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病逝前, 仍為一事耿耿於懷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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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濱 | 美國威騰堡大學

（本文原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

【導讀】當地時間2022年8月30日，蘇聯解體31年後，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因病去世。事實上，蘇聯解體，至今仍影響着歐亞大陸的秩序演變。本文從個人（戈爾巴喬夫）、國家（蘇聯）和國際體制三個維度，審視那場“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的偶然與必然，評判政治精英的沉浮，以及國際體制轉型的震盪。作者認為，作為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冷戰體系終結和帝國解體中負有主要責任，直接導致蘇聯體制的癱瘓和瓦解，直到去世前，戈爾巴喬夫仍在為西方的戰略欺騙和帝國崩塌而耿耿於懷。與戈氏面對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時採取激進和天真的改革舉措不同，中國一直在探索和優化執政黨、國家和社會之間關係的不同機制和不同的排列組合；以開放姿態，漸進改革，靈活務實，使體制“立新”的速度和質量，遠超改造、破除舊機制的進程。在國際層面，蘇聯解體而導致的單極世界並未“終結”歷史，而是開啓了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盛極而衰的過程。面對中國歷史性的崛起，新一輪大國博弈已見端倪。

本文原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原題為《蘇聯解體30年：回顧與思考》，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思考。

蘇聯解體30年：回顧與思考

蘇聯解體20週年時，普京有言：**“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又過了10年，蘇聯作為一個曾經的理想和意識形態，一個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替代品，一個幾乎支配了整個20世紀國際風雲的龐大國家，她的苦難與輝煌、希望與失望、歡樂與悲哀，如今不過是一些特定的歷史符號，且漸行漸遠。往事不可追，未來不可及。21世紀西方最關心的問題，已經不是普京所説的“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Крупне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XX века），而是主導世界四分之三個世紀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能否存續的問題。“歷史終結論”本身已經終結，未來卻充滿極大變數。

本文力圖從個人（戈爾巴喬夫）、國家（蘇聯）和國際體制三個層面，審視戈氏短暫但卻足以改變世界的政治生涯，蘇聯解體的偶然與必然，以及伴隨蘇聯崛起和敗落的兩極體制本身的利害得失。

**▍****戈爾巴喬夫：“未蓋棺，已定論”？**2021年3月初，世界仍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陰影之中，對30年前的蘇聯解體之追憶卻不期而至。原因很簡單，2021年3月2日是戈爾巴喬夫90壽辰。戈氏作為蘇聯最後一任國家領導人，在任期間親歷了蘇聯超級強國的歷史性改革和解體。如今，蘇聯解體餘波尚存，不僅歐亞大陸碎片化仍在繼續，戈氏和當年眾多政治人物所憧憬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也已危機四伏，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難以為繼。唯一不變的，卻是人們對戈氏改革和蘇聯解體看法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西方仍高度評價戈氏及其改革。美國總統拜登在給戈爾巴喬夫的生日賀電中，稱讚他**“對自由的承諾和勇敢做出了艱難而又必要的決定，使世界變得更加安全，並繼續成為激情的源泉”。戈爾巴喬夫在任期間，其政策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1990年的兩德統一。德國總理默克爾為此再次感謝戈氏“為和平克服冷戰和完成德國統一做出的奉獻”**。另一方面，俄羅斯國內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看法仍以負面為主。戈氏90歲生日當天對塔斯社説，他當年的改革在俄羅斯仍是“眾矢之的”。皮尤（Pew）近年來數次民調數據表明，大部分俄羅斯人（三分之二左右）都認為蘇聯解體是件壞事，而35歲以上年齡段的人對蘇聯垮台持負面看法的更佔到78%。即便是在18-35歲對蘇聯沒有直接經歷的人羣中，仍有半數人認為蘇聯解體是壞事。**2018年的另一項民調顯示，只有5%的俄羅斯人仍然贊同戈爾巴喬夫當年的改革。**30年易過，俄羅斯國內外對戈氏評價的反差依然巨大。一國最高領導人，在國外被高度讚揚，在國內卻被人們摒棄，如此內外有別，且30年如一日，世界史上絕無僅有。

西方對戈爾巴喬夫的敬重，不僅僅是出於禮儀（戈氏是終結冷戰一代領導人中唯一在世者），更是基於利益。其實，戈氏“新思維”的最初着力點是外交。他在1985年就任蘇共總書記當年，就在11月與美國總統里根在日內瓦會面。一年後兩人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再度晤面，戈氏提出大規模削減戰略核武器的建議，美方為之震驚。次年美蘇達成歷史性的中導協議，解除了籠罩在歐洲上空的核威脅。此後，戈氏放棄“勃列日涅夫主義”，自東歐、阿富汗撤軍，促成兩德統一，對東歐劇變網開一面。戈氏一系列外交大手筆，令人目不暇接，在西方形成一股強勁的“戈爾巴熱”（Gorbamania），以至剛剛上任的美國老布什總統相形見絀。布什身邊的人透露，戈爾巴喬夫的頭像天天上頭版頭條，布什為此火冒三丈。為了給席捲西方的“戈爾巴熱”降温，老布什政府甚至以種種方式，包括髮布假新聞，以遲滯和干擾其前任（里根）與蘇方達成的各項協議的執行。由此可見，戈氏改革節奏和力度大大出乎西方意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單方讓利，不求對等。然而驚喜之餘，美國和西方對戈氏的善意和天真，充其量是積極推導、適當規範，但不會允許蘇方喧賓奪主。蘇聯領導人在西方走紅後，戈氏的處境其實非常尷尬。

30年後，戈爾巴喬夫承認其當年的政策“有誤”，也意識到有人批評自己“過於相信”他人。當年西方政要私下對戈氏多次表示，北約不會東擴，後來都不認賬。戈氏後來意識到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然而為時晚矣。對於戈爾巴喬夫的誤判，韓克敵在蘇聯解體20週年的一段論述非常到位：

美國的利益和蘇聯的利益有交集的地方，這一方面，戈爾巴喬夫看到了，這是他比其他蘇聯領導人高明的地方。但是，美國利益和蘇聯利益根本不一致的地方，戈爾巴喬夫沒有看到，或者説是看到了但天真地不願意承認。而這種根本利益的不一致，不會因為蘇聯領導人的變化而變化，不會因為蘇聯領導人世界觀的變化而變化，不會因為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化而變化。

內政方面，蘇聯解體後，戈氏對其政績的反思相當矛盾。一方面，他仍堅持認為儘管有些舉措失當，但改革的大方向正確，而且政治改革必須先於經濟改革。與此同時，他又多次表示聯盟應該保留。對此，筆者不懷疑戈氏保留聯盟的意願。蘇聯解體10年後戈氏訪問美國，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演講中，與主辦方的意願相反，他堅持認為蘇聯解體是一個錯誤，當時的場面相當尷尬。儘管如此，戈氏政策實施的結果，卻是打壓維護聯盟的愛國派，縱容親西方的自由派，而最終兩方面都不待見。當時的蘇聯政壇黨派林立，亂作一團，而人們的共識則是，“我們需要先擺脱戈爾巴喬夫，然後再重新洗牌”。作為蘇聯帝國和冷戰體系的終結者，戈氏內外政策引發的劇烈震盪，最終吞噬了戈氏本人。“當一個國家關注外來的評價勝過自己人民的感受；當一個國家的政治人物總是挾洋自重，希冀來自異域的聲援和支持；當政治領導人考慮個人利益甚於國家利益……這個國家也就不成其為國家了”，韓克敵如是説。普京時代，戈普二人的關係尚屬“正常”。普京治國，連選連任；戈氏退而不休，時而論政。蘇聯解體20週年時，普京稱蘇聯解體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戈爾巴喬夫則奉勸普京不要再度出山，“普京已經擔任兩屆總統和一任總理。如果我身處其位，不會再度參選總統”，戈爾巴喬夫告誡説。

儘管兩人理念南轅北轍，普京對這位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仍不失禮儀，甚至德俄首腦會談時，戈氏也應邀出席。畢竟，戈爾巴喬夫在德國被稱為三位“德國統一之父”之一。統一後的德國，一直是俄羅斯歐洲政策的基石，普京期待戈爾巴喬夫發揮餘熱，也是俄羅斯的利益所在。

2020年底，耄耋之年的戈爾巴喬夫在新著《何去何從：呼喚和平與自由》中強烈批評北約東擴：“北約東擴的決定是西方最大的戰略錯誤。它導致歐洲以至歐洲以外地區軍事政治形勢的動盪。”而書中對普京的評價也似更為接近現實：

當弗拉基米爾·普京成為總統時，俄羅斯一片混亂……在這一災難性的場景中，我很難想象任何人會按照“民主教科書”的套路按圖索驥……俄總統別無選擇，只能果斷行事。他的一些做法被稱為威權方式，社會上有人提出批評……如果威權的目的是為了建造一個強大的現代民主，那麼我就支持他，即便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具體做法和決定。

戈爾巴喬夫90壽辰時，普京也發了賀電。短短電文中，戈氏被評價為“當代出類拔萃之輩和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但更為關鍵的是下一句，“對國家和全球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毋庸置疑，戈爾巴喬夫改變了世界。至於是變好變壞，是禍是福，見仁見智，普京僅僅是在描述一個人與一個帝國“人是而物非”的事實。戈氏應是蘇聯最長壽的領導人（第二長壽者是87歲的馬林科夫，但他身居高位僅一個月便讓位於他人），也許也是俄羅斯帝國史上最長壽的執政者。一個夭折的帝國，一位長壽的掘墓人，二者之反差，足以令人思緒萬千。

筆者曾數次前往莫斯科新聖女公墓，那裏安葬着俄羅斯著名的作家、劇作家、詩人、演員、政治領導人和科學家等。這是一座特殊的無聲紀念館，它記錄了俄羅斯的輝煌和苦難，光榮與夢想，其中很多墓誌銘都在述説我們所熟悉的故事。不經意來到戈爾巴喬夫夫婦的墓地，戈氏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娃已長眠於此，右邊是為戈爾巴喬夫預留的空地。戈氏尚未蓋棺，歷史已有定論，即普京所説“對國家和全球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必然與偶然之間 

對於30年前的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在體制、決策和社會等宏觀層面，蘇聯的衰敗和解體非一日之寒，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體制僵化，經濟低迷，軍費沉重，兩線作戰，擴張過度，脱離羣眾……都程度不同地侵蝕着蘇聯的龐大機體。後續的改革失誤，外部干預，更加速了這一過程。對此，多數學者對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樂此不疲，也無可厚非。畢竟，龐大的蘇聯體制，即便是在正常情況下，也會積累種種痼疾，在飛速變化的外部世界的誘惑和挑戰中，顯得步履蹣跚，舉措失當，也在意料之中。

然而，世界上體制僵化、經濟不振的國家比比皆是，古今中外，尤其是帝國的消亡，無不經歷了漫長的衰敗過程，而且往往是在連年對外征戰和長期內部腐敗之後。而作為一個現代的超級強國，蘇聯解體過程異常迅速。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三天後便作鳥獸散，蘇聯龐大的黨政軍系統無所作為，快步進入自由落體的不歸路。對此，深受蘇聯文化薰陶的作家王蒙感嘆道：“蘇聯説沒有就沒有了，蘇共説解散就解散了，盧布説貶值就土崩瓦解……”

對於蘇聯體制的快速崩塌，近期學界的一些研究值得關注。其中復旦大學俄羅斯問題學者趙華勝教授提出的“淺層原因”，令人耳目一新。這篇2021年4月26日發表在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網站的“蘇聯解體的淺層原因”一文，不同於一般的學究式考證，而是力圖從“哲學角度”，將蘇聯解體的瞬間過程，置於歷史和常識的座標之中加以考量，開闢了一個觀察歷史事件和決策人物的不同視角：

蘇聯的制度模式有諸多弊端，但這些弊端與蘇聯解體沒有直接關係。要説有，也只是間接關係。這些弊端使蘇聯不得不改革，蘇聯卻在改革中喪失了存在。不過，葬送蘇聯的不是蘇聯制度模式，也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中的錯誤。改革在方向上是正確的，但方向正確不意味着政策的和策略的正確，也不意味着改革一定成功。反過來説，改革失敗説明一定存在嚴重問題，但不一定表明改革是錯誤的。

蘇聯的民族問題常常被用來解釋導致聯盟迅速瓦解的原因。趙華勝也認為蘇聯的民族問題複雜，處理有相當難度。更何況15個加盟共和國中14個是少數民族，其中6個信奉伊斯蘭教，少數民族佔全國總人口近50%。但蘇聯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非一無是處，而且還有比較成功的一面：

蘇聯最大的成功在於它使“蘇聯”和“蘇聯人”成為共同的身份認同（波羅的海三國除外）。俄語作為通用語言得到普及，世俗化深入社會，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可以共容，不同族裔的人可以在一起正常工作和生活，對民族身份和相互差別的感覺不是那麼強烈，不同民族間通婚也習以為常。誠然，蘇聯的民族關係並不完美，但民族關係總體上是好的，認為民族關係不好導致蘇聯解體是過於主觀的聯繫。

有鑑於此，改革的主要起因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是民族問題。事實上，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中，中亞各加盟共和國對保留聯盟的支持度達95%，它們對蘇聯解體“最初感到的不是喜悦，而是茫然甚至是失落”。根據一般的邏輯關係，趙華勝也不認同經濟困難和軍備競賽是蘇聯體制快速崩塌的直接原因。“從一般的道理來説，經濟狀況與國家分裂沒有必然聯繫……經濟衰敗確實使蘇聯國內政治矛盾加劇，社會不滿高漲，但它導致的結果是政治鬥爭激化和社會混亂無序，而不是蘇聯解體。獨立主要不是經濟訴求，而是政治訴求，經濟問題常常是獨立的墊腳石，不管國家經濟狀況怎麼樣，都可以成為要求獨立的理由……最終是中央政權癱瘓致使民族獨立如脱繮野馬，國家對局勢失去控制能力，使聯盟分崩離析”。

在這個意義上，趙華勝認為蘇聯解體是偶然不是必然。“聯盟中央有許多拯救聯盟的機會，即使是在聯盟存在的最後半年，機會依然存在，但聯盟中央的軟弱無能和優柔寡斷使它不能做出決斷，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趙華勝還特別指出，**在蘇聯處於國家命運多種選擇之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將蘇聯推向解體不歸路的居然是作為蘇聯主體的俄羅斯：**俄羅斯是蘇聯的主體，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就是蘇聯，蘇聯解體後也是由俄羅斯作為它的繼承國。但作為主體民族，俄羅斯自我放逐，要求從聯盟獨立，它不是把那些想離開蘇聯的共和國拉回來，而是鼓勵它們跑得更遠，並視它們為經濟負擔，將它們棄之如敝屣。主體民族要獨立，這在世界歷史上也少見，不能不説是蘇聯解體的一大奇觀，也是蘇聯解體不同於一般國家分裂的重要特點。

對於戈爾巴喬夫，趙華勝指出：**“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並沒有摧毀蘇聯的意圖，也沒有拋棄蘇聯的理論，在維護蘇聯的統一上，他的問題不在於‘背叛’，而在於失控。”**所謂政治背叛主要是中國部分學者的一種看法，認為蘇聯的解體是因為蘇共領導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背叛了社會主義制度，背叛了共產黨的領導。這種説法是對蘇聯解體的一種過於意識形態化的解讀。蘇聯解體與它的意識形態體系沒有直接關係，與它的國家制度沒有直接關係，甚至與誰是執政黨也沒有直接關係。

趙華勝上述推論，雖然是針對蘇聯改革的各種流行敍事方式的“哲學”反思，也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和國家機器與各種社會力量（包括市場和族羣）之間的互動層面。

在戰後的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學中，有兩個“基本盤”，即自由主義的類型論和現實主義的能力論。前者注重政體類型，即西式民主和自由資本主義類型國家屬於現代型；後者關注國家治理能力，不在乎國家政體類別。二者之間，自由主義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儘管新自由主義對西方本身侵蝕極大，但隨着冷戰式微，西方還是將新自由主義模式以所謂“華盛頓共識”推向世界，對中俄在內的轉型體制都產生巨大影響。對於一直以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為主線的蘇聯體制，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政策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震盪療法，與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所實行的經濟私有化一步到位的經濟震盪療法一樣，其結果是隻有致死的震盪而無任何療效。戈氏改革以弱化、迴避以至消除現存的政治秩序為前提，至少是忽略了西方政治學中現實主義大師亨廷頓的治理能力論：“人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

**亨廷頓在秩序與自由之間的選擇，其實是個偽命題。**在西方對中俄轉型研究中有一些幾乎一成不變觀念，如，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只有政治改革而無經濟改革；中國是漸變，蘇聯是突變，等等。這些看法不能説全錯，但僅僅着眼於中蘇改革的表象。在實際操作中，秩序和自由不是一個二擇一的問題，而是如何把握二者之間的“度”與“速”的互動和平衡。對中俄這樣的超大型的國體，如何在改革與秩序之間實現同步和均衡，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門藝術。這裏，筆者借用趙華勝的“哲學”探討的路子，以比較的方式，進一步審視戈氏改革。

首先是體制問題。雖然中國和蘇聯都實行過一定程度上相同的政治經濟體制，但兩國的國情和歷史非常不同，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工業與農業等方方面面都不盡相同。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一直實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的垂直系統。蘇聯體制下的企業廠長制，軍隊中的一長制（政治委員服從軍事首長），農村的集體農莊制度，都體現了蘇式自上而下的“管控”觀念和機制。**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蘇聯精英，對如何改動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完全沒有任何實際經驗，幾乎是跟着感覺走。而中國的政治精英則一直在探索和優化執政黨、國家機制和社會之間關係的不同機制和不同的排列組合。這其中包括學習蘇聯模式，但又力圖使之適應中國國情（如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國精英對各種體制的探索和嘗試，有經驗也有教訓，但從未停止過，包括在改革開放前十年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啓的歷史性改革，就是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開放的姿態，摸索、試驗和優化適合中國國情的治理機制。“治理”概念在中國，不僅僅是一般所説的國家治理能力（governing ability），或亨廷頓的靜態型秩序**（order）**，它包括“理順”各種複雜的關係（上下、左右、工農、軍民、貧富、輕重工業等），目的是“優化”不同的治理方式。**相對於中國的“動態”治理機制，斯大林以後的蘇聯官僚體制非常穩定，具有一般官僚體制的慣性和惰性；很難説是高效，但絕非是一個失敗的體制。正因為如此，要説服一個可以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強國的官僚階層對現存體制進行深度整改，難度非常之大。官僚體制對戈氏改革的抵制，迫使這位年輕的蘇共總書記只能在體制外營造變革的氣氛和聲勢，如所謂“透明化”（гласность）。而戈氏發起的“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蘇聯黨政機制的改革，卻使上下級、各部門之間相互掣肘，各自為政，最終釀成中央計劃體制的癱瘓，直接導致了1990年蘇聯全面的食品短缺。對此，《華盛頓郵報》當時指出，蘇聯的糧食危機與其説是戈爾巴喬夫政府沒錢從國外購糧，不如説是蘇聯管理體制的混亂所致。在民族政策方面，戈氏為了反對黨內強硬派，採取以下逼上的手法，不僅給地方放權，甚至對民族分裂勢力網開一面。1990年開放黨禁後，戈氏甚至允許民族分裂政黨、宗教政黨合法註冊。在這個意義上，戈氏的“重建”，其實是一個弱化以至破壞現存體制的過程。破舊而未立新，蘇聯體制氣數已盡。

相比之下，1978年以後中國改革基本上是一個重建各級國家機制的漸進過程。此前十餘年裏，中國實行的是一個高度分散的機制，其結果是在改革開放之際，中國並沒有一個類似蘇聯那樣盤根錯節的官僚體制。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精英對中國自身的經驗教訓、蘇聯體制和各種不同的選項，採取開放姿態，漸進改革，靈活務實，避免了長期的、全面的、戰略性的重大政策失誤；中國政體“立新”的速度和質量，遠超改造、破除舊機制的進程。這也許是中蘇兩大轉型社會的最大不同。

2004年，在參加美國前總統里根的葬禮後，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駐美大使李肇星説，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沒有一個鄧小平”。戈爾巴喬夫此刻的心情肯定非常複雜。17年後，趙華勝的哲學觀點更為尖鋭：

蘇聯領導人治國無方，在操作層面犯有一系列致命錯誤，這是中央權力衰落的又一關鍵因素……聯盟中央有許多拯救聯盟的機會，即使是在聯盟存在的最後半年，機會依然存在，但聯盟中央的軟弱無能和優柔寡斷使它不能做出決斷，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戈爾巴喬夫在偶然與必然之間的選擇，或無力做出任何有意義的選擇，也許就是蘇聯的宿命。

**▍**冷戰結束vs.蘇聯解體 

30年前，蘇聯解體，兩極終結，西方精英彈冠相慶。西方政要在給戈爾巴喬夫90歲生日的賀電中，除了對戈氏泛泛的溢美之詞外，絕口不提蘇聯解體問題。這種選擇性的“失憶”，也許會淡化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中的個人色彩，但客觀上模糊了冷戰終結與蘇聯解體之間的界限。

蘇聯解體30年後，西方敍事中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已經步履蹣跚，難以為繼，西方自身在民粹主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夾擊下也已滿目瘡痍。甚至疫情以前，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連年征戰和無休止的“人道”干涉，已經造就了大批失敗國度，極端主義盛行，難民浪潮滾滾，極大地衝擊着西方本身。而西方學界最熱門的話題，竟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在這個意義上，蘇聯解體而導致的兩極體制結束，並不是此前冷戰的結束，而是此後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盛極而衰的開始。**蘇聯解體這個“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其實並非西方有意為之，但它至今仍然影響着21世紀的地緣政治走向。這不是一個哲學問題，更非價值判斷，而是一個簡單的歷史認知，即冷戰至少在蘇聯解體前五年（1987年）就已成為過去式。與此同時，美蘇主導的兩極體制依然存在，但兩國政治精英之間已視對方為夥伴而非對手。數年後蘇聯解體，則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一）冷戰結束的若干“拐點”**柏林牆倒塌數月前，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斷言西方自由主義已經完勝任何其他對手，“在未來世界中，人們不再會為了某種純粹的空泛目標而前赴後繼；世界範圍內可歌可泣的意識形態之爭，將讓位於經濟核算、為解決技術問題而進行的無止境的努力，對環境的關愛，以及消費各類奇技淫巧所帶來的滿足”。

而蘇聯解體一年前，美國老布什總統也宣佈“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已經降臨：

這是一個新時代，世界將免於恐怖，人們將致力於公正，追求和平。在這個世界會讓東西南北各國共同繁榮，和諧相處。千百年來，人類都在對虛無縹緲的和平孜孜以求，但卻陷於無數征戰和屠戮之中而無法自拔。此時此刻，一個新世界即將誕生，這將是一個極為不同的世界，她將是法制取代叢林規則的世界，各國將共同承擔維護和平和正義的義務，強國會尊重弱者的權益……

這裏，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都不以蘇聯解體為前提。二人所憧憬的新奇世界，恰恰是以蘇聯存在為基礎的兩極體制。英國史學家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則認為，冷戰在1986年10月11日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和1987年12月7-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蘇峯會上就結束了。**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冰島就全面銷燬各自在歐洲的中程導彈達成共識，一年後在華盛頓正式簽署中導協議。一個更為安全和穩定的世界秩序已經成型。與此同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政府期待或臆想蘇聯即將垮台，而蘇聯解體時美方毫無準備。儘管美方希望對蘇聯經濟施壓，但美國自己的情報機構卻（錯誤地）認為蘇聯經濟狀況良好，可以支持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事實上，里根總統本人確實相信美蘇應該在排除恐怖的核平衡條件下實現共存，而不管其撰稿人如何為他的演講稿字斟句酌，也不管他那並非聰明睿智的頭腦中如何作想。里根所夢寐以求的是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在那個離北極不遠的冰島，正值陰冷的深秋季節，里根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一拍即合。

顯而易見，美國所關注的是蘇聯的對外政策和能夠威脅美國的蘇聯核戰略，為達此目的，美國期待一個相對無害的兩極體制，並不指望改變蘇聯國家機制的性質或弱化其執政能力，更沒有尋求單極世界的奢望。

（二）兩極的誘惑里根理想中的無核世界，其實是對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確保相互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核戰略出於本能的反感。在兩極體制中，核武器成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器”，經歷了最初的核壟斷到後來的核均衡的過程。霍布斯鮑姆認為，美國在廣島投擲第一枚核彈4年之後（1949年），蘇聯成功引爆了第一顆核彈；1952年11月美國首顆氫彈試爆9個月後，蘇聯也成功引爆了第一顆氫彈。“至此，美蘇雙方都放棄了以戰爭方式應對對方的政策，因為那無疑是一種自殺行為”。

其實，對兩極體制諸多“優越性”的洞察更為超前的，是美國學者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至少在美蘇冰島峯會前半年，加迪斯就在美國《國際安全》期刊發表了著名的“長和平：戰後國際體系的穩定因素”一文，認為冷戰本身就是一個相當穩固的國際體系：“冷戰縱然有相互競爭、令人焦慮和無可置疑的危險，然而大國關係卻保持了20世紀最長久的穩定。即便與近代史上最為長久穩定的大國關係相比也毫不遜色。”在加迪斯看來，冷戰時期的世界並非太平無事，但經過早期的磨合之後，美蘇雙方在冷戰後期（20世紀60-70年代）逐步建立了若干隱性的“規則”，包括默認彼此的勢力範圍，容忍對方一些並非友善的行為，避免直接的軍事衝突，核武器作為最後手段，在對方領導層危難時期不落井下石等。對於最後一點，加迪斯着重指出，美蘇雙方在冷戰期間從未公開質疑對方領導人的合法性。

加迪斯認為，在諸多因素中，美蘇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逐步確認的“確保相互摧毀”的核武器原則，以及一系列的軍控、監察機制，在兩極體制中促成了美蘇間“相對安全觀”的建立，排除了單方面追求絕對安全的可能，因為一方的絕對安全意味着另一方的絕對不安全。**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沒有戈爾巴喬夫與里根達成的中導協議，美蘇主導的兩極世界已經實現了相對均勢。**不僅如此：兩極體制的穩定確實需要雙方審慎、成熟，並富有責任感。……雙方都認識到競爭是國與國關係中的正常現象……這首先需要意識到安全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一國之安全不僅取決於為自身安全所採取的措施，而且要顧及這些措施是否會對對方造成不安全感。

與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規模的熱戰相比，冷戰確實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但作為“長和平”的冷戰並非歌舞昇平，美蘇雙方從未停止過在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層面的對峙和競爭。筆者在此僅僅強調冷戰也許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國際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美蘇即使不喜歡彼此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但至少會為了保全自身而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

（三）不對稱的共存之道整個冷戰期間，蘇聯的綜合國力一直遠低於美國。二戰結束，美國經濟和國力傲視全球。雖然美國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初嚴重下滑，由債權國變為債務國，被迫放棄金本位，但美國的西歐和日本盟友經濟復甦和起飛，大大加強了西方的整體實力。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在冷戰時期獲得相對安全的環境，是在美蘇間綜合實力非常不對稱的情況下取得的相當不錯的結果。不可否認，核武器是兩極體制中最為重要的平衡器，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國精英對蘇聯的觀念也有相當程度的變化，其拐點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危機對雙方震撼極大。危機持續的13天時間裏（1962年10月16日-28日），美蘇兩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動用核武器，美國總統肯尼迪面臨的不僅僅是令人捉摸不定的赫魯曉夫，而且還有美國國內強大的軍工集團和鷹派人士。不得已，肯尼迪繞過美國的軍政情機構，通過非正式渠道與蘇聯高層直接溝通，最終化險為夷。導彈危機後數月，美蘇立即着手建立“熱線”，以及時溝通，防止誤判，便於預防和管控危機。1963年8月，美英蘇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為後續一系列軍控協議開闢了新徑。

然而更重要的是理念的變化。1963年6月，肯尼迪在美利堅大學發表了著名的“和平演講”，提出要尋求“一個不是由美國的戰爭武器強加給世界的‘美國治下的和平’，而是一個真正的和平，一種使地球上的生活有價值的和平，一種使人民和國家能夠成長、充滿希望並且為其子女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不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和平，不僅是我們時代的和平，而且是永遠的和平”。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肯尼迪這段發自肺腑的文字仍然令人心動。受到震動的也包括竭力反對肯尼迪政府對蘇“妥協”的極右派和鷹派。肯尼迪數月後被刺身亡，極右派和軍工集團難辭其咎。肯尼迪之後，尼克松和卡特政府先後與蘇聯達成了若干軍控協議，美蘇兩國基本實現戰略穩定。

決策界之外，美國學界對蘇聯也相當“客氣”，20世紀70年代主導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realism 或 neorealism）認為，兩極體制是最為穩定的國際秩序，從理論上論證了蘇聯在西方主導下的國際體系中的合理合法地位。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學界對蘇聯的研究和關注也趨向“正常化”，至少部分實現了去意識形態化。

相比之下，在中國崛起的21世紀，美國流行的“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基本上排除了國際秩序和平轉型的可能。政治學和中國研究中，“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垮台論”持久不衰。在政策層面，美方一直拒絕接受與中國的平等關係，拜登在就任後第一個外交政策演説中就信誓旦旦地宣稱，在他任內中國別想超過美國。

同為共產主義大國，美蘇當年攜手在兩極體制下結束了冷戰，如今美國為了阻止中國崛起而重啓冷戰。戈爾巴喬夫治下甚至戈氏以前的蘇聯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其實相當友善。按照特朗普時期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凱潤·斯金納（Kiron Skinner）的説法，冷戰期間與蘇聯的競爭不過是“西方家族的內部之爭”，而美中之間的競爭是兩個文明和兩個人種之間的鬥爭，“這是美國從未經歷過的”。

冷戰作為“西方家族的內部之爭”已經在1987年結束，二戰後的東西方冷戰成為事實上的“長和平”，而美國與“一個非白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即中國）的“文明”（即種族）之爭卻是無解的。

（四）戰略欺騙與北約東擴蘇聯解體後，北約東擴成為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死結，從1999到2008十年間，北約東擴三次，先後將東歐九國和波羅的海三國納入北約體系，對俄羅斯安全利益構成極大威脅。對此，俄羅斯一直堅持北約東擴違反了西方領導人與戈爾巴喬夫的“君子協定”。然而，即便是在西方內部，關於北約東擴的起因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一部分人認為，西方確實曾向蘇聯領導人保證過北約不會東擴。而另一部分人則堅稱，當年美國和西方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從未涉及北約東擴問題。

近來，“否認派”中有人“反戈一擊”，承認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至少兩次得到美方口頭保證。美國資深俄羅斯問題專家詹姆斯·哥特傑爾（James Goldgeier）2019年末發文説，**美國的第一次保證是在1990年2月，當時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親口對戈爾巴喬夫説：“北約不會令其軍隊向東移動一寸。”**貝克也同意戈爾巴喬夫“北約的任何擴展均不可接受”的説法。此前，西德外長根舍也宣佈：“北約需要做的是明白無誤地宣佈，不管華約有任何變動，北約絕對不會東擴，就是説，不會逼近蘇聯邊境。”**1993年10月，美方做出第二次保證。當時克林頓的國務卿克里斯托夫在莫斯科對葉利欽説，美國不會支持新成員加入北約，而是要建立一個包括所有前華約國家的“和平夥伴”機制。**然而一年後，葉利欽發現北約擴員已箭在弦上，不禁勃然大怒。對於上述歷史，哥特傑爾不持異議。但又筆鋒一轉，認為美方既然贏得了冷戰，便可從實力出發，為了自身利益而改弦更張；通過北約東擴，為中東歐這一歷史上動盪不安的地區提供安全保障，無可厚非。哥特傑爾“美國贏得冷戰”的説法，至少混淆了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這兩個完全不同的事件和時間點（冷戰至少在蘇聯解體前5年就結束了）。儘管如此，此種非歷史和反歷史的説辭在美國早已深入人心，成為不容置疑的標準敍事。甚至一向慎於言辭的老布什在1992年大選時，也以“贏得冷戰”為競選口號。對此，美國的“冷戰之父”喬治·凱南予以駁斥：如果任何一屆政府宣稱，它可以對地球另一面的一個大國內部的混亂不堪施以決定性的影響，那一定是十分幼稚的……沒有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任何個人“贏得”了冷戰。

不僅如此，凱南還強烈批評北約的首輪東擴，稱之為“美國外交在後冷戰時期犯下的‘最致命的錯誤’”（the most fateful error）。它會對“俄羅斯輿情中的民族主義、反西方傾向和尚武情結火上澆油，不但無助於俄羅斯的民主進程，還恢復了東西方之間的敵對氣氛，驅使俄羅斯外交與我們的意願背道而馳。”凱南其實一直強烈批評美國高度意識形態化和高度軍事化的冷戰外交，也因此長期處於邊緣化狀態。

哥特傑爾的“美國贏得冷戰論”，其實是一個對北約東擴的結果加以“合理化”解説的“馬後炮”，但還是赤裸裸地展現了美方的戰略欺騙手段。貝克1990年2月對戈爾巴喬夫的“北約不會令其軍隊向東移動一寸”的保證，離東德退出華約還有8個月，距華約正式解散還有15個月。如何説服蘇聯領導層支持兩德統一，自廢武功（解散華約），貝克必須有所表示，又避免留下字據，因此口頭保證最為合適。按照哥特傑爾的説法，北約真正東擴時，蘇聯已經解體，其繼承者俄羅斯本身自顧不暇；當年的決策人亦都已離職，他們之間的口頭保證也就不了了之，北約東擴由美國説了算。

戈爾巴喬夫對北約東擴的態度並非前後一致。2014年10月他對俄《生意人報》説，從未與任何西方政要討論過北約東擴問題。在2021年5月21日接受德國《圖片報》的訪談時又換了説法：“從那以後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與蘇聯解體有關……西方很多人都難掩內心的喜悦，這其中包括當初對我們保證‘北約不會令其軍隊向東移動一寸’的人。”直到耄耋之年，戈氏才認識到，蘇聯解體為北約東擴排除了最後一道障礙，然而為時晚矣。 

**▍**蘇聯之後，一個解體的世界？ 

然而30年前的蘇聯解體，兩極體制終結，至少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國際體制層面的兩個變化。一是“終結歷史”的“自由國際秩序”本身也盛極而衰。蘇聯解體後，西方失去外部制衡力量，進入“為所欲為”（realms of choice）的時代。從20世紀90年代的波黑、科索沃戰爭，到21世紀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戰爭，以及從未停止的“反恐”戰爭，西方自由-干涉主義在世界範圍窮兵黷武，造就了大批“失敗國家”，無數難民，以及無法根除的恐怖主義，最終禍及西方本身。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新自由主義“無為”更無治，貧富差距陡增，精英羣體墮落，最終使反體制的民粹主義異軍突起，席捲西方各國。美國/西方也許贏得了冷戰，卻失去了和平，更要丟失自我。在這個意義上，蘇聯解體與自由國際秩序“終結”似有不解之緣。

第二個國際體制的變化是重回大國競爭。西方“自由國際秩序”式微，不會以歷史再次“終結”而壽終正寢，而是以美國/西方與中俄兩大國重新為敵而啓幕。不無諷刺的是，在蘇聯解體之際，西方與中蘇兩國均關係頗佳，如今卻自我放縱為激烈競爭、甚至敵對關係。戈爾巴喬夫90歲生日後，97歲的基辛格五週內三次警告説，除非中美之間相互理解並實現共存，一個充斥核武器併為人工智能所支配的世界，將面臨類似一次大戰的滅頂之災。

**90歲的****戈爾巴喬夫仍在為西方的戰略欺騙和帝國崩塌而耿耿於懷，比他年長7歲的基辛格卻已經感受到世界末日的凶兆。**然而兩位當年叱吒國際風雲的老者所面對的，是仍在夢想舊冷戰的榮光、又對新冷戰躊躇滿志的同一批精英羣體。西方的淺薄、貪婪和危險就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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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3期，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歡迎個人轉發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