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浩真的是江郎才盡了嗎？_風聞

看甯浩的電影，從瘋狂的石頭，到賽車，到無人區，感覺是個有想法的導演。但是外星人真的非常非常讓人失望。從一開始的宣傳，什麼根據大劉的鄉村教師，改編了多久多久等等，給人就有種大事不妙的感覺。果然看過之後，電影完成度甚至還不如韓寒這種業餘選手。

外星人究竟是一時失誤還是甯浩真的江郎才盡了？

簡單地談談個人的看法。

在近年的創作中，甯浩似乎表現出一種“行貨化”的走勢，拍的東西失去了原始的靈感，也沒有了很強的作者性，變得更加“類型”。或者説，“江郎才盡”。

事實上，類型化的要求與作者性的追求，並不構成絕對沖突的關係。外界會產生二者衝突的既定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一些極端個案：畢贛、程耳這樣更加“偏科”、甚至在表述語言上都設置了較高的先天門檻的選手。而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這樣稍顯極端的“藝術家”，終究還是少數。更多的優秀導演，還是在二者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平衡------或者自身的風格、手法、表達，先天地適合大眾接收，或者通過後天的調整，做出一些適度的讓步和平衡，中和兩端的天平。

而甯浩在這種平衡上的拿捏，正在愈發嫺熟。在這方面最有説服力的作品，當屬《瘋狂的外星人》。在《瘋狂的外星人》之前，我們可以看到甯浩在商業/類型化/“行活兒”、與個人化/作者性/自我創作之間的平衡尋找，並且逐漸“上路”。他擁有一個非常優秀的開局。在早期的《瘋狂的石頭》和《瘋狂的賽車》之中，甯浩在自我創作上追求的，是蓋裏奇的《兩杆大煙槍》一般的敍事設計，通過構思巧妙、安排得當的劇情敍述，使觀眾獲得一種“原來如此”的觀影體驗。這樣一來，甯浩既增加了觀眾的聽故事體驗、創造了驚奇不斷的敍事效果，同時又實現了自己在敍事上對蓋裏奇的再現之追求。而對於當時“唯陣容論、唯大導演論、唯投資論”的大片式選擇傾向的華語電影消費市場來説，“創造敍事上的驚奇體驗”無疑是一個以小博大的最佳方式----無需明星，無需大投入，需要的只是在敍事上的精妙設計和劇情元素的細緻排列，從而讓獲得奇觀式劇情體驗的觀眾成為自來水，托起影片的口碑。

畢竟在當時而言，市場上是缺乏這種體量較小但質量不錯的影片，而充斥了太多的“大體量大製作”和“劣質小製作”之兩極化分部的作品。對於當時的觀眾來説，他們對大製作的選擇實際上是一種無良品之下的無奈決定---至少體量大明星多的影片還能看個熟面孔大場面，好歹也比三無產品更靠譜點不是。在這個市場裏，擁有着奇觀式敍事追求的甯浩的兩部作品，就提供給了觀眾一個“良品”的可選項，以小博大的商業效益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到了《心花路放》時期，可以看到，甯浩的自我與商業的平衡，做的更好了。事實上，在這部作品與《無人區》當中的期間，甯浩對於自我的定位很可能發生了一個改變。但凡是一個專業的電影導演，勢必都有他一個藝術之高度的追求，想要通過一些純藝術作品去為自己的藝術成就做高度的突破、為自己樹碑立傳。而甯浩的這個嘗試，就是《無人區》----不做妥協與讓步，完全地展示自我，從宏觀主題到表達系統，再到微觀體驗。

但是，《無人區》遭到了封禁和很大程度的刪減修改，呈現出來的公映版本在表達上比較不理想----徐崢角色最後的光明化和此前行徑的“被迫化”處理，使得“人性趨惡”的批判效果被極具地弱化了。當然，這是當時大環境的客觀所限。不僅是甯浩，曹保平在《烈日灼心》之中，同樣是安排三個主要角色的犯案從“有意識的主動犯罪”變成了“無意間的過失犯罪”，以此來為影片基調做光明化扭轉，但這也嚴重削弱了“太陽中也有黑子，壞人也有好的一面”的人性複雜論之主題---三兄弟從根源上就不是有意犯罪的壞人，那麼談何“黑子”呢？主題表達的基礎邏輯已然動搖了。而在商業上，由於內容與語言上的相對門檻，本片的結果也並不顯著，可謂是個人與商業雙雙低於預期效果。

在行業的大環境下，甯浩凝結心力、抱着衝擊個人藝術高度、設想為自己立碑的大作《無人區》，遭到了不可避免的藝術成果失利。而甯浩隨後交出的《黃金大劫案》，也證明了甯浩在此受到的藝術追求心的受挫程度。《黃金大劫案》是一部劣化的《瘋狂》兩部曲，依然擁有着各懷目的而將劇情複雜化的各色人物，但甯浩對這些人物目標的處理過於粗糙、敍事也變成了簡單的單線化，從而使得敍事的驚奇程度大大喪失了----觀眾再也沒有了那種“被掩蓋信息而難窺事件全貌”、“隨着敍事主視角的人物變化、敍事線索的切換，才獲得了更多的信息，從而逐漸拼接出了事件整體”的觀影快感了。

從《黃金大劫案》當中，我們看到了甯浩手法的不盡如人意，甚至一度的“完全商業”“削弱自我”。這部作品的個人表達價值並不算高，但同樣表現出了他的心態變化：不再追求個人表達的藝術高度，而是更多地側重於了商業這一邊---試圖複製自己此前的成功模式，哪怕是自己已然不太想去追求的東西。否則，他也不會做出一個似乎不情願、且動力不足之下的劣化成品。這個轉變固然是痛苦的，但卻引出了後續的平衡水平上升。

在《黃金大劫案》之後，甯浩將自己放棄藝術高度、轉而側重商業訴求的心態延續了下來，但卻試着在商業訴求滿足的前提之下，儘可能地拿出個人表達的完成度。這時候，甯浩交出的答卷，就是《心花路放》了。從商業上講，這部作品沿襲了當時市場廣泛接受的公路喜劇類型，並且在內在上吻合着當時興起的文青心態--對雲南和大理的嚮往、對詩與遠方的追逐。並且，甯浩也並沒有使用自己最初的奇觀式敍事，這也再一次證明了他在個人追求上對於敍事驚奇度上的熱情不再。但是，從個人表達的角度上看，在這部作品裏，甯浩極其巧妙地實現了自己的思想表述：他拍攝了追逐文青生活方式的人物，但在內裏實際上是嘲諷這些人的---你們的本質不過是追求肉體快感的下體動物而已。這種巧妙的平衡、基於商業訴求基礎上的適度自我表達、精妙而狡猾的操作，正是甯浩的所長。

《瘋狂的外星人》，正是《心花路放》平衡感的延續。

在這裏，甯浩的“類型化”似乎很強，帶着模板，而內裏的作者性卻也同樣不弱。他試圖探討“科技發展，力量增加，人類妄自尊大，自命為神，缺失敬畏”的主題，有些類似於《2001太空漫遊》。以經濟科技發展為後盾的人類，對於自身定位的估計過高，他們對神失去了敬畏，對動物則自認優等種族。實際上，從本片開場，甯浩就使用了理查施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的開場“日出”部分，並且在電影裏反覆多次使用。這便構成了甯浩對宏觀主題的一個重要表達部分---在斯坦利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之中，庫布里克同樣重點使用了這一段音樂。而這部影片的主旨，恰恰就是“人類理應重視、但已然喪失的，對神的敬畏”。與此同時，甯浩又做到了在類型化、大陸市場對接上的元素加入，將這些元素靈活地用在了主題的表達之中。這當然會帶來一些妥協。例如，在呈現方式上，他貼合了“屌絲”“反拜金主義”等擁有《泰囧》等成功案例的流行元素，並且甚至要納入很多並不高明的簡陋搞笑手法，來提高作品的商業性，從而讓主題完成度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總體而言，能夠給出成片水平的平衡，已經非常不易。在電影中，甯浩給出了美國人與外星人接觸的橋段。美國宇航員傲慢地自稱為“地球上最強大的民族”，從而對外星人產生了一種戲謔的輕慢態度，由此產生了外星人的反擊。這一幕，實際上已經點出了甯浩想要表達的主題內容----美國人自恃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從而對擁有更高科技的類神化存在（外星人）失去了尊重，藐視低於自己的存在。這一點也延續到了隨後的美國特工身上----他手握着手槍（力量的象徵），就以此來嘲諷試圖依靠動漫信仰拯救自己的酒癮少年（對精神支柱的漠視，對強大力量的自恃）。而外星人的反擊，也反過來表明了這個想法的錯誤---人類理應對自身的存在保持自謙。銜接下一段開頭的“世界公園裏的白宮和其他的名勝古蹟”，更是甯浩一種對自傲人類的嘲諷---美國其實不過如此，而全體人類擁有的光輝文明，也絕非人類自恃過高的資本和倚仗。隨後，劇情從“美國和外星人”的高度下沉，微觀到了普通民眾的層面，以黃渤為主，構成了主要的敍事內容。這段劇情的開始，是黃渤耍猴戲的部分，隨之與主題產生了緊密聯繫----他將猴子視為自己的馴獸，構成了人類自視甚高、將自己置於其他動物之上的表現。沈騰的出現，則將主題進一步落地。他和黃渤談論着從猴戲轉業到賣酒的事情，並大肆宣傳着自己的“賺錢至上”理論。這就將“人類自居高位”的主題做了一個微觀的“降級”，使之成為了更形象化的概念：經濟實力正是人類的倚仗所在，基於經濟實力所創造出的文明，才讓人類將自己放在了“神位”之上，忘記了自己也只是神明下面的普通種族。

當然，甯浩在這裏，也給予了黃渤區分於其他角色的一面，鋪墊他的自我轉變，也引導出了“反拜金主義”的要素。這個人物表現出來的，是不重視財富的特質----與動物園園長交涉時，他不關心經濟效益，只在乎“國粹”的思想，還被園長嘲笑（讓他去撿錢），也不關心沈騰口中能賺錢的買賣。而作為這一點與宏觀主題的連接，在不重視金錢的同時，黃渤也展示了自己對於神的敬畏之心：他信仰神明，日夜供奉燒香祈願。通過黃渤這個人物，甯浩將“自恃文明發展而自認神明藐視一切的人類”的主題，與“只重視經濟實力、有錢就自以為是欺壓窮人”的要素，做了一個對應。此外，這種操作還發生在了“沈騰賣猴”的橋段中：買家馴服了一隻鳥，讓鳥來夾紙幣，並且口稱“如果猴好，多加兩萬也行”。

接下來，劇情以三段式構成。第一段是外星人剛到來的部分。甯浩給出了一個“佛像特寫”與“外星人飛船降臨”的平行剪輯，使得外星人與“類神存在”的聯繫再一次被強化。而在外星人降臨之後，黃渤與沈騰的行為也是意有所指的----黃渤手裏抄了個金箍棒，形成了孫悟空的形象、沈騰臉上敷着孫悟空的面膜。這實際上暗示了他二人的潛在本心：在內心裏，他們將自己與猴子，更多視為平等的存在。這再一次鋪墊了二人在後半部的轉變。而外星人到來之後，首先是黃渤將其視作猴子，進行馴獸的練習，隨後則是外星人找回力量，反而將黃渤和沈騰當做寵物，構成了對人類自我膨脹的極度諷刺。第三段中，美國勢力加入，黃渤和沈騰憑藉猴子脱身，進行反擊。在試驗場中，黃渤為了脱身，將猴子當做外星人來互動，而美國人就此信以為真，在甯浩“升格鏡頭+宏大音樂”、美國特工於構圖正中央、仰拍強化力量的拍攝手法之下，以一種妄自尊大的形象，諷刺地與一隻猴子進行着煞有介事的互動。

通過這個三段式的結構，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甯浩對於主題的表達思路。第一段和第二段，實際上對主題形成了一種反差化極強的表達----第一段中，黃渤和沈騰將外星人視為低於自己的存在，但在第二段中遭到了反噬，反而是自己成為了被馴服的低等存在。而到了第三段，美國人的加入，影片基調再一次回到了宏觀主題之中，於人類文明層面，展現“人類自以為神”的荒謬。在最後，影片也在主題上形成了收束。在主題層面，甯浩用一個“美國特工、黃渤、沈騰一起敲鑼打鼓，反擊猴子”的慢鏡頭，強調了自己想要傳遞的一種“無視實力的大平等”。隨後，外星人最終與他們轉為和諧關係，回到了自己的星球。人類不應該以自己所擁有的實力而藐視弱者，也不應該以自身文明為倚靠而妄自稱神，宇宙之中還有外星人這樣的更高等生物---天下理應大同、眾生也理應平等。在微觀主題層面，黃渤在最後也實現了轉變，從一開始對財富一種“不高不低”的狀態（金錢理念淡薄，但又想要依靠“國粹”來賺錢），變得認清了自己真正重視的東西----“我就是個耍猴的”（徹底放棄金錢）。而當黃渤能夠放棄猴子自己逃生時，卻選擇了拯救猴子---將自己從人類的高位之上拉下來，對動物表現出平等的態度。

在這部電影裏，甯浩並沒有將外星人當做一個“純粹的神明”，而是一個掌握了更高級力量、反而將人類視為“下等動物”的存在---人類的同質化產物。正如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對比反差所展現的那樣，外星人對黃渤二人的欺壓，也正是人類對動物的欺壓。但是，這個外星人也是一個和黃渤類似的“兩面性角色”----他的內心裏同樣有着隱約的“眾生平等”理念。在被欺壓的第一段中，他就會通過香蕉，與“影片內食物鏈最低端”的猴子形成親密的互動。而在第三段中，他大發神威，激鬥黃渤等人，造型正是孫悟空的模樣----外星人與動物的同一性表現。更重要的是，在影片中，外星人與黃渤等人，恰恰是通過喝白酒，建立了情感上的聯繫，成為了外星人和人類達成和解的關鍵-----和人類一樣，外星人與人類也是酒桌建交情。從個人表達的層面上，甯浩設計了一個互為映射的主題模式。他試圖去闡述人類自恃力量的妄自尊大、面對弱小生靈的自以為神，並且否定這種行為。作為具體表現途徑，他藉助“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最強，地球最強國家”美國，對“人類”做了一層象徵---美國代表人類總體，與外星人進行互動。隨後，他將一切濃縮到了黃渤和沈騰兩個個體人物的層面上，並且將“自恃力量”的概念也相應地濃縮成了“以經濟實力為尊”的拜金思想。

由此，黃渤由“不在乎錢但又想賺錢”的中間狀態到“我就是耍猴的”（徹底放棄賺錢），與外星人由“內心存在平等看待人類的想法，但表現出藐視”到“和人類和好”的轉變，形成了對等的關係------黃渤徹底放棄了“經濟實力為尊”和金錢，外星人也放棄了自恃力量和居高臨下；否定了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也就否定了力量至上的自封為神。

同時，甯浩也同樣做出了個人表達與商業性需求的平衡。三段式的結構是非常重要的主題表達方式。與此同時，這樣一個結構，也創造了影片最大的搞笑模式---劇情衝突創造的反差效果。在第一段中，甯浩通過對觀眾的完全信息給予，使得觀眾成為了相對於人物的全知全能者，創造了“人物拿強力的外星人當猴子訓練”的反差效果。而到了第二段，甯浩則藉助第一段的鋪墊，使得黃渤二人與外星人境遇換位的畫面，構成了與第一段的反差效果。最後，在第三段中，甯浩再次進行信息量給予的操作---開場時黃渤訓練猴子的手段已經被觀眾所知，宇航服裏的是猴子而非外星人的信息也被觀眾所知，黃渤通過訓練手勢指揮猴子也被觀眾所知，但這一切，恰恰都不被美國人所知。由此，影片形成了“美國人拿猴子當外星人”的反差效果。這三段中的反差效果，主要是基於劇情製造的戲劇衝突而進行，構成了觀眾事先對於本片的“搞笑”預期的滿足。

另外，從劇情的角度講，甯浩對於主題表達方式的設計，同樣體現着他對於商業性的平衡。“神明”這個內容方向，對於以無神論為主要認知的中國來説，在語境上擁有着巨大的錯位---觀眾對其是有認知障礙的。因此，甯浩做出了兩個平衡。首先，外星人不定性為“神明”，而是“人類的同質存在”，並讓它往孫悟空靠攏，方便了非神治而是人治、西遊記情結深厚的中國人的接受。另外，甯浩將“人類自恃的力量”濃縮到了“經濟實力”上來做具象化，這樣一來，它恰好吻合了近幾年中國商業片中廣泛使用的內容：對拜金主義的反對，排斥金錢、崇尚“詩和遠方”的心靈雞湯。由此一來，黃渤的人物形象也就成為了商業片中非常常見的主角形象--平民階層的“屌絲”。這樣的市場平衡思路，勢必帶來影片的“科幻”屬性的相對削弱。甯浩並沒有在科幻的內容上走得非常遠，而是一觸即返。他給影片套上了一個宇宙、外星人的科幻表層，但實質上，劇情的主體卻非科幻相關的宇航、天文太空，而是如上文所述的“否定拜金主義”、“淳樸的屌絲”等被廣泛使用的商業片套路。甚至小外星人的設定，似乎也有對《捉妖記》（胡巴）、以及西遊記IP的“藉助”意味。同樣嚴重的是，雖然三段式結構創造了戲劇衝突的反差笑果，但很多時候，甯浩同樣也將搞笑放在了人物的“賣醜”和“出傻相”上。或許，這也是一種對於觀眾“淺層直接刺激”的無奈之舉。並且，在很多時候，甯浩將人物的搞笑放在了“賣醜”和“出傻相”的方式上。雖然他創造了信息提供操作上的劇情衝突和反差化效果，使人物的醜相脱離了“為醜而醜”的生硬撓癢癢（比如《大鬧天竺》），但是如果從觀眾的實際觀感來説，這實際上是一種五十步笑百步的杯水車薪。由於過多《大鬧天竺》式作品的泛濫成災，觀眾對這種“扯着脖子喊叫”、“賣醜相”的喧譁搞笑方式早已經產生了極度的審美疲勞和心理厭惡。因此，這種搞笑方式本身，就已經不足以滿足觀眾的笑點了，只要它出現即可以被觀眾拒之千里---無論是低級的扮醜、還是本片這樣創造了一些反差之下的不低級扮醜。哪怕是《泰囧》，拿到現在的話，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對於本片的操作，甯浩無疑是有些過於保守的。他試圖去觸碰一下新興的商業片未來---科幻題材，但又不敢走得太遠，在具體內容上回到了已成定式、模式成熟的既成類型化套路之中，且試圖實現雜糅。這也讓《瘋狂的外星人》與劉慈欣的《鄉村教師》，在很大程度上扯不上關係。

然而，以成片來説，甯浩無疑做到了相當程度的平衡。以一個主流華語市場的導演而言，這絕對不是一種“倒退”或“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