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新發展觀、協調發展與戰略轉型_風聞

實現科技產業的持續、迅速的發展，必須從知識創新、科技進步與生產力以及經濟增長的現象之間尋求一種普遍的共識或一種新的經濟增長觀，即通過科技、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四維協調發展，以及知識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協調整合，形成一種戰略優勢和產業運作機制。

一、 新發展觀與協調發展

進入２１世紀，知識、技術和資本的協調作用日益遞增，新經濟增長的存在和發展與科技產業在知識結構的關聯日趨緊密。因而，無論在微觀層面或宏觀經濟層面，技術層面還是制度層面，產業發展越來越與科技、經濟協調發展以及增長方式的前景密切相關。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並不簡單地起因與經濟發展的不足，還涉及到科技、政治等方面的兼容性問題。這需要一種不僅僅將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繫起來的解釋，而且還需要突破這一狹義範圍，從持續發展戰略的制約因素，如科技制約、經濟制約、社會制約、政治制約、時空制約等因素進行解釋，並擴展到科技經濟與社會以至全球範圍進行全景式的思考。這種新的發展觀點和戰略，我們稱之為協調發展。協調發展思想與戰略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觀是對持續發展思想、運作模式和戰略框架的補充與完善。它們的異同之處有以下方面：

    1.協調發展不僅與全社會的發展不可分割，而且與全社會發展的戰略要素和系統變量有密切的關係。如"可持續性"取決於經濟的變化與社會、文化變革及其生態演變的相互關係，而協調發展取決於經濟增長、科技進步、社會穩定乃至政治改革及其協調發展的相互關係。

    2.持續發展的質量標準與保障長期的生態、社會和文化相關,並具備支持經濟活動和結構變化的能力，而協調發展是一國一地經濟、科技與社會綜合實力的系統反映，其質量標準是整體性而非局部性，某一領域的發展不是唯一的標準。

3.持續發展是不易計量的，其數量尺度和質量尺度是相互加強和相互聯繫的，因此不能為任何直接的和可計量的經濟增長的觀點所完全概括。協調發展可以通過建立評估框架和指標體系，進行量化統計分析。

4.持續性經濟發展與物質增長相關的數量尺度，是指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態下或註定將生活在絕對貧困狀態下人的可獲得性，以保證物質的需求與社會福利等，而協調發展不僅要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與社會福利，而且需要滿足生活質量和科技、經濟與政治對社會生活帶來的貢獻。

    以上比較顯示，協調發展思想是對持續發展觀點的深化和完善。實際上，是將持續發展納入科技、經濟、社會與政治四維協調發展的整個過程。這個過程包括：發展系統（科技、經濟、社會、政治）諸要素的相互調整與整合，並在調整與整合的基礎上形成合理的發展結構和運作機制；為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進行系統性、動態性、適時性的調控和整合。通過調控和整合確保階段性發展與協調發展同步進行。因此，協調發展可以視為對諸發展要素進行調整的總調控系統。它包括多層次的協調發展體系；整體系統結構的發展協調和階段協調；局部系統的目標發展系統；局部系統的結構發展協調，等等。

    要説明的是，將科技、經濟、政治與社會納入階段性的協調發展，是多元協調結構的基本演進和響應過程。它的動態變化的起始因素有以下幾點：⑴多元因素髮展的比例失調。人才資源、資本運作、風險投資、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規等因素的缺陷都可以引起比例失調和矛盾制約，造成發展過程中的衝突運行和比例變化。從深層次來看，這些缺陷性的變化實質上是體制、法規、政策等多層次失調的結果。同時，也是引起動態變化的內在因素。⑵發展階段的不均衡。科技、經濟、社會以及政治發展的不平衡以及發展設計的缺陷，導致從整體發展階段，各個組成部分在發展階段中與參照系發生一系列“錯位”。在發展速度、發展規模、發展質量和發展形式等方面形成差距，引發出運行波動和比例變化。發展階段的不均衡看似是一種橫向運行的現象，但其根源卻是縱向運作的不均衡、不順暢和不協調。⑶發展結構的不合理。產業結構、投資結構、技術結構、教育結構、市場和需求結構等的不合理也可以造成發展結構的失衡和不合理現象。這些現象不僅需要系統創新給予積極地推動，而且需要通過體制協調、政策協調、機制協調以及管理協調給予解決。同時，還包括產業之間的協調、各種利益的協調，以及聯繫方式的協調等。

從產業轉型的微觀角度，協調發展主要包括：各個產業的素質之間的協調；產業之間相對地位的協調；產業之間聯繫方式的協調。而動態協調包括產業增長速度分佈的協調；產業階段交替的協調等。協調產生的效果是明顯的：①可以產生“外部經濟”。②提高了各個產業內部經濟效益。③促進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④有利於經濟的穩定增長，避免因經濟大波動而引起摩擦和損失。⑤有利於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動，使供求結構矛盾弱化。產業轉型和結構調整的協調環境是外部科技、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大協調發展對小協調發展的影響是相互聯繫的。其中，協調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因素會通過一種鏈式關係引出其他因素，一般而言，只有三者的相互作用、協調發展，才能促進產業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有序發展。期間，起主導作用的是協調發展。 

    二、協調發展與戰略轉型

    在新經濟發展階段，由於科技促進經濟增長機制的引入和新經濟流程的形成，傳統的“低水平擴張與均衡”模式已經不在適應發展階段的要求。儘快超越單純數量增長和規模擴張為特徵的傳統發展模式，轉向以數量、規模、結構和效益的協調發展為目標的新發展模式，由傳統管理型戰略模式向協調型戰略模式轉換成為新世紀的戰略轉型大趨勢。在這一過程中，協調的基點是科技、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其核心就是可以形成戰略力量的科學技術及其知識系統。結構轉型在延續其聚合、協調和同步機制的同時，開始顯露出科技、知識配置的作用。知識不僅可以成為經濟學理論的資本形態，以其所具有的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在結構轉型中表現出收益遞增的特徵，並作為一種干涉變量進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分析框架，而且可以通過教育產業、軟件產業、諮詢產業等知識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加快了“生產要素”在質量上的改進，產生有別於傳統資本形態的新的知識資本。這些資本所具有的特殊而有相關的異質性發展，對於確定知識資本價值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具有經濟價值而不是單純知識性質的資本所形成的資本結構，意味着科技創新改變了知識資本結構，同時也改變了結構調整的戰略形態。人們可以通過向特定的資本形態投資改變產業組織、產業前景、項目選擇等有關的產業結構體系，進而使科技、教育促進經濟增長戰略具有特殊的經濟屬性。

我們看到，實現這一特殊經濟屬性的戰略變革，並將科技、教育轉變為特殊資本形態，以增強國家科技經濟實力和國家綜合國力，最直接的變化有以下方面：

（１）知識密集型的科學技術產業發展迅猛，產業更迭加快。信息技術產業、生物技術產業以及新材料產業成為競爭最激烈、發展最迅速、影響最廣泛的技術產業領域，並促使產業結構的高變動、高效率和高效益。

（２）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加快了選擇性嫁接、改造和重組。傳統產業的高新技術化，將迅速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產品的附加值，使傳統產業的售後利潤率等指標完全可以同高新技術產業。

（３）科技、教育與產業的交叉滲透和整體聚合，促使產業素質、產業功能和產業機制發生內質性變動。通過研究開發、教育培訓、人才流動等政策協調，提高人們獲得既得能力的價值生產率，促使人力資本的質量性、結構性變化。人力資本、知識資本和產業資本的結合構成的發展集羣，在科技、經濟系統結構的變遷上顯示其直接的結構轉換功能，將迸發出持續發展的增長潛力。

通過戰略要素的全面調整，以及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科技創新在推動國民經濟增長以及實現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中構成了新的增長極。這不僅是確保國家利益和安全的核心所在，也是２１世紀中國經濟增長戰略的基準點。這意味着，中國雖然非熟練勞動力比日本、韓國等國家的比重大的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過程比這些國家和地區相對較長。但在總體上，中國處於自身的戰略需求和參與全球競爭，必然通過擴大知識資本和知識服務產業的規模，以持續不斷的人力資源開發，來改變產業轉型方式和結構調整功能，實現產業“跨越”和產業“改造”的不斷升級，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的戰略地位。以這樣的戰略為基礎，在經濟轉型和不斷變革的時代，中國國家利益和安全是與科技先導、教育先行和經濟轉型為基礎的。

但歸結起來，就是建立在高技術基礎之上先導型、支柱型的科技產業羣體，以及實現“強－大”的產業競爭實力。因此，實現中國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一方面依賴於轉型期的市場化的改革開放，特別是體制創新、政策創新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工業化階段的科技產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按照中國國情現狀，不可能在短時期實現“知識經濟”，而是在若干城市和地區首先實現工業領域的科技產業化及其規模經濟效益。在實現科技產業化的基礎上培育知識密集型經濟的增長級，擴張知識產業的市場份額。這一過程必然要經歷工業化階段的科技產業發展、知識產業發展的過程。同時必然要進入科技、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產業化階段。這表明，當工業化和人口激增帶來的環保、資源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時，科技促進經濟增長將會進入一個新的協調發展的互動階段。當尋求解決工業化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將引起相應的經濟、社會、科技領域的巨大變革時，協調發展作為一個基本的戰略形態出現，不僅加快了科技經濟與社會在產業轉型中的互動程度，而且進一步確立了協調發展作為新經濟時代的內生變量的地位。

隨着科技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經濟、社會和科技之間的在產業轉型中的互為需求更為迫切。從發展的角度上，這種互為需求不僅包括結構優化、技術變遷、制度創新和社會安定，而且包括科技、經濟、社會的戰略政策、發展目標、運作機制等之間的配置關係。這種關係並不限於在自然和社會資源的約束下進行代際之間的安排，而是在經濟、科技與社會的戰略層面，以協調發展方式作出科技經濟與社會在總量、結構、效益和代際兼顧等目標之間的戰略配置。同時，產業轉型在科技、知識的擴散、滲透與整合下，逐漸成為一種與社會發展目標相兼容的經濟社會行為。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將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提升到一個重要的戰略高度。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效益是減少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應，即“外部不經濟”。造成中國“外部不經濟”的原因之一，不僅僅可以用資源、人口、生態環境等因素進行解釋，而且考慮到形成這些因素的科技、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兼容性，可以歸結為科技、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系統分割造成的體制等要素的協調發展障礙。

因此，我們用持續發展的觀點來解釋以知識資本為基礎的戰略變革及其結構轉型有些狹義或勉強，實質上，任何傳統的發展觀點遇到根本性的挑戰後，往往進行較大的修正。在一種新的協調發展的思想和運作機制基礎上完成的系統互動、綜合突進和整體發展，將逐漸取代傳統的觀點。在這一過程中，系統互動必須經歷從單一突進、靜態均衡到協調發展、動態均衡的過渡。主要表現為:⑴交叉滲透。科技、經濟與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滲透是建立在協調發展的系統基礎之上的。當科技、經濟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交叉滲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們在其交叉和滲透部位進行蔓延，並在協調運作機制的作用下迅速形成互動融合的發展態勢。⑵互動融合。在科技、經濟與社會的系統互動和融合基礎上，進一步對相互目標、運作機制進行選擇性接受。同時，在相互吸納對方運作機制的基礎上，進行適應性結構轉型和系統調整。⑶協調推進。隨着系統之間的結構轉型和系統調整，科技經濟與社會系統實現了結構優化的對接，並導致最終納入協調發展的整體結構和發展過程。以上對協調發展過程的描述，是試圖闡釋協調發展在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中的運作特徵。隨着科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互動與融合日趨緊密，協調發展的系統作用對系統轉型與結構調整的影響日益深化，並逐漸將科技經濟與社會系統納入其運作機制和功能結構的框架，成為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的戰略選擇。

 三、協調發展與變革趨勢

協調發展目標所作的歸納是表明一種現實，即全球科技促進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要求相應的戰略體系要適應這一環境的變化。而“協調發展”作為一種戰略框架正是適應這一環境變化提出來的。雖然科技促進經濟發展仍處在工業社會到知識社會並行轉變和交替之中，但科技促進經濟在全球範圍的跨國界、超領域的發展，需要我們從長遠的角度來選擇宏觀戰略目標，並進入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領域進行系統駕馭和戰略思考。

在整個科技、經濟和社會轉變過程中，一方面知識的生產力已經成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科技促進經濟成就的關鍵。知識已經成為首要的產業，這種產業為經濟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產資源。另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技術密集的製造業和較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有較大的市場需求並在中國發揮重要的支柱性作用。科技產業隨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及國內外科技創新與市場需求要求，而不斷改變自身的結構並適應發展的變化。由於科技產業（包括中低技術密集型）在全球範圍向其他產業領域廣泛滲透和擴散，知識產業及其服務產業成為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助推器”和“潤滑劑”。同時，為了促進知識產業及其服務業的發展，相關科研、教育、培訓和網絡等知識生產系統發展迅速，並隨着就業結構和就業人員收益率的轉移，加快知識人才資源的聚集和擴散。

擴而廣之，知識、知識網絡、知識人才構成了中國知識社會化和經濟知識化的發展動力體系。期間，我們極為有利的是，全球範圍的科技與知識的價值在不斷上升。消費活動逐步由物品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配置，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創新全球化競爭的大量閒置的中國知識人才資源不僅會得到迅速開發和利用，而且其自身價值不斷遞增，科技成果和社會選擇的範圍將不斷增大。隨着這種經濟增長變得日益依賴科技的進步，對於生產和分配這種知識及其知識人才的制度、政策的改革要求也在上升。一個使知識及其人才價值普遍上升的科技經濟體系中，不同制度安排和遊戲規則所提供服務的需求被這種知識類型的經濟增長所改變。各種保護性法律條例和法律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因為知識升值的環境變化以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成為可能。但必須承認，這種環境變化有時是緩慢的。有關立法和法律上的發展以及嚴格地貫徹實施，往往是在知識價值上升後或與國際規則接軌才使制度、政策和管理得到全面調整。

於是，歸結起來説，我們建立的協調發展理論和分析框架，是戰略性、體制性、政策性調整先於科技經濟增長的動態調整的過程。儘管一項制度或政策對知識生產並不完全依賴於經濟增長的考慮，但所產生的變化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也許，我們的分析研究不能解釋一項制度性改革的變化，但是可以用以確定這一變化帶來的科技、經濟和社會影響。這就是為什麼很難現想象，離開體制創新、政策創新和服務領域創新，知識價值理論和知識人才升值，以及知識在促進科技、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過程中能有多大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