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青年人不願意……了_風聞

王水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周驥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原題《中國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由來、發展與應對》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根據不同出生世代所身處的社會文化模式的差異，特別是他們在各自青年時期所經歷的社會思潮與技術的變遷，美國媒體和研究者將二戰後的出生人羣劃分成了四個世代，分別是嬰兒潮一代、X世代、Y世代和Z世代。其中，Z世代被定義為在民用互聯網大規模普及之後出生的一代人，因此也被稱作“數字原住民”。

在中國，Z世代通常代表了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羣體，他們在當前的2022年正處在12~26歲之間。不再“上網”，而是活在“網上”，是對Z世代青年生活狀態的精準刻畫。作為成長於“永遠在線”的網絡環境之中的一代人，Z世代在青少年時期經歷着移動互聯網信息技術的迅速擴散，見證了以網絡遊戲、電子商務、即時通訊社交網絡和短視頻流媒體等為代表的網絡應用向社會各個領域、世界各個地區全面滲透的“技術—社會”變遷。這樣的成長環境使Z世代在交往模式、價值觀念、生活態度、文化品位及其演變趨向等方面都有着與過往世代迥然不同的特徵。

**互聯網帶來的社交和信息傳播模式的變革賦予了青年羣體在文化生產和傳播中更多的主動權，中國總體社會文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受青年羣體文化生產和傳播的影響，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待澱性”特徵。**無論是在代際間，青年對老一輩的“文化反哺”，還是在代際內，青年朋輩羣體之間的“文化反授”，都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總體社會文化的“待澱性”。伴隨着這一進程，**青年亞文化，特別是網絡青年亞文化作為青年羣體獨特的文化表達方式，也從邊緣不斷被推向中心。**青年在不同圈層中的亞文化認同、表達和參與成為形塑網絡主流文化，乃至總體社會文化的關鍵性力量之一，這大大提升了青年文化的能動性、創造力和多樣化，也對傳統文化和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文化建設帶來了一定衝擊。因此，本文聚焦於Z世代青年羣體，通過對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總體性考察，嘗試分析Z世代青年羣體亞文化的由來、特徵、趨勢和社會影響，並努力提出積極引導Z世代亞文化良性發展、鼓勵文化創新、應對其可能衝擊的思路。

一、青年羣體亞文化為何重要

**青年文化可以界定為青年羣體逐步形成而沉澱的一套具有一定穩定性的價值責任、精神氣質、思想意識、制度規範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器物工具等。**在《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中，赫伯迪格將亞文化定義為從屬羣體挑戰主流文化霸權的表現形式和儀式。青年可以被看作是占主導地位的成年社會的一個從屬羣體。在文化“待澱”的過程中，每一代青年都嵌入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裏，都會經歷獨屬於這一代的生命歷程，繼而形成與佔社會文化主導地位的年長世代，以及與不同世代青年之間有着明顯差別的青年文化。

正是由於青年文化具有同成人社會和其他世代文化相區別的特徵，研究者在審視青年文化現象的時候，通常都將青年文化納入各類青年亞文化羣體當中來進行。從這一點來説，研究和探討青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和探討“青年亞文化”。在班尼特等人看來，亞文化“已經無需辯駁地成了一個‘包羅萬物’的方便的術語，青年人、時尚和音樂所涉及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囊括其中”。這種混同背後所隱含的是青年亞文化的雙重屬性：**一方面，青年亞文化是從屬結構地位的青年羣體為了應對主導系統而形成的意義系統、表達方式或生活方式，**與主流文化始終保持着距離。另一方面，各類青年亞文化往往是青年羣體文化表達與參與的主要形式，“小眾”“另類”“反叛”等“少數羣體化”的歸類方式並不足以反映出青年亞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內涵。特別是在網絡化時代，青年文化在總體社會文化的構建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青年亞文化“出圈”的頻率越來越高，經常能夠迅速地融入主流的文化實踐和傳播中並佔據顯要位置。

西方學術界對青年亞文化的關注要相對更早一些，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學派對青年“邊緣羣體”越軌行為的考察，如霍華德·貝克爾在《局外人》一書中對舞曲音樂人及其羣體亞文化的研究。後來，伯明翰學派將階級維度引入到青年亞文化研究之中，研究重心也從此前對“越軌亞文化”和青年犯罪問題的強調，轉向工人階級青年面對資產階級主流文化，其亞文化實踐的符號化表現形式和“儀式抵抗”的政治意義。在全球化和消費主義勃興，以及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新興的後亞文化理論認為伯明翰學派本質化地假定了青年亞文化的政治抵抗性，而不曾考慮過青年人為了“娛樂”而扮演各種“亞文化”角色的問題。因而後亞文化理論旨在闡釋亞文化人羣在多變繁複的新傳媒時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號消費時代所產生的身份混雜現象。可以看出，從芝加哥學派到伯明翰學派，再到後亞文化時期，亞文化研究對於越軌或抵抗的強調，逐步讓位於對羣體自主性所表現出的差異、多元或矛盾的強調。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帶來了各個層面的社會分化，不同社會羣體多樣化的文化實踐使形形色色的亞文化得以廣泛崛起。對中國青年羣體而言，在日益開放呈現的全球文化的影響下，搖滾、迪廳、電子遊戲等典型的青年亞文化形式迅速被青年羣體所接受，引發一波又一波亞文化潮流，給中國民眾的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伴隨着青年羣體亞文化重要性的日益凸顯，大量國外青年亞文化理論被中國學者所譯介和闡釋，各類青年亞文化現象也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分析對象。

從能量來看，網絡時代的到來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交往模式和生活方式，也給青年羣體亞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能力的變化。網絡化的信息傳播和交往方式催生了青年亞文化發展的井噴，甚至可以説，網絡文化就是在一個個的亞文化圈子的產生、興起和沒落中不斷被構建出來的。早期研究者將互聯網本身視為一個亞文化空間。在網絡空間中，青年人從固有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束縛中解放出來，結成跨地域的關係網絡，獲得更為豐富的文化資源，組成各種帶有“共享觀念”性質的亞文化羣體。而隨着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互聯網不再僅僅是懸浮於現實社會之上的“虛擬空間”，而是全面滲透進社會的各個領域，形成了卡斯特所謂“流動的權力”，並進一步建構出了全新的網絡化社會。當下，互聯網已經成為青年亞文化的主要實踐場域。

從總量來看，青年亞文化在網絡文化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分量。《第4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11億人，手機網民規模達10.07億人。其中，年齡在10~39歲之間的網民佔總體的50%；如果加上10歲以下的3.3%，可以説半數以上網民都是39歲及以下的人。尤其是對於出生於網絡社會之中的“數字原住民”—Z世代青年羣體而言，亞文化不再是少數羣體需要刻意凸顯的身份象徵，而成為他們構建自身主體性，在自我滿足、自我表現和自我愉悦的基礎上認同、參與、創制文化樣態的基本生活方式。這是一種被整個羣體不斷自我強化的生活方式，是青年羣體難以輕易背離的。

從維持機制來看，在移動互聯網媒介迅速普及和平台資本強勢介入的社會背景下，青年亞文化不僅獲得了新的表現形態，也日益因其不斷自我強化的機制而積澱下了越來越重要的文化地位。青年亞文化不再是一種邊緣性的“另類”文化現象，熟練掌握互聯網技術，更加親近數字文化和數字生活規律的青年羣體被置於文化生產、經濟消費的前端位置，甚至會在某種力量的促動下極大地影響政治角逐乃至軍事衝突。由於青年羣體在文化表達方面擁有了更多的話語空間，青年亞文化同主流文化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互動交流更加頻繁。青年亞文化中的壓抑性、反叛性元素逐漸讓位於青年主體性的積極表達，主、亞文化之間的關係從最初的“激進抵抗”、後來的“自娛自樂”，轉變為如今的“共情融合”。青年也不再執着於將自身歸類於某一種特定的亞文化羣體之中，而是在不同的網絡圈層中進行着多樣化、日常化的文化實踐。藉由互聯網所產生的影響力，青年亞文化頻繁“出圈”，向線下延伸，甚至在某些文化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

對一個社會或國家來説，青年文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青年是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一個民族的文明素養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準和精神風貌上”。在網絡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和海量信息供應的影響下，青年文化恰處於不斷變動之中，孕育着持續創新的潛能。這使得正確理解和把握日益多元的青年文化，以加強青年文化的創新性、凝聚力、高水準、新風貌為導向的青年文化建設在當前的發展階段顯得更為重要而緊迫。

二、中國Z世代亞文化形成的社會背景

文化問題與其社會背景密切相關，分析中國Z世代亞文化的由來，也就意味着分析它得以形成的社會背景，即需要從分析這一羣體所身處的社會結構及他們的生存狀況入手。

1.網絡社會變遷

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網絡社會到來深刻改變了文化形成與沉澱的機制，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是社交模式的變革和一些新型互動空間的開拓。**如今，互聯網已是青年羣體開展社會互動的主要工具。超越特定時空、身份限制的缺場交往使青年羣體能夠根據各自的身份認同、興趣愛好、文化品位而結成線上的虛擬社羣，極大地擴展社會互動範圍。此外，他們社會互動的場景和內容也極大豐富了，彈幕、短視頻、網絡遊戲，乃至虛擬網絡形象都成為青年進行溝通交流的載體。在新型的交往儀式中，一些互動符號的意義從原有的社會語境和意義系統中被抽離，被創造性地賦予新的意義，這也影響了互動中的表意方式，進而影響青年文化的符碼錶達。此外，隨着移動互聯網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重塑，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更為深刻的變遷，移動社交媒體的伴身性使線上/線下交往不再是此消彼長的替代性關係，而是越來越具有延續性，變成了雙向滲透的互嵌關係。特別是對“活在網上”的Z世代青年羣體而言，線上/線下交往甚至可以説已經融為一體。

**其二是信息的海量供應和人羣認知差異有選擇性地不斷擴大。**互聯網信息技術徹底改變了傳統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信息生產體制，轉而使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成為主流。信息的創造、流動和更新都大大加速了，由此帶來了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兩方面結果。一方面，人們的情緒、觀念和行動處在持續被呈現、被記錄的狀態之中，面對掌控海量數據的網絡平台，個體往往無處遁形，極易被預測、被引導;另一方面，面對海量信息，個體卻陷入了注意力難以集中，無法有效鑑別、選擇，思維和判斷明顯有偏的困境。不僅如此，政府、企業等管理主體為了消除網絡社會不確定性而施行的許多“控制性干預”，往往又造成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因為，這樣的做法可能會讓一部分信息接收者隨着切身的感受增多，而越來越充分地意識到周遭信息受到了“控制性干預”，而決策者卻還在依據經過自己“控制性干預”之後的信息作決策。這樣一來，就會造成人羣認知差異有選擇性地不斷擴大。

2.人口結構壓力

當前我國青年羣體面臨的人口結構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年齡結構的壓力，另一個是性別結構的壓力。年齡結構指隨着預期壽命的延長，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從原來的“金字塔型”轉變成了現在的“摩天大樓型”。性別結構指性別比上的失衡，特別是對於已經或即將步入適婚年齡的Z世代來説尤為明顯。據學者測算，中國在2015—2045年間男性相對於女性的過剩人口將達到15%以上，僅從性別比的角度測算，平均每年也有120萬名男性在婚姻市場上無法找到初婚對象。

全國青年羣體性別比在總量上的結構性失衡，意味着青年面臨戀愛結婚的匹配難題，“大齡單身”的可能性會增加。如果不通過跨國婚姻來改變匹配結構，我國現實的國內人口具體的時空分佈，只能局部或暫時地轉移婚戀匹配難題，亦即一個區域或時段問題的緩解，會加劇另一個區域或時段的困難。總人口年齡結構的壓力，則意味着青年人要在傳統的職業結構裏面謀求一份“正經”工作往往面臨比較激烈的競爭，通常需要有非常獨特的優勢才能勝出。上述兩方面的壓力，正在和將會非常直接地體現在傳統領域青年競爭的白熱化中；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內卷”之説為何能如此廣泛地獲得青年羣體的共鳴。

3.社會個體化趨勢

社會的個體化指的是，社會中大量行為者越來越傾向於擺脱社會關係和羣體壓力，他們傾向於或滿足於一個人無拘無束、獨立決策、自由生活的日常狀態。這樣一種社會羣體性傾向，與現代科學技術、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公共服務的完善等密切相關。網絡時代電子商務的發展，使得人們可以非常便捷地獲得多種多樣的基本生活物質和服務上的滿足。當然，在中國，家庭的小型化、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執行，也助推了這一傾向。

家庭結構小型化使核心家庭承擔了絕大多數撫育職能，導致青少年在家庭內部的平輩交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獨生子女政策執行到Z世代出生這一時期時，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在家庭結構小型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Z世代，其父母不少本身已是獨生子女。“80後”這代獨生子女成長過程中尚有不少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可一起遊戲玩樂，Z世代可供日常生活往來的夥伴就少多了。新奇的互聯網對Z世代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讓他們的社會交往方式、價值觀念等都發生了很大轉變。一方面，Z世代在社會交往中容易形成“自我中心主義”的心態並視之為理所當然，這使他們在社交活動中不擅長處理較為複雜的情況；另一方面，Z世代在成長中承擔了父母施予的過高的期望和壓力，這種壓力在成年後會逐漸演變成對父母的過分依賴或疏離傾向。同時由於他們普遍缺乏同輩羣體引領和交流，原子化的Z世代往往極容易陷入新一輪的迷茫。

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來看，隨着國家力量從私人生活領域的退出，傳統單位制、鄉土社會紐帶的消解，Z世代在價值觀層面越來越認可追求個人權利，滿足個人慾望的正當合法性。Z世代普遍自我主體性增強，認為人應該有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權利，並且應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做出犧牲。在中國社會經濟深入發展與轉型的背景下，Z世代捍衞個體主體性和選擇自由的意識也會更為強烈。

三、中國Z世代亞文化的特徵與發展趨勢

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重要性在網絡時代進一步凸顯，並使得它具備了一些新的特徵，如線上互動性、創造性、遊戲化等，並表現出特有的發展趨勢。

1.網絡背景下青年亞文化力量感與主動權的凸顯

20世紀70年代以來，研究者逐漸關注到青年羣體對大眾傳媒的創造性使用以及由此生成的亞文化新形態。**青年人不再被視為自上而下的文化工業的被動接受者，而變成了傳播媒介中的主動創造者。**青年與大眾傳媒結合成動態的、高度自反性的關係的產物。正是大眾傳媒給青年提供了許多視覺的、意識形態的資源，使得他們在其中結合成集體的亞文化身份。

媒介形式的演化和青年羣體對媒介的使用還涉及社會文化權力的分配問題。基於對媒介的掌控而形成的社會文化權力分配結構對青年亞文化的形成、風格、地位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赫伯迪格指出：“在我們的社會里，使用工具(主要是大眾傳播媒介)來傳播觀念的機會，並非對所有階級來説都是均等的。優先團體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與更多的機會來制定規則和組織意義，而其他的團體則處於不利的位置，它們擁有較小的權力對世界進行界定，並把這一界定強加在世人身上”。到了20世紀80年代，大眾媒介傳播形式的多樣性和創新性迎來了爆發式的革新，研究者很快注意到了青年人在操作新興媒介(如影像和音響設備等)時表現出來的在技術方面的“力量感”。

**青年羣體操作新型傳播媒介時所表現出的“力量感”，是當代青年亞文化的鮮明特色之一，**這一點在互聯網傳播條件下表現得更為突出。作為數字原住民的Z世代羣體面對網絡媒介時呈現出的力量感和由此而來的逐步壯大的自信，改變了青年羣體的自我認知，也極大地提升了青年亞文化在總體社會文化當中的地位。互聯網帶來的新型傳播方式增強了青年亞文化的線上互動性並激發了其創造力。青年亞文化與互聯網媒介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更為動態和多樣化，青年羣體越來越可能掌握界定自身文化實踐與身份合法性的主動權，網絡文化在一個個小眾青年羣體的互動、表達、參與、創造中不斷堆積、演化、進而沉澱。例如許多具有玩梗、賣萌、惡搞等亞文化典型特徵的網絡用語和表達方式，早已經變成了主流網絡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不再是青年亞文化所特有的了，甚至許多官方媒體也經常會採用類似的表達方式。

2.Z世代亞文化實踐的網絡化、遊戲化與早熟化趨勢

雖然在社會個體化趨勢下，傳統的社會權威、紐帶、組織日趨解體，但人畢竟是羣體性動物，有着情感上的需求，所以，青年羣體仍然期望獲得同齡羣體的認同，也會特別明顯地追求這些方面的成就。原子化的社會個體，特別是青年人會越來越多地通過互聯網這樣一種特殊的形式，通過社會行為的“網絡化”，去實現對生活意義、羣體團結感的追求和探索。於是，青年羣體在互聯網上的互動和組織帶有鮮明的“遊戲化”特徵。

遊戲是在相對較為明確的一段時間裏完成的、針對人或物的人類策略性活動，相應的反饋性結果能給相關參與人帶來較強的情感體驗。隨着遊戲化的交往和行為邏輯逐漸在青年人行動慣習中沉澱下來，在社會文化的其他方面，符號化、比賽性、儀式性的組織形式和交往方式對青年人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

就內部而言，互聯網的高流動性和海量信息供應使個體能夠更為便捷地尋找到相對獨特的情感共鳴和社會支持，因而催生了數量龐大、迭代迅速的各種“小圈子”“小羣體”“小組織”。這些小圈子會聚攏羣體成員的注意力，並具有一定的封閉性、組織化的特徵，圈子內部成員形成的共識、品位和文化實踐可以迥異於圈子外部或其他羣體。不僅網絡遊戲和圍繞遊戲而形成的子羣體本身就是Z世代青年進行亞文化實踐，獲得情感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各種其他類型的青年亞文化也帶有強烈的遊戲化色彩，如直播打榜PK、劇本殺、“飯圈”組織等，都是在同現實社會邏輯擁有一定同構性的基礎上，構建起了約束更鬆散、策略更明晰、情感反饋更即時的遊戲化競爭機制，使青年羣體在得以擺脱現實社會的種種桎梏的同時，又能夠更輕鬆地得到與現實社會成就相似的認同感、滿足感和生活控制感。

從外部來看，在當今互聯網技術條件與開放性、娛樂性的文化氛圍下，跟現代通信技術一同成長的Z世代青年人，早已接受並認同了“身體不共同在場”的交流、交往和組織方式。通過網絡技術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在線下，他們的“組織化”程度也越來越高，遊戲內容也趨於“早熟化”，甚至擁有了參與影響社會生活中的諸多“博弈”或者説諸類“遊戲”的能力，不僅指向性問題，甚至指向現實生活中的冒險、死亡問題。這類活動不會僅僅停留在消費的攀比層次上，而是隻要稍加引導就非常容易邁向生產活動、服務輸出、競技展示、金融投資的競爭之中，甚至是參與真實戰爭，如同在2022年俄烏衝突中的“信息戰”“黑客行為”那樣，一定程度上影響戰爭局勢的推進。

當然，“早熟化”並不意味着“成熟化”，而只是説他們從事的互動性的活動內容已經無法有效阻隔成人世界內容的入侵，或多或少虛擬了成人世界的表徵。但是，Z世代青年人卻很大程度只是在“紙上談兵”—當然他們中的有些人未必意識到自己是在“紙上談兵”。由於缺乏生活經驗的必要的積累，Z世代青年人的現實感仍然較差，對社會現實條件約束的敏感度仍然不夠充分。只要不在人生的早期因為這種現實感差而鑄下大錯，只要在適當的時間能夠克服對約束條件敏感度不夠的缺陷，Z世代青年完全可能在早熟化的青年亞文化影響下早早地就對某些領域極為擅長和極具優勢。

3.同主流社會的互動模式:從“被收編”到“新突破”

青年亞文化與主流社會邏輯(就西方社會而言主要體現為商業邏輯，**在中國則還要考慮主流意識形態的運行邏輯)之間的互動關係是觀察青年亞文化發展趨勢的另外一個重要維度。**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者認為青年亞文化經歷了從“抵抗”到“收編”的發展過程。他們指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出現的種種青年亞文化現象是對支配階級和霸權的一種抵抗方式，是青年羣體經歷結構性困境和社會矛盾後進行“象徵性解決”的嘗試。而一旦亞文化在青年羣體中形成一定規模，具有了潛在的經濟效益，商業利益集團必然要採取各種方式將青年亞文化“收編”入主流商業文化之中。這也意味着青年亞文化的終結：“青年亞文化的風格會以象徵性的挑戰而展開，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們註定要以建立一套新的慣例，通過製造新的商品、新的產業，或者重新激活舊的產業而終結”。

隨着消費主義和全球化影響程度進一步加深，青年亞文化與商業的聯繫更加緊密。對可能拓展的新興市場空間，資本的支持也必然如期而至。青年羣體本身的心理偏好和從眾傾向，加上對大環境過度壓力的逃避取向，青年亞文化可能一定程度上會帶來成癮行為，進而也使得該領域容易被資本所青睞。總體上，青年人在商品消費和文化休閒娛樂活動中彰顯自己的身份認同，創造具有特殊意義的文化符碼，進而構建出屬於特定亞文化羣體的風格和邊界;它們在中國大體上是區域化、碎片化的，除非是政治力量有意為之，通常還無法有機地連接成片。**在亞文化的這一發展歷程中，青年亞文化與商業文化始終保持着某種程度的互嵌與博弈的關係;**不過，在中國，這兩者都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識形態及受其影響的大眾取向所控制，因相關管制意識和措施的鬆緊程度而調整、伸縮與“被收編”。

到了網絡化時代，Z世代青年亞文化產生和沉澱的技術條件和商業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進而也帶來了它們與商業文化及主流意識形態互動模式上的變化。其突出特徵是：它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連接成片，更進一步實現“新突破”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伴隨着資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積極介入，互聯網信息技術和各類平台或系統力圖進一步將商業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輸入到青年亞文化生成機制之中，甚至竭力“重塑”Z世代的青年亞文化。一方面，互聯網資本通過大數據、用户分析等技術手段從審美偏好、心理特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地對青少年加以細分，創造出了數目眾多、追求各異的青少年羣體，並儘可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甚至讓他們所追求的至少是線上的一定程度的交流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國家力量通過既有的家庭、社區、學校、傳統媒體等體系，又致力於讓Z世代青年羣體接受一整套相對穩定而積極的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觀念，因而也就會盡量去排斥青年羣體的“求異”傾向，甚至採取列“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儘可能讓他們避免“誤入歧途”。

《漢謨拉比小姐》劇照

中國Z世代青年亞文化固有的“叛逆”傾向，在資本力量和政治力量上述兩個方面常規性的交互作用之下，不可避免地會在多樣化的同時，逐步連接成片;且總會有動力不斷推陳出新，往往在大眾文化不曾留意的地方和領域構成“新突破”。

政治力量在利用主流意識形態來影響青年羣體的文化取向時，目前主要採取的仍常常是強制灌輸的方式，但是，對Z世代青年羣體來説，其亞文化在產生、沉澱的底層邏輯和特徵表現上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上節所説的“網絡化”“遊戲化”“早熟化”等。如果主流意識形態將自身降格為一種需要強制灌輸的固有觀念和規訓話語，而不是有利於青年形成有效社會交往和健康日常生活特別是解決其內部觀念分歧的理論、制度、道路和文化，往往就很難真正地掌握青年羣體。政治力量在強制灌輸的教育手段之外，還比較傾向於採用強制關停的行政手段。但這種做法，在網絡時代仍很難形成有效的分割包圍，也就很難完全壓制青年亞文化，反而可能會刺激Z世代青年羣體的亞文化走入“地下”狀態，形成更加強烈的叛逆傾向。一段時間之後，管理者可能才猛然發現，它們又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領域形成了“新突破”，其帶來的影響完全在預料之外。

四、中國Z世代亞文化的社會延續及未來影響

鑑於中國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多樣性、可變性、網絡化、遊戲化、早熟化，本身就多樣化了的青年羣體會在參與其構建的過程中進一步分化乃至極化。除了消費行為或休閒活動，Z世代青年亞文化還在價值觀念和社會影響力方面作用於青年羣體，進而影響未來世界。

1.線上線下交融的延續動力

網絡時代背景下青年人羣的困境和成長期缺乏自主的生活，使得他們在特定的時期會產生強烈的情感需求，並希望以一種相對廉價而便捷的方式滿足這樣的需求。在網絡空間中極易獲得展示的Z世代青年亞文化無疑能讓青年人的快樂變得相對不難獲得。因為這類文化的參與和表達行為，通過社交性網絡的傳播，能夠帶來某種卓爾不羣的滿足感，使青年獲得十分單純的情緒快樂。

**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消費參與過程，帶有比較明顯的角色養成機制。**所謂養成機制指的是消費者在獲取一個虛擬角色、模型玩具或現實偶像後，對其投入時間、金錢與其他資源，以解鎖、形塑或創新其各類功能的過程。角色養成機制使得哪怕原來是比較小眾的行為，也容易被商業或資本所青睞。遊戲劇本、虛擬角色、附加商品、衍生玩具、偶像行為、網紅帶貨等等，由此悄然進入了青年人羣的接受範圍。

在現實生活中，青年人的階層躍遷越來越困難。於是，他們越發需要在新的亞文化參與和“突破”中獲得某種卓爾不羣的優越感，甚至是某種權力體驗。這給了經濟領域中商家的市場細分以極大空間。當然，這裏的前提是，商家提供的“產品”或“商品”能夠吸引青年人的購買、參與，並形成路徑依賴、情感寄託，甚至最好產生成癮行為。與此同時，也能為政治領域中權力的角逐提供支撐性力量。因其能滿足特定情境或體系中地位上升的需求，也就能在青年羣體中形成符號、象徵和認同的競爭力，乃至從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層次上影響青年人羣對這類實踐活動的身份認同和投入動力。

2.日趨常態的羣體分化與極化

網絡內容的極大豐富性和網絡溝通的便捷性，讓Z世代青年能夠根據他們所從事的亞文化內容，主要偏向於生產、溝通還是消費，以及這些活動跟現實關聯緊密程度的不同而被區分開來。亞文化的內容本身還能將不同興趣愛好和行為取向的青年羣體進行一定程度的劃分。在“早熟化”的青年亞文化影響下，青年現實感的差異，對於青年的人生髮展來説十分關鍵，所以根據Z世代青年亞文化所涉及的活動與現實關聯緊密程度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可以預測Z世代青年羣體未來發展的分化現象。

在高頻率的參與實踐中，青年消費者會逐漸對其身處的大小圈層的羣體產生程度不同的親密感。虛擬角色、模型玩具、現實偶像、遊戲體系由此成為形成某種相對鬆散的羣體組織的重要媒介。這樣的組織最初只是所謂的“單維大片組織”。但是，無論是出於有意識的參與動機，還是因為相對“被動”的年齡增長，這種組織一旦投身到成人世界的現實“遊戲”之中，無論這種“遊戲”是股市搏擊、政治選舉還是國際衝突，都無疑會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重要力量。

羣體分化在固化羣體內部歸屬感和整合程度的同時，也強化了羣體之間的分歧與衝突，使羣體間更容易因為分歧而產生摩擦，甚至以不尋常的“極化”方式在網絡中大面積呈現，比如在粉絲文化中就存在有比較激烈衝突形式的“飯圈”現象。“極化衝突”能夠促使青年羣體對相關亞文化的熱情投入，甚至在批評和反批評的過程中強化相關認同。在互聯網平台中，用户在網絡表達產生的信息流，在平台中時間、情緒投入的總量是資本力量所特別看重的。用相對極端、戲謔的話語稍加“引導”，就可以刺激青年羣體在平台中花費更多的時間，投入更多的情緒，這不僅僅是個體單獨的成癮問題，更是羣體性的自我強化、刺激，乃至“內卷”問題。於是逐步地就能在這樣的青年羣體中創造情緒強烈表達、立場兩極對抗、共識多元分裂、圈子壁壘鮮明的亞文化生態。儘管從社會團結的角度看，這帶來的成本可能會很大，但這樣態度鮮明、情緒激烈的表達模式，卻無疑是能契合青年羣體心理需求的。在這種機制作用下，Z世代青年的羣體分化與極化會越來越成為常態，需要不斷優化主流意識形態來加以應對。

3.複雜而深刻的未來影響

Z世代青年羣體也作為互聯網流行文化的主要參與者乃至建設者，正在逐步改變社會其他羣體對他們的評判，同時也正在改變社會文化本身。

最初，民眾對青年亞文化活動是持負面評價的。但隨着網絡遊戲、電子競技等的廣泛鋪開，社會對各類亞文化行為的評判逐漸變得不那麼負面，其中一些健康、有益的因素越來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比如，通過遊戲來推進教育，增加學習過程的趣味性，以及在國際電子競技領域展現中國青年的智力實力，就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視。此外青年亞文化疏解社會矛盾的社會功能也被學者所強調，國家對這類活動的管制方式也在逐步改變。

未來世界必然是複雜的，未來世界也必然是青年的。面對這兩個“必然”，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要相信青年，放鬆對青年的規訓，因為規訓往往意味着錯誤地讓青年用過度簡化的教條去把握複雜的未來世界;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增加他們的現實感，同時搭建比較良好的Z世代青年亞文化自身之間的交流、碰撞、競爭、淘汰機制。一方面，青年亞文化的參與者並非只是被動的接受者，為了尋找羣體認同，他們會對相關的活動有所甄別，並更傾向於參與到更有社會價值的業態和組織之中去。另一方面，一些青年亞文化的組織者和支持者也會立足未來、立足長遠來看待自己的相關行為。這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只要政治力量引領得法，就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讓這個領域的各類力量有序競爭，在未來沉澱下富有價值的、積極向上的文化。

五、總結與討論:中國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應對初探

青年亞文化有着廣泛的科技、社會、文化和價值基礎，資本力量對該領域的積極介入，有助於相關業態的迅速推廣，但也可能同時導致它們的過度商業化。可能會使得青年參與者或玩家不是基於活動內容的品位、質量、價值、理念等形成羣體認同，而是更多地傾向於將認同建立在非正當競爭進而也就是金錢多寡的基礎之上。這不利於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可持續和創新發展。為了亞文化相關業態的良性發展，從而讓更多的青少年從中受益，政治力量的恰當介入和引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小武》劇照

青年亞文化目前在我國正處在快速發展的階段，已引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的重視。在因為疫情防控而讓面對面互動和人員流動受到極大影響的時代背景下，Z世代青年亞文化的一些新趨勢正在迅速展現，需要我們未雨綢繆，積極應對，講究方式方法。

在未來發展中，**青年亞文化的互動性預期會進一步增強，這意味着它們將不僅僅是休閒、娛樂或情感消費，同時也將會是一種文化生產。**在青年亞文化中，文化消費的過程，也正是文化生產的過程。正如一場精彩的球賽及其實況轉播會成為一件經典的藝術作品一樣，在某些具有極強互動乃至競技色彩的新業態中，精彩的文娛活動過程一旦留下影像，也能成為經典的、包含着特定價值理念的藝術作品，並有望最終沉澱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隨着科技特別是遠程控制技術的發展，消費行為和生產行為會越來越多地交織在一起，彼此的邊界也越來越難以界分清楚。比如，有些遊戲過程在不久的未來甚至完全可能成為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也就是説，玩遊戲，比如説“種菜”，可能真的就意味着在某個現實的物理空間中進行着“種菜”的生產活動。

“青年亞文化”之於現代互聯網社會中的Z世代青年，正如“琴棋書畫”之於傳統社會。當然，相對於“琴棋書畫”來説，互聯網社會“青年亞文化”在內容上的豐富性、在形式上的互動性、在價值上的植入性、在技術上的發展性是遠遠超出的。不過，對於青少年來説，一旦投身其中，也易於滋生成癮行為，甚至陷入消費陷阱之中。具體如何應對“青年亞文化”，才不至於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的錯誤，確實給社會和政府部門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對此嘗試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注意把握“宜疏不宜堵”的原則，讓健康、良性的青年亞文化內容和做法更易於在競爭中勝出。**青少年有特定的逆反心理，一味規訓，相關業態可能越對他們產生致命誘惑，往往會帶來不好的結果。政府特別是文化相關部門的決策者，需要耐心、策略地引導新業態的細分和內部競爭。可以嘗試通過諸如在青年亞文化中開展優秀作品評比或評獎等辦法，特別是堅持相關評比或評獎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並有意識地讓青年羣體自身的評判佔相當大的比重，進而在這些領域中有序地推進思想和文化引領工作。

**第二，注意調動多主體的積極性，實現應對上的多點着力，形成一定合力，並週期性地適時調整政策。**青年亞文化是新興領域，廣大青少年羣體、家長、資本或市場力量、各類媒體，以及對媒體有支配能力的國家機構和市場力量都影響着該業態的發展，在對它們的治理問題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政治力量需要特別重視對其他行為主體注意力資源的調配。此外，在政策鬆緊度上可以有意識地根據行業發展規律確立一定週期，以便既讓其獲得發展，又不至於氾濫成災。

**第三，放眼和立足全球，鼓勵青年亞文化的技術發展，充實它的生產功能，特別是完善其當前就已經具備了的文化生產功能，讓它們能較好地服務於世界廣大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中國的優秀文化對於全球青少年羣體都會有吸引力，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及擔當，也讓我國的互聯網空間相對其他國家更“潔淨”，更少過度引誘性內容，也更適合全球青少年涉足其中，並接納鑲嵌於其中的價值觀念和文化要素。我們以往過於注重由官方出面來推廣中國文化，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因引發國際反感而適得其反。以互聯網為主要依託的青年亞文化，在形式上的互動性、內容上的豐富性，足以滿足全球各類青年羣體的工具取向、價值取向、情感取向、休閒取向等多種需求。如果我們注意強調青年羣體之間平等互動的重要性，給予青年亞文化以“四兩撥千斤”的引導，相信在全球傳播中國優秀文化的問題上，能實現“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