是：加快健全完善電影評估體系，構建政治性、藝術性、社會反映和市場認可相統一的電影作品評價機制，營造積極健康的電影輿論環境，推動創作與評論有效互動。

如何健全完善電影評估體系？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了“電影強國論壇——新時代電影評論的創新與提升”，論壇邀請了來自產業和學界的多位重要嘉賓，共話新時代電影評論發展方向，為尋找建成電影強國的路徑建言獻策。

影評與產業相向而行

“從中國有電影開始，電影理論批評就在跟電影創作實踐相向而行。”中國電影家協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教授尹鴻從學界的角度，細數了中國電影評論的發展歷程。

電影剛在中國興起時，第一批電影學者提出“影戲理論”，認為電影的本質就是戲劇。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在紀實文學的影響下，學界開始呼籲“丟掉戲劇的枴杖”。往後到第五代導演出現時，電影理論開始注重探討商業性與藝術性的關係，在論證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電影的雙重屬性。再後來，隨着電影的市場化轉型，電影作為一項產業得以發展，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裏，商業美學、工業美學、共同體美學的概念，漸次而生。

由此，尹鴻教授得出結論：“中國電影理論批評恰恰是在跟中國電影的發展實踐相向而行中獲得生命力、獲得有效性。”

事實也的確如此。像前文提到的觀眾發出“劇本落後於技術”評論的背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國內電影產業發展多年，整體工業能力上逐漸與國外電影產業看齊，但商業電影劇作能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當然，優質的電影評論不應僅停留於此，除了説出觀眾的心聲之外，更應豐富觀眾的認知。

北京電影學院副書記、副院長鬍智峯教授提到，當前中國影視評論應努力提升三種品格——人民性品格、實踐性品格與開放性品格。在開放性品格中，胡智峯教授強調，應與從事一線影視行業的人多接觸多溝通，“他們的實踐經驗不見得有很深的道理，但是他們的深刻的體驗和體會不見得是用科學語言表達出來的，但是對於評論者而言是最鮮活的素材和評論的資源。”

毒眸（ID：DomoreDumou）就時常通過接觸一線影視行業工作者，來為電影評論工作進行豐富與補充。近期熱映的電影中，《新神榜：楊戩》的導演趙霽告訴毒眸動畫行業仍處於新生階段，不論是美術或劇作各個維度上都還面臨着資源匱乏的境況；《斷·橋》的導演李玉告訴毒眸她對片中人物的創作，源自自身的成長曆程。

當這些“鮮活的素材”成為“評論的資源”之後，電影評論才從“知其然”到了“知其所以然”的層面，有助於提升觀眾的固有認知。

另一方面，要使影評反過來促進電影行業發展，為建設電影強國助力，則必須重視影評自身的獨立性與客觀性。在胡智峯教授提到的實踐性品格中，“有度”是原則之一。“一定要跟行業保持比較客觀的距離，講真實有效的、實事求是的，不能過度捧殺也不能過度罵殺。”

實際上，把握不好這一距離的電影評論比比皆是。學者李洋曾在《影評人的時代使命》一文中指出：“新一代影評人往往被各種權力、集團輕而易舉地俘虜和收編，爭先恐後地成為政治審查的辯護人、二流導演的食客、電影發行公司的顧問。”

在不少電影的首映禮上或電影節的觀影現場時，也並不難發現，前來觀影的影評人往往諱言電影的真正缺陷，無論真假總以好評為先。而電影導演與大眾的真實意見之間，亦常常被業內同仁和宣傳團隊的美言所隔絕、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問題在哪。

這背後，是高度市場化的行業運作規則下，原有的電影評論體系逐漸被商業侵佔，電影評論人或機構依賴廣告收入謀生的現狀。

失去中立性與客觀性，電影評論體系的權威性便遭質疑，於是大眾對電影評價體系的信賴度開始從專業影評下移至大眾口碑，甚至是熟人關係網絡的口碑。

據《2021中國電影觀眾調查報告》顯示，從豆瓣、時光網等影評平台獲取影片信息的觀眾僅佔26.8%，更多的觀眾選擇的是短視頻平台、自媒體平台或熟人關係網告知。

如果未來要實現“構建政治性、藝術性、社會反映和市場認可相統一的電影作品評價機制”得目標，那麼首先需要思考的，便是如何將專業電影評論的生產力從商業邏輯中掙脱出來。

影評的當代性

在娛樂佔領高地的環境裏，短視頻成為國民文娛生活的“基礎設施”，而電影評論的主陣地，也就順應着大眾文化的潮流從文字轉向了視頻。

陣地的流變，不僅是表面的形式差異，也是內容形態上的革新。如果單純將原來文字形式的影評配上畫面，並不會輕而易舉地受到大眾歡迎。文字閲讀習慣與視頻觀看邏輯截然不同，視頻需要匹配以更加能發揮出其影像優勢的文本。

毒眸總編輯吳燕雨分享了從傳統媒體到公眾號、再到短視頻時代，從事評論工作的一些實踐經驗。以短視頻解説而例，《獨行月球》上映期間，“毒舌電影”抖音號將解説重點放在了演員沈騰的表演、喜劇演員的內核和孤獨感等主題上。這些內容依賴視頻形式，能給予觀者直接的影像感受與衝擊力，是看聽感一體的，這是文字影評所難以帶來的。

某種程度上來説，類似對電影的二次解讀與延展，需要調動創作者的影像組織能力，就像電影的另一個影像視角，而在文字平台，其扮演的只是“作家”。

而以視頻為載體的影評內容，也出現了不同的流派與分支。比如在抖音風靡的是以毒舌電影為代表的影視解説類視頻，將電影內容以短時間解讀的方式重述；而在B站更為流行的是以路温1900、三代鹿人等UP主為代表的影視吐槽類視頻，更突出個人意志，語言戲謔，且選題多以差評為主。

只不過，對於電影評論的學術研究，並沒有及時地跟上當下電影評論媒介和內容的變化——這些已經在產業內蔚然成風的新影評現象，目前仍然極少被電影評論學術研究提及。

在知網中，大部分與電影批評相關的最新論文，仍舊是以文字影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若要以“電影理論批評與電影創作實踐相向而行”為目標，那麼關於短視頻時代影評形態的流變，及其對大眾觀影態度的形塑，需要更多學者進行系統性研究。

除此之外，吳燕雨還提到了產業實踐中的另一大趨勢——觀眾對於“純電影向”的“硬貨”選題興趣度有所減弱，在進行文章寫作時，常常要將電影產業內容與觀眾感興趣的其他元素進行有機結合。

觀眾的偏好能在很大程度上映射產業的現狀：疫情之後，整個電影行業正在面對固有觀眾的流失，電影不再是人們生活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21年我國城市院線觀影人次達11.67億，僅恢復至2019年的67.57%。

過去有大片上映，往往能成為點燃全民觀影、討論的轟動性事件，在做電影評論時只需順勢而為。但在觀影習慣被重構的當下，人們的注意力被分散到其他事情上去，電影本身的吸引力在橫向比較中已不具優勢，電影評論於是只能向外借勢。

比如前段時間某短視頻博主被曝光虐待動物，毒舌電影據此研究了短視頻平台上隨處可見的疑似虐待行為，並由此介紹了一部關於動物表演的紀錄片《圈套》，引起了不少網友的關注。尋找社會熱點與電影內容的結合點，影評亦是某種程度上的“社評”。

所幸電影評論從來不只是孤立的藝術作品分析，它從來也是文化研究甚至社會研究的一員。或許，也只有當電影被置於更大的社會環境中被討論時，才是尋找到構建“政治性、藝術性、社會反映和市場認可相統一的電影作品評價機制”的真正路徑。

總得來説，當代的電影評論隨着大眾文化消費習慣的變遷而產生流變，這考驗着電影評論者對時代的把控力。但根本上，還是在考驗電影評論的內容本身能否同時兼具平民性與超越性。畢竟，能為行業帶來警醒的價值、為電影強國的目標探索方向的電影評論，才是所有人都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