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學：在哲學的啓示下 | 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08-28 10:15
托馬斯·庫恩和保羅·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家並不探求真理，因為根本不存在真理這種東西；布魯諾·拉圖爾和他的建構主義者-相對主義者同夥認為科學家制造事實，而不是客觀地研究事實；米歇爾·福柯認為”科學是另一種政治“，然而，《搞科學》要恢復這樣一個經典觀點——科學研究是要探索原始的真理。
本書的原創性在於它逆轉了所有當下哲學學派的傾向，在他們那裏哲學同形而上學是分離的，並與科學相隔絕。而邦格的主張是，一切知識領域的實踐者都需要採納適當形式的形而上學，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科學研究的成果。
——《馬克思與哲學》
撰文 | 馬里奧·邦格
來源 | 《搞科學》導言
本書聚焦發展過程中的科學（science in the making），以及它的哲學前提，諸如合理性、實在論，等等。雖然這些前提大多是隱含的，很容易被忽略，但實際上它們卻是極其重要的，因為有些前提有利於科學研究，而其他的一些前提卻阻礙科學研究。例如，主觀主義導致顧此失彼和無控制的幻想，而實在論鼓勵我們去探索世界並檢驗我們的猜想。
我們在學校和教科書中學到的一點科學是完成的產品，而新近的科學研究計劃的成果則發表在只有專家閲讀的期刊上。例如，僅美國物理學會就出版了十九種有同行評議的期刊。普林斯頓大學有位著名的科學哲學教授偶然訪問了美國物理學會，驚奇地發現世界上不止有一份物理學期刊。顯然，他不參閲科學期刊。
科學期刊發表原始報告、綜述論文，以及短訊。科學家的等級大致是以他在有很大影響的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來度量的——這是一個可以爭論的標準，正如加西亞（John Garcia）（1981）轟動一時的實驗所表明的那樣，它把研究質量同作者所在的學術機構的威望混合在一起。有些期刊有很高的標準，它們在十多篇來稿中只發表一篇。大眾媒體往往只傳播一些有關少數傑出論文的謠言。
顯然，僅靠閲讀權威科學期刊上新近的論文並不足以訓練出富有成果的研究者。發展中的科學只有通過做某種原創性的科學研究或重複這種研究才能學到，即令如此，人們還必須穿透圍繞科學的神話厚層。例如科學與技術的混淆，或者甚至科學與追求權力的混淆（一個代表性的樣本，可參見Numbers & Kampourakis 2015）。
讓我們看一看，例如，科學思想同自由幻想的差別。確實， 無節制的幻想屬於文學、藝術和神學；同樣確實的是，沒有幻想的、像科學那樣嚴格的工作，例如，烹調、縫紉，或者按照既定規則的計算，是一種更加單調的工作。
幻想——超越明顯的東西或陳腐之見——是創造性工作的本質，不管是在科學、技術、藝術、文學、管理或日常生活中，都是這樣。可是，我們不能被這種類似性引入歧途，因為科學家尋求真理，而在其他領域裏，則不要求這樣。
由於幻想在科學中的重要性，19 世紀德國大學的管理機構習慣於把數學家同神學家放在一個部門裏。當然，在這樣做時，它們忽視了數學家與神學家的不同，數學家花大部分時間來證明猜想，而不是來做出猜想。但是，證明只能在猜想之後，而且沒有提出新假説的規則：沒有發明術（ars inveniendi）這種東西。
另一個流行的錯誤是科學與人無關。這一點説的是，與愛情和滋味不同，科學研究是與個人無關的，人們傾向於説， 科學程序和成果是可理解的，並且符合客觀標準的評價，諸如原創性、明晰性、精確性、邏輯一貫性、客觀性，同以往知識總體的相容性、可重複性，屬於公眾領域而不是私人的宗派的領域。
但情況並不總是如此。當大學開始分為系而不是講席時，講席教授們的行為就像封建君主，他們中的某些人要求擁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在20 世紀60 年代，當西歐大學重組為系時，海德堡一位著名的教授名為M-L，拒絕併入系內，在他的門上掛了一塊板，上寫M-L 領地。而在一所西班牙大學中，一位量綱分析—— 應用數學中一個很小的沒有活力的部門——的專家，自己成立了一個系——一個人的量綱分析系。
説到科學- 哲學的聯繫，例如，談談第二性質（qualia）的研究，諸如顏色、滋味和氣味。當我在20 世紀30 年代上中學學習化學時，就背誦我們在教科書中學到的各種物質對感官的影響的性質，但從未處理過。例如，我們學氯氣，它看起來是黃綠色， 味道酸辣，有一種使人悶塞的氣味，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在實驗室中有用，但對理解化學沒有多少好處，不如學會去除實驗服的污點。
大多數哲學家都向我們保證，既然所有這些第二性質都是主觀的，它們都不能用科學來説明。確實，正如伽利略（Galileo） 在四個世紀前在《試金者》（Il saggiatore，1693）中所教導的， 科學（那時意指力學）只探討第一性質，諸如形狀、重量和速率。甚至在今天，第二性質的存在，時常用來拒絕唯物論（通常同物理主義相等同）。
那些哲學家要是知道了今天那些第二性質已被分析為大腦的某些亞系統的第一性質，可能會感到驚訝（參見，例如，Peng et al. 2015）。這項研究是認知神經科學家做的，他們利用腦成像技術，已製成“哺乳動物”（實際上只是鼠科）的腦的味覺性質的滋味圖。
特別是，他們已把滋味放在腦島——一個處在大腦皮層下面靠近眼睛的器官。他們已經知道甜和苦的感覺相距只約2 毫米。這種第二性質不僅可以用食物消化來激發也可以用光刺激或注射某種藥物來激發。尤其是，不用讀天性論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或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著作，老鼠可以訓練到克服天生的愛好——喜愛甜的刺激勝過苦的刺激。
所有這些研究都預設了唯物主義的（雖然不是物理主義的） 假説作為前提，即一切精神的東西都是大腦的。今天，大部分心靈哲學家都偏愛三種心靈哲學，即唯靈論、心理神經二元論和計算機主義，如果研究者被束縛於這些心靈哲學，他們就不可能接受唯物主義。
最後，當代對第二性質的科學研究並不是哲學→科學起作用的唯一例子。事實也表明，出現了反向作用的例子：某些科學發現能夠迫使某些哲學的變化——在這個例子中，唯物主義擴大到包括主觀經驗及其客觀研究，甚至是對自由意志的研究（參見附錄1）。
更精確地講，作為機械論的古代唯物論產生於兩千五百年前的希臘和印度，現在只是科學唯物論的很小的一個分支，它能夠影響所有科學學科，只要它能説明精神的東西而不是否定它。例如，流行的主張認為，意向性與因果性根本無關，當知道意向性是前額大腦皮層中的過程時，這種主張就消失了。
幾乎上述所有的例子都屬於科學哲學。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太尊重這個學科。因此，理查德·費恩曼（Richard Feynman）有一次把物理學哲學對物理學家的用處比作鳥類學對鳥的用處。
對此，人們可以回答，科學家不能迴避哲學，當他們對某種假想的實體或過程的真正出現或可理解性感到驚奇時，就是如此。例如，建造和資助像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費米實驗室和杜布納的那些巨大的粒子加速器時，爭論的焦點卻正是發現理論家所想象的某種實體或過程是否是真實的（參見 Galison 1987）。
尤其是，如果費恩曼曾對哲學有某種重視的話，他就不會混淆定律（客觀的模式）與規則（做事的規定）；他就不會假設正電子是走向過去的電子；他會把他自己著名的費恩曼圖看作記憶的手段而不是真實軌跡的描述；他也就不會寫出如下的話，“既然我們能寫出任何物理問題的解，我們就有了一個能自我支持的完備理論”（Feynman 1949）。
費恩曼可以把哲學摔在一邊，忽視有關實在論的玻爾- 愛因斯坦爭論（Bohr-Einstein debate），並宣稱“沒有人理解量子力學”，因為他選擇去做許多很艱難的計算——這項任務不要求哲學的承諾。此外，費恩曼是在物理學的一個成熟的分支內，即在電動力學內工作。這個學科是一個世紀前由安德烈- 瑪麗·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開創的，他在1843 年出版了兩卷本的論科學哲學的著作。
與此相對照，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知道他開創了一門新科學，他必須保護它，使它免受保守機構的攻擊。這就是他為什麼在公眾場合帶上正統哲學的面具，而只對少數親密朋友，或在他的私人筆記M 和N（Ayala 2016；Gruber & Barrett 1974）中，我們看到了達爾文的唯物論的心靈哲學（在1838 年！）和非經驗論的知識論。
特別是，達爾文認為——同英國的經驗論者的教導相反——每一種有用的（非平凡的）科學觀察都受某種假説的指導。這些哲學異端似乎幫助達爾文構思了他的科學作品，而且首先實現了他揭示生命之樹的宏偉目標。
作者簡介
馬里奧·邦格（Mario Bunge，1919-2020），物理學家、哲學家，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通曉西班牙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1952年獲物理學的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到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任教授，1992年當選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士，2014年獲頒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複雜性思維獎。他一生共寫了500多篇論文和120多本書，其著作在科學哲學圈有很大影響力，代表作為《基礎哲學論》。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太初有問題第二章 科學研究計劃第三章 成果的評價第四章 科學與社會第五章 公理系統第六章 存在第七章 實在檢驗第八章 實在論第九章 唯物論：從機械論到系統論第十章 科學主義第十一章 技術、科學和政治附錄1 擺脱自由意志：一種神經科學的視角附錄2 心靈哲學需要一個更好的形而上學參考文獻索引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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