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與“愛國生意”——再談司馬南事件_風聞

    那位説司馬南是“公園老大爺和民粹”的網友又在問：

     “想請問，如何看待、分辨那些“愛國生意”呢？”

       回答之前，我想先談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我們看問題所必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實事求是。

        這是誰都耳熟能詳的四個字，似乎不用我在這兒囉嗦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你真的會運用它嗎？

         事實上，我們經常因為千奇百怪的理由而偏離它。

         比如在看到“司馬南代表公園老大爺和民粹”那個問題的時候，換作是你，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公園老大爺”、“民粹”這兩個字眼兒，代表了一種很衰、很傻、很土、很low的的形象，對嗎？

        所以你立即產生了一種鄙夷的、避之猶恐不及的情緒，唯恐自己被認為與“公園老大爺”、“民粹”為伍，對嗎？

        提醒你一下：

        當你產生這種感覺和情緒的時候，你就很可能開始遠離“實事求是”這四個字了。

       要知道， “公園老大爺”、“民粹”本來不是“叛徒”、“漢奸”、“敵對勢力”之類的貶義詞，但在有些人的內心深處，他或許寧可被冠之以後面這三個詞，也不願沾上“公園老大爺”、“民粹”的邊兒。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中第二個原因可以單獨起作用也可以配合第一個原因起作用：

       1.他確信自己絕對不是“叛徒”、“漢奸”、“敵對勢力”，你説他是這些，他只感到荒謬可笑，所以不以為念；可是他潛意識裏真的認為“公園老大爺”和“民粹”和自己有着千絲萬縷的瓜葛，一旦被人説出來，他自己也覺得還真像那麼回事兒；

      2.他的頭腦裏被植入了一條鄙視鏈，在這條鄙視鏈裏，“公園老大爺”、“民粹”的位格比那三類人還要低，還要可恥。

       那麼，這條鄙視鏈是誰植入他的頭腦的呢？

       為什麼他就那麼心安理得地將這條鄙視鏈接受下來了呢？

      這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問題。

      很多年輕人甚至年紀並不輕的人就是這樣，經常由別人拋出的一兩個字眼兒左右着自己的情緒，精神上陷於被動，甚至被撩撥得方寸大亂。

     他們不願意自己被侮辱性地定義為“公園老大爺”和“民粹”或其它什麼名號，這誠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他們的自尊心和對自由平等的追求。

     但他們就是沒有進一步思考：

     “公園老大爺”和“民粹”等名號本身又是被誰定義的呢？

     是誰賦予它們一種侮辱性的含義並打入鄙視鏈底端的呢？

      他們急於擺脱自己個人受歧視和侮辱的窘境，卻全然不顧甚至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本來所隸屬的那個受到歧視和侮辱的巨大羣體，全然沒有想到自己之所以那麼害怕被歸入這個羣體，正是因為自己真的屬於甚至自己也承認屬於它。

     這是什麼？

     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個體成員在沒有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分析問題的時候所必然陷入的一種帶有極大軟弱性、被動性的個人主義傾向。

     所以我在那篇文章裏回答那個問題的時候，首先不是説別的，而是指出了“公園老大爺”和“民粹”這兩個字眼兒在當下被運用的實際語境：

    “這位同學説的 “公園老大爺和民粹”，因為“截圖無法發出”，我不知道究竟是指什麼，只知道這類詞經常被我在今天講蘇州和服事件的説説中提到的那些“精英”們用來指稱那些對祖國尤其對毛主席有着強烈摯愛的普通羣眾。這些羣眾大多學歷不太高（微博上有人嘲笑道“司馬南的支持者學歷不超過初中”）、不太會説話，無財無勢，無刀無筆，有的年紀還比較大，而“精英”們就抓住這些，對他們極盡嘲弄羞辱之能事。然而，這些羣眾正是社會主義事業所要依賴的基本力量。”

   學過當代西方哲學的人，或許會説這就是分析哲學中牛津學派的“日常語言分析”，但其實又何需貼上這些標籤呢？這種不去糾結那幾個聽着彆扭的字眼兒本身，而是去直接考察它們實際上被誰運用以如何運用的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它有着英美語言分析哲學所望塵莫及的深廣內涵。

   經過這樣一考察，一對比，我們不難發現：

   “公園老大爺”  、“民粹”經常被極右用來攻擊那些愛國並且追求社會公正的一般羣眾，而反過來，這些羣眾以及“左派”卻從來不用這樣的字眼兒去形容對手——正如在資本家的字典裏，“懶漢”、“劣等”、“低賤”總是用來形容工人，而工人反倒不這麼罵資本家一樣。

   這個區別就很重要了。

   資產階級無比害怕廣大羣眾的嚴肅剛直的性格、一往無前的沖天鬥志、敢於蔑視和撕毀剝削者的花言巧語的批判精神，和萬眾一心的凝聚力、組織性，所以當羣眾表現出這些的時候，他們當然要竭力詛咒，説這些積極猛烈的鬥爭都是“非理性”的，是“民粹”、“羣氓”之所為。因為現實社會中很大一部分的話語權在他們手裏，所以他們的這些詛咒對廣大羣眾也不會毫無影響，甚至總會有些人跟着他們的節奏來罵自己人。

   看清了這些之後，我們的基本態度就可以確定了。

   這不是説“公園老大爺”等廣大羣眾就沒有缺點，就不需要批評，但這種批評應該是嚴肅的、科學的，同時也應該是善意的、誠懇的、熱情的、耐心的、平等的、同志式的，而不應該是蠻橫無理的、居高臨下的、幸災樂禍的、蔑視的、仇視的、侮辱性的、挑釁式、流氓式的。

     如果一個人對羣眾説話總是後面這種態度而不改，那不管他一開始有幾分道理，最後大都不免要走到敵人那邊去的。

     試想一下：

     一個從內心裏看不起羣眾，認為自己有特權可以辱罵羣眾的人，他能走一條什麼道路呢？

    所以，愛國羣眾有缺點，比如簡單、狹隘、短視、粗暴，出現無政府主義苗頭等等，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但這本質上是人民內部的相互提醒和幫助，一定要和那種敵對態度的攻擊辱罵嚴格區分開來。

   關於所謂“愛國生意”，我們同樣要問：

   1.這個詞是哪些人經常在用？

   2.這個詞在現實中所指的又是一些什麼行為？

   對第一個問題，我們稍微關注一下網上的言論就不難發現：

    喜歡使用這個詞攻擊別人的，大多是一些親資本、親西方的人。

     至於第二個問題，是比較複雜的。

     我關注過一個紅色的歷史公眾號，發佈的內容都很好，但天天都在求讀者打賞，因為作者説他為了寫這些文章要購買大量歷史資料，所費不貲；

    還有些紅色微博有一些文章必須加會員付費閲讀；

    另一個紅色公眾號講完一個黨史故事之後，就會推銷一本相關的紅色書籍。

     我還曾在一個紅色公眾號上買了作者推薦的一套老版的經典連環畫，想給女兒看看。然而書到手後卻不是我預期的原版，而是一種極粗劣的翻印版，雖然也還可看，但同樣的書在淘寶或噹噹上卻可以買到質量更好而價格低得多的——我想，這中間的差價，大概就是作者的利潤了吧？

     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是“愛國生意”，但我只對末尾那件事有些不滿：

      書貴一點兒沒什麼，但印刷質量一定要保證，否則這些書就起不到應有的教育作用。

      推廣來説，我對這些“愛國生意”（如果一定要用這個詞的話）都沒有意見，就是希望大家用心做好，保證質量。

      至於有的紅色自媒體據説背後也有資本在運作，我想那是很可能的，畢竟當年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也是由資本家辦的出版社出版的，從發行量來看，一定也是幫資本家賺了大錢的。列寧同志説過，為了賺錢，資本家可以賣給你用來吊他的絞索。對利潤的無限貪慾和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都使得他們不能不這樣做。

      何況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資本有很大部分是國有的，而私有資本在很多方面也要聽命於國家，這與西方國家很不一樣。甚至就連外國資本，有時在中國也會“兩面下注”，而並不只是去接近所謂“親西方”的那幫人的。

      這樣就會形成極為複雜的鬥爭局面。

      在市場規則支配的社會里，你手裏的錢多，聲音才大——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也正因為這樣，那些與紅色愛國陣營爭奪思想陣地的人，都希望紅色陣營在經濟上陷入窘境，希望所謂“愛國生意”做不成或破產。

     但是，在中國，在黨的領導下的十四億以各種形式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人民，又並不像西方的普通羣眾那樣完全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塑造成了一個聽話的勞動力、一個完全被資本積累和市場競爭的規則所支配的客體，而是有着多得多且完全合法的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來支持自己階級的主體性，因此他們有着真實而強大的需求來支持紅色的思想文化陣營——假如真的有“愛國生意”的話，這一“生意”的真正根基就在這裏，這些年《建軍大業》、《長津湖》、《覺醒年代》等主旋律影視作品火爆的根源也都在這裏。儘管這些作品的質量參差不齊乃至有些作品的傾向也是駁雜不清的，但它們無不説明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要讓中國的觀眾買賬，就要向他們的立場和思想靠攏，就不能像過去曾經流行的那樣去貶損他們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情感和對社會平等公正的追求。

    但形勢仍然有它的嚴峻性：

    紅色文化可以利用資本，可以利用市場規則，但怎樣做到利用資本而不被資本所利用，利用金錢而不被金錢所異化，這也一定要經歷一個激濁揚清、大浪淘沙的過程。

     這個過程，也確實需要廣大人民羣眾開動腦筋，擦亮眼睛，獨立思考，進行有力的批評和監督。

      我在批評司馬南等人的各種言論中，也隱隱聽到了真正來自人民羣眾的嚴肅提醒和幫助，希望司馬南等同志認真傾聽這種聲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與廣大羣眾形成良好的互動——要知道，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文化戰士真正的生命力與戰鬥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