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樣——山火之後，重新審視中國與世界_風聞

　　重慶的滅火之戰為什麼讓全國人民為之動容？這個原因很多，我先從家國情懷説起。重慶人民的家國情懷，在中華大地引起了強烈共鳴，也可以説引起了同頻共振。　　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實話實説，要不是澳大利亞和美國，我們都不知道山火來了竟然可以不想辦法去滅，而是去逃。

　　也就是家國危難之際，中國人潛意識裏唯一的選擇就是想盡一切辦法、盡一切努力去保衞。所以中華民族從來都是一個戰天鬥地的民族。

　　中國古代史有內外兩條主線。對外，那就是中原王朝想盡一切對抗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對內，那就是自然災害的應對和山河的治理。

　　但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保衞家國。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獨特的家國情懷，深深地植根於民族血脈，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你還別不信，世界其他文明還真沒有這個家國情懷。美國沒有，歐洲沒有，拉美、非洲、南亞也沒有，東亞東南亞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多少有一點。

　　為什麼中華文明形成了獨特的家國情懷，而其他文明卻沒有呢？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地理的原因。世界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做出了不同選擇。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都愛種菜。中國取回了月球土壤，大家最關心的竟然是能不能種菜。現在我們的空間站上有三位航天員，他們目前正在進行的試驗竟然還是種菜。

　　中國人走到哪兒，就能把菜種到哪兒。為了種菜，中國駐馬裏的維和部隊營地，經常把當地的沙漠開闢出一塊綠洲。

　　為什麼呢？因為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中國古代講究的就是耕讀傳家。耕田可以事稼穡，豐五穀，養家餬口，以立性命。歷朝歷代，無不以農為本。　　中國的古人堅信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雖然種地很辛苦，但不種地大家都得死，這是個亡國亡種的事情。

　　可古代種地又是個週期非常長的投資活動，隋唐之前基本上一年一熟。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全國上下，就指望這一季糧食來養活了。

　　這一季糧食，可以説是保命的東西。然而莊稼最大的威脅，則是外地的入侵和內部災害和動亂。

　　剛才説了，那個時候外部最大的威脅就是北方的遊牧民族。你這莊稼剛收好，他們就來搶，你説氣人不。

　　遊牧民族，人跟着牛羊走，牛羊跟着水草走。沒有了水草，就南下劫掠。居無定所，不會有固定的地盤，也不會有穩定的社會關係，自然沒有家國觀念。

　　而農業文明的居民，必然過的是定居生活，而且必須住在農田附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不可能住在城裏，早上騎着牛下地幹活。

　　不然剛走到田裏，抬頭一看到中午了，又該往回趕了。就算是沒到中午，牛跑了幾十里路，還馱個人，也沒力氣幹活了呀。

　　定居生活有個問題，幾乎所有的財產都是不動產，包括房屋和耕地。敵人來了，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啊，所以逃避不能解決外地入侵問題，必須直面面對。

　　如何直面面對？那只有建立防禦體系，比如蓋城牆、建要塞、興驛站，蓋烽火台。這樣的大工程，也必須傾全國之力才能完成，因此必須需要建立中央集權。

　　而對內呢？最重要的是要發展生產、對抗自然災害和國內秩序。農業社會發展生產，那就是多打糧食，因此必須興修水利、建設家園。這都需要集中力量。

　　搬家不解決問題。定居和農業都離不開水源。就算搬家，無非是從這條河邊搬到另一條河邊，無法徹底根絕水患。逃無可逃，必須治水。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專治各種不服！中國人的倔強，都寫在這個字裏》，其中提到，中華文明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治水史”。

　　大禹治水可以體現出中國人家國情懷，面對大洪水，中國古人沒有指望神靈賜予諾亞方舟，而是選擇了與水魔搏鬥。

　　尤其是大禹本人，三過家門而不入，更是體現了舍小家為大家的奉獻精神。大禹的足跡，遍佈整個中原，各地都有禹王的遺蹟。

　　大禹治水，那是四千多年前的事情。距今五千年多年的良渚古城，本身就是一套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範圍超過了一百平方公里，由11條堤壩組成。

　　整個工程量十分驚人，如果一萬人連續幹，完工需要10年。從土方量來計算，良渚古城工程量大概有1000多萬立方米、是胡夫金字塔的三倍。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是咱母親的脾氣你是知道的。面對大洪水，一兩個氏族部落根本就是束手無策。為了對抗天災，各氏族之間必須精誠合作，建立國家。

　　所以你看，我們的祖先為了種地多不容易。但也正是為了安安靜靜的種地，中國的古人也選擇了集體主義價值取向，集體改造自然，應對自然。這個集體就是統一的國家。

　　中國歷朝歷代，都十分注重改造自然環境（以便種地），比如周王朝就在中央設立了司空一職，工作內容就是掌管國內的水利航運和土木建造。

　　春秋戰國，就是農業國力大比拼的時代。奠定秦國國力的水利工程有都江堰、鄭國渠。都江堰和鄭國渠的修建，讓秦國有了兩大糧倉，為統一六國奠定了物質基礎。

　　除了改造自然環境，中國還形成了獨特的賑災和救助模式，一個是官方的，一個是民間的。面對災難，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進行賑災，古代叫荒政。

　　《周禮》中就記載了荒政制度，有十二荒政的説法。除了政府要組織排澇抗旱之外，還有散利、薄徵、弛力、施惠、舍禁和去幾等救濟制度。　　什麼叫散利？散利就是凡遇到凶荒之年，官府借給、或送給、或賣給百姓種子和糧食，秋熟後再還給公家，使民得利。

　　中國古代自周朝以後，都是以十二荒政為基本框架進行賑災的。古代政府賑不賑災，直接關係到其統治合法性。

　　小的災害，地方政府可以應對。如果是大的災害，則必須中央政府出面，從其他地方調集物資進行支援，這就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漢武帝初期，山東發生了洪災，出現了嚴重的饑荒。於是漢武帝“下巴蜀粟以振焉”，那個時候就從四川重慶調糧食賑濟山東災民。

　　由此可看，中國古代社會對內的治理，也是圍繞種地展開的。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很簡單，那就是安安靜靜地種菜（安居樂業），現在還有不少人嚮往田園生活。　　中國人對種地有多重視？從遠古神話就可見一斑。比如《后羿射日》這個故事，我們從小就知道，因為天上有十個太陽，太熱了，后羿就射下來九個。

　　其實你要看原文，你就發現不是因為十個太陽人受不了，而是十個太陽把莊稼曬死了。《淮南子·本經訓》中記載：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　　中國人平時安分守己，敬神如神在，但如果不讓種地了，這可就動了命根子：曬死我可以，曬死我的莊稼，我跟你拼命！

　　中國為啥沒有形成萬能的一神教宗教？因為不方便種地。種地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先人的經驗和積累，以及自己的勞動投入。

　　先人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把握住了農業生產的規律，也通過勞動為後世積累了房屋田舍、生產工具、水利工程等，所以中國人崇拜祖先，感恩祖先。

　　中國人無論是皇帝還是平民，都要兢兢業業。皇帝要守護祖上傳下來的江山社稷；普通老百姓也想要守護好自己的老宅子和一畝三分地，不然都沒臉去見列祖列宗。

　　中國人也敬神，但也服務於種地。中國的古代的祭祀活動，都是圍繞風調雨水來的，無論是祭天還是祭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　　北京天壇的主體建築為什麼叫祈年殿呢？祈年就是向神靈祈求豐年。每年正月，皇帝都要祭天，祈求五穀豐登、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月還要祈雨）。　　中國古人敬神但是不怕神，神也得各司其職，照章辦事。中國人刻畫的神仙形象，大多是行業標兵、道德楷模、勞動模範、愛國英雄、名臣良將等。

　　如果神仙不守規矩，凡人也可能掀桌子。具有反抗精神的神話故事有后羿射日、精衞填海、沉香救母、大鬧天宮、夸父逐日、哪吒鬧海等。

　　現實生活中，中國古代也比較唯物主義。儒家相信有鬼神，但不主張去追求和崇拜，孔老夫子定下了調子“子不語怪力亂神”。　　比如漢文帝本來是一位明君，結果因為跟賈誼聊了聊鬼神之事，被《史記》記下來了，然後被嘲笑了兩千多年，正如李商隱所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孔子的儒家思想，其實也是服務於農業的。農業社會，大家聚族而居，生活在熟人社會，需要一套綱常倫理來規範，這套綱常倫理就是儒家思想。

　　在農業社會，國家的基礎是家庭，最核心的人倫是父子、夫婦、兄弟。在這個基礎上，又衍生出了朋友、君臣等人倫關係。

　　這些關係交織在一起，就是一個人生活的集體。最小的集體就是家，最大的集體就是國，或者天下。

　　比如孔子強調仁者愛人，也就是要親愛他人，對他人有同情心、對他人尊重，首先要孝親，從愛父母、愛兄弟、愛家庭做起。

　　孝親敬長是一個人仁愛一切的起點和出發點。然後由孝親敬長擴展到社會上，展開成“泛愛眾”，用愛心去對待別人，達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思想境界。

　　古代一個觀點，一個孝順的人壞不到哪兒去。孝一直是評價一個人、考核官員甚至評價皇帝的基礎性標準，所以中國古代講究以孝治天下。

　　孔夫子説過：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簡單來説就是孝是忠的基礎，你要找忠臣，一定要到有孝子的家庭中去選拔。

　　如果祖國是母親，那麼對祖國母親的孝就是忠。為研究核潛艇三十年失聯30年的黃旭華是這樣理解的：對國家的忠，就是對父母最大的孝。　　長期儒家思想的浸潤，家國思想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骨髓。進而形成了的高度社會責任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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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意識裏，中國人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也有天下人管天下事的俠義心腸。很平常的家務事，立馬可以上升極高的高度：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不要以為家國精神是讀書人的專利。1937年的沂蒙老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沒上過一天學、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但都知道一個道理：不能當漢奸。

　　這次重慶山火，重慶人民挺身而出，不畏艱險，用於擔當，展現出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就更向世界展示了保家衞國的家國情懷。

　　再往前看看，為啥説“川人從未負國”，也是巴蜀人民家國精神的體現。抗戰時期川軍提出了“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不還鄉”的錚錚誓言。

　　最近幾十年的案例，無論是1998年的抗洪救災，還是2008年的抗震救災，亦或是2020年的開始的偉大抗疫，都是家國情懷的展現。

　　我們面臨家園被毀，從來沒有考慮過放棄，只有迎難而上。為什麼我們密接和輕症也要去方艙隔離？因為要斬斷傳播鏈，我們要保護家人，保護弱勢羣體。

　　《流浪地球》也是如此，當地球面臨被太陽吞噬危機的時候，中國作家沒有選擇乘坐“諾亞方舟”飛船逃離地球，而是選擇帶地球一起去流浪！

　　總之，中國古文明是農業文明，中國人有很深的戀土情節，“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家國思想。

　　但是西方國家，就沒有產生家國思想、家國情懷的基礎。剛才説了，中華文明是農業文明，但是伊斯蘭文明的源頭是遊牧文明，西方文明的源頭是海洋文明。

　　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都發源於地中海沿岸。那裏缺乏大河和大平原，不適合大規模的耕種，促使古希臘人走向海洋，要麼去海外貿易，要麼去海外掠奪。

　　無論是貿易還是掠奪，他們經常要面對陌生人和陌生世界，充滿了很多未知的風險。因此他們希望通過非常詳細的條款來提高貿易的成功率和穩定程度。

　　這就是所謂的契約精神。中國不是沒有契約精神，因為古代中國人生活在熟人社會，啥事都是熟人背書，你賴賬不還、做事不地道，名聲臭了，就社死了。　　他們出海做生意或劫掠，有很多未知風險，需要有一個心理上無所不能的保護神，所以後來西方接受了上帝（基督教）。

　　基督教作為一神教脱胎於猶太教，猶太教的形成跟猶太民族的遭遇有關。古猶太人（希伯來人）居無定所，生活環境惡劣，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

　　當時猶太人需要加強團結，凝聚人心擺脱困境。為了應對增強人們應對未知困難的信心，需要一個神秘的權威力量，於是摩西創立了猶太教。

　　宗教在西方社會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有時候把上帝當成了背鍋俠。只要是上帝允許（包括默許），什麼事都可以做。

　　雖然大家都見不到上帝，但能見到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這就是羅馬教廷，羅馬教廷以上帝在人間的獨家總代理自居，各地教會再從這裏批發（神權）。　　根據基督教教義，人人生而有罪，死後是要下地獄的。必須要經過懺悔，得到原諒後，才能升入天堂。

　　而總代宣佈，只有羅馬教廷具有赦罪的權力。他們掌握了讓人死後升入天堂的鑰匙，他們有權宣佈參加十字軍東征的人、到羅馬朝聖的人都能夠得到救贖。

　　很多人無法前往羅馬朝聖，後來羅馬教廷為了創收，製作了贖罪券，買一份就可以贖罪了。這簡直是直升天堂的綠色通道，也是辦壞事的護身符。　　所以西方社會做人辦事，都是以對上帝的信仰為第一位的，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當然，上帝本身很多行為都談不上道德。

　　上帝為了考驗以色列祖先亞伯拉罕是否忠誠，讓他用自己的獨生兒子以撒獻祭。亞伯拉罕一點沒猶豫，把兒子帶上山，準備殺了他獻祭。

　　雖然最後一刻被上帝阻止，中國人看這個故事會覺得不可思議，甚至覺得有點駭人聽聞，但在基督教中，亞伯拉罕體現了絕對的信仰，道德與否並非考量的重點。

　　還有諾亞方舟的諾亞，如果發生在古代中國，得知大洪水要來，畫面應該是這樣的，諾亞作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應該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苦苦哀求上帝。

　　如果上帝不同意，諾亞要麼死諫，要麼跟上帝翻臉，然後回去率領一幫人一起造方舟，一起築壩，要麼一起死，要麼一起渡過難關。

　　同樣是人類，你一個人溜去逃生，在中國要被罵成自私自利的叛徒。就算是活了下來，也是苟活。問題是在中國的語境裏，也對不住列祖列祖啊。

　　如果這麼做了，最後人類變成鬼，下了地獄到閻王爺那也不會放過他。這才是中國的故事版本，這樣一對比，我們就能理解中外價值取向的差異。

　　新航路的開闢，既有經濟利益推動（貿易或劫掠），也有宗教因素，那就是弘揚和傳播基督福音於全世界，哥倫布本身就是一個狂熱的基督徒。

　　哥倫布相信，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既然是替上帝辦事，那上帝一定會罩着，這就是為啥那時候西歐人普遍有進取精神和冒險精神。

　　當時有兩種觀念，第一，基督教國家有權力佔領異教徒的國土（不算侵略）；第二，羅馬教皇有權力決定尚未被基督教統治者所佔領的土地的主權歸屬。

　　這就是為啥西方的殖民侵略如此的心安理得，包括屠殺印第安人，也包括販賣黑人奴隸，因為得到了上帝的許可證。　　根據哥倫布跟西班牙國王的協議，政府出資資助他出海，如果發現了新的陸地和島嶼，他就是世襲總督，且可以獲得新土地上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當時無論羅馬教廷還是當地政府的政策，都是鼓勵出去殖民侵略的。這對於海盜和冒險家來説，是一個巨大的誘惑：成則會所吃饃，敗則入住天國。

　　西方殖民者，剛到北美需要印第安人幫助的時候，印第安人給了他們無私的幫助，他們稱印第安人為高貴的紅種人。

　　他們為自己精心構造了理論基礎，這個理論就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理論。這個理論，讓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印第安人。

　　當年希特勒也是這麼幹的，系統性地美化了雅利安人種和日耳曼民族，系統性地醜化了猶太人，為屠殺猶太人奠定了理論基礎。

　　根據文明與野蠻的對立理論，他們把印第安人塑造成了嗜血、殘忍、野蠻的形象，認為印第安人跟野獸無異，他們的存活簡直是對上帝伊甸園的糟踐。

　　當時著名的清教徒科頓·馬瑟污衊印第安人是“古銅色的異教徒，比地球上所孕育的最邪惡的魔鬼還要邪惡”，並稱清教徒“樂意與他們進行任何戰爭”。

　　這種理論，迎合了殖民侵略者的需求，甚至把自己的屠殺變成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但實際上，他們就是為了霸佔印第安人的家園。 

　　回頭再看澳大利亞和美國，這裏本來就不是他們的家園，他們只是鳩佔鵲巢的歐洲強盜而已，哪裏有什麼家國情懷。

　　再看看澳洲和美國的山火，不是因為滅山火風險大，而是因為滅山火風險大且收益低（預期）。他們才不管多少人流離失所，才不管會帶來多少生態災難。

　　2020年加州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山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美國林務局消防專家馬爾科姆·諾斯説：不管投入多少人滅火，都不足以把火撲滅。

　　這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看待問題的角度，一切從資本角度出發。而資本的投入是要有產出的，不幹賠本的買賣。

　　相反，如果高風險高收益，什麼樣的奇葩事都能做得出來，包括故意縱火。美國消防員縱火，是一個多年的頑疾，每年被逮捕的消防員有100多位。　　這是全美消防委員會官網的消息。原因很簡單，因為有火可滅，消防員才能掙到更多的工資。相當於縱一次火，就給自己拉上一個業務大訂單。

　　這種消防員縱火的事情，在西方國家普遍存在，包括澳大利亞、法國等。2020年1月7日，澳大利亞逮捕了一名27歲消防員，因為他縱火17次。

　　歐美國家的民眾，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沒有為集體利益付出的傳統。為公共利益而戴口罩都不願意，你還能指望他們為了公共利益去滅火？

　　他們的國家沒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他們的體制也決定了他們無法集中力量辦大事。因此，更不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普通民眾的家園。

　　到了晚清，仍在小農經濟的中國，遇到了工業化列強的有力挑戰。服務於農業社會的儒家思想，暴露出了種種弊端，中國社會陷入空前危機。

　　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人，進行了各種嘗試，或師夷長技，或揭竿而起，或自強求富，或改革變法，或三民主義，最終都不是很順利。

　　最終中國共產黨人挺身而出，重塑了家國精神，把中國人民重新組織起來，殺出一條血路，實現了救亡圖存，然後又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

　　這個世界上，我們不一樣。獨有的家國情懷（精神）註定了中華民族香火不斷，沒有家國情懷，也註定了歐美山火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